第十七章 “客日强而主日弱，终恐非计”（1 / 2）
进军浙东——反对“借洋兵助剿”——“士民嗜利忘义，争附洋人”——“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
咸丰十一年底，江西太平军被鲍超军多次战败，但李世贤大军则在浙江继续得手，八月攻占严州、绍兴，十月攻占宁波、台州。浙江省除杭州外，只剩衢州、温州、湖州还在清军手中。温、湖二州四围都是太平军，清军只控制了衢州与江西接壤的通道。清朝廷看到江西已缓和，浙江却紧急，就诏命左宗棠赴浙督办军务。左宗棠奉旨后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曾国藩这时也认为浙江亟待救援，密疏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写信给左宗棠说：“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十二月，朝廷下旨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左宗棠于咸丰十年八月领兵出征，不过一年余，就由四品京堂候补升为地方大员，可说是升官快捷之至了。
楚军初出湘时只有五千人，后来陆续增加到八千余人。但是兵力和将领仍远远不够。左宗棠奏请调广西臬司蒋益澧（字芗泉）任浙江布政使，并募兵三千人随来；又调湖南总兵刘培元任衢州镇总兵，也募兵三千。培元熟悉水战，衢州是水陆通途，命他设立水师，帮助陆军作战。这样，楚军兵力达到一万余人，兵力较前雄厚了。
左宗棠研究了浙江的局势，认为太平军攻陷全省各地，如摧枯拉朽，浙事之败，首先是由于当局者有依赖心。军兴之始，浙省竭尽全力供应金陵、皖南各军的饷需，希望依靠他们的力量保全本省，因而对于练兵选将漫不经心。浙皖清军失败后，又赶忙收集败兵残将，给以重饷，以为可以一战。结果兵越多，饷越困难，军令不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因此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要申明赏罚，给兵将发足饷，但对兵员应严加淘汰，补募一批真能作战的勇士，因此将蒋益澧和刘培元调来。对付太平军的策略，应该是“避长围，防后路”，先使自己巩固，宁肯缓进，断不轻退。这是他一贯的军事思想，也就是如夏炘所说：“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既慎于前攻，也慎于后顾。”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很为欣赏。当左宗棠提出全军援浙的策略时，曾国藩赞扬他“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同治元年九月，苏州、常州的太平军反攻包围金陵的清军，皖南太平军又攻占宁国县城，徽州告警。曾国藩急请左宗棠派蒋益澧军增援。但是益澧军正在汤溪与太平军对峙，无法抽调，只派了王文瑞军越过界岭，在休宁、歙县之间驻屯，示以威慑。曾国藩后来认识到所提要求不仅办不到，也于大局不利，复信给左宗棠说：
弟当危迫之际，每每不自持而陈说及之。胡润帅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时，独阁下向无此失，从未出决办不到之主意，未发强人以难之公牍，故知贤于弟远矣。
曾国藩认为左宗棠的谋略、在考虑处理问题上，不仅远胜于他，也胜过胡林翼。胡林翼死后多年，他每当与左宗棠谈及军事、人才、国家大势时，总念念不忘胡林翼，总是以胡、左、曾三人并列，可见他们三人关系非同一般。
同治元年正月，楚军进入浙江，收复了浙西的开化，太平军退到遂安、常山一带。楚军乘胜追击，二月又收复遂安，太平军损失很大。左宗棠命令王开来和王文瑞分守开化和遂安，亲自率大军向衢州进发，三月抵达江山，在清湖击败李世贤军，李世贤本人也几乎被抓获。六月，楚军进抵衢州城外，刘典、杨昌濬部队攻城北，刘培元、王德榜攻城东南，太平军败退，衢州解严。李世贤退到金华。李世贤在浙江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无前。但是进入浙江，他就连吃败仗。遇到楚军这支老对手，又吃了一次败仗。
这一战后的一二年间，清军和太平军形成了拉锯战。太平军人数众多，勇武善战，势力仍然强大。左宗棠采取的对策是：步步为营，每得一地，决不轻易放弃。这样，太平军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小，日蹙一日。同时太平军在江苏的形势也不利。李鸿章军于同治元年三月从安庆增援苏州、上海；曾国荃军于五月进窥金陵，前头部队已进驻雨花台；彭玉麟的水师也已到达护城河口。天京危急，李世贤奉洪秀全命，率一部分部队回援天京，在浙西的太平军群龙无首，陷于被动地位。
那年四月，因失守宁波被革职的原宁绍台道张景渠从定海招收了一批海盗，收复了太平军占据的定海，然后又与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和英舰队司令刁乐德克密商，于十二日联合英法海军进攻宁波，英舰“会战号”首先发炮攻击，经过数小时炮战后，登陆占领宁波城。同时仙居民团也趁此收复了台州城。这次战役，太平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法国舰队司令耿尼、英国将领科诺华等28人被打死，英国舰长克莱吉受伤，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也受重伤撤走。这是在浙江首次发生的“借洋兵助剿”事件。
清朝廷“借洋兵助剿”太平军，在近代史上普遍被认为是一件不光荣、屈辱的事。借洋兵的事来源很早，咸丰三年当太平军进逼南京时，就有些人（如苏松太道吴健彰）提出请美、英、法派海军进入长江，帮助阻止太平军前进。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对付太平军，但是遭到咸丰帝的拒绝。咸丰四年，清军邀请法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攻陷由小刀会起义军占领的上海县城，这是第一次“洋人助剿”的实例。但在随后的谈判中，咸丰帝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助剿”建议。
咸丰十年，又有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建议请英军助剿，咸丰帝在奏折上批云：“若藉资夷力，后患无穷。”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法公使向奕表示，愿帮助共剿太平军。咸丰帝经考虑后，还是认为“藉夷剿逆，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所以终咸丰之世，“借洋兵助剿”虽建议多次，也曾在上海实行一次，但终未被清廷正式批准。
慈禧太后掌权后，改变了态度。她与奕都赞成与外兵合作，“同心灭贼”。同治元年三月上谕宣称：“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同时指示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还说：“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
上海的一些官员、士绅、买办等本来就极端崇洋媚外，早就希望靠外国兵力来消灭太平军。以道员吴煦和杨坊为首，与一个美国人华尔合作，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拼凑了4500人的洋枪队，后来改名为“常胜军”，主要由中国民勇组成，另雇有100余名外国领队官任训练和指挥。这是一种中外混合军。另外，英法两国还派出军舰和陆军，直接参与对太平军的战事，并供应军械、运输等。此后，“洋师助剿”就成为合法了。
利用洋师和洋船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他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曾从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是曾国藩门生。太平军占据金陵后，他曾在家乡协助办理团练，后来加入曾国藩幕府，很受曾国藩的器重。同治元年命他回家乡招募淮勇七千人，又配备一部分湘军，成立了独当一面的淮军。曾国藩又奏荐他任江苏巡抚，以上海为基地，配合围金陵的曾军，进窥苏、常一带。
李鸿章像
李鸿章回家乡组建了淮军，由安徽去上海，如走陆路困难重重，沿途都是太平军。他于是与英商订立合同，重价雇用英轮，将淮军八千人分批运到上海。他这次与洋人合作得手后，很得意，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他看不起吴煦、杨坊这批人，认为他们“外交之术过趋卑谄”，“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他也不愿外国直接出兵攻打苏州、常州和南京，以免外国人夺了头功。但对局部利用外国兵，像华尔的“常胜军”这类组织，则完全赞同。
曾国藩在对待“借洋师”上和李鸿章有相同的观点。李鸿章还未到上海时，曾国藩就明确地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李鸿章到上海后，向曾国藩报告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上海总要洋人保护方好。”他又表扬华尔一番，说：“华尔打仗实系奋勇……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华尔原来与吴煦、杨坊关系密切，后来转而受李鸿章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