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客日强而主日弱，终恐非计”（2 / 2）
张景渠与英法军联合攻占宁波时，左宗棠还远在浙西，顾不上浙东沿海。他对勾结外兵的张景渠十分厌恶，既不表扬，更不官复原职，而另委派史致谔任署宁绍台道。那时宁波的防守全靠英法兵，因为兵力不足，刁乐德克就仿照上海常胜军，在原英领事馆通事郑阿福招募的“绿头勇”基础上，增募一千人，组成中英混合军，分为“常安军”和“定胜军”两队，通称“绿头勇”。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海军参将勒伯勒东也招募了一千人，与余姚士绅谢敬的“黄勇”合编成“常捷军”，通称“花头勇”。五花八门的中外混合部队纷纷成立。
美国人绘制的洋枪队士兵
几个月后，太平军反攻宁波，李鸿章派华尔的常胜军由上海往宁增援。清朝廷同时命令左宗棠派兵航海赴宁波，协同华尔作战。左宗棠当即复奏，以宁波远在海边为由，暂时无法派兵去，而且说：“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表明了他不赞成借洋兵的态度。华尔的常胜军和宁波地方军配合，接连攻占了余姚、慈溪、上虞、嵊县等地，但华尔在进攻慈溪时受重伤，旋即死去。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人戈登继任统领。
当法将勒伯勒东组织“常捷军”时，清廷谕旨李鸿章和左宗棠，给以署理浙江总兵的中国官职。李鸿章迅即通知史致谔，要他照会勒伯勒东。他又通知左宗棠，给勒以总兵札凭（任职证书）。左宗棠本来不愿管这事，认为李鸿章既然就近和史致谔联系，也应由他就近发札凭给勒，他也便于控制，上海离宁波近得多。但他虽然远在浙西，但因究竟是浙省巡抚，还是只好遵旨将札凭发给勒。他在奏章中借此阐述了自己对洋兵、洋人和洋奴的看法，说：
沿海各郡自五口通商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以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论。近闻宁波提标兵丁，多弃伍籍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抑，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他认为利用洋兵，从长远来看，有很大的害处。耗费国家巨饷来养洋兵：将来洋兵日强、华兵日弱，养虎为患，后患无穷。他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已组建的洋军，但对于上谕不能采取对抗的态度，只提出予以限制，对那些谄媚、依附洋人的洋奴，包括见利忘义的市井无赖和昏庸无耻的上层人士，也予以猛烈抨击。
清廷看到他的奏折后，批示中打了一通官腔，给他碰了一个钉子。说他所提出用洋人的流弊，“朝廷早已虑及”。命令左宗棠与洋兵配合，“想该抚等必须遵旨妥办也”。
慈禧太后已决意要借洋师助剿，谕旨一再下达，左宗棠只能遵旨，但思想上却无法接受，在他权力范围以内，仍处处要予以限制，甚至遣撤洋兵。李鸿章给新任宁绍台道史致谔的信说：“此时专意仰仗西兵，亦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请丈静心忍耐，听客所为。……洋人船坚炮利，即大可恃。”他的崇洋倚洋心理昭然若揭。左宗棠则告诫史致谔，不要以为洋兵有什么了不起，有所长也有所短：“洋兵于海上之战最为得力，若入内港，则胜负参半。若舍船上岸，遇稍劲之贼，则更难得手。”他对于借洋兵助剿的既成事实虽无可奈何，但仍主张力加限制或及早遣撤。在给史致谔的信中又重申了上朝廷奏折的严正态度：“洋兵洋将费中国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此时猝加裁减，势固难行；然一任其逐渐增加，饷从何出？将来一有哗索之事，或遇调发之际，挟制多方，洋将且有所借口，以为诿卸之地，此宜早为之所者。”他告知养洋兵的后患：“十数年来，习见我军政之不修、将士之驽弱，务思驾而上之。不审我为时局所缚，不能不降心相从。遂尔多方要挟。……我不求彼之助，彼无可居之功，尚可相庇以安。否则衅端日积，何以善其后乎？海上士大夫多不知兵，故宜妄自菲薄，所思议者，无非得过且过之计。公宜图自强之策，勿为所误。”
同治元年十一月，左宗棠部将魏喻义攻克严州，楚军一路沿钱塘江东下，另一路肃清东南沿金华至诸暨、萧山一线，目标直指杭州。宁波的中外混合军也渡过曹娥江，进窥绍兴。同治二年正月，蒋益澧、高连升、王德榜、刘明镫、刘典等部相继收复汤溪、金华、龙游、兰溪等城。福建军林文察收复武义、永康。太平军放弃东阳、义乌逃走。刘璈军又收复浦江、诸暨，水师也由富阳迅速东下。踞绍兴的太平军守将陆顺德害怕被两面夹攻，就弃城逃往杭州。绍兴成为空城后，已进至北官渡的宁波军由法将德克碑率领，进入绍兴城。
以法兵为主的洋兵进入绍兴城后，干了许多坏事：酗酒闹事，抢劫居民财物，太平军留下的财物也被席卷；甚至先入城的清军也被洋兵遍身搜查。他们抢得财物后，又强迫卖给当地居民，居民拿不出现钱，就强迫立下借据，这样，居民共“欠”法兵约银11万两。居民和清官兵都气愤不已，敢怒而不敢言。左宗棠得知后，立即写信将详情告知总理衙门，并指出：“洋人在内地强横之状，实有不可以情理论者。……上年冬间，宗棠曾以洋将洋兵之害详告史致谔，嘱其勿事招致，无如甬、沪各绅富均视洋将为重，必欲求其助同防剿，以至自贻伊戚。……洋将有功则益形骄慢，日后更多要挟，已饬史道乘我军声势正盛，将洋兵陆续遣撤。”
左宗棠正式提出遣撤洋兵后，史致谔回信说：“常安军即英国绿头营，拟调回宁波分别遣散。常捷军即法酋教练花头、黄头营，阅时既久，喧宾夺主；而且绍绅还欠他们米、物价十一万两，分立五个月票据，现尚无力偿还。此款不清，必不听撤。”左宗棠无可奈何，只好指示史致谔：一面遣撤绿头勇，一面与宁波绅商筹商，设法筹借款项，代绍兴商民还清欠款。裁撤常捷军务必“慎速图之”。
常捷军统领德克碑已是第三任。第一、二任勒伯勒东和达尔第福先后在绍兴战役中丧命。绍兴收复后，德克碑要求再招募一千人助剿，左宗棠严饬不准。德克碑很骄横，在绍兴纵兵抢劫，又向地方官吏日夜逼索“欠”款。总理衙门知道后，向法公使交涉，要求惩办德克碑。法国改派实德棱取代德克碑。德见势不妙，就来严州大营求见左宗棠。
左宗棠听说实德棱也是个好利不讲理的人，到宁波后，就强索旅费5000两，和地方官争执不休，而且又有后台，来了以后，要赶走他比较困难，常捷军更裁撤不了，还不如德克碑容易约束。因此接见了德，待以礼貌，同时示以中国的威严，谕知他：“中国剿贼并不需要借助外力。”和他订了条约存案：须听左宗棠约束，不许节外生枝，兵员不能增加。德克碑表示一一接受，对在绍兴所作所为，也承认错误，并连称愿出死力报效，谨受节制。左宗棠告知他，既任中国总兵，就要遵照中国仪节，但准许他仍可以行脱帽握手礼。他第二天来见时，果然将一把大络腮胡子剃掉了。左宗棠用洋将是不得已，他报知了总理衙门，又写信给史致谔，再次告知：“洋将宜撤，弟早陈之。”嘱他早日清理绍兴绅民欠款。他对洋兵洋将与中国官兵一视同仁，有表扬也有批评，给奖决不过重，洋将在左宗棠麾下也颇听节制。一年后，洋兵洋将都陆续被遣散。
张景渠在浙江首倡借洋兵，左宗棠很厌恶他。可是后来李鸿章却为他铺叙夺取宁波、绍兴的功劳，还上奏朝廷，要求发还过去抄没他的财产。左宗棠知道后，十分愤慨，上奏予以驳斥。当时有人认为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张景渠借洋兵的事可能是他主使，至少也是事先同意的。他断然否认，奏中说：“宁波辖境之复，张景渠求助洋人，并非臣意……浙江因借助洋人之故，翻致多费周章。洋人入绍兴后，多方挟制，经臣据理力争，始俯首听命，愿受节制。”他又说明了太平军自绍兴撤退，主要是因楚军连克金华、萧山各城，加之水师东下，恐怕两面受敌之故。太平军退后，德克碑才入城，“洋将德克碑尚不敢居以为功，何况张景渠借洋将洋兵之力，希图赎死者乎？”他批驳了李鸿章为张景渠摆的功，说：“论功未足蔽辜。”拒绝发还抄没财产。张景渠失守宁波，但后来收复了失地，还攻占了绍兴，对清朝廷也是功过相抵的。
左宗棠却认为他“功不足蔽辜”。“辜”有哪些呢？他擅借洋兵，引狼入室，不仅惹起很多麻烦，使宁绍以致全浙人民深受洋兵欺凌，而且丧失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气节，这就是最大的罪恶！和这种罪恶比起来，“功”就微不足道了。
左宗棠反对“借洋兵助剿”，鄙视媚洋分子如张景渠等，这自然会触犯主张借洋兵的李鸿章以及慈禧太后。他不能不遵从谕旨，也不能不用几名已为朝廷认可的洋将，但严格予以限制，不许胡作非为，有损民族利益。他反对借洋兵的主张，在奏折中，给总理衙门和同事、朋友的信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些书上竟说什么左宗棠是“法国侵略势力培植的代理人”，“与勒伯勒东和日意格相勾结，组织常捷军”，“仰仗法国流氓的保护”等，这是写历史却不顾历史事实，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可谓厚诬古人了。
近年来有些严肃的史家查究、评论了这一段历史，说：“左宗棠对清政府‘借洋兵助剿’政策，曾进行过相当程度的抗争，基本上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不是扩大了‘借洋兵助剿’的事态，而是尽可能地把它限制到最低程度，以致取消‘借洋兵助剿’。他对列强侵略本性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在民族矛盾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左宗棠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没有减退和消失，始终对侵略者怀有戒心和敌意。他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坚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在恶劣的环境中与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岑生平）这是一段史学家的有代表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