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1 / 2）
1949年12月9日，云南宣告和平解放。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改组后的名称）云南省站站长，对于云南和平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的垂死挣扎和种种阴谋活动，是重要的主谋者和参与者之一。为了真实地保存一点历史资料，特就当时个人活动范围内所能掌握的材料先写出来，其余尚待有关人士作全面的撰述。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昆明便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云南人民长期受到民主爱国思想的影响，抗日反蒋的运动不断高涨。虽然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解决了龙云，把整个云南置于他的恐怖统治之下，并用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屠杀政策，多次镇压过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暗杀过坚强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但云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蒋的进步力量反而一天天高涨不已。
当时，云南许多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越来越壮大，使得蒋介石派驻在云南的嫡系部队疲于奔命，仅能保住几个大点的城市和几条交通线，对“山那边”（当时云南人民称解放地区）却毫无办法。驻在昆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束手无策，天天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余程万派一个师的兵力保守昆明通向沾益100多公里的川滇铁路，还经常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破坏。师长石补天公开向人谈：“我不应叫石补天，而应改为石补路。我天天补这条路都补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补天！”
当时蒋介石虽决心想要保持住云南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但由于各个战场节节败退，赖以反共的精锐嫡系部队又输得精光，至此已无暇兼顾。1949年春，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后，云南人民便急不可待地希望早日解放，摆脱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这时蒋介石直接派在云南镇压人民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已在卢汉的要求下撤销，总司令何绍周被调走，云南军政大权集于卢汉一身。蒋介石想以云南人治理云南，暂时使这一地区能安定下来，实际上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调到云南，所以很多方面只好迁就卢汉。
卢汉
在此之前，以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以何绍周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在云南闹得不可开交。何绍周是黄埔一期学生，不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更由于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何应钦没有儿子，便把这侄儿当成自己的儿子），一向骄横跋扈，看不起卢汉这个彝族将领，想把卢汉挤走，由他兼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他同卢汉表面上虽然敷衍一下，而背后则对卢汉动辄讥讽辱骂。这个国民党政府中的“衙内”，公子哥儿习气很重，整天不是打猎，就是打网球、打牌和玩女人。他的“三打”朋友，如驻昆明各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驻昆明的一些外国领事，对卢汉不满意的与失意的云南军政界人员，以及一些大商人等，都是一边陪他玩，一边替他出谋划策对付卢汉的。
何绍周
我一到云南，马上就和何绍周连成一气，帮他搞反对卢汉的活动。加上我也爱好打猎和打网球，所以很快就成为他的“两打”朋友。何绍周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一味只想升官发财。他到云南很快就大发横财，主要是做鸦片生意。在云南花1万元买的鸦片烟运到上海，可以卖上百万元，运到香港卖的钱更多。以他当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每月只要做上一次这样的买卖，收入就很惊人了。他刚到云南，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云南旧军阀刘治陆的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还觉得不好。他当警备总司令几个月后，便决心用几千两黄金修建一所豪华住宅，准备在云南作长久打算，没想到房子刚落成，还没有搬进去住，就被调走了。他任警备总司令期间，不但残酷镇压云南人民民主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他自己还是一个随意开枪杀人的恶魔。
我常陪他一道去离昆明几十百把公里的地方打猎。有次我的汽车出了点毛病，他邀我上他的车。在路上，我亲自听到他吩咐司机，不要为了避让在公路上行走的人畜而把车翻到悬崖下边去。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你没有看见山区公路上翻的车吗？十有八九是因为避让人畜而把车开到山沟里去的；不避让，一直撞过去，就可以避免翻车的危险。”我说：“那不会把路上的人畜撞死撞伤吗？”他笑着说：“是我们的命重要，还是他们的命重要？”
平日我们出猎，总是爱坐敞篷车，这样就可以随时射击在公路两旁发现的鸟兽。有一次，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想试一试走长途的功效，便邀我一同乘新车去嵩明附近行猎。回来时，天快晚了，他急于赶回，一再催促司机快开，不料在一条不宽的支路上，赶上前面一辆十轮军用大卡车故意不让路，老在路中心行驶，一再按喇叭，也不肯让。司机几次企图强行超越，那辆军车的驾驶员在小车刚要越过时故意把车向左边挤过来，差一点把我们挤到山沟去，所以不敢再强超。何绍周气得在车内大骂，后来走到一处宽敞的地方，小车一下超了过去。何绍周便要司机把车在马路中间一停，后面那辆军车也只好停下来。因为跟在我们后面一辆坐有卫士的车还没有赶来，我和何绍周以及他的一个副官都穿着打猎的服装，那个军车司机以为是几个有钱的大商人，他便质问小车司机为什么挡住去路？何绍周立即跳下汽车拔出手枪，骂道：“老子要你的命！”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吓唬一下那个军车司机，没想到他真的朝着那个人开了一枪，把那人的手臂击伤。那个军机司机一看这情况，转身就向路边树林里跑，何绍周追上去又开一枪，没有打中，那人就消失在树丛中了。
等后面的卫士赶来，何绍周还想要他们去抓那个人，因天快黑了，才气冲冲地回来。一到家，他就叫副官打电话把那个汽车兵团的团长找来，骂了一顿。我一问，原来那个团长是他叔叔何应钦的一个老司机，慢慢提升到团长的，所以对他毕恭毕敬，甘于受辱。我临走时，劝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次算那小子走运，留他一条命。他还很得意地说，有次他在广西公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连开两枪便把那个司机打死了。由于他在云南无恶不作，弄得天怒人怨。他调走后更是对卢汉痛恨万分，除到处以云南旅外人士名义散发谩骂卢汉的“白头帖”外，还托人带给我几百份，要我替他在云南散发。我为了不把和卢汉的关系弄坏，便把这些东西都销毁了。
警备总司令部没有撤销时，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有关地方人民武装活动的情报，可以请警备司令部马上调兵去围攻，也可以请他们出面去拘捕嫌疑人士；抓错了也没有关系，不但何绍周本人极力支持我在云南的活动，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丁龙恺，是抗战初期我任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用过的人，我关照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去做。自警备总司令部撤销后，虽然我还可以通过云南省站领导的公开特务机关云南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和省政府调查室去执行任务，但是这几个机构都受卢汉辖制，都得接受卢汉的指挥。
有一次，云南地方人民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一部手摇发电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损坏了，派人送到昆明修理。军统特务昆明组向我密报这一情况后，我决定等来人去取报机的时候予以逮捕。一星期左右，报机刚修好，我便通知刑警队准备几个队员，听候捕人。我没有将这次任务和捕人的地点告诉刑警队，怕他们走漏消息，只说到时由昆明组的人带他们去。到了那天，果然将人连同机器一道捕获。经审讯，那人承认是“边纵”的。我想通过这一线索追究下去，以便更详细地了解一些有关“边纵”的情况而没有把这人送往重庆。
还有一次，卢汉的旧部、曾任营口市长的×××，营口解放时他被活捉，经解放军教育一个时期后释放。他回到昆明，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等政策。我便要昆明市警察局长王巍将他扣押起来。第二天，王来见我，说卢汉打电话质问为什么逮捕×××，并命令马上释放。他回答是我要他拘留的，卢汉才没有说什么。王希望我把这一情况向卢说明，免得使他作难。我便马上去见卢，告诉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扰乱军心民心，所以扣押他。卢听了说，这个人就是嘴巴讨厌，爱乱说，也同意关他一下。
没过几天，我接到毛人凤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说他已和胡宗南商谈好，胡同意把他的老婆军统特务叶霞翟送到昆明，而不去台湾（因胡与陈诚不和），并将抽出一两个军的兵力加强中央在云南的力量。毛要我亲自去西安见胡宗南，说明云南的形势和重要性，劝胡在西南建立一个根据地，顺便把叶霞翟接到昆明。我接信后便于第二天动身。
临行之前，我估计卢汉可能要强迫王巍释放×××和“边纵”的电台人员。当时受保密局云南站领导的特务机构而不受卢汉辖制的还有滇越铁路警务处、第四区公路工程局警务科、第四运输处警稽组、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等。我本想把×××和“边纵”电台人员从警察局送到这几个单位暂时囚禁，因时间关系，又想着我离开昆明卢汉不一定会知道，所以没有把他们转移。后来知道：我刚一动身，卢汉就命令王巍马上把×××和“边纵”的人员连同电机一齐释放。我从西北回来后去见卢汉，他推说这是省参议会提出的，所以没有等我回来和我商量就释放了。我当然不愿为此事和他闹翻，只把经过向毛人凤作了详细汇报，毛也同意我不为此事与卢汉闹摩擦。
自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调离云南之后，卢汉对待云南人民民主运动，一反过去何绍周采用的严厉镇压手段，而采取缓和的态度，无形中在默许和支持。到1949年夏天，昆明一些进步报刊便一再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机关，驱逐蒋介石集团在云南的特务，并不断对国民党许多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和法令公开提出严正的指责。
云南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也纷纷拒绝使用，而以过去云南所通行过的半开硬币代替金圆券在市面流通。西南几省受到云南的影响，均改用银元银角。国民党财政部利用这一情况又进行搜刮，把库存的镍质辅币拿出来当银元一样流通。它颁布一道命令，恢复使用早已作废了的镍币，按十角换一银元计算。当这一决定还没有公布以前，国民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知道了这一消息，便纷纷勾结商人到处搜购民间散存的镍币。几天之间，少数人便成了一本万利的暴发户，而多数人却上了大当，把旧存镍币按几角甚至几分钱一斤的低价卖掉。于是人民又纷纷拒用镍币，国民党政府只好把刚下令恢复使用才几天的镍币再来一次贬值，更加引起一场混乱。
1949年2月11日，云南《中央日报》突然刊出一条消息，说中央印制的紫色50元票面的金圆券发现了伪钞。同时，昆明中央银行宣布50元票面的金圆券，不分真伪一律暂停使用。这样一来，所有商店当然都拒收。第二天正是元宵节，持有该项金圆券的广大市民都想买点东西，却使用不出去，便纷纷去昆明中央银行请求兑换，该行竟不开门营业。群众越集越多，一会儿便有2000多人齐集在该行门口，大喊开门，该行无人理会。群众气愤之下，有人一声喊打，便有大批人将门窗捣毁，冲进该行，把账单等抛至街心。反动派军警赶往镇压，一面向天开枪驱散群众，一面大肆抓人，被抓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就地枪决了。后来大批地方士绅和省参议会人员一再劝阻，才把其余被捕的几十人交由军法审理。这次被杀害的无辜市民有冯长安、刘代学、李学成、王才、徐吉等共达21人之多。金圆券风潮虽暂时平息下来，但引起人民更大的愤恨。
云南参议会不少进步的参议员，不仅在开会时提出对许多反动政策法令的责难，并支持进步舆论所提出的驱逐国民党在云南的机关、军队与特务，还公开对蒋介石集团所作所为不停地进行抨击。保密局云南站随时把这些情况向台湾方面报告。特别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撤销以后，卢汉对云南人民武装部队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进击，有些地方保安团队和朱家璧、庄田等领导的人民武装保持着互不侵犯的情况，曾引起台湾方面极大的注意。但台湾方面认为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和撤换卢汉还不是时机，便决定撤退中央在昆的税务、审计和特务等机构。
1949年7月中旬，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毛人凤电令，决定将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和一些已半公开的地方组织、个别暴露身份的特务，连同保密局在云南的特务武装交通警察部队撤到重庆，但指定站长沈醉仍然暂留昆明，看局势发展情况再另作决定。我随即去见卢汉，向他报告这一情况。他同意台湾方面这一处置，认为军统特务在昆明的种种活动，多年来人民的确一直恨之入骨，撤走以后，可以缓和一下人民的情绪。卢汉并说，对我个人暂留昆明，表示决无问题，并希望我和他经常保持联系。
1949年7月下旬，保密局云南站正式宣布撤走。实际上是把站部组织缩小，采用汰弱留强的办法，剩几个精干的人员搬到了我的家中。云南支台撤走后，也留一部与台湾和重庆通报的小型无线电台，设在我家楼下。昆明组的所谓撤销，也是只把组部取消，把身份暴露的特务撤走；没有暴露的，特别是打入卢汉身边工作的几个人，如收发室主任王文彬（化名林子华）、秘书蒋××等人，不但不走，反而更加强了他们的活动，还要他们发展新的特务。外县的组也只把开远、蒙自与河口三个组撤销，其余在昭通、保山、车里、佛海、陇川等地的组织和电台一直没有动过。武装特务部队虽抽走一些，领导方面则仍然换汤不换药。川滇、滇越两铁路警务处处长田动云，被指定负责率领所有在云南的武装特务去重庆，两路警务处处长仍由军统特务苏子鹄继任。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警卫稽查组与第四运输处警务课虽调走一部分交警部队，而两个机构的负责人仍为军统特务罗嵩与张贞。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因远在郊区，根本没有动，只更换了组长。实力最充实的公开特务机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不但没有调走人，仍由周伯先负责，反而吸收了该队一些最顽固的分子何云贵等加入军统组织。表面上算是交了出去，而实际上仍有军统在内部控制的单位还有云南省警保处、云南省政府调查室与昆明市警察局。
当时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真正撤走了一大批特务，其实他们刚一走，毛人凤马上就派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的科长兼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任鸿传于8月初赶到昆明，并要我协助他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昆明潜伏组和两部潜伏电台。这个组的主要成员，除组长丁翔和组员王文彬、马××等是原来云南站身份未暴露的特务外，还吸收了几个医生参加。如明绍武医师，当时他想在昆明中华路开设一个诊所，没有足够的钱，经他亲戚军统特务李瑞峰介绍，由军统给他1000元硬币协助他，而以参加昆明潜伏组，在解放后为军统工作，并在他诊所内掩护一个特务为条件。另外还以帮会关系，由江义等特务找到在昆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内任内科主任的马××等为组员，组部电台报务员郑玉和系由重庆支台选派来的。另外怕万一昆明潜伏组出了问题，昆明工作不能继续下去，又做了一个双层布置，成立了一个所谓独立潜伏台，由重庆选派报务员冯泽芬为台长，自兼情报员，不与昆明潜伏组发生横的关系，只和台湾直接联络，当时称这种特务为全能情报员。
蒋介石对云南问题所作的指示，以后毛人凤当面告诉了我。蒋认为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为虑，因时机尚未成熟，卢汉虽有点靠不住，但还不会马上有所举动。这是因为一方面解放军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轻动立不住脚；另一方面卢汉本身兵力有限，只有十几个装备不好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昆明，李弥的第八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八十九军也在黔滇边境，这三个军的兵力足以对付卢汉而有余。因此，主要的是要使卢汉不能与共产党联络，不能与龙云有往来，但又要尽可能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同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决定用恐怖手段，先除去卢身边几个思想进步、在政治上对卢能发生影响的人。
从1949年8月初到9月初，我先后接到毛人凤给我亲译的三个密电，命令我立即设法在昆明暗杀杨杰将军和另一个云南民革的负责人陈复光教授，以及云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安恩溥、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和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等五个人。因为这些人有的对卢汉在政治路线上有很大影响，有的是卢的亲信。我接到这项命令后，因为许多原因一直没有认真执行。毛人凤便连续来电指责我，并一再说明，只要先除去这几个人，对于扭转云南局势，镇压云南民主运动，将发生极大作用，我却总是推说进行困难，正在设法中。
实际上当时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和陈复光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我所住的三节桥靖园新村五十一号，正和杨杰的住宅是斜对面。杨虽有一辆小吉普车，却很少用来代步。他家中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他的活动，我是弄得很清楚的。他几乎每天去云南大资本家“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严家可以随时开出几桌酒席，吃顿便饭也可以拿出十几道菜来。我有时也去那里，遇到杨杰，总爱和他聊天。他每天从家中出来要经过我家对面一个大的草坪，我的几个孩子在那里玩的时候，他总爱停下来逗孩子，彼此都很熟悉。我原来准备等他深夜在外面应酬回来时，就在通往那个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
我找了两个行动员和他们研究，他们也认为杀掉杨杰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我作出决定，他们就马上执行。不料我和他们商谈时，我的母亲正在我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我们的谈话她完全听到了。等那两个行动员一走，她马上气冲冲地走了进来，用手指着我的头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这一出我意料的情况，使得我只好把准备在第二天杀杨杰的事拖延下去。
民革在云南的负责人陈复光住在我家后面篆塘新村住宅区，大门临马路，连围墙都没有。当时云南站虽撤走，而留下的特务中还有戴季庸、杨文智等几个人，是一向搞暗杀工作的。毛人凤又加派了保密局专搞暗杀工作的王××、秦景川两个人到昆明。秦为军统培植多年的刽子手，而我过去在军统局也专搞这类工作多年，并在许多特务训练班兼任这项工作的教官，毛人凤总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迟迟不肯动手的原因，主要是怕自己跑不脱，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暗杀，毫无疑问，一定会猜到是我干的。我如果先跑到沾益、曲靖等地，再叫他们去干，就不一定有把握，反而打草惊蛇。当时整个局势迅猛发展，解放军势如破竹直指西南，眼看不久便要到云贵等省。我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点残兵败将，绝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杀几个人也不能挽救失败的局面。
在那种形势下，我实在有点心灰意懒，再加上我母亲的那几句话，因而为个人利害考虑特别多，所以放过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以后毛人凤对我没有在昆明暗杀杨杰，而让他逃到香港，曾对我执行命令不力严加指责。至于对安恩溥、谢崇文、龙泽汇三个人的问题，我就更加有顾虑：一方面怕杀了后反而把卢汉激怒了，不但自己有生命之虞，而且云南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快，欲保云南，反因此而早日送掉云南；另一方面，他们三人均为现职官员，平日出入有汽车，家中有警卫，下手也比较困难。虽然这样，但我在接到第二个命令时，我还是进行过部署，因为军统纪律很严，对连续命令不执行，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特别在那个时候，毛人凤为了挽救垂死的局面，枪决个把大特务来对内部动摇情绪进行震慑，是随时可能的。我当时虽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而仍不能不做一些布置。
云南站撤走后，云南站的外围组织却仍然存在，其中比较还有点力量的是第四运输处副处长兼运输总队总队长李家杰所领导的“杰社”。这个帮会组织的成员，大都是第四运输处的汽车司机和搞运输工作的职工。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多是些专搞走私贩毒、偷关漏税的不法之徒，还有不少在滇缅公路上专干杀人越货的惯匪。
我当时对安恩溥特别不满意，私人间一向处得不好。为了执行命令，我便叫李家杰在他的人当中挑选了四个干暗杀有把握的人，由我给他们每人一支美造曲尺手枪，先给他们十两黄金的活动费，并允许事成之后，每人再给十两黄金。李家杰也把自己所乘的汽车给他们使用，准备在安恩溥经常来往的路上动手。因为这些人与安的司机容易接近，打算先勾通安的司机，故意在偏僻的路上抛一次锚，他们尾随在后，便可立即对安进行暗杀。
另外，由军统特务余谦所掌握的洪帮组织武圣山所领导的一些流氓，更是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我便叫他选几个人去进行谋刺谢崇文的工作。我当时也怕他们干的时候出问题，叫他们在决定动手的前一天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同时布置杀杨杰和陈复兴，并早作逃出昆明的准备。我知道安、谢两人中任何一人被杀，卢汉都会马上和我翻脸而逮捕我或杀害我，因而我不得不先作打算。
至于对龙泽汇，我当时还不打算杀他，一方面我和他私交不错，另一方面因为他与卢是亲戚，杀了他，我和卢不但发生正面冲突，也会使卢更坚决地倒向共产党而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我在回复毛人凤第二个命令时，也只说正在准备杀杨、陈、安、谢四人。
毛人凤第三次来电催我赶快执行，我刚刚分别约见几个选定的凶手，并决定同时进行的时候，突然得到卢汉准备去重庆见蒋介石的情报，我便又连夜分别通知他们暂缓动手。因为昆明的手枪一响，卢汉可能不去重庆，这样我反而负不起这个责任。两相权衡，还是以能使卢早日去见蒋介石更为重要。这样，解放前在昆明才没有继1947年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再来一次血案。
在卢没有去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我在昆明表面上是暂时留下来和卢保持联系，实际上我这个时期的活动较过去任何时期都紧张。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设在我家楼下，我们日夜不停地保持接触。昆明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卢汉的一言一行，只要能得到这类情报，几分钟后便可传到台湾。这时在昆明的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领导人员，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和我举行一次“公秘会报”（云南站秘密领导单位与公开特务单位的军统联合开会），交换彼此所得到的情报，研究对策，传达台湾方面的指示。这种会报也比过去更秘密更紧张。
除此以外，我个人还得随时与驻在昆明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保持联系。李弥当时住在云南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家中，我去他那里谈问题很不方便，他找我也目标很大，我们总是先用电话联络好以后，到偏僻马路上碰头，坐在汽车上去商谈。
当时李弥由卢汉处借来一辆老式轿车，前后座位中间有一道可以活动的厚玻璃隔起来，推紧以后谈话连前面的司机都听不清楚。有时为了更好地畅谈一下，他便坐上我的汽车，由我亲自驶到郊外，更可没有顾忌。李弥当时的野心是想取卢汉在云南的地位而代之，因他是云南人，蒋介石叫他回云南也有这个打算。所以他表面上对卢很尊敬，而骨子里却老是想利用我多向台湾报告一些卢靠不住的情报，这样他可早日如愿以偿。
当时我对余程万新娶的一个小老婆很怀疑，也曾对她进行过调查和防范。据余程万介绍这个来历不明的姨太太时说，这是名家张恨水代他找来的。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余任五十七师师长，担任湖南常德城防。他这个师的代号是“虎贲”，所有官兵都佩带这两个字的臂章。张恨水去过常德，和余有一段往来，便写了一部以余程万守常德为题材的《虎贲万岁》的。这位苏州小姐看过这本后，对余异常爱慕，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所描绘的“虎贲英雄”，甘心充当他的姨太太，和他秘密同居。我对她非常怀疑，怕她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策动余程万，因此暗中派人监视她，还告诉余的副军长彭佐熙留心她，要当心她到军部去有什么活动。彭佐熙当时很想当军长，对这项任务他一点不放松。我鼓励他，一旦发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好及时处理，军长一职还能不归他。
我除了做这些挑拨离间的特务活动外，有时还得做一些有关团结的工作。自李弥回昆明后，余程万一直不痛快。因为余想由他负责云南军事方面的责任，不管谁当主席都行；而李则想军政大权一手抓，彼此各有打算，各有背后支持的人，因此两人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我对此非常焦急，怕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而影响整个大局。为了使他们彼此谅解，我也曾费过不少唇舌。直到以后大家都被卢汉扣押起来住在一起时，他俩虽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异姓兄弟，但在个人利害问题上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当时台湾方面对云南站的情报活动很不满意，我每天都得抽出时间亲自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我用以活动的中心是余谦在护国路开设的乐乡饭店。这里有一批所谓消息灵通而又与我有关系的人天天去那里打牌、抽鸦片烟和吃喝，主要的人物有圭山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子孝、曾任龙云秘书的刘公度、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邮江储金局经理李少阳、《朝报》发行人王公弢、医师王子翰等。他们虽只能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但我却可以找卢身边一些比较亲信的人去证实和补充，主要的是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和卢的副官处长朱子英。
朱景暄和朱子英一向接近军统，也知道我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朱子英虽为卢的亲信，但缺乏政治头脑。我知道他对卢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但我从不直接向他打听卢的情况，总是以关怀卢的口吻和他聊天，从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卢的情况。他曾把卢汉与“边纵”的情况向我透露了一些。有次卢汉派他送武器接济“边纵”，他去时不敢向我说，回来才告诉我。我说，你先说出来我也不会拦劫你，以后有什么都可以先告诉我，我决不会使你为难。
另外我还发动军统在昆明的大特务、曾任警保处长的邱开基和代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的裴存藩等，利用他们和卢过去的关系及昆明上层社会关系，去找一些我需要的东西。这些紧张频繁的活动，无疑是完全针对着卢汉的。在这同时，我也注意龙云在香港可能指示他的旧部在昆明进行活动。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卢、龙两人合作起来，而希望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怕杨杰将军利用过去当过陆军大学校长的关系，拉拢国民党高级军官，参加民革的军事活动，并影响卢汉，所以决心要除掉他。
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采取撤退中央在云南的机构和特务组织，以缓和云南人民的反蒋情绪，实则准备以退为进，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到云南加强控制。蒋介石对当时云南的局势，只求暂时安定一下，所以不但对卢所提要求可以让步，甚至可以迁就，只等有足够力量时才一鼓作气将卢逐走，完全把云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这些做法，卢汉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卢便尽量以地方不安靖为口实，打起保境安民的口号，利用蒋介石抽调不出更多兵力来云南，而又希望保有云南这一后方的想法，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充实地方武装力量。蒋介石碍于形势只好同意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按照规定，国民党的军队中都要有军统特务组织，如集团军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军的调查组或参谋处第二科、师的联络参谋等，部队自己不能再成立什么特务组织。当蒋介石同意卢汉将保安团队扩编为九十三军和七十四军时，我就去找卢，要在这两个军的军部内设立军统特务组织。卢虽然不能正面反对，却推说军部刚成立，军长虽已决定，但有许多人事上的安排还没有就绪，可稍等一下再派人去。我明明知道他在拒绝，但在那个时候也不好坚持。
不久，我听到昆明组向我报告，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是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名叫李世荣的云南人。李世荣正在设法把过去和他有关系的特务拉过去，替他搞对中央的特务活动，主要目标是我和云南站以及二十六军、第八军等。昆明组建议我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秘密处死或解送重庆处理，如果卢汉或龙泽汇发觉要人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因为这个人是军统人员，这是执行军统的纪律。
我考虑之后，决定不但不逮捕他，而且指示昆明组可以让他拉人去替他做工作，以便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因为逮捕他或杀掉他，他们还得找别人来干，我反而弄不清他们的情况，不如将计就计让他拉人进去。我当时最注意的是怕他们搞暗杀活动，如不搞暗杀，只搞点情报，我可以编造一点真中有假、假里有真的东西给他们去骗取信任。昆明组按照我的指示，让那两个被拉的特务去参加那个组织，随时把他们的活动情况向我汇报，使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准备搞暗杀活动，所以一直没有去惊动他们。
正在这时，我又发现有人拉拢设在我家中的无线电台报务员。这个报务员原来是中尉，我把他连同他的妻子小孩安排到我家中后，便提升他为上尉。他夫妇都是云南人，在昆明有不少亲戚。他的一个在云南部队中工作的亲戚，拉他去龙泽汇部工作，并提升他为少校电台台长。按照规定，军统人员不能脱离军统组织自行另就他业，因此我就不能客气了。当我叫人搜出委派他为少校的委任状后，马上把他逮捕，秘密解送重庆囚禁。重庆大屠杀前夕，主管清理白公馆犯人的法官打电报问我对此人应如何处理？我回电说，把他囚禁一个时期，惩罚一下就行了，所以在大屠杀时才没有把他杀掉。
自上海、南京相继解放之后，国民党整个要垮台的形势越来越清楚，不少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企图早点和共产党拉上一点关系，以便在解放后求得出路。有一个叫张铿的坏分子，利用这种情况钻空子，冒充共产党的什么特派员在昆明进行活动。卢汉手下一些高级幕僚如获至宝，都以能和他见一面为荣。这家伙也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卢汉手下的个别厅长、参谋长一类的人，还恭恭敬敬去拜访他。他要什么便给他什么，后来甚至向卢汉要求拨一个营的兵力给他指挥，也得到同意。我听了暗自好笑，因为张铿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做他的部下冒充共产党，这些人当中就有云南站特务的外围分子或运用人员。他们把这一情况早就向我汇报过，我是在等着看他们的笑话。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从这件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卢汉和他的几个部下确有反蒋投共的打算和决心，不然不会这样饥不择食而上坏人的当。
最可笑的是，有天晚上，卢汉的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此人不是卢的亲信，过去是汪精卫系统的人，所以和我很好）打电话要我立刻去他家，说有要事和我商谈。我估计可能就是谈这件事。因为我接到情报，说卢汉的亲信不让朱景暄参与同张铿联系，所以他想利用我来对付他们。我想，如果他和张铿见了面，他可能还会瞒着我。我去他家后，他郑重其事地叫我的卫士坐在他家楼门口，说连他家的人也不让上楼去。他把我领到他抽鸦片烟的房内，倒在烟床上，一边打烟泡一边告诉我：昆明已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卢汉已派了代表随同他们的人去四川联系，问我知不知道？我说我早就听说了，没有准备去惊动他们。他便向我建议，应当从二十六军调一个团的兵力去包围他们，才能把保卫他们的一个营缴械而一网打尽。最后我笑着对他说，用不着我派人去逮捕他们，迟早那些拜访过张铿的人会把他们抓起来的。不久，卢汉果然发觉张铿是冒充共产党，把他们逮捕了。虽然这是云南解放前夕发生在昆明的一个大笑话，但还是显示出云南人民渴望解放的心情。
1949年8月，蒋介石为了便于亲自处理西南问题，梦想以他个人的所谓威望来保持西南最后一片土地，作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争取美帝用实力援助的基地，便由台湾飞到重庆坐镇。当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认为，过去八年抗战，重庆始终能成为大后方，除了地形险要、兵源粮源补充容易外，还由于对这些地方情况熟悉，易于控制，所以这时把最后一点希望又寄托在西南这个角落上。
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这还是第一次再度回到他抗日战争时期躲了七八年的旧巢。重庆的一般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都非常清楚，重庆人民对蒋介石的再度光临，只会更加痛恨，而绝不会加以欢迎。因为他过去许诺四川人民的许多事，如修筑成渝铁路等，没有一件兑了现。为了对蒋介石表示仍然孝敬，重庆市长杨森等，指使重庆的帮会流氓、袍哥大爷如田得胜、石孝先、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和兄弟伙，来了一次号称十万帮会分子的欢迎大会，在飞机场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演了一幕滑稽丑剧。
蒋介石当时最感棘手和最注意的，当然还是云南的问题。这时他最感苦恼的是再也抽不出相当兵力来进行他的计划，最后只好采用所谓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来对付云南。而这次硬也硬得非常可怜，他只能命令一个比较完整的二十六军包围昆明，并叫一个在淮海战役中整个兵团被歼灭、只身逃出包围圈的李弥，把刚刚东拼西凑而成的第八军和驻在贵州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一齐向昆明方面推进。在这同时，他还把昆明对外的航空联络线予以封锁，连几架破旧的运输机和客机也全部撤离昆明，装出姿态迫使卢汉就范。
卢汉面对这种情况的确费了一番心思。我从他的亲信副官处长朱子英口中得悉，卢连着几天都在彻夜苦思焦虑，香烟头堆满烟灰缸，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局势的应付很费苦心。特别是蒋介石接卢汉去重庆的专机停在机场上等着起飞的时候，据说卢几乎通宵不眠。不去，很可能要打一场，硬打不是很有把握，况且云南地方要遭到战争的蹂躏；如果马上宣布起义，解放军离云南还有相当路程，不能立刻得到支援；但是去重庆，又怕蒋介石翻脸不认人。谁都知道，这人是什么好话都说得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当卢汉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他释去疑虑，最后特别把蒋经国派到昆明当面劝驾。
蒋经国一到昆明时，正遇上昆明学生和群众3万多人举行“反蒋反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一再问我：“云南会不会马上出问题？”我再三安慰他不会马上发生问题，如果真的到了局面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不会等在昆明当俘虏。他最担心飞机场控制不住，没有法子再坐飞机逃走。我告诉他，二十六军还有几辆坦克车，万一有事，至少可以用坦克车送他离开云南到贵州去，他才放了心。
9月5日是昆明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清早，余程万便派副官接我到他的军部去。这时，留在昆明的一些特务，都带着二十六军和云南保安司令部两枚不同的证章，以便万一双方发生冲突时，见到二十六军的部队便说是二十六军军部的，遇到云南保安团队又可以说是保安司令部副官处的。当我到二十六军军部时，知道从9月3日起该军官兵便一律禁止外出，几门小钢炮也擦得干干净净，炮衣业已卸去，炮口正对着五华山卢汉的办公处，炮弹一箱箱的都搬了出来，部队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战事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当时昆明全市人民也都惶惶不安，市面上争购柴米菜蔬之风大起，家家都在做准备，怕一旦枪响买不到东西。我特别派了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坐在朱子英家中等消息，因周为朱的连襟，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直到9月6日，周在电话中向我报告，卢汉已决定动身去重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人们紧张万状的情况虽然缓和了一些，但卢的部属却又在担心，一旦蒋介石将卢扣押在重庆，昆明方面还得有一场混乱。所以在卢去重庆的三天中，表面上是缓和了一些，而骨子里却更加忙碌。重庆通昆明的长途电话，不断报道卢在重庆的情况。二十六军的备战状况并没有改变，保安团也还是扼守要点，没有放松警戒。
直到卢汉于9月9日由重庆专机安返昆明，情况才马上改变。但平日活动积极的民主人士，知道卢能安然归来，必然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来一次镇压，因此许多人纷纷忙着做暂时离开昆明躲避一下的打算。果然，当卢的专机刚刚降落，紧接着降落下来的另一架专机，便送来了蒋介石和毛人凤所派遣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徐鹏飞），他还带领着一大批特务。
解放前夕，在昆明所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400多人被捕的“九九事件”，便紧接着发生了。徐远举和大批特务由我接到我的家中后，连茶都没有喝一口，便马上执行蒋介石当面命令他办的第一件事：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至于早先毛人凤命令我在昆明暗杀掉的几个人，则暂不逮捕，也不对他们再有什么表示，以免使卢汉面子过不去。当徐远举和我带着特务赶到杨杰家中去捕杨的时候，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杨杰正好在徐远举下飞机时，搭上当天才恢复的中航公司班机飞到香港去了。徐远举急得跳脚大骂云南站人员不负责，没有做好监视杨的工作，使得蒋介石当面命令的事没有办到，无法复命。
当特务们正在杨家抄查时，陈复光却送上门来，他是受杨的嘱托来料理杨的家务的。过去监视过陈复光的特务一眼认出了他，便连同他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同扣留，把他带到我家中审讯。这时，西南区的特务们正在我家楼下对杨杰的副官进行刑讯。杨的副官经受不住手摇电话机改成的临时电刑的痛苦，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在楼上客厅里听到惨叫，身上发抖，坐立不安。当徐远举厉声追问他，杨杰是怎样走了的时候，他说是由民革云南另一负责人朱剑飞代杨购好去香港的机票，并用朱的汽车接杨送到飞机场的。
当天下午，卢汉用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发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昆明报刊的布告。布告里说，参议员半年以来的发言和决议，不但不遵守规程，而且越出常轨；多数报刊，投机取巧，推波助澜，为共产党张目，扰乱社会人心。这个布告还说，许多报刊制造云南要解放的谣言，如果不是他飞渝解释，舍身救乡，昆明将先成灰烬，全省亦必遭兵祸浩劫。
卢汉布告发出之后，紧接着省政府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带了省府警卫大队一排士兵，到莲湖公园省参议会把正在开会的参议员撵走，把该会所有档案文件印信等一起带走，将大门贴上省政府的封条。同时，卢汉亲自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远举，逮捕副参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跃、金汉鼎、李群杰等20多人。当晚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并查封正义、观察、大观楼、复兴、现代、朝报日刊等几家报馆和各报所设的广播电台。逮捕进行前，先由徐远举、沈醉出面，约集昆明警察局副局长李智正、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等人开会，说明卢汉已接受蒋介石命令，同意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务必认真彻底执行。
当晚的搜捕，经商定由宪兵、警察配合刑警大队特务，分组分途出发。每组以宪兵、警察数名及刑警大队队员一名组成，先逮捕卢汉手令中所指定的20多名参议员。其余的警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查封几家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一小部分查封广播电台，大部分则去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五华中学等学校搜捕师生员工。
当晚10时起宣布戒严，由昆明警备司令部率领保安团担任全城警戒。大规模搜捕开始后，由沈醉、李智正、王栩、周伯先等分赴各处察看进行情况。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也赴各学校和许多地方察看。全城交通断绝，马路上也布上铁丝网，军用电话也在各重要地区架设起来，真是如临大敌一样的紧张。
搜捕通宵达旦地紧张进行，直到天已大亮才停止下来，宵禁才解除。整个昆明一夜工夫被弄得乌烟瘴气，家家不宁。天亮时，警察局看守所十多间房间都挤得满满的，一夜之间逮捕了380多人。其中以报馆职工最多，因他们都是在夜间工作，所以每一报馆的编辑、校对、排字工、印刷工和学徒都一起被抓了来。20多名参议员也只有几个没有逮捕到。
第二天仍继续搜捕，规模虽较小，却是不分日夜在进行。10日上午，徐远举亲自率领大批宪兵、警察、特务，赶到昆明西郊海口五十三兵工厂，配合该厂警卫稽查组特务按照该组所开列的黑名单，逮捕了该厂进步工人和职员30多名。其余的地方如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的特务，也逮捕了铁路方面的进步职工十多名；第四区公路局和第四运输处的特务也逮捕了在公路局和运输处工作的员工20多名；由刑警大队在各处逮捕的嫌疑犯更是不少。
由于没有在昆明将杨杰逮捕到，和两三天紧张的搜捕中没有逮捕到共产党在云南的负责人，蒋介石很不高兴，又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到昆明主持继续搜捕和镇压的工作。12日上午，毛人凤又带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沈养斋）、保密局贵州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和随从人员，乘专机飞抵昆明。毛人凤对上次搜捕工作极为不满，认为事前没有组织好、准备好，所以没有成绩。他到昆明后，马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一面继续搜捕，一面连夜进行审讯和清理工作。
指挥部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任指挥，由副局长李智正和宪兵团长王栩任副指挥，负实际责任。指挥部之下设行动组，由沈醉、周伯先任正副组长，担任搜捕工作；以陈世贤、周养浩为审讯组正副组长，并请朱子英担任总务组长。指挥部设在环城东路原任昆明警察局长、军统特务王巍的家中，每天由毛人凤亲自主持会报一次。
在毛人凤亲自领导下继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搜捕工作，前后共逮捕了400多人，但始终没有逮捕到一个中共云南负责人，也没有能破获中共任何组织，只捕到民革方面几个负责人，这使得毛人凤非常懊恼和失望。他一面埋怨云南站过去工作没有做好，使得他亲自出马也没有收获，不能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一面认为在被捕的400多人中，只要肯下工夫，总不难找出一点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他便下令，指挥部只能逮捕人，不管什么嫌疑都可以抓，但绝对不准释放与保释被捕的任何一个人。
这样只准进不准出的办法，便使得警察局看守所无法容纳了。一间两丈见方的房内挤了40多人，连坐一下都得轮流着，更谈不到睡的问题。16日以后才决定把一大批人移送到钱局街云南模范监狱囚禁，并对被认为嫌疑较重的人，特别是对几个被认为与中共外围组织有关的人，进行了多次酷刑拷问，可是始终没有发现一点线索。毛人凤仍不放松，还希望慢慢地从被捕的人中清理出一些与中共有关的人来，以便进一步扩大搜捕。
大规模的逮捕、严密的审讯和清理工作，仍没有达到毛人凤的理想，于是他便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从许多事实得到证明，原来是卢汉采取权宜手法，不是认真执行蒋介石的严厉镇压云南民主爱国运动的命令。卢表面上同意逮捕有关人员，而且还下手令逮捕了20多名平日反对他的参议员，实际上是先来个打草惊蛇，有意识地放走一批重要人员。卢在下令逮捕参议员时，他先派人去查封省参议会；未搜捕云南大学与师范学院前，先派人通知学校当局作准备，以致一批过去列入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均闻风先行逃避。特别是在逮捕开始前，卢先将军统大特务邱开基扣押起来。邱为云南人，曾任云南省警保处长，平日对昆明社会情况最熟悉，认识的人多，卢怕他在这个时候出来乱说话，所以先把他扣押起来。毛人凤亲自从卢的秘书长朱景暄、军统特务曾任昆明市长的裴存藩等人口中，以及从徐远举、沈醉等的报告中，肯定了上述情况后，便向蒋介石详细作了报告。蒋马上又加派徐永昌、肖毅肃两人到昆明察看，想进一步加强镇压工作，并设法对付卢汉。
毛人凤多次和我研究的结果，是扩大云南站组织，要求卢汉同意在云南绥靖公署内成立一个保防处，由云南站站长沈醉兼任处长。保防处下设秘书、参谋、督察三个室，和业务（主管情报与逮捕）、侦讯、总务三个科，一个特务队，和学运、工运、邮电检查、航空检查等组；另外还在昆明、保山、蒙自、开远、昭通、沾益、新平、思茅、普洱等处设立保防组，以便利用公开名义来镇压云南人民。
当毛向卢提出这一意见时，卢以经费困难为理由想拖延时日，毛马上答应全部经费由保密局负担，只要求卢同意给予这个公开名义。卢不得已只好答应，并允许津贴保防处特别费每月3000元云南半开硬币（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每二元半左右合一银元）。保防处便于1949年10月1日仓促成立，临时由毛人凤从重庆、贵州等地抽调了近200名特务赶到昆明，还调集20多部电台与大量美造手枪，兼程运昆。这个公开特务机关从10月1日成立后，便匆忙进行布置，直到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时，刚把在昆明的一些单位成立起来，还没有达到毛人凤的理想要求，便全部被消灭了。
毛人凤于1949年9月12日由重庆到昆明后，一直到10月13日为止，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他是用尽全力策划如何去完成蒋介石集团确保云南，使云南成为大陆上最后一片反共基地的任务，并企图以血腥手段来加强对云南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他刚到昆明时，先是住在巡津新村裴存藩新建的一所西班牙式的华丽住宅中。他住了四天以后，感到住在裴家对他的活动很不方便，恰好当时我的家眷已送往重庆，房子很空，加上楼下设有直通台湾的电台，便于16日搬到我的家中，一直住到离开。所以他这段时间的种种阴谋活动，我能了解到一些。
毛人凤搬到我家的第二天就问我：“朱惠清的事情传达了没有？”我说局本部的通报已看到了，因为太忙，还没有普遍传达，只和几个单位的负责人谈了一下。他便说：“还是让我亲自来传达。”朱惠清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毛人凤这样重视呢？
原来是1949年8月间，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出了一个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并对蒋介石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加以痛斥。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把毛人凤找去大骂一顿，说他事前没有做好防范工作，命令他立即派特务去香港务必把几个领头的暗杀掉，以显示他还有力量控制，以免再有人效尤。蒋同时派一些人去香港进行劝阻，并对其中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作开除党籍与通缉的处分。
毛人凤正在急急忙忙准备在香港搞一次大规模的暗杀时，突然听说这44人中的朱惠清，因为过去是军统大特务，虽参加了这次通电起义，但是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其他43人都将去北京。朱一个人感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万分惶恐。毛人凤对此极为高兴，马上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好事，应当立即向所有特务传达。蒋非常得意地指出，说他过去向军统特务讲话时就说过，除了跟着他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这些人过去的反共罪行的。毛人凤便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发到昆明，我当时非常忙，没有时间按照指示向每一名特务进行传达。
9月19日上午，毛人凤要我通知昆明各公开特务单位和云南站一些特务，集合到王巍家中，由他亲自进行传达。他说了一大套陈词滥调，滥事诬蔑共产党，对到场的人大肆恐吓，说军统特务一定要反共到底，只能反共到底。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最后还激昂地喊了几句坚决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毛初到昆明，满以为可以一帆风顺、随心所欲地进行工作，不料住上几天以后，才知道并不那么简单。他本来只打算在昆明住几天，把工作布置一下就走，而情况的变化出乎他的意外，这才不得不继续留下去。当时使他最为丧气的是，不但在“九九事件”中没有捕到中共在云南的负责人，更没有破获一部地下电台，连最起码的杀几个人来镇压一下都不能称心如意地办到。他虽然天天背地里骂卢汉，可是还不得不耐心地和卢汉去周旋。
当他发觉卢的思想很动摇、没有坚决反共反人民到底的决心时，便向蒋介石建议，应及早撤换卢汉，至少也应当剥夺卢在云南的军权。他认为卢不可靠，迟早必反。蒋介石当时却一直听从张群的意见，认为卢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身边的几个要员，如徐永昌、肖毅肃以及肖化之等，也都认为从卢本人生活和家庭关系上来看，他没有投向共产党的可能。因为卢在生活方面不但很讲享受，连两个儿子都入了外国国籍，并且已把家眷送往香港，在国外存款很多。但毛人凤从他亲自在昆明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却一直认为卢很有可能反蒋投共。
蒋介石以为凭自己的威望可以使卢对他忠诚到底，便于10月22日由重庆飞赴台湾之前，特绕道昆明。蒋经国则先两天赶到昆明预为布置。蒋经国一下飞机，就急于找毛人凤、徐远举和我三人，打听卢汉会不会突然变卦，也在昆明来一个“西安事变”式的行动。我们向蒋经国介绍了当时卢所能掌握的兵力和中央在云南的兵力，以及在云南的人民武装力量等情况，告诉蒋，我们认为卢汉不会轻举妄动，蒋介石来昆明，安全没有问题。随后，蒋经国传达蒋介石的指示，一定要等他的专机到达昆明上空之后，才通知卢汉去机场迎接，事前千万不能告诉他，以防万一。他同时传达了蒋介石的另一指示，说目前对卢汉只能争取，不能刺激，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稳住，不过同时也要马上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必要时把他干掉。他说，蒋介石也认为卢汉这个人是靠不住的，迟早会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