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其人（1 / 2）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全国解放，蒋帮逃往台湾后，毛人凤、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活动[1]。
我从1932年参加军统在上海工作，即与唐有往来。抗战期间在重庆，我们相处五六年。抗战胜利后，唐主持警察总署工作，我当时也很想转入警察部门，又加上是湖南人，与唐接近更多。这里，只是将我与唐相识十多年来所了解的一些有关他的情况记述于下。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我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我，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戴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去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
唐纵的这些情况，1943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戴笠谈过。那次是戴在中美所举行招待会，请唐参加。唐到了中美所后，当时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因为太忙没有很好地招待他，他很不高兴便走了。等到宴会开始时，戴笠看到为唐安排的一个主人座位上空着没有人，才知道他走了。当晚宴会完毕，戴找潘其武和我去埋怨了一顿，说他没有注意这件事，大家也不注意，使唐不愉快地走了。接着，戴便提到唐和蒋的关系，要我们以后要注意。
唐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唐任书记时，我在上海区工作，经常因公去南京找他批发旅差费和特别费。当时他很小心，对规定以外的钱都不大肯做主。比如，由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如系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按照规定可乘头等卧车；如送特务去则只能坐二等，回时一律发给二等车费。有次我送上海区组长徐昭骏去，我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我找他报销时，他就问我是不是得到戴的许可。后来，还是给戴管钱的出纳张衮甫说特殊情况可通融，他才批了“照发”。从这件小事便可说明他的小心谨慎了。
唐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先通知我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我佩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会，问唐怎么办。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非常满意。此后，戴经常说唐能识大体，叫我们都要学他这种精神。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唐出国前经过上海时，我和几个同事请他吃饭。他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他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去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特务那一套办法。唐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只是去南京时偶然听到特务处的书记长张师告诉过我一点点。张在上海区担任过书记，他的爱人陈菊英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于这两种关系，我每去南京便去张家，闲谈中了解到一点情况。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做法。我也亲自听到戴笠对我这样说过：“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你们应当很好尊重他。”
唐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特务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后来我才知道，戴笠最初在特务处搞的那一套，曾参照苏联政治保卫局的办法，但他感到还不能满意。自唐学习回国以后，主张采用德国的那一套，所以戴笠想按照唐学得的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把苏联与德国两个完全不同制度国家的东西合并起来，硬是拉唐到特务处工作。唐看到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他只好重回特务处。
1936年春夏间，我去上海江湾因搜捕正在开会的共产党时挨了一枪，在上海广慈医院拔出弹头后去杭州休养。那时，唐正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讲演。我头天去见戴笠时，戴便告诉我，要我次日也去听听唐的讲演。我去到警校，看到戴笠和不少教职员都去旁听。那天唐讲了一个上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话，我很久都没有忘记。他仔细介绍了许多德国特务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是过去许多留苏学生没有讲过的。当时在场的特务们对唐的讲话都感到很大兴趣，特别是戴笠不住地点头。在唐说完一段话的时候，戴便上台作补充讲话，要求在场的人务必学习这种“忠于领袖”的精神。
唐以后在许多集会讲演时，我又多次听到他谈过这一类的情况。他说，德国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在唐的讲演中，他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当时使听众最感兴趣的另一些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当时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莫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以后戴笠不断想法弄到这些东西，抗战前只买到几部秘密照相机、一架紫光灯；直到抗战期间，才由中美合作所的美帝供给了一些这类设备，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
唐每次讲完话以后，听众还问他许多有关德国特务的情况，他都很高兴地一一回答。以后军统学习德国的那一套法西斯特务做法，唐是尽了很大力量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推荐唐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的批准，将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再度去到蒋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逃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六个组，唐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生怕这个单位为CC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以唐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决定提升唐为组长，戴听了高兴异常。一次，戴在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公开提出，唐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要大家都尊重唐。
唐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为了要拉拢唐，便规定要对唐在生活上予以补助。1941年冬我调军统局总务处长时，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多抽出时间与美帝去合作，才手令派唐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才自己开口向我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要我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局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并没有按照戴的意思去做，而另有他的打算。有一次，戴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戴叫我去找唐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我当晚去找唐，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他听到我说明来意之后，马上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我一听他这样的口气，便起身要走。他又把我留住，叮嘱我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叫我多与他拉拢。戴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我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多与联系。我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唐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我，唐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别人攻击军统的情报都一一送给蒋去看，并且还尽力讨好CC系的头子，联络宪兵副司令张镇，巴结政学系。不过唐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露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我虽每月能和唐长谈一两小时，也从来不易听到他说出什么机密的问题。
1943年以后，唐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下来也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回答时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他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是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埋头在他办公桌上，对每一件送给蒋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外，还指示我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班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和“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这本书远没有读黄色的兴趣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了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当时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我遇到他在训练班讲课时，也和许多特务一起凑热闹去听上一课。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这个独裁者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拉这个打那个的种种阴谋诡计作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所表演的那一段丑把戏，唐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大套神话般的东西来，我也听他讲过两三次。他从当时跟在蒋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群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另一方面是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极力拥护蒋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人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我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好像中国之所以落后和受到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我亲自听到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我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有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看，曾受到蒋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我当时在军统办总务，工作很繁杂零乱，经常挨戴笠的骂，他便特别向我推荐他的这一经验。
唐为了讨好蒋介石，对蒋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他还叫我准备酒菜，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我，用很严厉的口吻责备我。那次他非常生气，我向他说明完全出于误会，他还是很不满意，一再叮嘱我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类事件。隔了几天我去见他，他又向我提起这事。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得罪这个人，否则会影响到军统的工作。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看到唐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我记得我把戴笠这一决定私下先告诉唐的时候，他表面上没有什么高兴的表情，只是问了一下当时军统特别党部的一些情况。那时，我刚被指定充当特别党部的总干事，什么也弄不清楚。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控制选票，不要分散。这说明实际上他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戴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也看得很清楚，他并不很感激。我在他当选为中委以后向他道贺时，可能由于我太强调戴笠自己不当中委而帮助他，他冒出了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看到我听了这句话的表情不大自然，马上补了一句：“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内心很不痛快，唐纵便一再叮嘱我不要向别人讲这些。我口头虽答应不说，可是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一个钉子。戴听完我的话以后，竟恶狠狠地朝着我说：“你以后别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从这里，我看出他们之间已有矛盾，这些事戴笠是不愿意让我多了解的。其实，戴笠很喜欢我把这些情况真实地向他反映。当时他虽然那样责备了我，但是那一天在其他问题上他一直是对我表现得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戴死之后，蒋对唐更加重视了。我在这一段期间内与唐接近得更多，尤其是戴笠死去以后，我一面投靠毛人凤的浙江派，一面又被人指为唐纵湖南派中的骨干。唐过去在军统局中掌握的干部不多，由于我是湖南人，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和他没有断过关系，他的老婆也希望我主动地多分点戴笠的财物给她，因此对我都很不错，我对他的情况也比以前要了解得多一些。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他的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我在他出任参军时去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我：“差不多。”我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但又很好奇，想摸清楚他究竟是不是调了一个闲差，以便根据情况来处理对他家庭生活方面的照应。如果他不再得到蒋的信任，按照戴笠一贯的做法，就不必那么周到而可以采取敷衍的态度，否则就得加倍小心奉承。为了掌握这一分寸，我便利用他去办公的时间去他家，借故与他老婆谈些还都以后房屋的安排、家具陈设与汽车等问题。因为处理这类问题，必须以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到的信任程度来决定，要安排得恰如其分才不会受到戴笠的责备。
我选择上午10点左右去到唐家。唐的老婆正在料理家务，我便和她谈迁回南京后的住房问题，她当然很有兴趣跟我谈。我趁机问她，唐近来工作是否比过去清闲些，没有从前那么辛苦了？她听到这话就滔滔不绝地说，唐如何比过去更忙，除了要看原来那些公文外，还加了许多东西，有时回来刚想休息，蒋介石又叫人打电话找他去。我趁机问她是不是看到过唐最近的日记？她马上显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发起牢骚来，说：“他的日记谁也不准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那些宝贝日记，和他吵过好几回。要不是有这么多孩子，我真想和他闹一场。”我摸到这些情况后，又回去问毛人凤。毛也告诉我：“唐先生比过去更得到委员长的信任了。”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报告，或备充蒋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政务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我又随同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蒋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那天去给唐道贺的人很多，我没有向他告辞就先走了。他的老婆追出来送我时说，他以后工作更要忙，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我知道这是要东西的意思，便立刻叫人买了些银耳、燕窝一类补品送了去，反正是军统局开支，我乐得做人情。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议。到场的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我。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不欢迎唐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一样认为唐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一向不注意小问题，又加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继任，等于由毛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再三叮嘱，我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他刚起床，我匆匆把昨晚毛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请他不要有什么表示，知道这事就是了。他微笑地说：“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当我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我谈戴死的情况。我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他的意见。结果却出我意外，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我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我正要走，他又告诉我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先生当副局长，在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理。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我力劝他不要那样，对毛的意见只当作不知道，希望他们三个人能一心一德通力合作。他当时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是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毛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我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我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毛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突然向毛人凤要戴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连续找唐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我曾经看过这个规划，记得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时，希望毛去劝劝他，毛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非常高兴，因他从来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背地里说：“唐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酃县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深，见了我也常常埋怨。我曾顺便问过唐，能不能先安排一下将来给他们什么工作。他照例笑一笑说：“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能答应别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决定，大致如下：
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
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
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
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
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
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
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郑、毛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时，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但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逐渐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我与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人民武装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我当时很想到省里去当警务处长，听了李毓桢这番话以后，也认为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对唐究竟怎样解决这个矛盾相当关心。我还问过唐，警察总署第三处主管保安警察业务，是不是兼管保安团队？他笑我没有常识，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怎么管得了。不过他又说：“将来一定要想办法能管得了才行。”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据赵世瑞告诉我，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我知道从唐的口中打听不出什么东西来，但还是在照例去向他道贺的时候，问问他这个局的情况。他说：“今后警察和保安团队的领导权统一起来了，不会再发生像云南过去发生的那种不协调现象了。”他还是不愿多谈，不过我以后还是了解到他兼任保安事务局的一些情况。
有次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我有事去找毛。他们正在谈唐兼保安局长的问题，我也就坐下来旁听。从他们谈话中我了解到，原来唐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这里我只就我所了解的事举出几件来。
唐刚刚发表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立即明令指派这个刚上任没有几天的署长亲自前往“彻查”。据唐的老婆后来告诉我，唐被蒋介石急电召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希望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在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还是毛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那时我正由南京回重庆，处理军统还都人员和物资的交通运输问题。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除了叫我给他准备在重庆的住宿和汽车等外，并于第二天去接他。他还叫我通知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我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去昆明调查李闻案的情况，我已写过一篇《李闻血案侧记》，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他当时的一点苦恼心情。
唐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据他自己说，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待了几天。有人说唐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据我所知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的，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叫我不要找人充当假凶手，并马上带我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四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我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我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因此唐在向蒋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唐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回到南京时，毛人凤请他吃饭，我和李肖白等人作陪，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这件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这里我只极简单的谈一下。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六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十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唐这样质问，怀疑唐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着唐的鼻子说：“你不要乱说，究竟谁先开的枪你弄清楚没有？”唐一向有涵养，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责难，总是一笑置之，连忙把话扯开，又经在旁的人劝说，两人都走了。唐回到办公室，立即叫人打电话到上海催李哲赶快查明究竟据实上报。
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仍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张师、杜醇、冯文尧、宋廷均等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那天，我恰好和唐同车从上海回南京，他在谈到这个案件时，一直担心要和张镇闹翻脸，因张在蒋介石面前始终不承认宪兵是先开枪的。我在和他谈话中，借机建议把宪兵和警察的职权明确划分，以免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他连连点头，说他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处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地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的身上，两个人弄得好久都不讲话。唐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却没法避免。有一天，唐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我们几个处长说：“唐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的建议下，反动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安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蒋管区后方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唐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六七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总得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