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2 / 2）

他在陶家坐馆，一坐就是八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胡林翼因丁父忧，回到益阳老家。他经常来小淹陶家，帮助岳母处理家事。旧友重逢，二人都高兴异常，似乎有谈不完的话。他们都精通历史，常以历史为鉴，借古论今。白天谈不完，晚上连床夜话，又回到九年前在京师初会时的情景，这时鸦片战争刚结束，屈辱的《南京条约》已签订。他们对外敌的侵略、当权者的卖国投降，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书生报国无门，不会有人来理睬他们。

他们之间既无所不谈，也常常开开玩笑，互相吹嘘。左宗棠以诸葛亮自诩，诸葛亮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忠于蜀汉的，同时也是“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介节之士。左宗棠以诸葛亮的“忠介”自励。他也自以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可和诸葛亮比美。其实，照史家陈寿的记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不高明，那是《三国演义》渲染出来的。左宗棠自比诸葛亮，也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是在友人中却传开了。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等在谈话和书信中，往往有“诸葛”二字，那便是指左宗棠，宗棠有时也以此自称。其实，诸葛亮只辅助了一个偏安王朝，而且是在内战中以失败告终，左宗棠的功业和军事才能是超过诸葛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左宗棠曾去长沙，见到老师贺熙龄。当他回到小淹时，才知道陶澍夫人已病逝。翌年胡林翼来吊岳母之丧，在小淹住了10天。这次又畅谈一番。

左宗棠和胡林翼虽然是莫逆之交，但性格却又不全同。宗棠自说是“刚而褊”（刚直而褊急），林翼是“通且介”（正直但通达圆熟）。宗棠考虑问题周密，性子太直，有什么话就说，也不管对象、时间和地点。林翼告诫他：“虑事周密固然好，但太过分则反有害。论事太尽，话说得太绝都不好。说话宜不着边际。”宗棠对前面的意见心悦诚服，对最后一句则不以为然。当然，这又是处境不同，胡林翼已是官员，见了上司、下属，有时不免打打官腔，泛泛而谈，这是应付仕途的手段，并非出自本心。

道光二十六年胡林翼入京报捐了知府，二十八年实授贵州安顺。那几年左宗棠仍处困境之中。有一年灾荒歉收，家中穷得精光，米缸中一粒米也没有了，家中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典当光了。幸好胡林翼从贵州派人来，送了一笔钱给他，全家这才高高兴兴过了一个丰富的年。

他们之间的境遇差别已越来越大，左宗棠30余岁了，还蛰居在乡村，常自嗟迟暮，以为自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出头了。看到天下大乱，就更加坚定了隐居山林的愿望。胡林翼是积极进取的人，坚决反对左宗棠隐居的消极打算，他尽了最大努力，决心要把左宗棠拉出来，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共同干一番伟大的事业。

胡林翼自认是左宗棠一生真知己，他对宗棠了解很深、评价极高，亟盼宗棠摆脱困处山乡的窘境，投身到社会中来，一展才华和抱负。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评论左宗棠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他认为尽管左宗棠有才有学，但必须经过一番阅历（实践），才能日精月进，趋于完善成熟的境地，干出一番伟大事业来。这和宗棠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一荐左宗棠于林则徐，二荐于湖广总督程矞采（字晴峰），三荐于张亮基，称他“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才品超冠等伦”。左宗棠多次谢绝邀请，最后，还是胡林翼的信起了决定作用，促使他加入张亮基幕府。

胡林翼对他的生活也十分关心。咸丰七年（1857年）他在骆秉章幕府中已工作了三年，在长沙没有住宅，家人仍住在柳庄。胡林翼劝他将家迁来长沙，又和骆秉章两人共凑了500两银子，在北城司马桥买下了一所住宅，送给左宗棠。全家从此移居长沙。这所宅子靠近郊区，以前是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时的练兵故地，原来的寨子名“飞虎”，有一座桥，名“司马”。宅虽靠近城市，却似山村，有些空地，家人种了些蔬菜，又在池塘内养了几百尾鱼。左宗棠很喜欢这所宅子，虽然居住时间不长，后来征战在外，还经常怀念它，希望功成身退后，终老于是宅。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左宗棠曾孙女婿梁赐龙在长沙城内司马桥左宗棠故居大门留影（1 9 8 7年拆毁前摄）

几年后，左宗棠受樊燮、官文陷害，几遭不测，又是胡林翼和郭嵩焘等挺身而出，解他于危难。胡林翼还几次疏荐给咸丰皇帝。咸丰十年，左宗棠在城南金盆岭练兵，胡林翼知道他没有养廉金，幕府待遇菲薄，他又“不私一钱”，特意写信给同在湘幕的郭昆焘，说：“季公不顾其家，应请吁门前辈饬盐茶局，每年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此亦菲薄之至。鄂中营官有家私者均不止此。若季公非有廉可领者也。”又写信给左宗棠，劝他用钱不必过于拘谨，虽赞他“不私一钱”，但也批评他“小廉曲谨”，信中说：“尝笑世无不用钱之豪杰，亦决无自贪自污自私自肥之豪杰。公之小廉曲谨，妇孺知名矣。不私一钱，不以一钱自奉，又何疑而不以天下之财办天下之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