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其人（2 / 2）

这个办法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民众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变成了昙花一现，只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个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民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的派出所进行搜查。唐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说这种办法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唐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去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假的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仍不满意他这样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却一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他逃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是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透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决发动全国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缓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上台后一直是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很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在煮一个被肢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出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徐某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的打死，跑的跑散。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便找唐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那时我正有事去重庆，唐便叫我去查明真实情况。我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我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我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唐听完我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了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我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我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顺便举出这么几件。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除了比这些更使他“伤脑筋”的事另行写出外，一般的就不再多举了。

1946年8月15日，警察总署正式宣告成立的这一天，许多保密局的工作人员都被邀请参加它的庆典。唐在讲话中，除再三强调建国时期中警察工作的重要性外，并说今后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规。他说中国自有警察以来已有40多年，都是仿照外国的一套办法，没有根据自己国家具体情况作过什么长远的规划，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是自己搞一套，从来没有统一过。他着重说明，警察的任务是维护治安秩序，除对一切犯罪分子作斗争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警察力量来巩固国家政权。他公开提出，日本人被打垮以后，还有比日本人更可怕的敌人时刻在准备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会比过去任何战场上的战斗更激烈，一刻都不可放松。他反复说明，这是建国时期警察的中心任务，他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他要求每个从事警察工作的人都不可疏忽，他还请求与会的各方人士都要多多帮助。他在讲话中还提出两句口号，说他在任期中，一定要做到“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不浪用”。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我当时经常去这些大城市处理工作，当地不少局长、处长同我谈起这一问题。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有次我到重庆，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和我谈过，说唐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叫他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在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管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方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指示唐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请求蒋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没有答应。据唐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从这年春天开始就做准备。但是由于蒋军一再惨败，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我调到云南以后，得知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革命斗争，唐对此异常注意。据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告诉我，唐曾三令五申叫他运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这年冬天我去南京，唐对云南情况问了许多。他很不满意邱开基，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令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戡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忧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我曾好奇地问过唐，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另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我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他们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做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不过以后毛人凤告诉我，并不是唐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他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唐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除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军事活动进行各项镇压人民的罪行外，同时也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做了一些工作。现就我所了解的分述如下。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的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总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全国解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一上台就叫嚷要制定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定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认为他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唐花过不少时间拟定过大量的人事调查表、编制表、警官履历表等，要求各省市警察机构填报。据在警察总署人事室工作的军统特务刘本钦、汪摄吉等告诉我，全国究竟有多少警官和警察始终弄不清楚。蒋介石几次问起这事，唐也答不出数目来，回来总是要将办理登记工作的人员斥责一顿。有次我顺便也问他这件事办得怎样，他认为很有把握把这件事办好，一两年内一定能在报上公布一个可靠的数字。但他又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困难自然是免不了的。

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办完全国警官人事登记后，接着便要举行警官甄别考试的工作。他说，把全国警官的人事情况摸清楚，对于军统的工作会有极大帮助。他出身于军统，如何运用特务组织去进行镇压全国人民，他是随时随地没有忘记过的。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我当时对指纹研究工作颇有兴趣，也常常去了解一下。据说，中国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烦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运用警察来实现他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局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军统缩编时大都被送入军官总队收容。唐任警察署长后，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而反共反人民却都是“老手”。唐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去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解放前我在云南，由南京派往昆明市的警员一批又一批涌来，一直没法处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主要还是看中了中美所特警班在重庆的一批刑事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一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什么“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这样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百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叫我完全由保密局开支。我故意说，既是两人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攻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技，希望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人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认为唐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两人从中活动，自然没有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我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用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得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的。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发表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像浙江的竺鸣涛、福建的严泽元、江西的龚建勋、湖南的李树森、湖北的杨啸伊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我对此也很不满意，不过表面上没有什么表示。我只把许多大特务不满意的情况告诉他，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我的话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稍停片刻，他又告诉我，他不会不用“老同志”，叫我尽可能向这些埋怨他的人多予解释，将来一定会轮到他们头上的。因为全国警保合并的工作还正在进行，许多省的人事还没有决定，要大家不要性急。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爱护“老同志”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要唐彻查此事。据唐告诉我，他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但执行任务时还是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他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同志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许多老同志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发表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特务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他起先还不理会，以后有人告诉他大特务们说他只会向军统要东西，不肯用军统的人，这样下去，不如大家都弄垮台算了。他对这些激愤的言论很伤脑筋。他过去没有可靠的班底，跟他的人都指望能做大官，因此对他将各省的警保处长委派给过去与军统无关的人担任很不甘心。毛人凤派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发表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我记得的有：江苏的张达、河南的刘艺冉、河北的杨清植、甘肃的王孔安、四川的杨超群等。原来非军统的也有些换了军统，如江西换了柯建安、湖南换了李肖白。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帜，制定各种奖章。我每去警察总署的时候，经常听到或看到他介绍这些“新产品”的方案或图样。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对于这个过去主持镇压人民的大本营活动情况，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的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坚决拒绝。有次我去他家时恰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他叫副官去拒绝。我怕那个副官态度不好得罪人，便主动出去婉言答复那个记者。我回屋时，唐对我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最不高兴。”听了这句话，我才明白过来。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长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还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还常去找他。他当上了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我就看到他当着许多人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唐合作而消除嫌怨。这主要是因为李没有将警察总署长抢到手，这一怨恨是无法解决的。李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我记得他发表署长不久，我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我一听这话很不痛快，便不再作声。他又笑了笑补充说明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个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身边多年，懂得蒋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不过蒋的政权寿命太短，没有等到五年已被人民赶走。

唐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措施。因此唐纵这个“外行”比自命“内行”的李士珍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李两人不只是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而且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事后，许多接近李派警官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办了十多年的警察教育，眼巴巴望到胜利，整个警察领导权都被你们拿过去了，今天连这碗办警察教育的饭都不让我们吃，未免太过分了！”

唐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总是非常高兴采纳的，所以唐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考虑到要保留这个忠实为他培养爪牙的走狗，才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有天，蒋把唐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国境警察局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八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四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四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词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完全了解。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全国解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找唐问话，唐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的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得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都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学会是由唐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对我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这些人见到我时往往说：“唐先生请吃饭，还送我们一笔特别费，真是好不容易的事情。要不是李士珍和他闹摩擦，我们怎么能得到双份特别费。”的确是这样，唐纵花这笔钱是有些心痛的，他那“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院，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派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看重，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既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全国解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最后唐把这个计划卷起带到台湾。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却并不因为全国解放无容身之地而有所缓和，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下去。据说唐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唐任署长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走狗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都交给唐。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杀人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而抢到这个肥差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事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的答复使唐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拨，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拨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就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知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大概由1947年夏天开始，唐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去。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长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但中国人民却把他赶出了大陆。

我于1948年5月去昆明，年底到南京公干，再次见到唐的时候，仅隔数月，他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大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的老婆一见到我就谈起这个问题，她很不满意唐还在故作镇静不送她和孩子们走。我问唐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迟早是要送走的。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和我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同我当时接触的一些反动头子的看法不相同。他告诉我：“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他叫我注意防止发生这类事情，对从云南逃往香港的大官们的行动随时报告，同时又危言耸听地警告我说：“共产党只有对干特务工作的人不肯要，而且始终是仇恨万分，非置之死地不可。”那天我和他谈得很久，他整个谈话都充满着悲观情绪。那次以后，我再没有看到他。

全国解放后，唐在台湾仍是一帆风顺。据说已成了蒋经国手下的得力助手，在报上看到他当了多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书记长。在过去军统的几个大特务头子中，只有他还活着在干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1] 本书首版付印前唐已在台湾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