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乘虚捣其巢穴香港，痛创敌军于天津内陆”（2 / 2）

他的两条计策，一是兵法上所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派奇兵直捣英军老巢香港，广州敌人将不得不后撤回援，这也是围魏救赵之计。另一计是重兵驻守天津，引敌从海上登陆。他一向认为西方列强海军强大，在海上颇为厉害，清军非其敌手；陆上作战，则不过尔尔，双方势均力敌。中方兵力兵源胜过敌人，可围而聚歼之，消灭敌人于内河内陆。他这两条建议如能被清廷采纳，也许英法联军打不到北京，圆明园也不会被烧毁了。

可是清朝廷毫无与英法侵略军作战的决心。当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广州时，咸丰皇帝下谕旨说：“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他既不愿失败，又害怕战胜，一时战胜了，害怕敌人增援，战事扩大。清朝廷认为心腹之患是太平军，是“家贼”，外敌倒是次要。在内乱未平之际，对外敌可以屈膝投降，因此对这项建议不予理睬。虽然清朝廷内部也有极少数人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当英法联军北上驶抵天津时，翰林院学士潘祖荫提出：“英法联军任情要挟，决不可与之议和，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用民。”清朝廷认为“中原寇盗未平，军饷短绌，又值海运尚未全数抵津”，因而仍然曲意姑容，对敌人进攻丝毫不做准备。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英法军舰开到大沽口外，四月突然攻击大沽炮台，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除了要求无理赔款外，又扩大了《南京条约》中所享受的特权。俄、美两国也趁火打劫，打着“调停”的伪善幌子，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除了没有索取赔款外，英法得到的特权，他们也都得到了。

咸丰九年五月，英、法、美公使带着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他们这次是到北京换约。清政府预先通知他们，军舰不要随便驶入大沽口，但侵略者公然不顾国际法，径直驶入大沽口。不想这次中国炮台给予痛击，英舰有四艘被击沉，另几艘受伤，海军上将何伯受伤，登陆部队伤亡也很大。由“中立者”美国的兵船相助，英法侵略军才得以退出大沽。

英法不甘心于这次的失败，咸丰十年初派出更大的舰队来华，并向清政府宣战。当清政府还在梦想和平、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英法联军迅速在北塘口登陆，占领了天津，然后又打到北京，放火烧毁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掠走了所有的珍贵文物。咸丰皇帝早已逃到热河，恭亲王奕奉皇帝命和英法侵略军缔结了《北京条约》，除了又增加赔款外，还将以前不平等条约中的各项特权更加扩大、更具体详细。通商口岸更多，外国兵舰可以在内河任意航行，外国人可以在内地随意游历，税率更低，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等。这次英法联军的侵略战争又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林则徐的抵制、销毁鸦片完全成为徒劳了。

左宗棠对待外敌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对国内的“叛乱”则采取慎重的态度，这和朝廷衮衮诸公大相径庭。当鸦片战争爆发，他还只是一名乡村教师，就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向朝廷献计献策，但是，“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他这个山村小民的意见无从上达，也没有人理睬他。太平军战事起，他却不是那样积极，多次谢绝朋友和官方的邀请，徘徊观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明显表示了他对内战和外战的不同态度。

这次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地位已有所变化，虽然仍只是幕僚，但能通过巡抚来揭露广州傀儡政权的实质，提出抗拒英法的建议和策略，并且毅然以抗拒英法侵略为己任，表示湖南可以去帮助两广解围，说：“论局势须吾省为两粤一解北急。”那时虽然太平军内战正炽，他却主张派重兵去防守天津，狠狠打击侵略军。湖南正处在太平军经常犯扰之际，他宁愿将湖南事务摆在一边，带兵到广东去和英法联军作战。他重视外敌侵略更甚于内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清朝廷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不平静，对外敌可以妥协投降。左宗棠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内的安定、统一固然十分重要，但当外患严重时，决不能以内部问题为借口，向敌人屈膝求和，而应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分出缓急轻重，恰当地抽调一部分精锐力量，抗拒外侮，这是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被清廷采纳，但是对当时社会却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次是左宗棠在湖南幕府中参与的最后一项重要决策。当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时，他已经离开湖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