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叱咤商界，步入人生巅峰（2 / 2）

就在杜月笙吩咐手下人去中汇银行拆电话总机的时候，有人来回报说，西门子洋行还有一部电话总机，可是已经被人定过了，不卖。

听闻是西门子洋行，杜月笙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西门子洋行前总顾问——杨志雄。杨志雄听说前线需要，马上就帮杜月笙牵线搭桥。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在当天后半夜买到了电话总机，并立刻送往前线，看着所有器材顺利送走，杜月笙才松了一口气，回去休息。

战争一直在持续着，为了鼓舞士气，右翼军的总司令张发奎来上海督战，杜月笙因时间关系没办法亲自来慰问，就派代表来，并询问军中需要什么。张发奎大方地表示军需齐备，真的要有所表示的话，叫兄弟一起来鼓鼓气就行了。

慰问张发奎的代表回来后，向杜月笙转达了张发奎的话。杜月笙觉得去给兄弟“鼓鼓气”，空手去还是不好，总要送些什么吧，于是就找到吴开先商量。吴开先觉得送一些毛巾、食品、香烟等物品就好，杜月笙却觉得太过随便，思考之后决定送一辆装甲保险汽车。

吴开先一方面觉得用抗敌后援会的钱购买一辆装甲车，可能会引来非议；另一方面，当时杜月笙已经四处举债，让他个人出资更是不妥，他还准备再劝一下杜月笙，杜月笙却坚持用自己的钱买车，以“后援会”的名义送出。

几天后，崭新的装甲保险车买到了，杜月笙邀上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陆京士、陈小蝶等人，带着其他的慰问品一起到张发奎的部队“鼓气”。

这辆装甲车，张发奎一直用到抗战结束，而且他一直以为这辆车是抗敌后援会集体送的。后来张发奎受命去桂林驻防，正好吴开先去桂林公干，张发奎开着这辆装甲车去接吴开先，接待他。在车上，张发奎还特意说：“吴先生，你还记得这辆车吗？是民国二十六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的。”一直到这时，张发奎依然不知道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买的车，而吴开先也没有再解释，只是笑着点点头。

后来吴开先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曾这样形容杜月笙：“当时，杜先生对于抗战的捐款之多，真的是数不胜数。”

杜月笙为抗敌救援会的工作忙碌，但仍以惊人的速度组建成立了“上海各慈善团体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并担任了筹募组长。自从救济委员会成立后，主要解决的都是因战争流落街头的难民的衣食问题。在一·二八战役前后的35天里，战区受到救济委员会救济的人多达40万。

杜月笙在组织救济委员会的同时，还参加了史量才发起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并且担任了副会长的职位。维持会成立后，也是募集大量的现金、食品和衣物等，送往前线。另外，该会号召上海的广大市民要坚决地抵制日货。在这些行动中，身为副会长的杜月笙不但全程参与其中，组织各项运动，还在文艺界和学界组织发起了“战地服务团”，去前线慰问抗战杀敌的官兵。

在杜月笙的主持和组织下，共为19路军筹集了900万元银元，不但保证了各项军需物资的齐备，也保证了淞沪会战中，我国将士能奋勇杀敌而无后顾之忧。

淞沪会战激战正酣，日军却突然要停火了。

日军想要停火，原因有二：第一，是他们的兵力有限，援军未至；第二，日军本想迅速拿下上海，谁知拖了这么久，而日军的大本营也再没有命令传来，指挥官怕担责任。两方面原因的影响下，日军决定停火，但他们又害怕中国当局拒绝，也是就派日本海军中将野村先与一位有影响力的“民间人士”沟通，探知一下中方的意愿如何。

而杜月笙就是他们选择的那位“民间人士”，杜月笙在上海滩影响力极大，同时他又是“上海市抗敌救援会”的发起者，他同19路军的各层领袖也都关系匪浅，找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这也成为了杜月笙首次介入国际社交的活动。

拿定主意后，野村找来一个叫李择一的人去和杜月笙联络。李择一虽是中国人，却和日本人有不浅的交情，且日语流利，和双方交流起来都很方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本人是杜月笙的朋友。

早在杜月笙取代黄金荣成为上海滩的头号大亨的时候，日本特务机构就有心拉拢他，于是他们经常找一些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让他们携带巨款，去参加杜月笙的赌局，找机会和杜月笙搭上腔，李择一就是这些政客的其中之一。凭借着自己政客的身份，还有赌钱时的豪迈，李择一迅速地和杜月笙搭上了关系。后来，李择一还帮杜月笙在和金融街的日侨打交道时，牵线联络，两人关系也愈来愈密切。

野村将自己的打算告知李择一，李择一很快就找到杜月笙，传达此事。

“杜先生，我这次来是转达日军的野村中将的意思，和您来谈谈日军停火的事情。如果杜先生可以促成此事，那么上海的老百姓也免去了战乱之苦。”

杜月笙听到日军停火，心中自然也是高兴，但事关重大，他可不能贸然答应。于是告诉李择一自己需要好好斟酌下。李择一知道杜月笙向来行事如此，心思缜密，也就痛快地答应了，两人约定：杜月笙有了决定后，就立即电话联络。

李择一一走，杜月笙就叫来了他的高级智囊团，这是他的习惯，有任何重要的事情，杜月笙都会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对策。

众人听了杜月笙的话后，各自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杜月笙作为中间人调停战役，另一部分怀疑日本人另有图谋，希望杜月笙小心行事。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心中都为杜月笙高兴，无论日本人到底打得什么算盘，他们选择杜月笙作为中间人，而如果杜月笙可以成功促成此事，不单造福了上海人民，也提升了自己在上海滩的威望和地位。所以，智囊团中支持派的人占大多数。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人很狡诈，这次停火谈判会不会是一次缓兵之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杜月笙去调停，不但是给自己泼脏水，也坏了上海军民共同抗日的大计。

这种问题，杜月笙也想到了，他说道：“是不是一次缓兵之计，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即使他们真的是缓兵，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又何尝不需要缓兵呢？我们可以告知吴市长和蔡军长，一旦有日军兵力不支的消息，我们立刻发动总攻，而这期间，我们可以先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至于谈判的细节，我想请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甘格林先生也一同参与谈判，我从中调停，不代表我通日。有什么问题，甘格林先生也可以为我做个证。”

杜月笙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反对派的疑虑。最后大家一致商定：先将此事告知官方，待官方允许，再和日方接触。

上海官方收到杜月笙的消息后，也慎重讨论了一番，并向中央政府请示，最后告知杜月笙：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接触，全凭其自己决定。

这个答复意图很明显，希望和日本和谈，又害怕和谈会破坏军民抗日的热情，不如就让“民间人士”杜月笙前去接触。

杜月笙显然也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就开始积极部署和日方见面的事宜。他先找到了和自己颇有交情的甘格林，将要同日方见面的事告知于他，并征求同意，将双方见面的地点设在了法国总领事馆。

接下来，就请人找来李择一，“我答应和日本人员见面的事情了，不过我有个条件，要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甘格林也一同参与，并且我们见面的地点要在法国总领事馆中。”

李择一一听杜月笙的话就慌了，和日本人见面怎么能有第三方插手呢！可这话他也不好直接和杜月笙说，只好赔笑问杜月笙：“杜先生这么安排是有何深意？”

杜月笙脸色一正：“李先生，你应该也清楚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我同为中国人，你应该更清楚我同日本军方接触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有甘格林先生在场，以后万一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也好有人证明我的清白。”

这时，李择一才放下了心，知道杜月笙只是想请甘格林做个证人，他也好去给日本人交差了。

很快就到了双方见面的时间，杜月笙带着自己的秘书、翻译还有多名保镖，而日本军官则由李择一陪同，大家先后走进了甘格林的办公室。作为双方联系的中间人，李择一开始介绍在场的人，谁想到，人还没介绍完，一名日本军官就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质问”起了杜月笙，或者说，是“质问”了中国人。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中国19路军的错，他们必须撤出上海！”

面对如此颠倒黑白的“质问”，杜月笙也冷静不下来了，他一拍桌子，冲着那名军官大声说道：“你们突然发动的袭击，造成了‘一·二八’大战的爆发，怎么这会儿责任全都在19路军身上了！你们袭击中国，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祖国有什么错！凭什么19路军撤出上海，要我说，该撤出上海的是你们！”

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让那名日本军官无法反驳，可他不死心，还继续喊道：“我们这次的行动是得到上海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的，是完全合法的!”

听到这里，杜月笙冷笑了几声，却没有正面反驳这名军官，而是扭头问起了身边的甘格林：“甘格林先生，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闸北可是中国的地界？”

甘格林自然答是。杜月笙接着问道：“那国防军可有允许日本军队进驻中国的地界？”甘格林回答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只好尴尬地摇了摇头。

杜月笙再看那名日本军官，已满脸尴尬。

这时李择一出来圆场：“杜先生，咱们今天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谈，咱们先去谈正事，怎么样？”

杜月笙也不答话，只是瞪着那名日本军官。

李择一叹了口气，为了缓解杜月笙的敌意，只好再次赔笑说：“杜先生，您这次来是为了上海滩所有市民的利益而来的，不如先听听日本停战的意愿，也好转达给上海军政当局。”

李择一说完这句话，现场的人都沉默不语，这会儿毕竟不是打嘴仗的时候。又因李择一的话明显是在讨好杜月笙，所以他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正如李先生所说，我今天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停火的诚意的。”

听到杜月笙开了口，李择一如释重负，赶忙接话：“当然有，不然今天日本的几位代表也不会来了。”

这时，另一位日本代表也说话了：“停火，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看都没看他，甘格林却明白杜月笙仍有些不高兴。为免双方再次争吵起来，甘格林做起了和事佬：“杜先生已经说了是来听听日方停火的诚意的。既然贵方有条件，那不如说出来，让杜先生也好衡量一下。”

没想到，日方又旧话重提，坚持要19路军撤出上海，而给出的理由竟然是：避免双方冲突。

此时的杜月笙已被气得哈哈大笑，他反问日方：“早在你们突袭上海的时候，冲突就已经造成了。那么为了避免冲突，你们是不是应该回你们的公共租界去啊？”

日方看杜月笙态度如此坚决，就准备迂回前进，提出日军返回公共租界，19路军也同时撤出上海的要求。

杜月笙丝毫不理日方的“退让”，再次义正词严地反击对方，谈判陷入了僵局。眼看着谈判就这么僵持下去了，李择一和甘格林再次出面调解，提议这样的军政大事，还是交由官方用外交手段解决。杜月笙点头同意，双方会晤结束。

见面结束后，杜月笙就把结果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秘书，吴铁城了解事情进展后，立即采取了两项行动。

首先，他派人参加了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的调停会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讨，日方基本默认侵略的事实。接下来，吴铁城再次派杜月笙出面，代表政府和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驻上海总领事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自2月2日起，停火三天，双方不得互相攻击。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日军就撕毁协议，向19路军发起攻击。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一触即发。

当时日军进攻，一直都是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因公共租界有日本人的一份，所以租界当局也无话可说。

2月24日至26日，杜月笙的手下探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日本派出千余名士兵通过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准备潜伏至江湾、庙行，包抄国军的右翼部队。

杜月笙得到消息后，立即告知吴铁城和蔡廷锴，让他们早做准备，因为日本人一旦成功，国军必将损失惨重。

吴铁城和蔡廷锴收到消息后，分头布置，杜月笙则跑到了甘格林的办公室。他大声质问甘格林，甘格林无言以对，只得佯装无奈地解释道：“杜先生，他们都携带武器的，租界当局若是反抗，可能就会让法租界毁于战火之中。”

杜月笙听后，告知甘格林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同样有可能将法租界毁于战火之中。甘格林听后十分害怕，便问杜月笙如何解决。杜月笙思考片刻，“只有把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都请过来共同商讨了。”

杜月笙执意要公开日军的行径，甘格林却不想，无奈杜月笙表示不公开，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法租界就一直在危险之中。为了法租界的安危，甘格林只好答应了杜月笙的请求。会议在法国总领事馆如期召开，杜月笙作为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双方争论不休，日本的总领事村井仓松更是不断威胁恐吓。听到日本的威胁，各国代表心里都在打鼓，担心丧心病狂的日军真会做出些什么。

眼看着形势急转直下，杜月笙一拍桌子，冲着全场大吼：“好，你们尽管同意日本利用租界打中国人。只要这个议案一通过，两个小时以内，我发誓毁掉整个租界，大家同归于尽！”说完，就离开了会场。在场的领事一看杜月笙动真格的了，谁也不敢支持通过任何议案了，他们知道杜月笙既然敢说出来，就有能力做到。

当天，没有任何议案通过，潜伏在法租界的日军也在当晚悄悄撤退了，并且再也没有利用租界偷袭过。

杜月笙的一句狠话，喝退了千名日军，他介入国际社交的首次行动也宣告圆满结束。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之前曾在英国、美国留学过，专攻经济学，并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和善于经营，很快，浙江兴业银行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准备用官股打入各个银行，并控制一些重要的银行。不过浙江兴业银行却没有让他们得逞，官股在这里没能取得控制地位，这也使兴业银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自此对徐新六刮目相看。

为了巩固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杜月笙想尽办法希望可以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掘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

徐新六这个人很看重名誉，努力要给大家营造出一种此人洁身自好，谦谦君子的好形象，金融界也都称呼他“圣人”，可谁知，徐新六早就有了偏房，还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好，无论是家里的太太和亲戚还是身边的好朋友都不知道。

不过眼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徐新六也开始烦恼了，他担心有一天自己去世了，偏房和她生的孩子不会得到承认，也就分不到他的财产。因此他希望找一位有势力的大人物，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个证明人，在自己死后能出面为偏房和孩子作证，帮助他们取得一部分的财产。

徐新六的这点心思被杜月笙探知到了。一年夏天，徐新六去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跟着去了。傍晚，在飒飒晚风的伴随下，杜月笙直抒胸怀，让徐新六觉得杜月笙是可以信任的仗义之人，便将自己的秘密全部说了出来，并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杜月笙保管。

杜月笙陪着徐新六这么长时间，等的就是徐新六自己吐露秘密。于是，他向徐新六承诺：“你活着一天，我就为你保守一天的秘密；如果你遇到什么不测，我一定为你的偏房和孩子尽自己的一份力！”

徐新六在感激的同时也明白，杜月笙已经握住了自己的把柄，以后杜月笙有所要求的话，自己也只能尽力帮助。

于是，杜月笙顺利地拉拢到了这位金融界的大亨。

20世纪30年代，以孔祥熙为幕后操纵者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倒把的生意，由于它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再加上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云覆雨了好一段时间，赚了不少的钱。不过，对于这种利用特权赚取不义之财的做法，民族资本企业十分反感，所以当时的“七星公司”虽然赚了很多钱，却恶评如潮，非议颇多。为了保护自己的公司不受损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上海的一部分商人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认财大气粗，准备把黄金价格造成跌落的石头，让上海黄金的持有者大量抛出，他们好低价吃进。于是，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果然，黄金的价格每日看跌。不过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一部分商人，却联合起来，虽然每天看着黄金价格不断下跌，可就是不抛售手里的黄金。有合适的机会，他们还会吃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

“七星公司”没有想到往常屡试不爽的招数这次竟然不管用了，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太多的空头，已经伤及根本，现在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了，而孔祥熙虽是“七星公司”的后台，可是做投机生意失败，再公开赖账到底不好，于是，他希望杜月笙可以出面干预一下。

杜月笙出面，把这次黄金交易中的债主们都聚到了一起。聚会上，杜月笙略带威胁地说道：“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也不会去看冷铺，这样吧，你们不管有多少账，都送到我这，就算是倾家荡产了，我也代赔给你们。”

这些商人哪个不是在上海滩几经沉浮，怎么会听不懂杜月笙话里隐含的意思，话都说到这了，这些人只好强撑笑脸：“别人掉了枪花，倒要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就照杜先生的牌头，这笔账就算了。”

眼看着就要到手的钱却这么生生飞了，换谁都难免心疼。而更令这些商人忧心的是，经过这场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波，虽然最后以他们的险胜告终，可“七星公司”却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愈加猖狂，做起了更大的投机生意，他们也越来越难抵御。于是这些商人想出了一个妙计，由他们来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的理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一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孔氏家族也会有所收敛。

而这种想法正中杜月笙下怀。杜月笙之所以会插手这次风波，就是为了向当事的双方显示自己的实力，并在四大家族的心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有故意炫耀自己和四大家族关系的意思，这样也会让上海滩的其他商人对自己有所畏惧。这种做法显然奏效了，黄金交易所事件之后，杜月笙就顺利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新名号：金业交易所理事长。

除了金业交易所，杜月笙又通过对孔祥熙担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担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的帮助，成功地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并顺利登上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宝座。

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在1897年11月创办的，只要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广告就一定可以看到一句：“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谓是我国当时牌子最老、影响也较大的银行了。

盛宣怀去世之后，傅筱庵接手中国通商银行，当时的四大家族控制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而作为这四者之外的重要银行，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有心染指，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根据“法币政策”的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第二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纸币以及市面上正流通的纸币都要以这四个银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并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出现各个银行随意印刷钞票调换“法币”的问题，国民党政府调查了拥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钞票额为3430万元。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开始秘密集中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并突然地前去中国通商银行兑现。由于事出突然，再加上傅筱庵看到上海地价暴涨，正耗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建造中国通商大厦，所以一时没有那么多的现钱可以满足全部兑现要求。

于是，国民党政府立刻出面斥责中国通商银行“准备不守规定”，并以维持金融为借口，提出在中国通商银行加入官股，并由政府指派董事或者董事长，准备借机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不过傅筱庵却不甘心认输，他极力阻挠，国民党政府就抓住他曾经和北洋军阀有过来往这个小辫子，给他扣了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在恐慌惊惧之下，傅筱庵抛下一切，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大连。

傅筱庵的离开，让中国通商银行上下陷入了一片恐慌。如果中国通商银行因此而倒闭，上海的金融市场势必会引发波动，而且宋子文、孔祥熙只是想控制中国通商银行，不想让它倒闭。这时候的傅筱庵已经被政府整怕了，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不好直接请傅筱庵回上海，便委托杜月笙代为办理。

杜月笙也乐得去做这个好人，当下就托人去给傅筱庵送信。

“还请先生回来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楚，就算是天塌下来，我杜月笙替你顶着。”

傅筱庵的出逃原本就是一个权宜之计，现在看到有杜月笙出面担保，就顺势回上海去，他给杜月笙回信道：“杜先生真是铁肩担道义，既然如此，我择日便回去上海，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他的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一面表示自己完全是因为杜月笙的面子才愿意重新回到上海的，另一方面又吹捧了杜月笙的仗义，同时也表示杜月笙必须对自己的身家性命负责。短短一封信，既吹捧了对方，又保全了自己。

回到上海后，傅筱庵七拼八凑，钱仍是不够，无奈又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以300多万元拍卖了，才勉强还清了中国通商大厦的所有债务。还清债务之后，中国通商银行也奄奄一息了，这时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提出要求，称希望得到中央银行的支持。

随后，中央银行便顺势以“救济”为名头，名正言顺地给中国通商银行塞进了大量的官股，之后，中央银行任命原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顾诒谷担任中国通商银行的新总经理，而杜月笙也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这之后的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地位更是蒸蒸日上。

不仅仅是中国通商银行，凭借着自己和官僚资本特殊的关系，杜月笙又先后担任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董事，还有浦东银行、国信银行的董事长，另外还担任了上海市银行公会的理事，虽然并不是银行公会的理事长，不过杜月笙如今的地位也足够他在金融界呼风唤雨了。

进军金融界并顺利地打下一片江山后，杜月笙并没有满足，他希望自己有更广阔的江山，首先瞄上的就是实业界。

杜月笙进军实业界是从收购华丰面粉厂开始的。华丰面粉厂的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欠下巨额的赌债，却没有钱还，只好把面粉厂卖掉还债。

当时的面粉业是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大而风险小。杜月笙听说华丰面粉厂要转让，立即就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次机会。他找来助手杨管北，让他去和华丰面粉厂的负责人洽谈。

杨管北去和面粉厂负责此事的人联系，那人却一脸遗憾地告诉杨管北，已经有人提前一步，价钱都定好了，只等明天来签协议了。

杨管北很是懊恼，却听对方说还没有签协议，忙问：“你们还没有签协议？”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杨管北转忧为喜，“没签协议，就不算数。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商量价钱，然后直接签协议，你看如何？”

对方开始很为难，认为这样没有诚信。杨管北却劝道：“做生意要讲诚信，也要讲利益啊。”看对方有些犹豫，杨管北继续说道：“你不给我面子，总要给杜先生面子吧。”

“可对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这人是谁？”

对方表示要为买主保密，杨管北听后，笑了笑：“这上海滩，有谁的面子能大得过杜先生？”对方一想，是啊，有几个人呢？于是，在杨管北的软磨硬泡和威逼利诱下，华丰面粉厂顺利到手了。

就这样，华丰面粉厂顺利地落入杜月笙的手中。接着，杜月笙就开始了他下一步的计划——登上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

当时上海面粉交易所主要由两人掌控，一是理事长王一亭，另一个是常务理事荣宗敬。要想自己当上理事长，必须扳倒这两人，而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荣宗敬了。

荣宗敬还有一个兄弟荣德生，二人在上海的面粉业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杜月笙一方面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方面不断削弱荣氏兄弟的实力。

他先是出重金挖走了荣氏兄弟的得力助手王禹卿，接着又派人请来了内地面粉业的翘楚，卞筱卿。并由杨管北、卞筱卿和王禹卿三人共同管理华丰面粉厂的事务。在他们强强联手的管理下，华丰面粉厂越来越强大。

但仅仅一家面粉厂还是不能撼动荣氏兄弟的地位，杜月笙又使出了分化的招数。他先是找准时机取得了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的信任，接着又拉拢一批上海的面粉商人，同时一边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票，一边搜集王一亭和荣宗敬的资料。结果发现二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贪污和挪用公款，待到收购的股票占据一定比例的时候，杜月笙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凭借着手中的证据和拉拢的面粉商人，上海面粉交易所只能同意改选理事，而杜月笙的呼声又最高，于是，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理事长的位置，并将杨管北安置在常务理事的位置上。就这样，杜月笙在上海的面粉业也坐上了龙头老大的位置，开始在实业界大展拳脚。

在实业界占据一席之地，远远满足不了杜月笙的野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顺利地吃进了大达轮船公司，开始进军航运界。

大达轮船公司是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1926年，张謇病逝，公司的另外一位经理包心斋也去世，大达轮船公司的管理出现了混乱。随后，公司平时存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公司的两艘轮船又失火，一连串的打击，让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

上海商业银行的董事长陈光甫是大达轮船公司的债权人之一，眼看着公司就要关门大吉了，他心急如焚，最后想到找杜月笙帮忙。

这个时候的杜月笙意气风发，哪里都想插一脚，一听说这件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于是，在最快的速度下，杜月笙出任了大达轮船公司的董事长，而他的得力助手杨管北担任总经理。

接下来，杜月笙派人去请张骞生前的得力助手，吴寄尘来协同管理。可是因吴寄尘并不赞同杜月笙入主大达轮船公司，刚开始请他的时候，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杜月笙还请来自己的老朋友杨志雄从中斡旋，事情终于顺利解决。

公司的管理问题解决好了之后，杜月笙就开始准备增强公司的实力，打败其他竞争对手，重振大达轮船公司的威风。

在杜月笙等人努力下，大达轮船公司生意越来越好，最大的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也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被大达轮船公司吞并。

大达轮船公司起死回生，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节节攀升，终于，他如愿登上了上海船联会第三届理事长的宝座。

拿下了银行业、面粉业和航运业的杜月笙，胃口越来越大，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事业版图，不久之后，他又拿下了纱布业头把交椅的位置。

当时的上海滩，多是通海（即江苏南通与海门）人士在经营着棉纱生意，顾永元便是其中一名。有一段时间，顾永元坚持“做空”，谁知纱布交易却天天涨停板，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周，却仍不见下跌。从没见过这种怪现象的顾永元坐不住了，这一天天的涨停，让他赔的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杜月笙和张啸林也在“做空”，也是赔了个底儿朝天。

顾永元有个朋友叫陆冲鹏，此人和杜月笙颇有些交情。顾永元打听到杜月笙和张啸林也在赔钱，就找到陆冲鹏，希望他可以帮忙请出杜月笙。

顾永元一见到陆冲鹏就大吐苦水，说自己快完蛋了。陆冲鹏赶忙问怎么回事，顾永元便把自己近来的遭遇讲了出来。

听后陆冲鹏也觉得奇怪，觉得里面有猫腻。一看到陆冲鹏也和自己有一样的猜忌，顾永元心里更有底了，他忙说：“我敢保证这里面一定有人在作崇，只不过，我手里没有证据。”

陆冲鹏听到这里算是明白了，顾永元是来找自己帮忙的，“那你现在要怎么办？”

顾永元忙答：“你能帮忙把杜先生请出来吗？请他把作崇的人揪出来。而且我听说，杜先生和张大帅也在做空，赔的肯定也不少。”

顾永元又告诉陆冲鹏，自己愿意做前锋，只要杜先生最后露个面，把幕后黑手揪出来就行。陆冲鹏这才答应帮他去请杜先生。

到了杜公馆，陆冲鹏把自己从顾永元那听闻的纱布交易所的黑幕都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听，再一想自己赔进去的几十万，心头一阵火。接着，陆冲鹏又说出了顾永元的计划，杜月笙听后立即把张啸林也请来了，三人觉得方法可行，又仔细商量，定出周密的计划才散去。

陆冲鹏离开杜公馆后，直接找到顾永元，把几人商议的具体步骤告知于他。第二天，他们的行动就开始了。

上午，纱布交易所准时开市，但交易所里却多了几十个横眉怒目的人，他们一身短打，腰间似乎还别了什么“家伙”。

正要开拍的时候，顾永元进来了。他怒气冲冲地冲众人大喊：“交易所连日来一直涨停，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我怀疑有人在暗中捣鬼。我要求暂时停拍，揪出那个幕后作弊的人！”

顾永元的一席话无疑是引起了那些同样“做空”的人的共鸣，于是，很快就有人附和，要求停拍，揪出作弊者。

一时间，交易所里一片混乱，现场维持秩序的人员准备把顾永元拖出去，防止他再次“扰乱秩序”。谁知那几十个大汉将顾永元护在中间，场务人员根本就碰不到顾永元。这时，一人无意中碰到了其中一个大汉别在腰间的手枪，吓得脸色发白，边向外跑还边喊：“他们有枪！”

这一句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周围所有人都四散开来，一个还算冷静的理事，冲进办公室，拨通了巡捕房的电话。

巡捕房的人早就被杜月笙买通了，接到电话许久之后，才派了四名巡捕到现场，到了现场也只是在一旁观看，并不去维持秩序。

顾永元喊得更大声了，交易所中充满了“揭开黑幕，揪出作弊人”的声音。

交易所的人一看，巡捕房的也不管事，慌张之中，给交易所的负责人闻兰亭和袁履登打了电话，如实汇报了整件事。二人一听，就知道顾永元来头不小，他们一边吩咐交易所的人冷静下来，不要轻举妄动，一边赶紧出门，去找杜月笙调解。

两人匆忙赶到杜公馆，却吃了个闭门羹。杜公馆的听差说杜先生正在午休，不见客。这可急坏了闻、袁二人，他们给听差塞了点钱，希望可以通融通融。谁知道听差把钱又退了回来，还说自己不敢打扰杜先生午休。

闻、袁二人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就怕交易所那边闹出什么大事情。二人细想了一下，觉得找一个和杜月笙关系极深，又德高望重的人来最好，一番权衡后，他们请来了上海工商界的大佬虞洽卿出马。

虞洽卿对工商界的事情向来热心，一听说交易所出了事，二话不说，就赶来了杜公馆。进了杜公馆大门，虞洽卿叫来管家万墨林带路，直接冲向杜月笙的卧室。一进卧室，虞洽卿就大喊：“月笙，快起来，出大事了！”

杜月笙一看是虞洽卿，也不好发作，只好随他去了交易所。众人一看杜月笙来了，都纷纷嚷道：“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杜月笙慢慢走到顾永元面前，装作不认识地和他打起了招呼。一番寒暄过后，杜月笙说道：“不知顾先生愿不愿意赏脸，到寒舍走一趟？那边的几位交易所朋友也一起吧，咱们慢慢商量。”

这都是几人之前定好的计划，顾永元自然不会反驳，而其他几人听到杜月笙愿意调解，自然也是忙不迭地答应了，一行人又回到了杜公馆。

到了杜公馆，顾永元首先发难，一口咬定交易所的理事作弊，要求彻查账目。交易所那边的人看杜月笙没有表示，再一看顾永元言之凿凿，好像握有什么证据一样，只好承认自己做了手脚。

一看到交易所承认了，顾永元气焰就更加嚣张了：“既然这样，那就让法院来裁决吧。”说完，就佯装要起身离开。

这时候，就到了杜月笙的戏份了。他一把拉住顾永元，做起了和事佬：“顾先生，先少安毋躁。”话说到一半，看了一眼屋里的人，又继续说道：“听杜某一句，可好？依我看，官司还是不要轻易打得好。”

“那杜先生觉得怎样处理才合适？”

杜月笙微微一笑：“依我看嘛，很简单，怎么来的就让它怎么回去。”

众人不解，都等着听杜月笙解释什么叫“怎么回去”。

“交易所照常开拍，怎么升上去的，就让它怎么跌回来，跌到原价为止。”

“我听杜先生的。”顾永元第一个表态。

那几个交易所的理事听完这话，心都在滴血。好不容易逮到一块大肥肉，谁知道还没下肚呢，就要吐出来了。

杜月笙看除了顾永元，没人答话，就继续说道：“这样最公正。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谁也不吃亏。”

话已至此，交易所的人再不愿意，也不敢有异议了。

于是，纱布交易所继续开拍，股价一路狂跌，跌回了原价。这样一来，杜月笙、张啸林和顾永元赔的钱又都赚了回来，而且他们的这一举动还挽救了其他因“做空”而濒临破产的人。大家都口口相传：杜先生是讲公道的人。

这件事，为杜月笙在上海的纱布业树立起极高的威信，凭着这份威信，没多久，杜月笙就坐上了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这次在纱布业的举动虽是无心之举，可却帮助杜月笙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从此，杜月笙的脚步几乎遍及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他还顺利地拿下了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这个阶段的杜月笙四处抢占交椅，从一个只做烟赌生意的黑道人物，转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商业经营，杜月笙也攀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

随着事业版图的不断壮大，杜月笙的声誉也如日中天，人脉交往也越来越广，手下的弟子和学生数目更是翻了不止一倍。不过同杜月笙的事业不同，中国的局势却越来越差。

1936年年底，中日关系十分紧张，华北和华中的军队都严阵以待，战争一触即发。可蒋介石仍四处叫嚣：“和平仍有希望，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和平政策。没有到最后的关头，绝对不能轻言牺牲。”在他这种论调下，这个时期对日的政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邦交，冀弭战祸”。

可日本并不崇尚和平政策。1936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而广田三原则的实质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