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叱咤商界，步入人生巅峰（1 / 2）
此时的杜月笙已过中年，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这个黄金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杜月笙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金融界、工商界扩张，几乎控制了上海市所有重大产业，成为了真正的上海大亨。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杜月笙志得意满，决定将自己的事业版图扩大，不仅仅是在那些见不得光的烟赌生意上，还要进军商界，洗白自己身上的黑帮印记，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上流人士。
不久，机会就来了，法租界华董出现空缺，众人一致推举杜月笙。在万众期待中，杜月笙顺利登上了五人华董首席宝座。坐上华董首席的位置给了杜月笙更多的信心，他认为，凭他现在的实力和人脉，只要他想，没有事是他做不成的。
而钱新之的来访，无疑是帮助杜月笙迈出了跨进商界的第一步。钱新之是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他曾留学法国，眼界开阔，能力卓越，当初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的时候，他就坐上了银行总经理的位置，而如今他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是上海滩当时风头无两的金融巨头。
钱新之和杜月笙之间并无交情，二者的交往始于一只箱子。钱新之在上海丢失两只大箱子，箱子中装着他很珍视的东西。箱子的丢失让钱新之心急如焚。他向巡捕房报案，可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钱新之越来越着急，无意中托人帮忙找到了杜月笙。杜月笙原本就有意与钱新之结交，钱新之来找他帮忙，他自然是乐意之至，再加上找箱子这件事对杜月笙来说真是小菜一碟，交代下去，半天的工夫，箱子就完璧归赵了。
找到箱子后，钱新之十分高兴，取出一部分钱作为酬金，准备交给杜月笙，作为答谢。谁知，来送还箱子的人没有收钱，而是转达了杜月笙的意思：希望能与钱先生交个朋友。钱新之自知欠了杜月笙一个人情，于是便决定登门拜访，亲自向杜月笙表达自己的谢意。
见到杜月笙，钱新之一拱手：“箱子失窃的事情，多谢杜先生出手相助。”
杜月笙摆摆手，笑道：“区区小事，何足钱先生挂齿，先生快请坐。”
先后落座后，两人侃侃而谈，谈话间，发现彼此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钱新之也将杜月笙当做了自己的朋友看待，便询问道：“杜兄，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杜月笙十分豪爽：“你我二人已是朋友，有什么当问不当问的，但问无妨。”
听到这话，钱新之也就开门见山了：“如今，杜兄在上海滩可谓财大势大，又深得蒋总司令的器重，可听说目前杜兄仍然只做烟赌的生意。烟赌到底不是长久之计，杜兄可有想过进军商界？趁现在风头正劲，给自己来一个大转身，不但身份更加显赫，地位也更加稳固，何乐不为?”
杜月笙听了钱新之的话，大呼知音难觅，握住钱新之的手说道：“不瞒钱兄，我早有此意。奈何对这一行实在是不了解，贸然进军商界，就怕两眼摸黑，无处下手啊！今有幸和钱兄结识，你可要帮我啊！”
听闻此话，钱新之思考了一会儿，开口说道：“要我说呢，杜兄不如先开一家银行。开银行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稳赚不赔的。你可以吸纳进客户的钱，作为本钱，再另做实业，做生意；也可以把钱用来放贷。一句话，开银行，就像借鸡下蛋，是初入金融业最好的选择了。”
杜月笙听了果然心动了，立即问钱新之，开一家银行最少需要多少本钱。钱新之略一琢磨，给杜月笙报了50万的数字，说足够开一家一般规模的银行了。
“50万啊，哎呀，开银行好处是多，可这本钱也太多了，一时间，让我去哪筹这么多钱啊？”说杜月笙拿不出50万，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是他已经习惯了做无本的买卖，一下子让他把钱投进一个陌生的领域，怎么也要留一手。
钱新之也看出了杜月笙的心思：“杜兄开着富生、荣生、利生、义生和源利五家赌场，又有日进斗金的烟土生意，区区50万，应该还不至于难倒杜兄吧。”接着他又说道：“不过，开银行的本钱虽说不多，可大都也是一凑一堆的，哪有自己全出的。”
这话正说到杜月笙的心头上，他忙问钱新之，何谓“一凑一堆”。钱新之吸了一口烟，缓缓道明：“开银行嘛，别管要开多大的，本钱需要多少，事先你都要张罗一番。50万的本金，杜兄只需凑齐25万即可，剩下的25万，等银行一开业，自然有人主动来‘凑堆’。而至于杜兄凑的那25万吗，以杜兄在上海滩的势力和门路，何愁没人呢？”
听了钱新之的话，杜月笙还是半醒半悟的，便又问：“有人主动来‘凑堆’，是谁？”
“上海滩的银行界有一个惯例，只要有新银行开张，那么其他的银行就会在该银行开业的第一天各存一笔钱进去，表示祝贺，各银行存进去的钱就叫‘堆花’。杜兄的银行一旦在上海滩开起来，就冲着您的威望，其他的银行还不存满您的银行啊，杜兄又何愁‘堆’不出25万呢？”
杜月笙稍一琢磨，确实是这么个理，当即拍板，要在上海开一家银行。
看到杜月笙下定了注意，钱新之也拱手道：“杜兄决定进军金融界，今后咱们通力合作，将它搞个风生水起！今后但凡有用得到钱某的地方，我一定义不容辞。”
杜月笙和钱新之又聊了半晌。送走钱新之后，杜月笙就开始思考怎么招人凑出那25万，将银行交给谁打理最放心等等问题。他自己本身事务繁多，又不了解银行，亲自经营显然不可能，只能找个信得过的有才之人来帮自己。思来想去，他选中自己得力的两个助手——苏嘉善和田鸿年。
苏嘉善一直就是杜月笙的经济顾问，极富经商头脑；而田鸿年又一直帮杜月笙打理着他与银行之间的事务，本身就精通银行业务，在银行界人脉也丰富，此二人是帮助杜月笙管理银行的不二人选。
想好之后，杜月笙立即将二人叫来，告知二人自己的打算，吩咐他们去筹备银行开业的事宜，自己则去找人凑那25万。
杜月笙平日里就是和人打交道的高手，上海滩的很多富商都和他有交情，有的甚至还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求杜月笙帮过忙，而杜月笙帮他们摆平麻烦，也就拿着他们一份人情，如今自己开银行，也是他们还人情的时候了。
杜月笙第一个想到该向他“还人情”的就是富商子弟徐懋棠。当年，徐懋棠的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却没有说明这笔遗产留给谁，作为长房长子的徐懋棠就想将父亲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可是，徐懋棠在这件事上碰上了个钉子。父亲生前的一个小妾不同意，要和徐懋棠平分财产。若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妾倒也不碍事，偏偏这个小妾的靠山也颇有势力，徐懋棠也不敢贸然行动，一时间，很是为难。
正焦头烂额之际，有人给徐懋棠出了个主意：“这上海滩，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到杜月笙，为什么不找杜月笙帮忙处理下呢？”
徐懋棠听闻此话，赶紧找了个能和杜月笙说上话的人，求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直接带了几个彪形大汉去到那小妾的住处，开门见山：“你要和长房长子平分财产，不合规矩，但我可以给徐懋棠说说，让他给你分50万，你以后的生活也有了保障，你看如何？”
没想到，小妾完全不给杜月笙面子，还颇为嚣张地冲着杜月笙喊道：“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来说！何况，50万就想把我打发了？没门！”
杜月笙看小妾这个态度，就决定换个方法，吓唬一下她。他吩咐那几个大汉将这个“不识抬举”的小妾扔到黄浦江喂鱼。话音一落，几个彪形大汉就作势要来抓那个小妾，这可把她吓坏了，忙说：“别，别动手！有事慢慢商量！”
杜月笙吩咐手下住手，接着又问小妾：“除了刚才和你说的给你50万生活，我再同徐懋棠说说，让他允许你今后继续住在徐家，你看如何？”
这个小妾已被吓得六神无主，只得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而徐懋棠也因为杜月笙的帮助，顺利地拿到了大部分的财产，他自己也欠了杜月笙一份大人情。于是，这次杜月笙开银行，凑那25万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徐懋棠。
杜月笙找到徐懋棠，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徐懋棠，徐懋棠也爽快，二话没说就答应帮杜月笙凑出一部分的本金。第一笔本金有了着落，杜月笙仿佛找到了门路，用同样的方法找到其他欠自己人情的富豪，没几日，25万就顺利地凑齐了。
1929年2月，经过一番的精心筹备，杜月笙的银行终于开张了，这也是他迈进金融界的第一步。
杜月笙的这家银行名叫“国民银行”，位于爱多亚路97号。名义上，杜月笙是银行的董事长，可银行的实际操作却交由两位心腹苏嘉善和田鸿年处理。
银行开业之日，也正如钱新之所说，上海滩各大银行都送来了存款，这些银行共有几十家之多，一时车水马龙，场面甚是宏大。除了来送存款的银行数量多，各个银行送来的存款数目也比送其他开业银行的多，另外，因为杜月笙原本就经营着烟赌生意，所以开业当天，一些从事烟赌生意和其他的普通商户也送来了些钱财捧场。后来结算的时候发现，国民银行仅开业当天收到的“堆花”和其他各项存款就高达其他银行开业当天所得的数倍之多。尤其令杜月笙感到意外的是，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范尔迪也派人向国民银行中存了一大笔钱。
杜月笙的国民银行红红火火地开张了，杜月笙也开始沿着自己人生另一轨迹顺利地前行着。
自从迈进了金融界的大门，杜月笙就开始在金融界扩张自己的事业版图，他首先做的就是和银行界的各位大佬结交，扩大自己的人脉，巩固自己的地位。
和大佬结交的方法同之前的一样，帮助各位富豪大佬解决难题，存一份人情。不要说杜月笙的方法毫无新意，在杜月笙看来，管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凭借着这个极其有效的手段，杜月笙先后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老板陈光甫、金融巨子徐新六结识，并且通过这两位银行界巨擘的搭桥，杜月笙又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唐寿民、四明银行的总经理孙衡甫等银行界的权势人物建立了深厚的交情。通过广泛的人脉，杜月笙逐步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也逐步有了和这些金融巨头平起平坐的资格。
1934年，杜月笙在爱多亚路143号建起了一座大楼，并将其命名为中汇大楼，9月，将自己的第一家银行国民银行正式改名为中汇银行，迁入中汇大楼中。
中汇银行的昌盛仿佛也代表了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在中汇银行迁址后没多久，杜月笙被推举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以此为标志，杜月笙在金融界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前，由杜月笙出任董事和监事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共多达20多家。
杜月笙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他自己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赫，不再局限在烟赌事业上。1931年，杜月笙终于实现自己曾经对着去世外婆许下的“若以后不能风风光光回家，我发誓永远不再踏进高桥镇半步!”的誓言，衣锦还乡。
志得意满的杜月笙斥资50万元，在家乡高桥镇的祖屋边建立起一座富丽堂皇的杜氏宗祠，并举行了隆重的开祠盛典。然后盛大的开祠典礼过去仅3个月的时间，中国风云突变，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杜月笙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湖的一段铁轨，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蓄意挑起中日战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三省的沦陷。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却激起了国人的抗日怒潮。
1931年9月24日，上海10万学子罢课；同日，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杜月笙就迅速找到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各界的巨头，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之后杜月笙的提议又得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首肯，“上海市反日救国会”正式成立。
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和陈霆光等人担任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后来，“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又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秘书长。自此，上海各界巨头开始了他们的抗日行动。
救国会成立后，杜月笙同众人商议，决定“抵制日货”，并以此为武器，用他们的手段制裁日本人。
凭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振臂一呼，上海市民都开始拒绝购买日本的商品，接着救国会又在上海的各处要塞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搜查日货，一旦发现有日货，立刻带回保管所。
杜月笙很器重的门生陆京士，在上海劳工运动期间，专门负责联系杜月笙和广大劳工，他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私人代表，也是最高顾问。同样，在这次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另外还有于松乔，他也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中，于松乔同陆京士有所不同，他靠着自己超人的气魄和胆识，成了人们心中的铁血英雄，也使得这场运动更加深入人心。
于松乔曾经是邮务工会的成员，在抵制日货运动的时期，它主要负责天后宫检查所。
有一天，他和爱国青年刘心权一起到“合昌祥”绸布庄检查，查出了两大箱的日本棉布，于松乔立刻下令将这两箱日本棉布带走充公。“合昌祥”的老板陈松源，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在上海颇有些势力，就这样被别人查抄了货，自然咽不下这口气。而于松乔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在保管所里等着陈松源来找他。
于松乔不忌惮陈松源吗？显然不可能，但他依然等着陈松源来找他算账，是要“杀一儆百”，让整个上海滩的商户都看看，再继续出售日货，下场会如何。
果然，没过几天，陈松源就带着手下来保管所了。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趾高气扬地走进保管所，一进门就大喊：“负责人呢？让他出来见我。”
陈松源话音刚落，于松乔就走了出来，不卑不亢，看着陈松源答道：“我是于松乔，是这里的负责人，先生，有什么事找我？”
陈松源上前和于松乔握了握手，自报家门：“于先生，你好。我是陈松源，有点小事和你商量下，可否借一步说话。”
于松乔没卖他面子，直接说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好，这一下让陈松源有些措手不及。陈松源心知此人不好对付，一改刚才高傲的态度，客气地同于松乔商量了起来：“于先生，听我店里的伙计说，您从我的合昌祥绸布庄拿走了两箱布匹，想来这其中应该是有误会，我是特来和于先生解释清楚的，还希望于先生可以高抬贵手。”
于松乔听到“误会”二字，就知道陈松源打得什么主意了，冷笑一声，“陈先生，这两箱布匹是日货，按规矩应当被没收充公，这里面可没有什么误会。”
陈松源这下才是真的愣住了，他没想到居然有人不买他的账，再看于松乔一脸正义凛然，一时之间也摸不清于松乔背后是不是真的有过硬的后台，才敢这样。两人就这样僵住了。倒是陈松源带来的一个保镖没沉住气，冲着于松乔吼道：“小子，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你面前站的是谁！”
于松乔本身也不想和陈松源结怨，可这个保镖的语气实在惹怒了他，便也不甘示弱地回道：“我管他是谁！国难当头，他还在店里大卖日本货，是准备让日本人在他这赚了钱好买兵器再来打我们吗？就冲着一点，我就可以叫他卖国贼！”
一听这话，陈松源的保镖作势就要动手，于松乔却动也不动，直直地瞪着他们。
这时，陈松源发话了：“于先生，咱们有事好商量。”他摆摆手让保镖退下，表示要和于松乔“好好谈一谈”。
谁知于松乔依然没给陈松源留半分面子：“有什么好商量的！同一个卖国贼，我没什么商量的。”
陈松源被左一句右一句的“卖国贼”彻底惹怒了，既然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当下就吩咐自己的手下进保管所去搜，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布匹。
就在陈松源的手下向各个房间里冲的时候，于松乔一下抓住陈松源的领口，冲着他的手下大喊：“你们谁敢胡来！”陈松源大腹便便，而于松乔身手矫健，他根本不是于松乔的对手，只能被于松乔拖着往里走去。那些人一看自己的主子被人擒住了，哪还有找箱子的心啊，直接跨到于松乔面前，掏出枪，要求于松乔放了陈松源。
于松乔看这情形，只是把陈松源往上提了提，冲着他们大喊道：“有种你们就开枪啊！我看你们的子弹先打死谁！”接着不理他们的威胁，朝着一个小房间挪动，准备把陈松源关进去。就在他把陈松源推进小房间关起来的当口，枪声也响了起来。
可是并没有打中于松乔，反倒是这声枪响惊动了保管所的众人。保管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跑了过来，卸了这些人的枪，他们一看人多势众，连自己的主子都忘了，抛下陈松源就跑了。
陈松源虽说被关在小房间里，可也清楚外面的状况，一看自己的手下全跑了，一下就慌了，冲于松乔大喊：“姓于的，我陈松源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说到做到！”
于松乔听到这话一点惧色也没有，还轻松地调侃起了陈松源：“你随便喊，反正今天你就得老老实实待在这里面。”
陈松源的手下跑回去把陈松源被关的消息带回了陈家，陈家一下炸开了锅，四处托人救陈松源。
陈松源怎么说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惹来众议。陈松源被关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人们一方面很吃惊，一方面也很佩服敢关陈松源的人。
不过上海的各界巨头和老百姓想得显然不一样。陈松源是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纱布业又是上海的十大行业之一，陈松源在上海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位大亨被关了，怎能不震撼上海？又听到关押陈松源的是于松乔，众人自然就奔着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保管所去了，一时间，保管所门前门庭若市。
首先来到的是抗日救国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他们先是大力表扬了于松乔的工作态度和爱国情怀，客套话说尽了，话锋一转，说道：“松乔啊，咱们这个抗日救国会本义是为了弘扬民族大义，从事爱国运动，可毕竟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啊，咱们哪有权利随便把别人关押起来呢？这样一来不但你违法了，对咱们救国会的形象也不好啊。在事情还没有闹大之前，不如你先把陈松源放出来，咱们有什么事情再商量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可是任凭陶百川和吴开先怎么说，于松乔就是不动，他就挡在关押陈松源的小房子前面，平静地向二人说道：“对您二位，我一直十分敬仰，平日里也十分遵从二位的训导，可是这件事，我没办法听您们的。不管我现在是对是错，我就要把他关到底！陈松源不但在自己的店铺卖日本货，还带着自己的手下来持枪抢货。他这么嚣张，不关他，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你们若是执意要放他，那我就撞墙自杀，我死了，你们随便。”
看到于松乔这样坚决，陶百川和吴开先只得悻悻而归。他们刚走，虞洽卿、王晓籁也随后而到。同样，任凭他们磨破了嘴皮，于松乔就是不放人。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谁也没有说动于松乔。
杜月笙早就知道于松乔把陈松源关起来的事情，他认为于松乔做得很对，所以尽管外边早就乱成一锅粥，杜月笙就坐在自己家里不露面。
陈松源的家人看去了这么多人也没能把陈松源救出来，就请上海市商会的各位巨头营救。为此，上海市商会还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向于松乔发来了商会的抗议书：若不放人，各行各业将掀起无限期罢市。
如此一来，事情就闹大了。然而于松乔依然不动如松，就坐在那间小房子的门前。众人看各种方法都不行，只好趁于松乔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拖离小房子，准备强行冲进去救人。
于松乔一看这情况，直接一头撞上了对面的水泥墙上，不顾头破血流，向众人喊道：“你们非要放出这个卖国贼，那就让我死在这里，为抗日而死，我死得光荣！”
杜月笙听说于松乔撞墙了，这下可坐不住了，赶紧叫来陆京士，让他去看看于松乔伤势严重不严重，严重就赶紧送去医院救治。
陆京士赶到现场，一看于松乔伤势严重，赶忙劝他去医院，于松乔依然不为所动。陆京士急了，问他，要谁发话，他才肯听。于松乔说自己只听杜先生的话。
陆京士一听，赶紧给杜月笙打电话，汇报这里的情况。杜月笙一听于松乔伤得很重，交代陆京士：“你务必给于松乔说，保命要紧，其他的由我来处理。我这就派车，立刻送他去医院。”
陆京士向于松乔转达了杜月笙的原话，于松乔仍有些半信半疑，陆京士言之凿凿，说自己绝对没有骗他。于松乔这才松口说：“我听杜先生的。”
听到这话，众人长出了一口气，于松乔一出门，众人就赶紧冲进去把陈松源放了。于松乔也坐着杜月笙派来的车去最近的医院医治头上的伤口。陈松源被放出来之后，也没有“不放过于松乔”，而于松乔也一夜之间成了大英雄。事件至此圆满解决。
纵观此事，不仅扬了于松乔的名，也大大地促进了抵制日货运动的进展。上海滩的大小商贩一看连陈松源都因卖日货被关了起来，再也没有人敢朝着枪口撞，有日货的，都把货品放在仓库藏了起来，没有的更不敢去进日货了。
于松乔铮铮铁骨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他除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之外，怕是还是知道有杜月笙站在他的身后。杜月笙最早倡议上海滩巨头组成救国会，并组织大家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上海滩抵制日货的运动实际上还是由杜月笙掌握着，再加上他手下有“不怕死，敢为抗日而亡”的门生，上海滩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展到了实处。
于松乔仅是杜月笙抵制日货的众多门生的一个代表，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为了更加彻底地抵制日货，杜月笙做了一连串的部署。
1931年10月12日，杜月笙得知日本人准备在北四川路的日本小学举办“居留民大会”。下午，大会准时召开，到场的日侨超过了4000人，他们情绪激动、嚣张、跋扈，在会场上大声吵嚷着要上电日本内阁，请求他们使用迅速且强烈有效的手段，制止这场“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行动。
这场嚣张而无理的集会持续了2个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才散会，随后这些日侨又举行了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从北四川路一路向南前行，在经过美租界时，在场的中国人全都不曾有任何反应，队伍继续向前，到了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队伍中的几名少年突然跑出去，并撕毁了沿途的抗日标语，这一举动立刻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激烈反对，一些人甚至冲了上去，和对方厮打了起来。一时间，“打东洋人”的呼喊响彻云霄，原本气焰嚣张的日本人见到这种情形也吓得退缩了，游行进行了一半就逃回了自己的租界。这场事出偶然的中日第一仗以中国民众打走日本游行队伍，日本人全员溃败而告终，更棒的是，英巡捕房以“保护”日本民众为名义，逮捕了三名示威的日本青年。
日本人逃回去之后，很不服气，原本是为了抗议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什么到最后却变成自己落荒而逃？于是他们计划再次反击，可惜结果仍然一样，以失败告终。
整个上海滩的米店和煤炭店都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部都拒绝和日本人做生意，没有米和煤，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难以维持，很快就出现了大恐慌，这下他们就更生气了，可是又不敢发生正面冲突，只好来文的。他们试图和米店、煤炭店的老板协商，可一走进店铺，就发现门口站的全是凶神恶煞的大汉，他们要么就是劳工群里的英雄，要么就是白相界的打手，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这些店老板不能将货品卖给日本人，同时也为了防止日本人无谓的纠缠。
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杜月笙的手下。
从这年10月开始，上海滩经常出现小型的斗殴事件，日本的外交当局抗议了很多次，却一点也不见效，闸北江湾一带居住的日本侨民是整个上海滩最多的，可现在这里住着的日本人几乎不敢出门，非出门不可也必须是结伴而行。整个上海滩到处回响着“打东洋人”的口号，连三岁的小孩子也知道“同仇敌忾”。
一天早上9点，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从公共租界穿过，路旁一个小孩冲出来，冲着他大喊“打倒东洋人”，这个日本人气不过，下车就给了小孩一巴掌，把小孩子打翻后，就骑上车子匆匆走了。附近的中国人知道后马上聚在一起，正好这时有一部载满日本人的汽车开过来，大家立刻把汽车拦住，车上的一群日本人就这样被打得一身是伤。而这些打人者，多数又是杜月笙的弟子。
10月28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地向日本的新井洋行购买了14 600多件耐火砖瓦，日本人向浦东申新纱厂保证会用海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亲自护送货物，保证送达。不过，很快申新纱厂的工友就向“抗日救会”举报，在28日，这批砖瓦会由五艘船分装，一艘由安宅军艇护送，收到消息后，检查所立刻制订了严密的行动计划。
就在新井洋行的砖瓦正在装船的时候，检查所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了，由于砖瓦体积大且笨重，根本无法掩藏，他们眼睁睁看着检查所将所有的砖瓦没收。日本海军恼羞成怒，在检查所查抄砖瓦时，冲了上去，双方发生激烈的打斗，最后我国有七名人员伤亡，日军拼死也只抢回了一小部分的砖瓦。
……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日本人想尽各种办法也卖不出去一件货物，仓库里货物堆积成山，而“抗日救国会”的封锁却一点也没有松懈，只要发现有东洋商品，立刻没收。上海滩没有哪个中国商人敢顶着压力贩卖日本货物，一旦被发现，不但是商品被没收充公，本人还要穿上印着“卖国贼”字样的囚服游街示众。在“抗日救国会”严格执行经济制裁的努力下，日本的工厂和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大吉。
不仅是和日本人进行持久的经济斗争，杜月笙还运用自己在上海滩的影响力，让上海的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帮助马占山的义勇军以及逃难的东北难民。
马占山的义勇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消息传到上海后，杜月笙兴奋地召集一群朋友，连声呼喊：“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勇气可嘉。我们后方的民众应该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持和物质的支援。”
朋友们都十分赞成，很快，他们就筹集到了10万大洋，汇给了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杜月笙觉得这还不够，他希望可以继续募捐，并亲自派人到黑龙江慰问这些英勇的将士，并仔细询问将士们还需要什么，自己还能帮什么忙。可惜这个计划却未能实现，日本发动全面进攻后，马占山的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后又经由当时俄国的西伯利亚，转战西北边陲，杜月笙不方便进入西北地区，才就此作罢。
关于援助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准备举行一次平剧义演募集善款。他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租借新世界剧场的场地，邀请名伶名票、曲艺杂耍演员义务演出，同时还举办了轰动当时的“名伶选举”，前后一个月，杜月笙每天都亲自到场，亲自指挥一切。而他的辛苦也劳有所得，为期一个月的公演，共募集到了二十多万元的善款，杜月笙将全部所得如数交给了赈灾委员会，由他们将钱汇到北方，救济难民。
一方面要指挥上海抗救会和日本商人作战，一方面还要亲自主持和操办赈灾义演，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心力交瘁，他的手下经常劝杜月笙休息一下，甚至有人还问杜月笙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杜月笙只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
到了1932年1月，有关于日本方面抗议“抗救会”行动的文书已经堆了一大摞，可是“抗救会”仍在行动，不断和日本人纠缠。1932年1月18日，双方发生重大冲突，这也成为了“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前奏。
华界的江湾马玉山路上坐落着一家三友实业社，1月18日下午4点，五个日本和尚路过这里，被冲出来的三友工人打成重伤。这次事件之后3天，也就是1月21日凌晨2点30分，三友实业社突然起火，英租界的巡捕在救火时发现40名日本浪人，巡捕立刻鸣钟告警，这些人仍没有收手，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并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日本和尚，日本浪人烧了中国的工厂，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23日，外交战达到最高潮。
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上海立即停止一切抗日行动，所有抗日组织和团体必须立刻解散，否则日本海军将会立即展开“自由行动”。
1月7日，吴铁城就任上海市市长，所以，日本舰队方面提出的抗议，也是吴铁城收到的。收到日本的最后通牒后，吴铁城立刻请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外交部，同时，也派人立刻去了解抗日救国会是什么态度。
吴铁城和杜月笙私交甚好，杜祠落成的时候，吴铁城不但亲送匾额，还主动捐款帮助修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还亲自到场致祭和道贺。
所以，在28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谈判之后，吴铁城立刻给杜月笙打了一个电话：“杜先生，现在形势十分紧张。日本的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进黄浦江了。为了避免战祸，我们有可能会答应日方的要求。”
杜月笙急忙问道：“那市长的意思是，会答应日本人停止抗日运动，并解散所有抗日团体？”
“是的。”
杜月笙沉思了一下，决定还是相忍为国吧：“如果市长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那么我会暂时解散抗日救国会，方便官方去和日本协商谈判，而且我想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吴铁城却说问题并不在解散抗日救国会上。
“问题不在这里，那是……”
“解散抗日团体还是不能让日本方面满意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停止一切抗日行动上。”
的确，停止抗日运动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一环。原本民众抗日的热情就很高涨，发生了三友实业社被焚烧的事件后，群众对日本人的愤怒到了顶峰，许多的上海民众团体已经自发组织成了后援会，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严重抗议日方的这种不正义行为，并要索取赔偿。
就在吴铁城和杜月笙通话的这段时间，河北和虹口两区的民众已经收拾好了随身细软，带着家眷，集体涌进了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这些群众用最简单最实际的行动表达了他们不愿意做日本顺民的意愿。这样，就不说其他的抗日行动，单单这次的事件，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日本人，吴铁城再怎么去和日本人交涉恐怕也没有用了。
怎样控制上海市民对日本的仇视情绪，怎么制止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抗日行动”，别说吴铁城没有十足的把握，就算现在让整个上海滩的军警全部出动，每天24小时的巡逻严防，怕也不能做到完全杜绝。
因此，吴铁城说仅解散抗日团体不行，也是有他的考虑的，他现在更希望杜月笙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难题，只要杜月笙开口，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问题了。
可这件事也不是这么好解决的，组织是死的，解散就解散了，人是活的，怎么能随便控制？所以，杜月笙也不敢一口答应什么，只好和吴铁城打打马虎眼：“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情谁也不敢随便打包票，我也一样。不过我答应市长，我会尽力而为。”
听到杜月笙这样的回答，吴铁城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件事上杜月笙给足了他面子，在二十年后，杜月笙去世的葬礼上，吴铁城撰写的悼文上还这样写道：“……1932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杜月笙）先生之助。”
有了杜月笙的承诺之后，吴铁城底气足了，他满心欢喜地去和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最后的谈判。
这次的谈判持续了一个小时，为了让日本相信自己的诚意，而且自己又已经有了抗日救国会实际主持人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当着日本人的面命令上海公安局：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吴铁城这么坦率，决断这么迅速，村井仓松也吓了一跳，不过既然目的已经达成，村井仓松也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双方就5名受伤的日本和尚的医药费以及精神抚慰等零碎琐事谈了一小会之后，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谈判结束之后，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答复了日本总领事抗议书上所说的内容，并请市副秘书长俞鸿钧亲自送给村井仓松。俞鸿钧用最快的速度将答复书递交给了村井仓松，得到了对方的满意之后，便回去向吴铁城复命。
上海滩众多的记者中，只有《时报》的金雄白事先知道吴铁城在1月28日中午接见村井仓松并做最后谈判的事宜，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金雄白在海格路望庐吴公馆等候吴铁城的归来。
下午2点，吴铁城满脸倦容地到了家，见到金雄白还在等自己，就直接说道：“和日本的谈判已经成功了，战祸可以避免了。”
吴铁城说这句话句句都有真凭实据，在和日本的谈判中，双方不但签订了协议，村井仓松也接受了吴铁城的答复。日本坚持的条件是解散抗日救国会，并停止一切抗日行动，前者已经得到杜月笙的承诺，后者，杜月笙正在尽力疏导，基本上可以说是满足了日本人的条件。
金雄白还不敢相信，他再次问了吴铁城一句：“真的全部顺利解决了？不会开战了？”
吴铁城原本就筋疲力尽，金雄白一再追问，让他更是不悦：“我是这个市的市长，也是这次对日交涉的负责人。我会随便乱说话吗？如果不相信，大可不必问我！”
金雄白这次接受吴铁城的话。当天下午，《时报》用大木刻红字做标题，发布了中日战祸免除的消息，还出了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
上海人一直揪着的心这才全部放了下来，已经搬到闸北和虹口两区的民众，也准备回家，仗打不起来了，他们不必害怕了。
然而并不是抵制日货就可以抵制日本的侵略。1932年1月28日午夜时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指挥，将海军陆战队分成三路，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起攻击。“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
19路军是从江西剿共前线调来的，分散在京沪铁路沿线各处，总部设在上海，军长蔡廷锴。19路军下辖三个师——第60师、第61师和第78师，他们的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和区寿年，都是杜月笙颇有交情的好朋友。
19路军刚到上海的时候，士兵们装备简陋，精神不振，武器也十分落后，最有威力的重武器也不过是几挺机关枪。也正因为19路军的装备，日本一点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还高傲地说：“只要日本皇军发动攻击，4个小时之内，绝对拿下闸北。”
但鲛岛显然高估了日本军的实力，也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
日军的突然进攻，19路军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一扫军队的低迷士气。驻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19路军军人面对日军的突袭，奋起反击，誓死守护自己的阵地，不让日军前进一步。
而当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接到日军突袭的电话时，已是后半夜了。电话中，士兵焦急地向蔡廷锴报告着：“报告军长，我部遭到日军突袭，目前正在全力抗击，下一步请军长指示。”
蔡廷锴听到日军突袭的消息，心中的愤怒早已按捺不住，直接命令部下“狠狠打”，一定要“寸土必争”。前方将士接到军长的指示，更是激动万分，杀敌也更有了劲头。
自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行，官兵将士畏首畏尾。现今，有了蔡廷锴的命令，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他们就好像打开了闸门，杀敌的动力止都止不住。所以，尽管日军装备精良，但从交战开始，他们就没占到什么便宜，更别提“4个小时拿下闸北了”。
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日军仍未能突破我军防线，但我军也是伤亡惨重。
早在淞沪大战爆发的当晚，杜月笙就给蔡廷锴打电话：“但凡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万死不辞！”杜月笙并不是和蔡廷锴说空话，淞沪大战爆发的第二天，他就四处拜访上海的各界名流，希望可以组建一个支持19路军的“后援会”，他的提议再次得到大家的支持，“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很快就宣布成立，杜月笙还在众人的推举之下担任了副会长一职。
19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早已激起上海人民的爱国情怀，杜月笙又推波助澜，再次大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使其更加深入人心。
通过手中掌握的新闻力量，杜月笙向上海民众发出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前线的将士们。
他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物，为19路军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而另一方面，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还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了“战地服务团”，并以“团”为编制，先后组织成立了第一团和第二团。而两个团的团长一个是杜月笙的门生，一个对杜月笙十分敬仰。
“战地服务团”穿梭在前线和后方之间，他们向后方运送伤员，向前线运送弹药和食物。虽然手无寸铁，却一样英勇无畏。如果团中有成员不幸牺牲，很快就会有新鲜血液补充进去，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19路军的抗战行动。
在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生死攸关的时刻，杜月笙作为“抗敌后援会”的发起者，在支持抗战上，更是不落人后。
有一次前线的总指挥张治中将军前来，杜月笙亲自去慰问，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很久，在快要告别的时候，杜月笙问张治中：“军中现在缺什么吗？”张治中如实回答，军中现在很需要交通通信器材，也就是电话机、机器脚踏车等的交通工具。杜月笙听后，表示一定会尽快将器材送来。
杜月笙一行人回到抗敌后援会，杜月笙立刻吩咐手下人去买交通通信器材。大家都劝杜月笙早点回去休息，杜月笙却表示一定要亲眼看到器材送出去再休息。
众人都觉得杜月笙太过小心了，谁知道还真的出了问题：上海滩市面上电话总机缺货，花多少钱也买不到。
杜月笙接到消息后，开始还不相信，他再次打电话询问，结果仍然是买不到。杜月笙纳闷之余也很焦急，他怕前线急需，而自己又买不到，这不是耽误军机吗？后来，看市面上实在买不到电话总机，杜月笙就决定把自己的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往前线，他当时告诉吴开先：“中汇银行可以没有电话总机照常工作，可是前线没有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