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1 / 2）
毛人凤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解放前他对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欠下的累累血债不亚于戴笠，而且有些地方甚至还超过了戴笠。关于他的情况，我虽在写《国防部保密局内幕》和《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两文中提到过，但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特别是关于他的作风和他取得蒋介石信任的手段，以及对中共叛徒的运用等方面的情况，还有进一步揭发的必要。除了过去已写过的不再重复而只在必要时提一下外，现将我和他相处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所了解的情况再分别写出。
毛人凤过去在军统局时期，最初是谈不上什么的，但自戴笠死了以后，一下子便大走鸿运，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他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在军统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胜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军统大权。这不是偶然的。他在军统中，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一向搞秘书工作。他对军统业务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却能在几年工夫内担负起整个军统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的信任。加上他本身也很勤劳、稳健，待人和蔼，没有表现出半点野心，更能任劳任怨，所以到了1941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秘书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
军统局的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是与各处室平行的。不过由于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各处室的文件都由它总其成。至于一般性问题，便可以由主任秘书批核，不必送给戴笠去看。1942年以后，军统组织扩大，秘书室的秘书也增加到十来个，并增设了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毅夫）担任这一职务。张为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邓系特务合并到军统后，戴笠对张等原属于邓文仪的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分别，骨子里却很有分寸。所以张虽然当了副主任秘书，还得受代主任秘书的领导，许多重要问题也不让他过问。
主任秘书郑介民，每周照例去军统局一两个半天，只是戴笠不在重庆时，他才经常去局里办公。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都要他去看看。因为他兼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杨宣诚，1944年后，郑才升任厅长），对中共问题向以专家自命。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二厅也同样要尽力搜集报告蒋介石。戴笠为了使两方面的情报出入不太大，以免在蒋介石面前出问题，所以要他去看看。这是因为有些材料不容易得到，而是特务们捕风捉影搜集起来甚至捏造出来以满足蒋介石对这方面的要求的。为了不露马脚，军统局和第二厅对蒋介石采用欺骗手法，所以要经过郑介民看过以后，认为差不多了，再上送，才不会出毛病。这一部分工作，毛人凤是无法代替的。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接替下来，使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就慢慢地形成起来。
戴笠没死之前，毛人凤对郑介民和唐纵都非常恭敬，说话称“报告”，写的东西里称“职”，态度很谦逊。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和郑、唐争雌雄，而且居然由他来继承戴笠创造出来的这份“家业”。毛人凤兴起的缘由，除去我以前所写过的以外，还不得不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与少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下去；即令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使许多特务高兴他的，是他还肯代人受过而无怨言。戴笠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错误由他承担下来。
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报告。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去睡了一下。戴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刻叫警卫从寝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戴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毛人凤连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戴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当戴一走，毛马上对郭说：“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我才明白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由他承担下来。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在一次，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便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回来后，他便告诉我，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有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员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会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会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会报都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也乐于培植他，并有意地慢慢让他在军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使之和郑、唐两人能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唐两人越来越疏远。这样便为他日后与郑唐在军统中争权夺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令戴笠不死，他也早在暗中安排如何能使自己坐上军统的第二把交椅了。
毛人凤讨好一些大特务的手段，除前面谈过的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常因乱搞男女关系出问题。叶翔之看中了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杨接近，而将杨奸污。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和杨发生了关系。后来杨吉昌怀孕找叶设法安置她到外地去生育，叶不理，叫她去找谈，谈也不管，两人由相互推诿而争吵起来。杨只好去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杨为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学生，她的同学知道这一情况，气愤异常，要联合起来向戴笠去控告叶、谈两人。
毛人凤知道这件事一公开出来，戴笠非办人不可，便找我去研究，请我出面调解，因为他知道我在许多特训班兼课，和学生经常往来。我早了解这一情况，也同意进行调解，便找了十多个为首的学生吃饭，先向他们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宣扬，要他们不必闹出来。他们看到我出面来讲人情，只好答应不扩大这件事，但提出要盛葬死者及由叶、谈两人亲自送殡，还规定要他两人每年得去杨的坟上祭扫。叶、谈两人都同意了，不过叶翔之没有执行，谈荣章是全部照办。他在重庆的几年中，每年都去扫墓两次。毛人凤把这事处理以后，讨得叶、谈两人的欢喜，不久也把经过向戴笠作了报告。戴只要不公开闹出来，也落得不过问。有天，戴问我：“杨吉昌的事怎样处理的？”我便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下，他便用责备的口吻说：“为什么你在事前事后都不向我谈？”我才明白毛人凤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他这样处心积虑的搞了许多年，当初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野心家，而只简单地认为他因为在军统中资历浅，对各方面不得不尽力敷衍讨好。
毛人凤的狠毒，在最初的几年中，同样也没有谁看得出来。当戴笠严厉处分一些特务的时候，他还常常从中为之说情，经常遭到戴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了出来。
毛人凤的狠毒，我在以前的材料中提到一些，有些问题还准备单独写述，这里我只谈谈他对马汉三和毛森两个人的一点情况。马汉三被他杀掉，在当时是轰动过一时的大事，因马不仅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还是国大代表，是不容易杀掉的。
1944年前后，马汉三由五原办事处主任调升为军统局布置处处长的时候，毛人凤还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当晚并在家里设宴为马洗尘。因为在此以前，马任宁夏缉私处长时，每到重庆，总得带许多东西送他。他家书桌上放的一个很大的贺兰山石砚，便是托马找来的。马汉三每到重庆，照例还得在毛家打几次牌，变相送他几文。这次马刚调重庆，毛就一再要我为马设法找房子住。我给马买了一座小房子后，毛也去马家玩过。总之，两人关系处得很好。
抗战胜利，马被派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后，初期还与毛保持过去的关系。1946年春间，我第一次到北平，马托我带给毛礼物一小包，其中都是些玉器首饰，他也很高兴的收下了。那时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不但自己长驻北平，他的老婆也常来小住。通过郑妻的关系，马把从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所贪污的钱分送给郑介民，同郑日益接近，对毛开始冷淡起来。
毛人凤对马汉三的贪污劣迹早就清楚，不过也还在等待马分些赃物给他。但是，马走上郑的路线后，又与李宗仁勾结上了，对毛采敷衍态度。1947年马去南京开会，虽然送了毛一些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价值也不小，但毛听了他老婆的话，说马对郑妻是公开分成，而只给他这一小点东西，便拒而不收，并且更加怀恨在心。毛在郑介民下台由他正式当了局长后，便决定拿马来开刀。
毛人凤早安排下一着棋，那便是把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派为北平站的督察，暗中搜集马的材料。马自得到郑介民和李宗仁的信任后，也野心勃勃，想在军统中自成一系，暗地里搞小组织，连北平站长乔家才也被马拉在一起，发展到50多人。这个小组织，最初是以华北几省的特务为主，后来也吸收其他地区的人参加，主要目的是拥郑反毛。当王蒲臣搜集到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名单后，立即跑到南京向毛检举。这时，毛的杀机已动。
正在这时，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特务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的命令，除自己投孙科的票以外，还得为孙科拉票。马汉三不但不接受这一命令，除为李拉票外，还拿出不少的钱帮助李竞选。这样一来，三罪并发。毛决定签报蒋介石的前两天，还特别找我去问过有关马汉三的种种情况。
毛人凤把签请严办马的报告当面送给蒋介石以后，据说蒋曾考虑了很久，因马是国大代表，不得不慎重一些。蒋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只批了“准予扣押讯办”。毛便决定亲自赶赴北平扣押马汉三。他临行的前一日还笑着对我和潘其武说，他参加军统工作十来年，还是第一次亲自去扣捕人。
毛人凤到北平的第一天，还和马汉三等谈笑自若地敷衍了一番，第二天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把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当场扣押起来，并勒令参加马等组织的特务都要写悔过书，检举马等的不法活动；如不好好坦白悔过，便以马等为例，还要严办。这样，军统中这个小集团便一下被他打垮。
马汉三等解到南京后，消息很快在军统内部传开。毛人凤自扣押马汉三以后，便再没有和马见过面。马等关在保密局设在南京宁海路19号接收汉奸特务组织的一所牢房内。根据王蒲臣等在北平搜集的大量材料和马汉三供词的记录，毛才再次签报蒋介石将马等枪决。蒋介石只批准了杀马汉三和刘玉珠两人。马在看守所中，曾多次请求见毛一面，每次总是由司法处长李希成代为提出。有次我也在场，毛狞笑了一声说：“有什么话叫他同你（指李）说好了，我见他做什么？”
马被扣押以后，郑介民和他老婆都非常着急，但又不便出面袒护，也无法公然托人说情，因为他们知道属于郑派的大特务，毛人凤都恨之入骨。郑妻便找我打听，我便据实告诉了她，并且暗示马已把他和许多人贪污分成的事和盘托出。她听了很着急。当我把这情况向毛谈及时，毛很得意地说：“回答得很好！免得她们再来啰唆。这还能讲什么人情吗？”
蒋介石批准枪决马、刘两人的当天，毛人凤便命令司法处长李希成立即在监狱内执行。马被杀后，当时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毛人凤在临刑前去看过马，还有人说马要求先打麻醉剂才执行枪决。据我亲自听到李希成告诉我，马得到通知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他态度很沉着，只要求照顾他的家眷，使她们能生活下去，根本没有请求使用麻醉剂。只有刘玉珠在临刑前大哭大叫，马还呵斥他，叫他不要在死以前还闹一场笑话。马、刘被杀以后，当时连许多毛派的特务在背后谈论起这件事时都感到做得太狠了些。
另外，从毛人凤对他族侄毛森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那种六亲不认的凶狠手段。毛森是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抗战初期任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以后任行动总队长、中美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一向在东南一带活动。毛森每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因此抗战胜利后毛森便在汤恩伯的京沪警备总司令部任第二处长、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等职。这是由于毛人凤的关系，很得到汤恩伯的信任。上海解放前，汤恩伯部驻上海，毛森得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时上海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加上两个字，叫他作“毛骨森森”，以形容他的凶残。而毛人凤当时对他可说是信任到极点，任何事都与他商量。
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到福建，任厦门警备司令，不久便与美帝直接勾搭上了。当时美帝是采用直接援助的办法，把武器交给反动派的反动头目，而不通过反动政府机构。因为这样不但可以更快地使这些反动家伙能早点拿起美国武器来屠杀中国人，而且也能更好地直接来控制指挥他们。毛人凤当时正在苦闷，看到美帝特务迟迟不来直接帮助他，听到毛森却先他而得到美国主子的重视，很不痛快，便想以他个人关系和军统组织关系叫毛森把和美帝的勾结全部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办理，恢复过去军统时代与美帝的合作。当时不但毛森不愿意，美帝方面也只答应直接进行个别支援。这既可以选择它所认为最有用途的忠实奴才，又可以避免正式露面。毛人凤一再严令，但毛森以自己羽翼已成，又能得美国主子的器重，也就不理会毛人凤的那一套。他直接从美帝手中得到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进行活动。
他们叔侄之间翻了脸之后，毛人凤公开对付不了这个通过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侄儿，便决定派人去进行暗杀。毛森在军统中一向是搞这类工作的，他也知道毛人凤会在他不听指挥后对他下毒手，因此防备也很严密。最后，毛人凤不得不采用公开通缉的办法，准备逮捕毛森。但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反动派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的时候，他还在打算要杀掉毛森，只是由于无从下手而没有结果。
毛人凤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狠毒残暴，我在另外的几篇资料中都提到过。他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的，所以连小孩都杀了不少。
1949年春，我在重庆，有天我的一个学生陈月华找我，请我向毛说情，保释黄显声将军。我便向毛去说。毛听了笑笑，望了我很久才轻轻地说：“这种人到现在才放出去，对我们会有好处吗？你真太不懂政治斗争了！”后来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大屠杀中，首先被害的便是黄显声将军。
另外我还曾向毛人凤保释过一个军统特务陈为诚。他也认为这种人放出去将来对军统不利，而在大屠杀时和另外几个特务一起杀掉了。
至于他对一些共产党的叛徒，比戴笠更凶狠的做法，我在下面将专门写述。
我调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以后，经常听到毛人凤和许多处长在闲谈时，提到他第一次随同戴笠去见蒋介石的情况，感到非常得意。他说，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随便，完全不像接见一般将领那样严肃。蒋在和他们谈话时，一面还叫人把一盘宁波式的小点心拿了出来，一面吃一面听他们谈话。毛人凤对蒋介石这种随便态度，认为是最亲切和亲信的表示。
戴笠从1942年以后每次离开重庆时，总是先向蒋介石报告，将军统工作交与毛人凤代为负责。最初蒋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情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久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慢慢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我们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刻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谈到蒋见他的情况。以后蒋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渐渐习以为常，不是那么感到紧张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了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才。因为几年间在戴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而只是为戴笠转送报告，并把蒋介石的指示转告戴笠。所以等到戴笠死后，蒋介石决定以当时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时，还一再当面叮嘱毛人凤要好好帮助郑介民，当初也没有要他继承戴笠的表示。但毛的做法，却慢慢不同起来。这是由于郑介民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向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凤身上来。
毛人凤能进一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善伺人意，懂得如何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戴笠在世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甚至也少不了他。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特别是自从和美帝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美帝公开答应支持他搞海军，使他不能专心致意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这些话是唐纵在戴笠死后有次在军统局公开向毛人凤和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谈出来的。我当时也在场，听了后感到很为惊异。只有毛人凤表示了一下，认为搞特务工作的应当以不兼或少兼公职为最妥，其他的人都没有作声，因为大都希望多兼些公职。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我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完全能了解。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我开始以为毛人凤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东西来纪念戴笠，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石。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有天下午，我因有一件急于要他批示的公文，上午送给他以后，一直没有看到他批下来便去找他。当我走进他办公室时，恰好他刚离开，我见桌上有一个卷宗摆着，便不等他进来先去翻一下，看他批了没有。当我翻开卷宗一看，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是他用上等宣纸笺，恭恭敬敬地在向蒋介石写报告。由于他的字一向写得很大，我为好奇心驱使，便匆匆地看了一页，实在出我意外，他竟在对戴笠过去的做法加以攻击。原文我已记不清楚，但还记得他的措辞很婉转，只是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应当“专业化”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戴笠兼的公职过多，不得不和各方面应付敷衍，不但花费时间，而且还得迁就某些人，这种做法对工作是极其不利的。我不便再看下去，虽然我一向对他比对戴笠随便得多，但如果他发现我在偷看他的这些东西，也会和我翻脸的。不过我以后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遴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