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2 / 2）
蒋经国还一再问我，在昆明干掉卢汉有没有把握？我说，干掉一个人不是说干掉就能干掉，特别是像卢汉这样有大权在手的人，要干就得一次成功，不能打草惊蛇，所以需要有周密的布置和勇敢的行动人员，才有把握。他便吩咐毛人凤，我要钱要人，都要满足要求，不能打折扣，因为这是关系到保留云南这个作为反共基地的大问题。
22日上午9点钟左右，毛人凤、徐远举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的办公室等候。蒋经国随后也来了。沈延世指挥地勤人员作好准备，电台随时收听重庆和蒋介石专机发出的电报。
当时蒋介石有如惊弓之鸟，生怕他的行动被解放军发觉，特别害怕在空中被拦击，所以他不敢事前透露他要去的地方。他规定他的专机一起飞，几个大城市的飞机场都得作好准备，不断呼叫联系，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要在什么地方降落，谁也弄不清他的专机飞行的航线。他的专机只收听他要去的地方发出的呼叫，专机上不作回答，一定要等到专机快要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通知那个机场作好他的专机降落的准备。
我们一直等到快11点还没有一点消息，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是蒋经国说一定会来，因他昨晚还用暗语和重庆用电话联系过。果然在10点50分，专机上发来要昆明机场作好专机降落的准备。这时，蒋经国才打电话给卢汉，说蒋介石去台湾时，临时决定在昆明停留一下，想和他见见面，希望他马上到飞机场来，不要告诉其他的人。
11点半，专机降落，机舱门刚一打开，舷梯还没有推到门口，蒋介石已站在那里向两边张望了。他看到我按照过去规定，把左手拿报纸的大批便衣特务已经布置在机场周围，才从容走下飞机。我们几个人跟在卢汉后面走过去向他敬礼。他只和卢汉握了握手。对我们点了点头，鼻子轻轻地哼了几哼，以示答礼。在从飞机走向汽车的一小段路上，蒋介石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在这里要把同地方的关系搞好，有事多向卢主席请教。”我回答：“是。”当时我真佩服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叫蒋经国要我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而当着卢汉的面又叫我有事要多向卢去请教。那次蒋介石在昆明虽只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吃了一顿午饭便匆匆走了，但此行说明他当时对云南特别重视。毛人凤在飞机场没有和他谈话，只与蒋经国商谈了一下。
蒋介石到过昆明以后，卢汉的态度仍没有多大改变。毛人凤背地里一直埋怨老头子（指蒋介石）越来越糊涂，听信张群的话，不重视他的意见。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他下定决心要使卢汉分担一大笔血债，企图使卢两手涂满鲜血以后，不能再动摇，没有办法再转变，只能跟着蒋介石顽抗到底。
当毛人凤听说卢汉曾在昆明南屏街中央银行门前，连续枪决过挤兑伪钞的人的情况时，便连声称赞这种做法很高明，认为卢喜爱杀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决心要把“九九事件”中所逮捕到的人借卢的手进行一次大屠杀，既不打算解送到重庆去处理，也不准备采用过去军统所常用的一套秘密处死的办法，而一心想借卢的名义公开执行枪决。他最初打算把逮捕到的人枪决一半，便去找卢商谈，先试探一下卢的意思。他从卢处回来后告诉我，卢认为杀一半太多。他还笑着说：“没有想到这位爱杀人的朋友居然会发起善心来。”这时他决定再减少一半，杀100多人。
为了赶忙拟定罪名进行屠杀，毛人凤亲自和保密局法官徐钟奇，从9月20日左右开始，连续日夜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还不休息。当时被捕的那些人，不但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按照反动法令判处死刑，有的甚至连问都没有正式问过一下，便被拟出了罪状。特别是对卢下手令所逮捕的20多名参议员，几乎全部列入死刑。参议员中回族首领马伯安，在狱中写的感怀诗，其中有“问罪莫须有”这样一句，便被指为诬蔑政府、煽动犯人暴动的罪名，要处他死刑。毛人凤指示徐钟奇，对准备处死刑的人，只要根据国民党的杀人法令，给他拟上一条就行，反正不给他们上诉的机会，而是以军法从事。因此，对于准备处死刑的100多人，每人只写了几十个字的“罪行”，末了却都有“拟于枪决”四字。他满以为这样做就算办过了公开杀人的法律手续，卢汉会同意他所拟的判决书，在上面批一个“可”字，他便可以公开在昆明进行一次大屠杀。
9月25日前后，毛人凤第一次正式把一份判处100多人死刑的名册，亲自拿去请卢汉批核时，卢认为杀得太多，证据也太不充足，劝他郑重一点。毛回来很不高兴，连着对我说过好几次：“卢这个人太不够交情，杀百把个人都这样不肯买账。”他认为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所提出的意见不应当打折扣，所以非常气愤。但为了达到使卢分摊血债的目的，他只好忍着性子，用讨价还价的方法，由100多人减为80多人，最后甚至减为40多人，但卢还是没有同意。卢认为既要公开枪决，总得有充足理由，而不可草率从事。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10月上旬，毛人凤因为台湾方面多次急电催他回去，实在不能再在昆明等下去，才气急败坏地走了。临上飞机的早上，他还和我单独密谈，再三叮嘱，说卢不可靠，要我特别注意，必要时立即执行他对我所作过的指示。他用极为严肃的态度对我说：“再命令你进行制裁（即暗杀卢汉）时，你不能再不执行。如果再和对杨杰一样，就没有法子交代了。团体的纪律，你是非常清楚的。”他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我再不忠实地执行他的杀人计划，便要以杀我来维持纪律了。
毛人凤见卢汉不肯杀人，而且许多问题都使他感到不满，认为卢靠不住，如果不先一步下手，便无法扭转云南局势，所以他决定在必要时先刺杀卢汉。他认为李弥是云南人，又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手上，可以代替卢主持云南工作。因此他在昆明时经常约集李弥、余程万两个军长密商，劝他们两人好好合作，要以党国为重，并一再暗示李弥可以取卢汉而代之。毛再三关照我，必要时刺杀卢汉，并对我所做的准备工作进行过检查。
那时，我在卢汉住宅附近的翠湖东路八号租下一幢房子，楼上布置了一挺机枪，可以向卢的寝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我还准备利用靠近卢家的另一所房子——河口督办王晓峰的住宅，作为特务们暗杀时守伏的地点。毛人凤对此感到很满意。这是因为王晓峰那所房子最靠近卢家，王本人在河口，他的一个小老婆是湖南人，和我家眷很要好，楼上、楼下都有空房子。卢的汽车进出拐弯经过王家住房时，特务们便可从容动手。
毛人凤怕云南站现有的几个专干暗杀的特务不够用，又特别选派焦玉印等几个多年专干暗杀的人来。焦玉印等在湖南和平解放时，曾在长沙暗杀过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警察局局长军统分子刘人爵。毛人凤认为只要把卢干掉，卢的部下便会因蛇无头而不能行，加上李弥和云南一些人的关系还不坏，与卢的部下也很接近，可以收拾残局，能使云南局势稳定下去。
毛人凤在昆明期间自认为最得意的一项工作，是他派人将杨杰将军刺杀于香港。当杨杰从昆明逃往香港后，特务们在昆明找到杨在香港的一些关系，因而能在杨准备离开香港前往北京的头一天将杨刺死。原来，毛人凤把从杨家抄出的日记以及来往信件等亲自一一翻阅，发现杨杰和李宗理等人常有往来，便清理出李等和杨的来往信件送到台湾，由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找人模仿笔迹，写了一封信给杨。叶翔之亲自带着四名凶手赶到香港找到杨时，杨正在看这封伪造的书信，凶手趁其不备将杨击毙后逃走。第二天，当昆明《中央日报》刊登出杨在香港被刺身死的消息后，我连忙告知毛人凤。他非常得意地说：“当然逃不出我们的手掌。香港比昆明要麻烦，可是也更能说明我们的力量。”说完之后，他把叶翔之打给他的电报给我看，内容是：已完成任务，安全返台。
毛人凤在昆明期间使他感到不满意的，除没有大规模杀一次人以外，还对他从昆明派人去香港杀龙云没有成功也很不高兴。他刚到昆明不久，便问我云南站过去在龙云身边布置过哪些可靠的人。我提出了几个曾任龙云秘书、副官而与军统有关的蒋××、刘××等人后，他认为蒋××关系最好，可以利用。他便亲自接见蒋××，并指示他设法去香港与龙联系，进一步打入龙在香港的住宅。以后蒋××果然得到龙的允许去了香港，满以为事可成功，结果因行动不注意，被龙的儿媳怀疑，未能下手。毛人凤在离开昆明前，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叫我另行物色可靠的人当内线，以便实现他的阴谋，再在香港来一个杨杰第二的血案。
毛人凤在昆明时，对云南地方反动武装力量很重视，他特别看中了像新平县恶霸地主李润芝那样的人。李润芝公开在报上刊登过启事，自封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在报上提出一套反共主张，号召其他的地方反动武力与他合作。毛人凤称赞这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有办法，有主张，态度坚定，要我好好联系他。毛还要保防处在新平设立一个保防组，和李润芝密切联络，并要我派人到重庆领一点美国制造的轻武器送给李。以后，军统特务余谦向毛人凤推荐了曾任汪精卫伪政府驻德国大使的吕宜文。据说，吕和李润芝有深交，除吕本人愿为军统工作外，还可以通过吕拉李润芝为军统工作。毛马上接见了吕宜文，当面鼓励他一番，并叫吕多和我联系。后来吕宜文拟了一篇《发动云南地方武装力量，加强云南地方反共实力计划书》送给毛。毛看后非常高兴，也答应给他一批美式武器和电台，支持这一计划。毛还叫我送了一笔路费和特别费给吕，叫他先去新平和李润芝研究一下，并希望李能到昆明和他当面商谈。
毛人凤在昆明进行了一个月的活动，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任保密局长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得最久的一次。这个继承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衣钵的另一名在蒋介石身边最得宠信的凶残走狗，一切作风完全模仿戴笠，在杀人方面比戴笠更为凶残，杀得更多。但他这次昆明之行，却极为失望。他在昆明没有能像在上海、重庆、成都等处一样，一杀便是上百人。重庆中美所内屠杀300多人的震惊世界的大惨案，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在昆明一个月，连一个人也没有杀成，最后带着怨愤的情绪离开了昆明。
毛人凤离开昆明之前，交给云南站的任务，主要是要尽一切可能和力量，从各方面配合国民党政府确保云南的计划，做到对云南变化无常的局势能事前具体掌握，使蒋介石能了如指掌，及时处理；要注意防范龙云与卢汉的合作，特别留心搜集卢汉的一切言行。此外，还要多方显示国民党的力量，随时随地对进步力量给以沉重的打击，发挥军统特务的作用。毛还指示，在完成上述任务中，单靠云南站是不够的，要经常注意和驻滇中央军事将领、中统特务、宪兵和地方恶霸势力等搞好团结，密切合作。
毛人凤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向我保证做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电台给电台。但为了防范我出问题，并使我死心塌地为他效命，他一再提出要我把家眷全部送往台湾。我当时虽然满口答应他一定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却自知毫无把握，也知道要我将家眷送往台湾不过是作为人质而已。毛走后连续写过三封亲笔信给我，再三强调这些任务的重要，以及蒋介石如何重视这些工作等。
当时台湾方面最重视的是情报工作，妄想准确掌握云南的情况，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云南站虽全力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却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几乎经常函电飞驰，交相责难。我所得到的重要的情报不多，最感棘手的是无法打入进步组织。我在卢汉身边的一些关系虽不少，其中甚至有秘书长、秘书主任、参谋长、厅长一类人可以供给我一些情况，但这些人与进步力量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我认为一向与进步人士有往来的像民政厅长安恩溥等，却对军统敬而远之，常表示厌恶。一些与卢比较亲近的人物，则又不肯多谈有关卢的事情。
为了打开局面，我经常利用他们既拥护卢汉而又害怕共产党和不了解共产党的矛盾心理，进行种种挑拨离间、诬蔑造谣等手法，使当时一些钱多的人都纷纷把家眷送往香港。在这方面我尽量给他们帮忙，除了随时给他们弄飞机票外，还托香港方面的亲友给他们找房子。
我对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可利用的机会也决不放松。毛人凤走了以后，军统大特务邱开基由卢下令释放。邱开基过去任过卢的副官长，与卢身边一些人有关系。他出来后，对卢非常不满，我便利用他去打听卢的消息。他不但自告奋勇，还鼓励他妻子敖乃华一同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大卖气力。当时卢身边的一些亲信和高级幕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曾任龙云多年警务处长的李希尧家中去打牌玩耍。李家房屋宽敞，还有很好的中西餐厨师，是云南政治中心人物的聚会场所。我和他们虽熟识，但我去了他们总是有点提防，不愿畅所欲言地谈话。而邱开基则可以随便和他们扯一顿，邱的妻子更可以到许多人家中穿堂入室，与这些人的家眷们无话不谈，这对我的工作有过不少帮助。
还有当时在昆明和马连良先生配戏的花旦余素秋，是军统特务余谦的侄女，一向与军统大特务有往来，和我也很熟识。她经常参加各种应酬，许多人在酒后茶余的谈话中，泄露出不少情况，她只要听到，也随时供给我。我为了给她多找一些关系，有一次在宴请马连良时，特地把绥靖公署一些处长和卢汉身边的机要人员一起请去作陪客。因为他们都爱听马连良和余素秋的戏。我便借这次请客的机会，让她多和这些人接触。看起来请一次客没有什么，但出于一个军统特务头目的策划，就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了。马连良吃了我一顿饭却被我利用了一次，可能直到我写出这篇材料时马先生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找那么多不相干的人去陪他。
最了解卢汉生活情况的朱子英，对我的确有不少帮助。这位副官处长每每无意中流露出一点一滴的情况，都成为我最有价值的好材料。比如他告诉我，卢先生决心戒鸦片烟，我向台湾报告后，立刻引起台湾方面很大的重视。他们研究卢的这一行动所反映的问题，认为卢可能准备出国去当寓公，怕在外国吸烟不便；更有可能是打算投向共产党，因为解放后不能再吸。总之，至少可以说明卢对继续维持云南这种偏安局面没有信心，也不准备将来去台湾，所以要把烟瘾戒掉。
为了加强情报活动，保防处成立了邮电检查组，以安耀礼为组长，准备对来往邮电进行检查，对长途和市区电话进行窃听。云南邮政局局长沈松舟对这一工作也积极帮助，特别在邮局内腾出几间房子，但直到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做这项工作。对于航空运输的检查控制，则仿照抗战时期的办法，保防处在10月间成立了航空检查组，由李瑞峰任组长。除检查来往旅客外，特别对飞机票进行严格控制，连航空公司的职员搭乘飞机都要按照繁杂的手续申请。许多人为了买到一张飞机票，不能不对航检组特务们进行贿赂，更多的是向保防处一些负责特务讲人情送厚礼。有人虽按手续购到了票，到飞机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硬从座位上给拉下来，而让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眷属先走。这种事情几乎天天都有，当时真弄得天怒人怨。
云南站这时为了加强与其他反动单位的合作，即令平日相互猜忌的中统特务也都成为好朋友。过去虽同在一个地区内干同样的工作，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很少往来。这时为了共同商讨应付云南局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副站长胥××与中统在云南的几个负责人查宗藩、孙宾礼、隆曙明以及后来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局改组后的名称）西南方面负责人陈庆斋等，经常保持接触，交换有关情报。此外，军统云南站和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等也时常往来，为安定云南局势进行通力合作。
过去特务机关不注意搞宣传，自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第二处也仿照美国的办法，设立了心理作战科，经常把一些有关心理作战的造谣诬蔑材料寄到云南站来。这个时期云南站控制、运用的报刊，有在“九九事件”中被查封了的昆明《现代晚报》，军统特务、代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任该报发行人，军统特务王心宇任社长，他们除担负心理战宣传的任务外，还以报社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此外，由原来的《云南日报》改组的《平民日报》以及《朝报》、《扫荡晚报》等报纸的负责人丁中江、王公弢、丁燕石，都是一向与我有工作关系的，他们经常刊登保密局的心理战稿件，对中共进行种种诬蔑宣传。这些报纸对台湾发来的材料，如“扭秧歌的王朝”、“古都见闻”等，都刊登了出来。
11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卓宣（叶青）特地从台湾匆匆赶到昆明，云南站对这位以“反共理论家”自居的叛徒大为欢迎，并全力协助他在昆明进行诬蔑性的宣传活动，强迫商人市民都要去听他讲演。不过，这位造谣专家虽然尽力为国民党打气，但背地里和我私谈时，却使我大为泄气。他当时完全失去了信心，并一再说云南迟早保不住，将来只有困守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进行反攻收复大陆的可能。我当时听了他这番话很不痛快，除当面劝他千万不能在昆明再说这类话以外，还一字不遗的把他对我说的这些话向台湾作了报告。
继蒋介石到昆明之后，国民党的副总统、代理总统李宗仁于11月间也赶到昆明来活动。这个桂系将领到这时还在打算扩充地盘，也想拉卢汉一下，妄图将桂系势力伸向云南。在他开始对蒋介石进行“逼宫”之前，特务们早就奉蒋介石的命令对他开始了严密监视，并一度准备在南京谋杀他。他突然来到昆明，想在这最后一片土地上与蒋介石进行一次狗抢骨头的斗争，这又成了云南站一项临时性的紧急任务。
我这时集中全力注意李宗仁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从一些与卢汉接近的人员方面了解情况，当天汇报台湾。我当时很满意的是，卢表面上敷衍应付李宗仁，李也很知趣，不敢冒昧地公开向卢商谈桂系军队进入云南的问题。李曾公开表示对蒋介石的埋怨和不满，说自己是“代而不理”，没法行使代总统职权，主要原因是那位（指蒋介石）“退而不休”的人还在幕后一手操纵，半点不肯放松。
一向与桂系接近的滇越铁路局长唐宇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一些情况，说李宗仁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把桂系残余部队从广西进入云南，造成既成事实，不怕云南地方政府不答应。我为了搜集李宗仁在昆明的活动情况，除派出大批特务跟随他外，甚至他到石林去游览，要唐宇纵派铁路局的路警保护他的时候，我都叫特务们换上路警的服装跟在他身边。直到把李送上飞机，才结束这项临时增加的任务。蒋介石当时虽抽不出军队到云南来，但仍把云南看成是他的地盘，不准桂系插足。李宗仁一到昆明，我就每天把他的活动搜集起来当晚报出去，而台湾方面仍不断指示我要密切注意。
自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举进军以后，卢汉的态度也随着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转变。这时，蒋介石已将由贵州进到云南边境的八十九军刘伯龙的部队从沾益、曲靖等地调回贵州，妄图螳臂挡车在贵州山区险要地带阻止解放军前进。蒋介石认为卢汉会忠于他，所以云南站虽然不断将一切有关情报随时飞报台湾，希望早做处理，但蒋介石仍听信张群的意见，不准备撤换卢汉。直到11月20日左右，卢汉突然宣布经李宗仁代总统批准，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全部无保释放，台湾方面大为震惊，弄得手忙脚乱起来。可是这时解放军已击溃了国民党逃入贵州的仅有的刘嘉树兵团和刚组成的何绍周兵团，并越过娄山关、乌江等层层天险直趋四川，一路势如破竹。眼看西南的中心重庆马上即将解放，再也无法对云南采用武力控制了。
在毛人凤尚在昆明时，卢汉即已看出蒋介石叫毛人凤逼他分担血债的罪恶阴谋，所以他对“九九事件”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一再拖延，连一个人也不肯杀。最后毛人凤不得不迁就他的意见，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人和云南绥署人员进行会审，再作处理的决定。10月下旬，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科长陆坚如、法官雷某，与云南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保防处长沈醉四人组织进行的会审工作刚开始，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赶来，想参加这项工作。卢对徐钟奇的到来置之不理。毛人凤连续急电质问我为什么不让徐参加，我均以未得卢的同意答复他。
卢的这一办法很成功，由于没有让徐参加会审，才使被捕的人没有一个丧生。在会审期中，杨振兴接受卢的指示，对毛人凤一再坚决不愿释放的人，也分批交保释放了一些，对一些糊里糊涂被抓去的人则当庭开释。有些工人、学生只唱过进步歌曲或跳过秧歌舞便被指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会审中也都陆续释放。对一些平日思想言行比较进步，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证据的人，则暂时仍旧羁押。
当我每天把会审情况向台湾报告时，毛人凤仍以为多少总可以杀几个，一再叫我坚持这一原则，不管多少，只要有几个人头落地，便算达到了目的。他叫我在数量上不要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理完毕时一起杀。但卢仍不同意，要等最后会审完毕再决定。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11月20日左右，会审工作还在进行，卢突然命令全部开释，300多人一下都放了出来。
毛人凤接到我的报告，立刻派看守过杨虎城将军并参加杀杨的特务队长张鹄为保密局云南看守所长，要我马上准备房屋，调几名特务，限三天内协助张鹄把这个看守所成立起来。毛人凤指定要把被卢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民革方面几名负责人和进步参议员杨青田、陈复光、朱健飞、李群杰等几十人，再度逮捕起来送交张鹄看守，听候命令处理。我当时对这一命令的确不愿意去认真执行，因为怕和卢汉发生正面冲突，而成为这一冲突中的牺牲者。
我再三考虑，认为卢汉既奉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公开释放这批人，蒋介石当天便已知道，却没有半点表示，而毛人凤暗中却又叫我去逮捕一些回来，卢知道后必然会追究，甚至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挟，要求惩办我。在那种情况下，蒋必迁就卢，同时为了表示对卢的支持，牺牲个把特务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当张鹄拿着毛人凤的电报和亲笔信催促我的时候，我总借口房子找不到来拖延。直到云南和平解放，保密局云南看守所名义上虽已成立，人员也已派定，但所址却没有找妥，张鹄和几个看守人员一直住在保防处内，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10月底，保密局命令云南站拟具切实可行的“应变计划”，并决定扩充云南站组织。另外，国防部命令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由我兼司令，原来的云南站人员均编入游击司令部，滇越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兼副司令。苏子鹄一再催我把这一名义公开出来，我认为会影响社会秩序，推说云南不会被解放，不到必要时不能用这个名义。因为保防处处长不能统一指挥保密局在云南的公开单位，按照过去军统的习惯，只有秘密单位，即各省的省站才有权统一领导各省的军统附属单位所掌握运用的公开单位。我当时如果不是云南站长兼保防处长，也不能领导其他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而且不能以保防处长名义对这些公开单位行文，所以一贯是用云南站的化名和站长化名指挥领导所有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
当时云南站的化名为常念农，站长化名为吴崇雨。这两个化名是我从1948年5月任云南站长以后才改用的。至于云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是用我本名出面还是仍用吴崇雨的名义，当时尚未正式决定，因此每次召集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开会，一直还是用吴崇雨名义通知。
从11月初开始，在昆明各有关单位负责的特务们，为了商谈应变计划和成立游击司令部问题，往往开会到深夜方才散去。当时商定的“游击计划”是：人员分成两批，一批由我率领保防处、刑警大队、保警大队、四区公路局和四区运输处的交通警察大队、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加上在昆特务所控制的帮会流氓，共有五六千人，准备随同李弥的第八军一同向滇西撤退，到中缅边境交界处去找根据地；另一批由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率领警务处特务和铁路交通警察部队，及部分路局员工沿铁路向中越边境撤退。
在整个“应变计划”中最阴险毒辣而为毛人凤所最赞赏的，是准备在解放军向昆明进军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真逮捕，一网打尽昆明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人员的阴谋计划。这一计划连当时保防处云南站一些不重要的骨干分子都不曾让他们知道，要等执行时才分别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退到碧鸡关附近之后，叫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商人、医生等出面，发起筹备欢迎解放军入城，并临时维持昆明市秩序。当时同意出面干这一工作的人，有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西南银楼经理孙子顺、老天宝银楼经理朱文高、吉普贸易行经理张云雷，以及医生王子翰、甘烈明、秦作民等十多人。他们都是不准备走的，我们的阴谋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出面欢迎既已得到我的谅解，又可表示自己进步，无论哪一方面来，对他们都有好处，岂知我却准备好一批特务等在昆明，单等筹备会成立时，真正进步的人士以为真的是“天亮了”，而走出来参加活动。当时估计，中共地下人员、云南工委届时也可能有少数出面活动的。只要不是事前约好的人来参加这个组织进行活动，便可肯定是进步人士无疑。这时特务们便可多方留意他们的行动，弄清他们的住址。当他们最后一次集会时，埋伏在城郊的特务便在昆明再来一次有计划的大逮捕，连夜把捕到的人解往碧鸡关，或就在昆明杀害、而后逃走。
在这项行动计划里，我们准备对昆明的一些公用建设纵火焚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炸药，不能进行彻底的破坏。记得我在12月初去见卢汉时，还向他表示，军统撤退前对昆明不打算像对其他大城市一样来一次大破坏，卢很同意。他认为破坏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人民对国民党更不满。当时云南站力量相当薄弱，甚至蒋介石下令要在昆明扣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没有办到，而让谷带着大批美钞、港币安然飞往香港。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为什么要扣留谷正伦，和国民党内部在贵州临解放时的一场争权夺利、火并仇杀的丑剧。贵阳解放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逃到晴隆县。谁都知道谷正伦当过多年宪兵司令，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到这时，他只剩下一点残余的保安团队充当他的警卫。而另一个康泽特务系统中有名的刽子手刘伯龙，正在贵州任八十九军军长，他手下还有一批残兵败将。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向就处得很不好，彼此都想找机会把对方杀掉。
当谷正伦逃到晴隆后，刘伯龙便趁机逼宫，要谷把贵州绥署主任一职让给他。谷对这个后辈早就觉得很不顺眼，看到他盛气凌人，便宁愿放弃绥靖主任丢掉贵州，也要杀掉这个人，来发泄一下心头怨气。谷正伦和他的副主任韩文焕商妥，表面上答应让出这一职务交刘伯龙代理，约他前去接收。
当时刘伯龙身边的许多谋士都不赞成刘亲自前去，因为地名“晴隆”与“擒龙”字音谐同，怕出事。而刘伯龙早想当绥靖主任，迫不及待，便带着两连警卫，分乘几辆卡车赶到晴隆。当他去见谷的时候，两连警卫即被预先布置好的一个团解除武装。当刘兴高采烈地拿着谷委托他代理的手令出来时，就在县政府大堂被韩文焕指挥卫士们用手提机枪向之扫射，身中十余弹毙命。
谷正伦杀刘之后仍不甘心，还叫卫士们把刘的尸体抛到后面山沟内不准埋葬，并准备搜捕他的家属。事情发生后，保密局派在八十九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立若，立即把经过情形电告云南站转报台湾。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便叫毛人凤下令云南站，等谷逃到昆明时，务必将谷扣留解往台湾。这时国民党的宪兵先后撤退到昆明的有六个团，谷也料到蒋介石会要追究他，便先找几个宪兵团长去见他。这些人都是他过去的旧部，都愿保护他的安全。我在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办法去扣留他，连一向控制在手中的飞机票也不能不给他几张。当宪兵大批出动保护着他上飞机时，我也只好跟着一道去送行，眼巴巴看着他逃往香港。
当时云南站连枪弹都很缺乏，硬不起来。毛人凤答应由重庆拨发的美式武器装备，也因空运紧张，迟迟没有运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五十三兵工厂的特务来一次监守自盗的把戏，由该厂警卫稽查组与警卫大队合作，把该厂仓库存的枪弹偷出一大批，这样才把准备打游击的特务武装起来。
11月下旬，毛人凤指示我妥善做好解决卢汉的一切准备工作。他两次拍给我的亲译电报中，一再提到“临别所谈任务，必须充分准备妥当，电到立即执行”。这寥寥20个字的电文，说明蒋介石一面答应卢汉对他提出增拨汽油与黄金的要求，一面却在准备下毒手了。可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在云南的军事首脑及特务头子对局势所作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局势还不至很快恶化，想不到卢汉突然提前宣布起义。
记得我在12月6日下午最后一次去看卢时，向他报告各地撤退到云南的特务人数之后，并向他报告我已得到情报，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当时各军政单位负责人连我在内，都接到解放军发出的通知书，我问他应当怎么办。卢考虑片刻后答复我说，应当注意防范，但不必马上进行搜捕，以免打草惊蛇引起混乱和不安。当他问到我究竟是哪些人在进行这一活动时，我不好说出我所得到的情报是他的部下安恩溥、杨文清等人已在和中共地下人员开始接触，只说具体的人还在调查中。我从他与我对话的内容和他面部的表情等方面推测，他早已了解这一情况，更不难想到他本人正是这一活动的主持者。所以当我问到绥署与省府准备何时西迁时，他只含糊地回答我还没有到时候。我要求他改派李家杰为昆明市警察局长，并向他推荐一个保山县县长时，他也没有作出肯定答复。这样，问题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从卢家辞出之后，又去看过几个与卢接近的高级幕僚人员，从他们谈话中证实了我这一判断。当晚我便邀请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在北校场余程万军部密商。当我把当日和卢谈话情况及我所得到的情报向他们提供后，他们也补充了一些关于云南地方部队调动的情况。李、余等都认为卢的态度已很明显，局势已无法挽回，只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同时又认为，卢采取行动至早也将在12月中旬方有可能，这是因为卢的部署尚未妥当，同时解放军距离昆明还相当远。
当晚我把这些情况和我们的估计向台湾报告，并请示应否马上执行毛人凤临走时所交给我的任务。但一直到12月9日还没有得到复电，因这时毛人凤不在台湾而与蒋介石一同去了成都。9日上午李弥、余程万、龙泽汇还去成都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龙泽汇也去了，认为云南暂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认为张群有办法解决，便叫张群和他们一同于当天下午返回昆明。
当卢汉得到张群要去昆明的消息后，可能认为不能再延误，只好当天便行动起来。首先是保安团队频频调动，并作好战斗准备。从当天中午起，所有飞抵昆明的飞机一律不准再起飞，连汽油库也被保安部队看守，不准飞机加油。许多由成都经昆明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眷属被扣留下来。原来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还准备把在成都大批飞往台湾的人员，先运到昆明再慢慢转往台湾，由于当时机场电台还未被封锁，下午到达昆明上空的飞机得到地面的通知，便大部分都纷纷返航折转成都。
这时，云南站的电台和成都台也取不到联系，对昆明这一突然紧急的变化，不能马上得到指示。中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等，均由成都飞抵昆明，准备第二天便去台湾。这时我心情非常烦乱：马上离开昆明吧，将来到台湾必受处分；不走呢，眼看就要解放。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我老是犹豫不决。徐远举等看我在陪他们进午餐时表现得很不安，也知道情况很不妙，但他们还迷信张群已到昆明，至少几天之内不会有问题，还相信张可以说服卢汉，局势可以稳定下来。
但是，我认为正因张群的到来，有促成卢决心提前起义的可能。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向他们提出我这一看法，同时也不愿把下午的变化告诉他们，怕他们马上都跑掉。万一和平解放，我那时交不出这几个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但在重庆杀了杨虎城全家，还在中美所内杀了300多名革命人士，到成都又杀了一大批，并破坏了重庆、成都的兵工厂和部分公共建设。这几个人到昆明，首先是找我。我先把他们分别安顿下来，准备看看当天的变化再说。
我正在准备作最坏情况的紧急措施时，传令兵送来一封张群邀我于当天晚上10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徐远举抢过去一看，确实是张群平日常用的图章，他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送随他一道来的保密局两个处长到皇后饭店休息，将徐远举邀到我家中。我拿出毛人凤11月20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信上主要是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基地，让我好统一指挥在云南的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石批准，把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改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改为总司令部，晋升我为中将，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的委任状，同时催促我把全家送往台湾，最后还再三说明，万一昆明不保，一定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我劝徐远举不要去台湾，留在云南，这两个新的职务任他选择一个。如果他两个都愿意，我愿当他的副手。我认为他的办法比我多。他看完毛人凤的信，听完我的话之后，沉思片刻，把头一摇：“到了这个时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屁用！我看你也趁早走吧！”我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了呢？”他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可以坐上飞机直飞台湾，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当晚，我对到青云路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考虑再三，究竟要不要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将如何对付，等等，反复多方思考。按照保密局的组织系统，张群虽是西南军政长官，却不能指挥我。如果以我兼保防处处长的关系，我又非去不可。我为了慎重起见，便打几个电话问了绥署其他几个处长，他们都没有得到通知。我又打电话到卢汉家中，想找张群问问，得到的回答是张长官很忙，叫我准时去开会，有事当面去向他说。
这时我看情况非常不妙，可能有去无回。我便向毛人凤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说明局势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自己判断失当，有亏职守，无法完成任务。我并立即召集云南站和保防处的负责特务，叮嘱他们在我去开会后，由副处长胥××负责，要他们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听我的消息。如果我在11点钟没有电话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焚烧后，全部武装冲到附近二十六军部队中去。我临走前还把日记本、手枪和来往密电一起交与胥××，身上什么都不带便走了。到上汽车时，我还考虑到我乘的汽车较快，有紧急事可以方便些，又与胥××交换了他用的一辆旧汽车，一直驶向卢家。我很明白，蒋介石与毛人凤所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再也无法完成，留在昆明与逃出昆明都是一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开会。
1949年12月9日晚上10点钟，在昆明青云路卢汉先生家中的一间会客室里，坐着七个军服整齐、胸前挂着勋标的人。他们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狂抽着香烟。这些人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军第×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这七个人便是当时云南和平解放的主要阻碍者、云南人民最凶狠的敌人。他们曾费尽一切心机，使出全部力量企图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是，这时他们却已束手无策，成为瓮中之鳖，再无法逞其凶焰了。他们都是接到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通知来开紧急会议的，可是连和张长官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几个打从翠湖东路卢先生新公馆进来的人，看到张群一个人坐在另一间大会客室里，只能把肩耸一耸，舌头一吐，两手一摊，表示什么都完了。这位蒋介石身边最亲信的著名智多星这时也毫无计策可施了。从会客室里外的布置，便已充分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还试图与云南站通一次电话，但遭到了有礼貌的阻止。这时，沈延世突然从他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交给李弥和余程万。这是当天下午蒋介石得到昆明突然发生扣留飞机的情况后，由空军电台转拍出来叫沈延世立即通知李、余两人返防，率部向昆明进发，务必迅速遵办的蒋介石的亲电。李弥看完后，马上把电报向地板上一摔，指着沈延世质问为什么不早通知。沈推说当时找不到人，认为晚上开会可以碰到，所以就没有再找。他们两人争吵起来，经其他的人劝阻之后，认为事已如此，只好听天由命。
11点左右，卢汉的警卫营龙营长带着14名执手枪的士兵走进会客室，说了一声“奉命检查”，便由两个士兵看住一个，由龙营长亲自逐一搜查。他们最注意我，第一个先搜我。这很使他们失望。我身上除带几两黄金外，什么都没有，连我挂在外边的大衣也拿进来仔细搜查一遍，仍然没有什么。他们耐不住了，便问我：“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我便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带手枪也没有什么用，我早已放在家中了。”这时他们才放心搜查别的人。我很清楚，只要我有举动，他们会立刻先把我打死。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比较难对付的人，估计我可能要反抗一下，其实我早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搜到李楚藩的时候，持枪的一个士兵也许是太紧张而走了火，砰的一声枪响，大家以为卢要把我们在这间华丽的会客室里解决掉，彼此面面相觑。后来听到龙营长严厉斥责那个士兵时，大家才稍安心。搜查过后，会客室里又趋于平静，大家仍一言不发，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只是拼命抽烟喝茶。从这时起，连上厕所也禁止了，便只好在会客室的痰盂里解起小便来。这几个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了的人，这时变得这么驯服了吗？不！他们这时表面上虽不敢反抗，而内心里却在打算着如何来进行报复。这从他们咬牙切齿和神经病似的用拳头捶打沙发的扶手便可看出。他们每个人都不甘死亡，还在幻想寻找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挣扎，泄一泄当天的怨气。
到了凌晨2点左右，卢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出会客室坐上汽车走了。留下的人又在猜是不是拉出去分别解决？不到半小时，副官又来带走我和李楚藩两人。走到过道时，我自忖这一去就是执行枪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条，悄悄地对卫兵说：“伙计！枪打准一点。”这是因为我想，一枪完事倒也罢了，如果半死不活，却是很难受的。可是，卫兵根本不理我，我只得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副官要我们坐进汽车。
我看车子一直向五华山省政府大楼驶去，才放了心。这时马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交叉路口都布好铁丝网和沙袋。到了五华山，我们被送到四楼的主席办公室，看到先来的李、余两人正在和张群的随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周君亮在谈话，才知道卢先生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当张群来了以后，卢连见都没有见张一面，便把他软禁起来，张的随员则安置在主席办公室。我们七个人也陆续被送到，给每个人都预备有行军床和被褥等物，看样子还得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我因一天劳累，便脱衣上床睡下去。李弥走过来用脚踹我，气呼呼地说：“你还睡什么？”我笑着说：“杀头是明天的事，今天能睡就睡。”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商谈什么呢？到凌晨4点多钟，昆明市长曾恕怀和李希尧等一群熟人走进来，再三安慰我们，叫我们安心住下来，并说明这是不得已的做法，希望我们支持卢先生这一行动。到了这时，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只好敷衍一顿，便连衣倒在床上睡下去。
10日上午9时左右，杨文清委员把我们分别找出去到三楼的会议室，介绍与临时成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先生见面。他们拿出一份一份事先拟好的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叫我们分别在上面签字，同时要大家拿出“本钱”来。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塌地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做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20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当我回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李弥正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时，他热泪横流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他准备从四楼窗口跳下去，我一把抱住他，再三劝说一阵，他才气愤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出版了，它是由《平民日报》改组的。当天报上第一版便刊出卢先生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出我们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当天上午，我们看到昆明机场有一架巨型客机起飞，到中午吃午饭时，龙泽汇、杨文清、曾恕怀等照例来陪我们进餐时，才知道张群和他的随员以及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裴存藩等，乘英国果泰航空公司飞机到香港去了。卢先生把大特务裴存藩送走后，又叫杨文清问我走还是留，我仍说留。
12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一序年龄，余程万居长，李楚藩第二，李弥第三，沈延世第四，石补天第五，童鹤莲第六，我最小居第七。这时，李、余两人虽已发表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们对没有行动自由仍感到不满意。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当天吃完晚饭，龙泽汇告诉我们，通电发出后还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复电，表示很焦急。我们在他走后都很高兴，希望北京不重视这一行动，让他们去后悔，只要加上外面来的一点压力，说不定可以再倒一次戈。
13日以后，二十六军已开始从东南角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保安团发生战斗。这天上午龙泽汇陪同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杨文清、龙泽汇传达卢的意见，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进攻，听候改编。李便写了一信，要他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并向他们说明情况。当天下午李妻转回时带了一封复信，表示愿接受李的命令，但希望李本人能早日返回部队。李看了这封信之后，便把它交给杨文清。可是等杨走开以后，李妻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来给李弥看，原来里面写有密信，内容与那封公开的回信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表示，不但不会停止进攻，还准备集中全力向昆明进攻，抢救李弥。同时李妻还告诉李、余等人说，保安团把第八军许多军官眷属也打死打伤不少，他们要报仇，决不肯就此罢休。这时大家都气愤愤地又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设法找机会先离开五华山，再作第二步打算。
14日，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已把分驻在附近的部队集结起来，向昆明东南角猛扑，城内已听到枪炮声。卢汉同意了余程万的建议，让石补天师长出去传达余程万命令，停止进攻。其实这是余程万与石补天事先商量好的阴谋，暗中却是叫部队加紧进攻。当天下午石补天回来说，不放余程万出去，便无法阻止二十六军的攻击。
这时一些潜留在城内尚未去自首的少数特务，也蠢蠢欲动，准备里应外合。他们虽在报上看到我的通电，也不相信。军政委员会又把我亲笔写的东西制成锌板印出来，张贴在许多地方。这些残余的特务绝大部分在当晚和第二天便被捕获或已报到自首，但少数的却还在幻想一旦昆明被攻破，准备再大干一下。这时国民党的轻型轰炸机也三架两架地经常向昆明市区投弹威吓，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16、17日两天，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他们临走前和新结义的兄弟一一话别，叫我们坚持下去，等他们打进昆明来救我们。这三人释出之后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越近。二十六军的少数队伍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也遭到轰击。
19日上午，卢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狱，因为五华山天天被轰炸，已不安全，加上两个军不停地向昆明猛攻，必要时还可能暂时撤出昆明。我们四人到模范监狱以后，看到那里已关有几百名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和特务。当晚，附近城墙上的机关枪声已很清楚地听到了。这时大家心情非常紧张，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国民党军队马上攻进昆明，好救这些人出去；另一方面又怕在攻入昆明前遭到杀害。
21日后，枪炮声渐远，监狱里的陈科长告诉我：“最紧张时期，我几乎为你们当孝子，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当时守卫昆明的少数保安团队，无论在装备上、人数上都比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但是在昆明人民全力支持下终于把这群凶狠的敌人打退了。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危急情况下，全城人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子弟兵坚守昆明，最后把敌人打退。
22日以后，昆明威胁解除，全市人民狂欢起来，到处锣鼓喧天高歌狂舞，昆明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整个云南得到解放，这是云南人民的力量，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先生对祖国和对云南人民做出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