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蓄势结交蒋介石(1 / 2)
威名四起的杜月笙一方面仗义行事,扶弱压强,另一方面大肆笼络军阀、政客以及所有对自己有利的人,并且还成功结交了蒋介石。
就这样,杜月笙或使用手腕,或通过无偿帮助他人,结交了很多各方面的大人物,他所掌握的黑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的触须已延伸或正计划延伸至各个领域,随着杜月笙威名四起,他已经成为上海滩头号人物了,在整个帮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时的上海滩,人人都把杜月笙看做是万能的领袖,各行各业的人们遇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杜先生帮忙。
这是1924年年初,浙江突发水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居住在上海滩法租界养老的孙宝琦等人看不下去,便成立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为逃难到上海的浙江乡亲募捐钱粮。
这个孙宝琦祖籍浙江,是前大清朝的旧臣。在军阀混战年代,曾经担任过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也算是上海滩的一介名人。也许是没人把这个早已经闲居在家的官员放在眼里,总之,“救助乡亲赈灾会”自成立后,却几乎没人响应。孙宝琦上蹿下跳,甚至到报纸上做宣传,收到的捐赠款少得可怜,只够施舍几顿粥饭的,解决不了大问题。
“赈灾会”热热闹闹地开场,难道要冷冷清清地结束?孙宝琦的脸上可就有点挂不住了。
这时,有人在路上遇到孙宝琦,看到他长吁短叹,无限同情地说:“要不,你去找杜先生试试吧,也许他有办法能帮你。”
“杜先生?你是说杜月笙?”
“正是杜月笙。此人一向急公好义,常救人于危难之中。如果您亲自出马,杜先生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万儿八千的不在话下。”
“杜先生真有这么大方?”孙宝琦有点不敢置信。
“孙先生消息怎么如此不灵?如今在上海滩,不仅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遇到难事去找杜先生,就连普通百姓家里丢了衣服都去找杜先生帮忙。”
孙宝琦想了想,便准备了三个印度大土,坐上汽车来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听说孙宝琦亲自登门,很是纳闷。因为杜月笙虽然广交朋友,但与这些前清遗留下来的旧臣素没有来往,不知道这位孙老先生来访,意欲何为?
杜月笙热情地把孙宝琦迎进了客厅。
孙宝琦落座后,故意向杜月笙请教:“按现在的市场,不知道印度大土一只价值几何?”
杜月笙说:“孙先生何出此言?目前禁烟,大土早已经绝迹,谈不上什么行情了。”
孙宝琦立即说:“不可能,我这里就存着三只大土。”说着,他挥手让手下到外面的汽车里取来三只大土,摆到桌子上,对杜月笙说:“这玩意以前听说要200大洋一只,现在估计涨了不止几倍,差不多千元一只了吧。”
杜月笙接口说:“这可是上等佳品,怕是千元一只都不止,估计得有2000大洋吧。”
孙宝琦听了就有些得意,他摇头晃脑地说:“早就闻听杜先生有此爱好,有道是:‘宝剑赠烈士,红粉献佳人’,我愿将这三只大土赠送给杜先生。”
杜月笙一听,连忙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杜月笙心里已经猜出了孙宝琦的来意,连忙说:“承蒙先生看得起,我愿意照价付款,用来接济穷苦百姓,也算孙先生大功一件。”
孙宝琦闻言大喜,当即也不再客气,立即说:“那就算杜先生捐给善会吧!”他立即让手下取出捐款簿,打开后放在了桌子上。
杜月笙喊过管家万墨林,吩咐道:“给孙先生开张一万元的支票。”
孙宝琦激动地接过支票,便告辞出来。待他回到汽车上,司机却告诉他,那三只大土,早已有人送回车上,此刻正在后座上放着。
孙宝琦不由暗暗伸出了大拇指,“杜先生,果真是急公好义之人,佩服,佩服!”
杜月笙居住的法租界中,有不少外国人建立的公司,但是大多数员工却是中国人,但他们每月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只有十几块大洋。当时在水电公司上班的法国籍员工,每月工资却高达200多块大洋,相差接近20倍。中国的工人们已经连续几次要求公司改善华人的工资待遇,但每次公司都把他们应付过去了事,从没有真正兑现过。
这年的3月中旬,中国工人忍无可忍,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全公司总罢工,要求公司履行改善待遇、提高工资的承诺。公司方面的法国代表不但不予以理会,还在第二天将公司大门紧闭,禁止中国工人去上班。
法商水电工会十分愤怒,决定全面实行罢工,并向法商提出以提高工资待遇和废除罚款制度为内容的复工条件,但是法商方面坚持己见,拒不同意。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曾几次出面,邀请工人代表和法商双方参加以便进行调解,不料法方拒不参加,而且态度蛮横。更有甚者,几天后法商居然宣布,凡是参与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重新雇用了一批俄国工人和新的中国工人接替他们的工作,双方剑拔弩张,充满了火药味。
眼看罢工就要功亏一篑,有个工会领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给大家出谋划策说:“不如我们去找杜先生吧,杜先生办法多,说不定会帮着我们赢得罢工的最后胜利。”
不出所料,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中国工人的求助信后,立刻指示万墨林:“这是两万块钱,你立即送到法商工会去,从物资上支持他们。转告我的话,如不答应加工资,绝不复工。”
万墨林前脚离开,法商代理人、水电公司沈买办后脚就来到了杜公馆,他无奈地对杜月笙说:“这罢工简直越闹越大了,请杜先生想想办法制止吧。”
杜月笙笑了笑,说:“请先生放心,我会过问此事的。请沈先生回去转告总领事和总监,就说我说的,工人工人,本来就是做工的,总是闹罢工绝对不行。”
法国资本家为了杀一儆百,暗中指使巡捕开枪打死一名领导罢工的工人代表后,罢工闹得越来越大了,起初还只有机务部门工人参加,后来连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与了进来,结果整个法租界内水、电全停,严重影响了法国人的日常生活。
7月份的一天,水电工会的工人代表聚集在俱乐部开会,法国巡捕得知消息,包围了俱乐部并枪击开会的工人,当场打死打伤20多人。惨案发生后,整个上海滩的工人愤怒了,其他的工会也都参与到了罢工的浪潮中来了。
整个上海滩的罢工形势日益严峻,害怕局面无法收拾,于是法国总领事和巡捕总监再一次求到了杜月笙门上,请他出面阻止罢工的势头,但是这些法国人又不肯松口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杜月笙也生气了,他把在水电工会的门徒陆京士叫来,指使他说:“你赶紧组织一个‘罢工后援会’,做好工人们的后援,既要保证让法国人答应涨工资,也要迅速让工人复工。”
此时法商的态度异常蛮横,对工人代表提出的要求压根不理睬,更变本加厉地镇压起罢工来,不但对法租界实行戒严,还又抓了几十个组织罢工的工人代表,但依然没有动摇工人罢工的决心。
罢工一直持续到8月份,法租界内水电一直断供,法国人喝不上水,出门无法坐电车,居住区内垃圾成山,蚊蝇飞舞,法国人终于坚持不住了,主动去找陆京士,答应给工人加工资,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把组织罢工和带头闹事的45个工人代表全部开除。
陆京士将法国方面的意思汇报给杜月笙,杜月笙点点头,说:“好,这些法国佬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拿中国人当软柿子捏。你去告诉那些工头,马上复工。”
陆京士答应一声,又问:“那领头的45个人真要开除吗?”
杜月笙点点头:“那是当然,不然这帮工头以后就无法无天了,以为在上海滩他们才是老大。”
陆京士有些着急:“杜先生,这样恐怕不行,这些人都是工人中间的领导和代表,他们要是被开除,肯定不会叫工人复工,那些工人更不会同意复工的。”
杜月笙沉思一会儿,说:“那这样吧,你转告这些工头,让他们务必同意复工。他们的工作由我来安排,至于工资我来发放好了。”
在陆京士的劝说下,工人们终于同意复工。但是签字前,工人代表要求先释放被抓捕的那些工人。
法国方面态度强硬,回复说:“这些人全是捣乱分子,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他们出来,你们先复工,这事以后再说。”
工人们和法国方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字未签成。
杜月笙只好亲自出面,找到工会的头头,问:“不是都同意了吗?为什么还不签字?”
“我们有40多名工人还被法国人关押着,我们要求先放人再签字,但法国人不肯,说复工以后再做决定。”
“那就先复工再说嘛。”
“那可不行,法国佬言而无信,有这些人做人质,我们复工后,他们会以此要挟我们,说不定哪天就翻脸!再说,这些兄弟是为了我们大家才被抓的,如果我们加了工资,他们却在里面受苦,我们怎么看得下去呢?”
杜月笙点点头:“说得好,我马上去找法国总领事和总监,要求他们必须放人。”
来到法租界的总领事馆,见到总领事和总监,杜月笙说:“我今天来,是要求你们释放关押的工人的。”
总领事说:“放了这些人,他们出去再闹事怎么办?”
总监也说:“就是,这些人关在这里,也吃了不少苦头,若放出去,他们肯定会煽动工人继续闹事报复我们。”
杜月笙胸有成竹地说:“你们放心吧,绝大部分都同意复工了,他们区区几个人也没有办法,我可以保证,如果他们放出来后继续闹事,由我赔偿你们双倍损失。”
有杜月笙这句话,法国人终于同意放人,工人们也全部复工了。
只不过,法国人要开除的那40多个人,杜月笙只给他们发了2个月的工资,就再也不管了。
这些人气不过,就一起去找杜月笙,管家万墨林毫不客气地挡驾:“杜先生已经发给你们2个月工资了,可他没说要一直给你们发下去,你们摸着良心想一想,不用上工,还白拿工钱,哪有这样的好事?”
工人们哑口无言。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从杜公馆领了2个月的工资,也确实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离去。反正法国人是不再要他们了,大不了再找其他活干。
经过这件事情,杜月笙在工人中间和法租界那里,都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上海滩其他的青帮人物也都开始巴结杜月笙。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杜月笙的声望在法国人眼里更加高涨。
由于工人罢工事件,法租界的原总督被撤了职,来接替他职务的是法伯逊中校。这个人性情耿直,清正廉洁,但同时也很傲慢,他从骨子里看不起杜月笙这样的人,更不屑与他交往。
但杜月笙却不管那一套。
这天,万墨林领着两位手下,来到了法租界法伯逊中校居住的洋房里,在客厅的桌子上摆上了一只托盘,在托盘里,他们又摆上了精致的金碗、金碟、金勺和两双金筷子。
“法伯逊中校,这是杜先生的一点心意,请笑纳。”万墨林说。
法伯逊看到这些贵重礼物,却面无表情,良久,他才开口说:“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回去请转告你们的杜先生,要他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登报声明,不要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不然的话,我将把你们逐出法租界!”
万墨林一行回到杜公馆,向杜月笙作了汇报。杜月笙还没说话,正在一旁的高鑫宝发火了:“这洋毛子居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哥,干脆我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杜月笙拦住他,淡淡地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随他去吧。”
这事过去了三天,法商电车公司的工人又一次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反抗压迫。
这次罢工的声势浩大,几乎每一个工人都参与了进来,法租界内,电车全部停止运行,交通处于瘫痪状态。
法伯逊中校面对这事十分头痛,他担心自己重蹈前任的覆辙,想尽快平息此事。可是他多次与工人们交涉,仍然无济于事。
罢工持续了2个多月,法伯逊中校简直焦头烂额了,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次带头罢工的两个工头都是杜月笙的徒弟。法伯逊中校回想起自己上次对杜月笙的手下大为不敬,不敢直接去找杜月笙。但箭在弦上,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找到万墨林,对他说:“上次让杜先生登报声明的事就算了,只要先生保证下次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就行了。”
万墨林毫不客气地说:“没问题,尊敬的法伯逊中校。不过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入乡随俗,中校先生既然来到我们中国,理应按照我们中国的习俗办事,这点小意思还是请中校先生笑纳。”
法伯逊中校无奈,只得违心地将原先退给杜月笙的金碗、金筷等金器全部收下。
第二天,罢工的工人们全部复工。法伯逊中校从此再不敢得罪杜月笙。
杜月笙在上海滩威名四起,他似乎每做一件事都出手不凡,都令人刮目相看。其中,杜月笙还帮助顾竹轩与洋人打赢了一场官司。
顾竹轩是天蟾舞台的老板,人称“江北大亨”,也是上海大亨中的后起之秀。顾竹轩祖籍江苏盐城,幼时逃荒到上海,靠拉黄包车开起了车行,并拜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师。后来他也开香堂收起了徒弟,人称“顾四爷”,在上海滩一带也有一番名气。
顾竹轩开车行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王月花的小寡妇,这女人江苏扬州人氏,讲一口地道的方言,加上颇有一番姿色,顾竹轩便和她认了老乡,没事就去找她,两人眉来眼去,就成了相好。
说来也怪,自从顾竹轩认识了小寡妇,他的车行生意日渐兴隆,他认为是小寡妇给他带来了财运,而小寡妇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老板娘,顾竹轩对她也是服服帖帖的,没事就陪着她一起到丹桂戏院看戏。
看戏的次数多了,尤其看到戏院天天客满,生意兴隆,心里就寻思开了:开车行虽然赚钱,可天天和车夫们打交道,进不了上流社会,要是开个戏院就好了。
恰好这天顾竹轩遇到了他一个旧日好友马小六子,顾竹轩请他吃饭。两人边吃边聊,顾竹轩他这才知道小六子已经升职了,负责管理这一带的茶楼、戏馆等。
小六子说:“老四,开戏院可赚钱了,你要有这个本钱,也可以开个戏院!”
顾竹轩笑着说:“我也正有此意,可现在上海地皮太贵,要是连地皮带房子,加起来还不得上万元。我去哪抢钱去?”
小六子已经有几分醉意,他大着舌头说:“这事你听我的准没错。我告诉你,丹桂戏院的斜对面那里有块空地,位置相当好。据我所知,工部局想把这块地卖掉,几千块钱就能买下来,开戏院正好!”
顾竹轩摇摇头:“听起来是不错,可我去哪弄几千块钱?”
小六子让顾竹轩附耳过来,神秘地说:“钱不够,可以找你的相好王月花啊。”
顾竹轩脸上一红,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于是当晚他和王月花温存过后,便和她商量开戏院的事,王月花当即就同意了,把前夫留给自己的大笔银钱都拿了出来。
钱的问题解决了,顾竹轩立即找到小六子,请他出面帮忙,买下工部局的那块地皮。在小六子的指点下,顾竹轩又买通了这片地盘的地头蛇,上下一番打点,轻轻松松就把地皮买到了手。不久,上海滩的地面就多了一家崭新的大戏院,为图个吉利,顾竹轩给戏院取名“天蟾舞台”。
开张那天,顾竹轩重金聘请当时上海滩有名的文武老生、花旦、丑角连台演出精彩好戏,精彩连连,场场客满,顾竹轩的投资当天就见到了可观的回报。
正当顾竹轩踌踌满志,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杜月笙派人告诉他,他那个天蟾舞台很快就保不住了。
顾竹轩听了如雷轰顶,他连忙去找杜月笙,问究竟怎么回事。
杜月笙叹了口气,对他说:“你那舞台旁边不是有个永安公司吗?那个公司是英国人投资的,他们看中了你这块地皮,准备开旅馆,工部局不敢惹他们,准备从你手里收回那块地皮。”
“那我该怎么办?杜先生,你可一定要帮我啊!”顾竹轩早已经没了主意。
杜月笙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方步,沉思者说:“竹轩,你这事我和黄老板恐怕都帮不了你,毕竟在法租界是洋人当家,但我给你出个法子,你可以自己拼一拼!”
“什么法子?”顾竹轩犹如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杜月笙一字一顿地说:“和洋人打官司。这样你赢官司的胜算很大。”
“和洋人打官司?要是赢不了怎么办?”顾竹轩又害怕起来。
“不打官司难道要拱手相让?别怕,打官司,有我呢!”杜月笙给他鼓劲。
眼看赖以发财致富的戏院就要保不住了,顾竹轩心急如焚,虽然杜月笙让他打官司,可他根本就没信心能赢。
顾竹轩从杜公馆出来,一路心情烦躁,不小心绊了一跤,一屁股跌倒在地,这一跌倒把顾竹轩的狠劲跌了出来,他恶狠狠地说:“大不了官司输了,我再去拉黄包车,是死是活总得拼一下,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洋毛子!”
果然,工部局派人来找顾竹轩了,让他一个月内把戏院拆迁完毕,说是补偿,只是象征性地给几百块钱而已。
顾竹轩一口回绝,告诉来人,说:“我要和永安公司打官司,要是官司输了,我顾竹轩从此滚出上海滩!”
此时的顾竹轩知道永安公司有英国领事馆撑腰,但他反倒不怕了。
原来,几天前顾竹轩再次去找杜月笙,杜月笙明确表示要支持他与英国人打官司。因为英国人今天能欺负他这个“江北大亨”,保不准哪一天就会去欺负他这个青帮老大。
而且杜月笙还带顾竹轩去找了“三北大亨”,也就是道胜银行的买办虞洽卿。
虞洽卿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说:“竹轩,其实你不用怕打官司,洋人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咱们的法院判案子认人不认理,洋人判案子却很讲道理,只要你有理,你就不用怕。不过打官司很耗时耗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舍不舍得花这么多钱?”
“请先生放心,钱不是问题,还有我呢。”杜月笙豪爽地说。
顾竹轩受到了感染,顿时豪气万丈,他严肃地说:“虞先生,我顾竹轩大不了倾家荡产,但绝不在洋人面前退让,为的就是给咱中国人争一口气!”
虞洽卿双手鼓掌,连声说:“好,既然两位都发话了,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这个忙。我先去帮你请两位知名的外国律师,好好打这场官司!”
于是,一场中外官司拉开了序幕,这场官司一开始便引人注目,因为原告只是天蟾舞台的老板,他状告的却是堂堂工部局,指责工部局违反合同,强迫迁让。
诉状递进了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总领事看罢顿时愣住了:中国人竟敢上告工部局,这事他还是第一次碰到。他立即找来工部局的人,了解了这事的前因后果,顿时沉默了。明摆着,这事是原告有理。
总领事生气地说:“你们是猪吗?这块地皮怎么能轻易卖给中国人?这下产权归他所有,事情就麻烦了。不过,说什么也不能让那戏院的老板赢了这场官司。否则,以后我们还怎么管理租界里的中国人?”
拖延了半个多月,顾竹轩接到了英国总领事馆的批文。批文全是英文,顾竹轩不认识,连忙拿着去找他请的那个外国律师。律师把批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批文说得模棱两可,说该地皮原属工部局所有,虽已卖给你使用,但可以收回,可按双方商议的价格赎回。这么说吧,顾先生,如果此事你愿意就此打住,工部局会赔偿你的地皮款。不过此款按照惯例只限地皮款,不包括上面盖的房子。”
顾竹轩一听,立时火冒三丈,怒道:“真是岂有此理!只管地皮款,那我盖的房子岂不都打水漂了?反正我不能就这样算了,不打赢官司我绝不善罢甘休。”
外国律师一听顾竹轩的口气,知道他态度坚决。反正这官司继续打下去,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酬劳,于是他也来了精神。
他告诉顾竹轩,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公使或大使一级外交官的指示,总领事的裁决不发生任何效力。
顾竹轩连忙问:“如果我们告到公使那里,公使做了裁决,是不是就能发生效力了?”
律师摇摇头,说:“还不行,根据我们英国的法律,只有伦敦大理院的裁决才能发生效力。不过我实话实说,如果只上诉到北京公使,花费还能接受,但如果上诉到伦敦,那就要用外币付款了,当然我可以帮忙,但我不敢肯定裁决一定对你有利。为慎重起见,我给顾先生两天时间拿主意,如果想继续上诉,我乐意奉陪到底。”
顾竹轩告别律师,忐忑不安地往回走。这时天色已黑,正是华灯初上,他走到天蟾舞台门口,只见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十分热闹,他望着这繁华热闹的场面叹了口气,这繁华热闹的场面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明知道这个官司是个无底洞,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一咬牙、一跺脚:“打,哪怕打到国外去,就算官司输了,我顾竹轩也能名垂千古了。”
一阵风吹过,顾竹轩顿时清醒了不少,他又犹豫起来,心想还是听听杜月笙的意见吧,就叫了一辆黄包车直接去了杜公馆。
杜月笙听他说完,说:“官司肯定要打下去,具体怎么做我们还是听虞先生的。”
两人又去了虞洽卿家。顾竹轩把前前后后跟他说了一遍,然后问:“虞先生,官司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骑虎难下了,准备和工部局官司打到底。您的意见呢?”
虞洽卿一伸大拇指,说:“好样的!这官司非打下去不可,要是你现在服输,怕是连那地皮钱都拿不到了。只要你坚持到底,这官司一定能赢。你若敢把官司打到伦敦大理院,已经涉及国际诉讼了,英国人不能不考虑国际影响,肯定会依法裁决。再说这事工部局明显是理亏的,但是你还得按程序打这个官司,先诉北京的英国公使,再诉伦敦大理院,当然我也会尽力,可以在舆论上帮助你。”
杜月笙也灵机一动:“我也可以安排徒弟们四处放风,宣扬工部局的人受贿。”
在杜月笙和虞洽卿的支持下,第三天,顾竹轩和外国律师签订了委托书,正式向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提起上诉,理由为总领事裁判不公。
公使接到这份诉状,感到十分为难,这个官司明显是工部局理亏,这块地皮他卖给顾竹轩在先,已经属于顾竹轩的个人私产,但是又在未经顾竹轩同意的情况下,就答应将这块地皮卖给了永安公司,而且还签订了合同。公使考虑再三,只好让总领事和顾竹轩协商,尽量多给点补偿,让他出让这块地皮。
这天,顾竹轩正在家中休息,正思忖着诉状递上去一周多了,怎么还一点消息也没有,就听佣人来报,说门外有自称工部局的洋人来见。
顾竹轩马上想到,这一定是状子生效了,他吩咐佣人立即请客人进来。
一个洋毛子笑眯眯地进来了,寒暄几句,很快就转入了正题:“顾先生,关于天蟾舞台一事,公使已通知我总领事妥善解决此事。我是工部局的英籍董事史密斯,代表工部局来和您磋商。”
顾竹轩平日对外国人都有些惧怕,但自从打官司以来,发现这些洋毛子也不过如此,于是他也敢大声对洋人说话了:“史密斯先生,我的要求总共有两条,其一,保留我的天蟾舞台;其二,如果一定要我的天蟾舞台拆迁,也可以,但我要求你们在市中心给我新盖一座三层楼的大戏园。否则,这个官司我奉陪到底!”
史密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悻悻地说:“我很遗憾,顾先生的要求我可做不了主。不过我奉劝你一句,如果将来的解决办法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可不要后悔!”
顾竹轩一听,这洋毛子居然敢要挟他,他的火气也上来了,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大不了弄个倾家荡产。我顾某绝不会退让半步。”
史密斯只好灰心丧气地走了。
北京公使回文给顾竹轩,说这事公使馆解决不了,请他上诉到伦敦大理院作最后裁决。
当外国律师征求顾竹轩的意见时,顾竹轩毫不犹豫地说:“继续上诉,就这么办!”
谁知诉状递到伦敦后,一连两三个月都没有回音。
不时有人劝顾竹轩,还是算了吧,洋人总归向着自己人,别指望着胳膊肘往外拐了,干脆撤诉吧,省得到时候得不偿失。
顾竹轩等不到下文,也禁不住后悔起来:我顾四这么多年算是在上海滩白混了,最后还不是两手空空。可惜的是,这戏院一大半的资本都是王月花的,我过苦日子没什么,可把她也拖下了水,就太对不起她了。他越想越难过,想到正是中秋节,就买了点肉食和一瓶酒去了王月花家。
自从打官司,顾竹轩心烦意乱的,已经很长时间没和王月花见面了。王月花看到他瘦了不少,眼睛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顾竹轩叹了口气,把王月花抱进了怀里,悲戚地说:“月花,我对不起你,你的钱都被我打水漂了,我只有来世做牛做马给你还债了。”
王月花也动了情,她深情地说:“别说这种丧气话。别说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就算官司输了,钱也没了,我也会一辈子跟着你,绝不离开你!”
两人正泪眼相对,情意绵绵,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王月花赶快去开门。
原来是顾竹轩的一个心腹,他气喘吁吁地说:“四爷,快,杜先生在戏院等你!说是伦敦的判决下来了,你的官司赢了!”
顾竹轩闻言喜极而泣,竟然忘情地把王月花抱了起来,围着屋子转了一大圈,然后放下王月花,说:“月花,你等我,我先去问问情况。”
顾竹轩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了天蟾戏台,杜月笙和律师见到顾竹轩,连忙把一份文件递给顾竹轩。
顾竹轩打开一看,是伦敦大理院判决书的中文副本。上面写着:“顾竹轩先生,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你选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
当时的上海滩,一栋楼房的价格不过数千元,10万元的赔偿相当可观了。
顾竹轩一夜之间名扬四海,而站在背后为他撑腰谋策的杜月笙,身上的光环更加光彩夺目,声望日隆。
杜月笙在上海滩崛起之时,正是直系、皖系、奉系各系军阀混战的时候。总统、内阁如走马灯般地换。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身不由己地被置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中。无数军阀政客、仁人志士,都在上海滩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杜月笙表现得更加灵活善变,不管后台如何更换,他不但毫发未伤,还总是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但杜月笙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黑社会中。那些自恃清高的社会名流、文人墨客虽然也与他有所往来,但都打心眼里看不起这样的流氓混混,一个个都敬而远之。杜月笙心里明白,他要想在上海滩大展宏图,光靠手下的流氓打手不行,还必须拉拢一批知识分子,必要时为他所用。
为了和文人墨客打成一片,杜月笙开始转变自己,从各个方面向知识阶层靠拢。为了让人们改变对他这个青帮头子的印象,他首先改变了以往的穿着习惯。
当时上海滩的流氓,从打扮上一看便知,他们一律都是黑拷绸短打扮,对襟中分,一个个挽着袖子,敞着怀,手臂上多有“刺青”,一个个凶相恶煞般招摇过市,普通市民见了纷纷躲避,唯恐惹祸上身。
杜月笙不但以身作则,还让手下的徒子徒孙们也改换打扮,任何季节都不得赤身露体。因为杜月笙胳膊上有刺青,从此他便一年到头都身穿长马褂。
杜月笙不仅从穿戴上向知识分子靠拢,就连说话也开始学着文人的腔调,接待客人他总是雍容和蔼,谦虚有礼,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样子。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杜月笙发现了社会舆论的重要性,他因此决定向新闻界进军,把势力渗透到新闻界。当自己需要时,可以有备无患。
有个叫邹韬奋的左派人士在上海创办了一份《生活》周刊。这份周刊代表的是进步势力,看不惯黑帮出身的杜月笙,因此周刊经常刊出贬低杜月笙的文章,让杜月笙很没面子。
杜月笙私下找人去疏通,可邹韬奋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
这下杜月笙的徒弟们都气坏了,都去找杜月笙,要求去把这家不知好歹的报社砸了。
杜月笙明白,砸了这家报社容易,可要是真这样做了,只会让自己的名声更臭,只会给更多的报社提供负面新闻,对待这样的人绝不能硬来,而应该智取,因此他淡淡一笑,说:“没关系,人家有骂的自由,随他们骂好了。”
由于《生活》周刊的言辞越来越激烈,矛头直指法租界,租界当局决定封杀这家报社,并捉拿邹韬奋等负责人。
执行这个逮捕任务的探长与杜月笙素有来往,因此他接到命令就讨好地把这消息透露给了杜月笙。
不料,杜月笙听到后并没有意料中的高兴,反而劝说这位探长:“这些人靠办刊物谋生也很不容易,你们就别真抓了,到时吆喝几声,把他们吓跑算了。”
探长疑惑地问:“难道他们屡次辱骂于你,杜先生都忘了?”
杜月笙笑笑说:“上海滩骂我的大有人在,我根本不在乎。”
探长只好照杜月笙的意思,只是带着人走了走过场,在报社前门大呼小叫的,等他们打开门,人早就从后门跑光了,探长领着人把报馆封了,回去交差了。
这件事的内幕逐渐被许多从事报业工作的人得知,邹韬奋后来也知晓了内情,感激的同时,也觉得自己过去做得有些过分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其他从事报业的人员,竟然不约而同地不再刊发批判杜月笙的新闻了。应该说,杜月笙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但他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要是每次都这样解决事情,那自己岂不处处陷于被动。为了能够掌握主动,左右社会舆论,杜月笙决定在新闻界广收徒弟,逐渐培植自己的势力。
杜月笙很快就找好了第一个徒弟的人选,这个徒弟叫唐世昌,是上海《新闻报》的一名资深编辑,从事了多年的新闻工作,在新闻界比较有名气。
为了与唐世昌搭上关系,杜月笙托人给他捎去请柬,请唐世昌到杜公馆做客。
在当时的上海滩,如果有人被请到杜公馆做客,就会感觉很有面子。但唐世昌可没这么想,因为他对杜月笙一向抱有成见,已经认定了他是不干不净的黑帮头子。送请帖的朋友再三劝说,唐世昌才勉强同意去见一见这个闻名上海滩的大人物。
见到杜月笙后,却出乎唐世昌的意料之外。只见杜月笙身穿一袭绸布长衫,脚蹬一双布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活脱脱是一副读书人的模样。唐世昌和杜月笙一交谈,发现这位传说中的黑帮老大知书达理,对人对物颇有一番见识。
唐世昌从此便改变了对杜月笙的成见,相反还非常钦佩他,与杜月笙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后来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杜月笙第一个从事新闻业的徒弟。
有了唐世昌这个关系,杜月笙自然而然就认识了更多的编辑和记者。
为了把他们都纳到自己门下,并为自己所用,杜月笙迎合文人的心理,特意将青帮开香堂的程序进行了简化。如将开香堂简化为点香烛,将磕头跪拜简化成鞠躬,原本写有祖先三代的“拜师帖”也简化成了“门生帖”,拜师帖上沿用的十六字套语,简化成了“永遵训诲”四个字,甚至将徒弟的称呼改成“学生子”,“老头子”则改为“先生”或“老夫子”。
简化之后收徒的方式就显得文明多了,再加上有唐世昌这个资深编辑的引荐,不久就有大批的文人拜到了杜月笙的门下。杜月笙的势力终于慢慢渗透进了新闻界,并且掌控了社会舆论的导向。
打这以后,杜月笙靠着自己这些徒弟,帮着不少上层人物摆平了很多不宜刊发的丑闻,保全了他们的面子。这些人自然对杜月笙感激不尽,若杜月笙需要他们帮忙,一个个定是全力以赴当作回报。
杜月笙借这种方式,大大发展了他的关系网,使他在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顺风顺水。
当然,杜月笙也不会亏待自己那些徒弟们。新闻业人员的工资低,待遇少,杜月笙每月都按时向他们发放津贴,帮助他们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这样一来,他们无不对杜月笙俯首帖耳。
杜月笙还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还想结识更多的文人墨客。
章太炎是我国有名的国学大师,在国人心目中声望极高。杜月笙做梦都想与这样的人物结交,但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就在他发愁的时候,章太炎竟然因为一件事求助到了他的头上。
原来,章太炎的侄子租住在法租界,因为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了矛盾,房东有黑道背景,章太炎的侄子对其无可奈何,只好去找章太炎帮忙。可章太炎做学问一把好手,处理这种事情却两眼摸黑。苦恼之际,章太炎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两手通天的人物,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杜月笙接到章太炎的信,不由大喜,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帮助章太炎的侄子解决了纠纷,还借这个机会,专门跑到苏州章太炎的家中拜访他。杜月笙见章太炎家的境况并不好,临走时将两千块钱的银票悄悄压到了茶杯下面。
后来杜月笙每个月都派人送钱接济章太炎。而且稍有空闲,杜月笙便到章太炎的府上听他讲国学。后来,杜月笙在为家族修订族谱时,章太炎放下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主动帮杜月笙的忙。
杜月笙与闻名上海滩的著名律师秦联奎结交,可谓以“赌”为媒,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自从杜月笙将家搬到华格臬路后,因为房子比较宽敞,就在家里大摆赌局。由于能进公馆赌博的人,非富即贵,有的是钱,因此他们赌博出手大方,赌资大得惊人,普通百姓肯本承受不起这样的赌博。
上海滩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律师,叫秦联奎,这个秦律师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辩护经验丰富,有较高的法学造诣。他初执业时,由于年轻好奇心强,听说杜公馆常设赌局,且场面豪华,便跟着朋友去玩。秦联奎一时没忍住也小小地玩了几把,不料竟然连输4000大洋。这个数字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屑一顾,可对于刚开始赚钱的秦联奎来说,可不是小数目,他非常懊丧,万分心疼地付了赌账,悻悻然离开了杜公馆。
杜月笙正在招呼朋友,恰好看到秦联奎垂头丧气的样子,就问和秦联奎一起的人:“刚才这位朋友怎么没见过?”
那人就向杜月笙介绍了秦联奎的身份,杜月笙听后,立即命人取出4000大洋,托那人还给秦联奎,并通情达理地说:“当律师很辛苦,还赚不了多少钱,我怎么好意思赢他的钱呢,请你把这些钱如数还给秦律师吧。”
秦联奎收到朋友捎回的钱,非常感激,以后便常常为杜月笙效力,为杜月笙处理各种法律事务。
到了后来,就连上海滩的“才子律师”江一平,后来担任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留法博士郑毓秀等,都成为杜月笙的好友。有了这些文化人装点门面,杜月笙在知识界的名气可谓水涨船高。
在这些文化名流的衬托下,杜月笙俨然已非昔日的黑帮老大,而是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绅士”。这是杜月笙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跟那些社会名流平起平坐的重要开端。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在法租界投资创立了一所正始中学,还在老家浦东投资10万元,建起了“浦东杜氏藏书楼”,并附设私塾。
杜月笙除了结交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名人,他还和很多来上海滩开唱的名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上海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来上海演出的名伶,若要自己演出时不受到当地流氓混混的刁难,就要照老规矩拜见本地有头有脸的大亨,为自己找一把保护伞,如黄金荣、杜月笙,然后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唱戏了,杜月笙因此结识了许多名伶,如梅兰芳。
杜月笙第一次见到梅兰芳,是在黄公馆。那是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去黄公馆拜见黄金荣。当时杜月笙并没有机会和梅兰芳交谈,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只是彼此之间有印象而已。
等梅兰芳第二次到上海演出,杜月笙早已名声大噪,梅兰芳自然要专程到杜公馆拜见他。
二人这次见面相谈甚欢。以后,只要梅兰芳来上海滩,无论日程有多紧,事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去找杜月笙一叙。后梅兰芳离开北京,定居于上海,二人更是经常见面。
杜月笙从小就对戏剧感兴趣,再加上经常接触一些伶人朋友,他也学了几出戏,后来居然派上了用场——在多场募捐义演中,杜月笙都亲自登台演出,成了著名的戏剧票友。
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和孙传芳,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夺地盘,齐卢大战爆发,导致江南一带炮火纷飞,民不聊生,纷纷拖家带口逃往上海避难。看到这些难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杜月笙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于是他号召各界人士伸出援手为灾民募捐。为了能多募捐点钱财,杜月笙请来戏剧名角,组织了一场大型义演,杜月笙甚至还拉着张啸林一起登台,上演了一出《黄天霸拜山》。
这可是杜月笙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心情紧张可想而知。为了演好这场戏,杜月笙推掉所有应酬,日夜在家中演戏练习,连演出穿的行头也是专门定制的。
演出这天,听说黑帮头子杜月笙要亲自登台,观众爆满。当然,有一些观众绝不是要去听戏,而是专程为了看杜月笙的热闹而去的。
毕竟是第一次登台,而且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二人实在太紧张了,在登台后不久就都把台词给忘了。还好杜月笙急中生智,干脆现场自己编词,总算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反正杜月笙的浦东口音极重,观众们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唱了些什么。张啸林见杜月笙如此,便也比着葫芦画瓢,总算也遮掩了过去。好在二人渐渐记起了台词,终于顺利地把这出戏给唱完了。
台下顿时掌声雷动,夹杂着叫好声。尤其是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手下,一直在为他们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们在台上丢人现眼,此时一颗心落了地,自然纷纷大声叫好。
一回生二回熟,由于有了一次经验,以后再登台时,杜月笙就轻松多了。此后,凡是需要募捐义演,杜月笙都毫不犹豫地登台演出。
杜月笙虽然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电影——这个当时的新生事物却没有多少兴趣。杜月笙认为电影的情节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看头。还有电影院黑咕隆咚的环境也让他很不舒服。
尽管如此,杜月笙在支持电影业的发展上却不遗余力。许多电影公司最早的创办人,如张石川、周剑云等都是杜月笙的徒弟,为了支持自己的徒弟发展电影业,杜月笙主动替他们筹集巨额资金,有一次居然连自己的老房子都贡献出来拍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