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乘虚捣其巢穴香港，痛创敌军于天津内陆”（1 / 2）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抗击英法侵略军献策——“万园之园”圆明园被烧毁

左宗棠在湘幕六年中，还协助骆秉章办理了一件重大外事，提出了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方案。虽然没有得到清朝廷的采纳，但充分显示了他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和才干。

鸦片战争后不久，太平军战事起，国内连年战乱，形势更加危急，大清帝国的外强中干，已彻底暴露。西方列强看到英国首先得到好处，也都不甘心落后，纷纷跃跃欲试，企图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大肆掠夺一番。英国也并不满足于《南京条约》中所攫取的那些权力，胃口越来越大。正如左宗棠所说：“我愈俯，敌人愈仰；我愈退，敌人愈进。”不久就发生了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事件。

咸丰六年（1856年），即《南京条约》签订后12年，左宗棠正在湘幕，在广东发生了所谓“亚罗号事件”，英国借口这一件小事，突然发动对广州的攻击。亚罗号船是一只海盗船，船主是中国人，雇用了一名英国船长，悬挂英国国旗作掩护，在沿海劫掠客商。中国当局抓了12名中国水手。英国帕麦斯顿政府正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因此小题大做，气势汹汹。法国的拿破仑第三皇帝也借口有一名法国教士在广西西林被杀害（西林知县否认有此事），即所谓“马神甫事件”，也决定参加战争。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军舰联合驶进珠江口，占领广州，俘虏了包括总督叶名琛在内的全部清朝大员。

叶名琛是一个昏庸的官僚。他身居要职，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扶乩请仙。遇有大事，更是要请神降旨，自己毫无主张。广东是华南门户，西方列强侵略，首当其冲。但是叶名琛对付敌人的态度是：既不备战，敌人进攻时，又不防守抵抗，也不和敌人议和。这样眼睁睁看着敌人杀进城来，他既不自杀，以身殉职，又不投降，还不逃走。他被英国人抓到军舰上，后又被送往印度监禁，两年后死在加尔各答。当时人编了一条顺口溜，讽刺并痛斥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像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昏庸人物，竟然被安放在两广总督这样重要的职位上，清朝廷吏治、用人的腐败，也可想而知了。

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以后，成立了一个以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府，命他继续以巡抚名义向清朝廷遣送奏章，但都须经过英法侵略军的审核。可笑可气的是，清廷对这样一件重大的事，竟懵然一无所知，咸丰帝根据叶名琛以前的报告，认为敌人无足畏，叶名琛是从扶乩中来判断敌人的情况，朝廷却信以为真，大为放心。英法军占领广州之后一个多月，咸丰帝还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上谕中说：“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这时叶名琛已被英国人监禁，咸丰帝却还在嘉奖他。

湖南和广东毗邻，两省商旅往来频繁。广东发生的事情，湖南很快就能知道。英法侵略战争起后，左宗棠十分关心，也很焦急。他从广东来的商人中了解了详细情况，又对广东过境的官方文件仔细查核，将真实情况报告骆秉章，代骆秉章拟了奏疏，报告广州已失守的真情，清朝廷这才恍然大悟。左宗棠还通过骆秉章的奏折，揭露了叶名琛平日不能团结民心、临战又不能预为戒备，只知道扶鸾降乩，搞迷信活动，祈求神佛保佑。广东的失败，是叶名琛等地方官愚昧无知、一味求和乞降所造成的，并不是“夷人狡悍难防所致”。他在奏中指出：“只要经理得宜，民心团结，士气宏扬，敌人亦何能为患？！”

他当时已意识到英法舰队可能北上，对京津进行威胁，写信给胡林翼，对广州战役战败、政府屈辱投降的表现十分愤慨，说：“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他还提出抗拒侵略的策略：“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当可得志。但只求勋旧诸公勿参异论以惑视听，则吾事谐矣。”

他提出派重兵驻守天津，抗击敌人入侵，不失为一条很好的策略。但是他也认识到，王公大臣中有很多投降派，可能会加以阻挠。在当时妥协投降的议论甚嚣尘上之时，他却坚决抗敌，毅然以抗拒英法侵略为自己的责任。咸丰八年正月，他通过为骆秉章草拟的奏折，提出了一套抗拒英法的完整计划。奏中说：“香山、东莞、新安三镇，民气最强。但得一二好州县暗为布置，许以重赏，令其密相纠约，勿漏风声，飙忽而来，趁夷兵赴省之时，乘虚捣其巢穴，夺其辎重炮械，则逆夷回顾不遑，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挟？亦未尝非制夷之一奇。……天津内河水面窄狭，非夷船之利，诚能制之于陆，一面痛创，亦当不敢妄有要挟之心。总之，制夷宜于内河，宜于陆战，不宜与之角逐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