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1 / 2）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它的英文名称为SINO AMERI COOPERATION OFFICE（缩写为SACO）。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蒋特务公开合流的一个产物，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与美帝海军部情报署合作组织起来的。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由于经常和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往来，对于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结束以及它的组织、人事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现就个人所知所见写出，不够的地方，尚待过去了解该所情况的先生们能有以指教和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著的罪恶集团种种情况能全部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美蒋特务的真正面目。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逃到重庆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帝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当时只有特务这一部门，还没有得到主子的垂青，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于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单位得不到主子们的重视，也认为很不光彩。当他向蒋介石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蒋介石也表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1940年前后开始，戴笠便一再示意当时军统局美国站站长（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肖勃，希望他在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找有关的特务部门去接洽，虽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也没有引起过美帝方面的重视。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由于军统局电讯处担任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本空军的调动和种种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戴笠认为这是讨好美帝的最好机会，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便把这一情况通知肖勃。由肖勃转告驻美武官郭德权，并分别告知美帝国防部有关人员，叫他们注意日空军的活动。据说当时美帝国防部一些负责的将军们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捧腹大笑，不相信有这回事，还认为是国民党政府有意在挑拨美日关系。以后军统不断地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连续告知肖勃转告郭德权以后，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正式通知美帝国防部，而只和与他们有些私人关系的个别美军军官谈谈，同样也只是引起他们笑笑。等到12月8日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帝在太平洋的舰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美国的许多将领才想到几个月前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况，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这才去找他，问这一消息的来源，才知道是军统局侦译到的。他们一方面与肖勃开始进行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军统直接去接洽，以便在对日作战中能够通过军统这一组织从事他们所需要搜集的情报活动。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文件上签字
迪帕斯和戴笠第一次见面时，对戴所领导的工作大为称赞了一番。戴感到莫大的荣幸，除了电告肖勃应抓住时机加紧在美国活动外，并在曾家岩住宅中设盛宴招待迪帕斯，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以及他的好友何世礼、伍仁硕等作陪，尽力向迪帕斯夸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对美帝的崇敬心情。
肖勃在美国活动的结果，得到了美帝主持海外情报工作的海军参谋部情报署的同意，派遣曾任远东舰队舰长的梅乐斯（MARY MILES）中校，于1942年春间由肖勃陪同到了重庆，当面和戴笠进行谈判，参观了军统局一些单位。梅乐斯回国向海军情报署报告了与戴笠谈判情况后，极力主张和军统先进行电讯侦译方面的技术合作，企图在合作过程中把军统局电讯处技术研究室所掌握到的有关对日空军密码侦译经验剽窃过去，自己能够普遍掌握到这方面的技术。美海军部批准了这一计划后，于1942年夏秋间，梅乐斯便率领了十多名美国方面专搞电讯工作的特务来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分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在最初合作的阶段，由于双方各有一套自私的打算，始终是貌合神离，没有法子合作得起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虽然双方所派遣的人员不断增加，但距双方真正的目的却愈来愈远，中间还几乎一度停顿下来，合作不下去。不过在这时，美帝特务部门却渐渐了解到当时戴笠所领导下的军统组织已遍布蒋管区每一角落，如果通过这一单位在中国进行种种特务活动是一个很不易找到的最理想的对象。而戴笠则看到美国人比正在和他进行合作的英国人要慷慨得多，为了满足军统今后物资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好的靠山。由于双方都看出了对方的可利用之处，所以在进行电讯技术合作方面虽然彼此并不满意，可是都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机会，而企图改变一下合作的方向，扩大合作的范围。
1942年冬，戴笠和梅乐斯在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戴笠别墅中的一次谈话里，提到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问题。当时美帝最缺少的，是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这些地区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军统方面除了最需要的电讯器材外，更希望能够得到美帝的武器与交通运输工具。经过那次交换意见后，合作便立刻转入一个新的试验阶段，而把原来所准备进行的合作项目搁置起来。经双方的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美帝的气象工作人员和设备便陆续来到重庆，戴笠所需要的轻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一些。这些武器虽为数不多，我记得第一批运来只不过几百支左轮、曲尺手枪和卡宾枪以及汤姆生机枪，但是来得很快，而且所配的弹药数目也相当多。不像英国人那么拖拖拉拉，不仅数量上一再争执，而且配属的东西也非常少。因此戴笠对美国人这种“大方”感到极为满意，在改变合作方向、扩大合作范围的试行期间，戴笠又不断提出请求美方帮助训练和装备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问题和请求美方供应交通工具、医药设备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原来很简单地组织起来的中美所，由于业务范围一天天扩大，双方人员不断增加，内部机构也逐渐形成。原来梅乐斯和一批美特还只在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背后钟家山一带办公和住宿，到1943年间便慢慢向东、西、南三面发展开来。
从1943年春间开始，新的合作工作不断地增添，戴笠每有所要求，很快便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大批美国特务和器材也源源不断地向重庆涌来。从3月初开始，双方便决定把已经试行的各项工作和双方所提出的要求，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而决定正式签订一项条约。为了给这种条约定一个名称的问题，戴笠曾经一再考虑。他怕别人将来指责他和帝国主义签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便力求从名称上用得妥当些。最后才决定用签订“合同”的方式（美方有时称它为“协定”），以表示完全是从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来签订的。在起草这项合同时，戴经常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和中美所组长以上的大特务开会研究，往往直到深夜才散。第一次合同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做过七八次的修改增删，除了内容方面经常由戴笠口头上向梅乐斯去试探，先征求他的同意外，还力求在文字技术上要周到仔细。1943年4月间，第一次准备和美方签订的合同草稿才拟出来，戴马上去找宋子文研究。宋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戴才去向蒋介石报告。蒋看了也很满意，这样才正式通知美方约期正式签订合同。从第一次合同签订之后，中美所的筹备工作才结束，而把试行的各项合作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时间约为1943年4月15日，地点是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也是军统局重庆训练班的礼堂）。
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人：美帝方面为当时海军部长诺克斯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和美国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中校；中国方面的主持人，蒋介石原来指派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临时宋有事没有来，改由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代表，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共同主持。
参加这次签订合同仪式的人计有：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司和中美所几个组的美方副组长；中国方面有中美所军统方面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与军统所派的几个组长。另外，戴笠还指定要军统的“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第五处处长沈维翰、第六处处长龚仙舫、第七处处长徐人骥、第八处处长沈醉等均参加。这是因为双方在业务和事务工作上需要紧密配合，他希望中美所与军统能打成一片，所以在中美所与军统的一些重要集会上，两个单位的组长和处长级的人员都要参加。
当天下午，礼堂布置一新，中悬双方国旗。仪式是在宴会前举行的，参加的人员都先坐在摆成马蹄形的餐桌前等候。5点整，戴笠领着鲁斯等和胡世泽等在热烈掌声中进入会场，在上首就座后，先由戴笠简单地表达了对鲁斯等远道而来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谢意，并介绍在场参加的人和鲁斯等见面。他是用点名的方式，把每个参加的人名字叫了一声，站起来后，便补充一句是什么职务，鲁斯微笑点一点头便又坐下来。只有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三人和鲁斯握了握手。介绍完毕即由潘其武将合同的中文本宣读一遍，然后由史密司宣读英文本，便由双方主持人在中英文本各两份上签字。接着由诺克斯讲话。他首先谈到，为了早日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他说美国总统对这项工作寄以很殷切的期望，相信双方在今后一定能忠实地执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一切，能做出出色的惊人成绩。他表示对合同中所列各点感到满意，并主动提出今后双方在合作期间，如果发现没有订入合同的问题而又为工作需要时，美国方面愿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最后他对戴笠和戴所领导的军统局特别赞扬了一番，使参加的这群特务头子个个都很为高兴。
诺克斯讲话后便由胡世泽讲话。他代表蒋介石政府向美方表示最大的谢意和敬意，对美国代表诺克斯与鲁斯远道而来主持这一合同的签订极感满意，并盛赞鲁斯为美国杰出的人物。胡世泽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能忠实地履行合同，今后希望在美国不断帮助下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戴笠和梅乐斯也在最后表示：一定能很好地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事项，保证双方能做到忠诚合作，亲密无间，不负两国元首的期望等等。仪式完毕即举行宴会。双方为美蒋特务顺利进行合作与互祝两国领导人健康等不断干杯。宴会进行到晚上9点左右才停止。诺克斯与鲁斯在中美所内住了五天才回国。
第一次合同的内容很多也很繁琐，我虽然在起草前多次参加过这一合同的研究工作，以后在执行期间又亲自履行过合同中一些规定的有关事项，解放后又曾经与当时一些有关的人多次拼凑回忆，但仍只能记到一部分，更由于以后还补充签订了两次，因此对前后秩序也可能有颠倒，现就所知分述如下：
合同一开始就提出这是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为了早日战胜双方共同敌人，愿意进行有关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与心战宣传以及在敌占领地区进行游击破坏等工作方面的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接着便说明中美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对日战争取得胜利应即宣告结束，本合同中所商定的事项不论已否执行或正在执行，均应立即中止；但在对日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如任何一方不愿继续执行本合同而要求中止此项合作时，除应当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对方外，并应负责保守有关本所一切秘密，另一方有要求赔偿因合同中止而所受到的一切损失的权利。
中美所工作人员应按需要由双方派员共同组成，各个部门正副主管人员由双方选派，原则上是由军统派正主管人，美方派副主管人，必要时可另行协商办理。在选派各部门负责人员时，双方均应事先互相征求对方同意，始行派遣。如在工作期间，一方对另方工作人员有意见时，得请求更换，双方均不得借故拖延或拒绝。今后在工作需要时，对组织机构之增减等问题，应由双方负责人事先进行协商同意，不得由任何一方采取单独行动。
中美所对外一切行文，由主任副主任出面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对内双方最高负责人，中国方面为中美所主任，美国方面为美方所派之副主任。主任或副主任因工作关系需要指挥另一方工作人员时，应以主任或副主任共同签署之命令方能生效。主任或副主任因事离职时，可自行指定专人负责代理，事前并应相互通知，征求对方同意。
双方工作人员之薪给待遇，均自行负责支付。所有来华工作之美方人员，有关食宿交通运输等生活方面问题，应由军统负责协助妥为解决。各项费用凡由军统先行垫付者，由美方按期归还。有关中美所办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军统派员主办，所需经费则由双方共同负担。
合作的主要业务，是交换关于日本海陆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上的活动部署情况及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双方均应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全部无保留地提出交换研究，俾有利于对日作战（实际上却是叫军统提供这方面情报，名义上虽说交换，而美方却从来不向军统提供什么情报）。美方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等，华方可派员参加。
当时美帝特务机关，虽然很重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各地人民武装游击队的情况，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和苏联方面的情况，但在合同中却没有正式提到，只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说在情报交换方面，除上面所谈到的对日本的材料外，“其他有关情报”也在交换研究范围之内。所以从合同全文中找不出有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字样，而在实际执行时，军统是不断地要向美方提供这些材料来满足它的要求的。当时军统局的新疆省站，便专门在中苏边境搜集有关苏联的情况，向美方提供。对中共和它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材料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材料，军统局主管部门更是整套整套地提供。
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总共有五六万人，戴笠请求美帝帮助训练和配发美式武器装备，也得到美方的同意。在第一次合同中便提出先训练和装备5万人，并规定凡经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部队，都得接受中美所的指挥，这些部队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向中美所汇报。合同中关于美方为军统进行训练的情况提得很多，已记不起来，只知道以后除了在各地成立了许多“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重庆成立了助教人员训练班和气象人员训练班，在湖南东安成立过医务人员（军医）训练班，以及爆破班等。
合同中还提到为了便于双方海空军对日作战，中美所应在中国沿海及后方各重要城市以及所领导的特务武装部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站和无线电台。关于中美所因工作关系所需要之电讯及气象器材和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物资，均由美方按实际需要数量全部无代价供应，并负责运输。
另外还在合同中谈到，中美所中所有美国籍工作人员来华后均享有外交人员之待遇。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工作人员，如有失踪、伤亡等情况发生，军统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寻找与负责保护美方人员之安全。美方特别提出，凡在美国经过训练，认为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盟国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地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工作。
合同最后提到，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凡在本合同签订前有关中美所筹备期间一切措施与本合同商定条文不相抵触者应继续进行，否则应即中止，另行协商解决。合同中还规定，在执行期间，如双方均感到有必要修改与增补事项，经事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可另行补充签订合同。合同用中英文各缮写两份，中英文本有同等效力。
第二次签订的补充合同，时间为1944年秋，地点为中美所内陈家院子。美帝方面主持人为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W.J.DONOVAN），蒋介石集团方面为戴笠。参加的人除中美所组长以上人员外，还有军统局各处处长和各室主任，共有30余人。
第二次的合同，主要内容是由美帝特务为蒋介石集团培训美式特务人员和向军统提供美国刑具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之镇压。
合同中规定，中美所决定在重庆成立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所需教官由美方选派，技术训练工作全部由美方负责主持，教学器材和实习所需之器材设备等均由美方供给。受训人员由军统选调，所需房屋及训练经费由军统负担。
这次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同意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20名，送往美国受训一年。除旅费由军统担负外，受训人员在美国一切费用由美方支付，每人一年约1万美元左右。1945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中美所视察时，又主动地将送美受训大特务的名额增加一倍为40人。
在这次合同中，还提到增加美方供应中美所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医药设备等问题。如十轮大卡车由原来议定的500辆增至2000辆，中小吉普车由50辆增至200辆，并供应全部车辆的维修设备和可供三年使用的各种备份材料。医药器材增至可供1000张病床使用的全套设备和医药。
第三次合同的签订是1945年冬天，这时戴笠和梅乐斯均已赴东南视察，根据他们两人商定的几项原则，在重庆中美所内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和军统方面主任秘书潘其武两人主持签订，内容主要是关于结束方面的事务性问题。
根据第一次合同规定，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告结束。有关中美所一切结束工作，均由军统负责主持。所有美方在华工作人员应即返回美国。中美所内美方人员所保存之武器弹药和其他生活日用品等，凡已运来中国者，不问数额多寡，均不计价交与军统接收处理。军统方面所要求增拨之物资及两次合同中规定应由美方供应之物资，除1000张病床所需之全部医药设备器材仍由美方负责供应齐全，改在上海交付外，其他各项物资凡已启运来华者均按已启运之数量供应，未启运者不再供应。双方合作期间，中美所各项资料文件，美方可按需要带走一份外，其余交由军统处理。中美所美方人员离华后，所有美方在华修建之房屋及各项装备与陈设物品，均不计价赠与军统接收，美方不再保有所有权与使用权。
中美所设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美特头子梅乐斯充任。对内对外一切工作，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负责。
双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军统方面为李崇诗，美方为贝乐利。
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军统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司。内勤部门设下列各组：
军事作战组（又叫参谋组或简称军事组）：组长尚望，号渭父，系军统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参谋长。副组长易炜，系别动军参谋处长。两人均系兼职，实际上由易炜负责。组下设有高参四人，均军统大特务。美方派有一个副组长和若干参谋，姓名均不详。这个组主要工作名义上是指挥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包括各地的行动总队和爆破总队，实际上这些武装特务头子们并不听从中美所的指挥，而仍由军统所控制。这个组所拟订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虽然这样，而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和消耗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扩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入。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
情报组：组长为陆遂初，美方副组长不详。
这个组是中美所的重点工作组，主要是将军统向美方提供的各项情报由它分类编妥后送与美方，同时把美方需要深入了解的有关问题转交给军统作补充或复查。最初一段期间，军统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美特的要求，梅乐斯一再以书面备忘录或口头向戴笠提出要求改进。以后由于军统与汉奸合流，大批军统特务安置到上海南京及东南各地，到处设有电台，对日军在华情况搜集较多。这些材料都是美国特务机关过去最感缺少的东西，这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相当高，因此很引起美方的重视，并且弄得美国特务机关内部由于眼红而发生内讧。美国陆军参谋部战略情报局便要求派员参加中美所工作，并要梅乐斯向驻华美军总部及大使馆提供情报。据说梅乐斯因不答应还被杜诺万扣留在美大使馆一天，弄得梅几乎发神经病，曾回美国休养了几个月。以后美国陆军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也于1944年间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
这个重点组的工作几年来是不断地在发展和加强的。1943年以前只有美蒋特务20多人，到了1944年便增加到40多人。原来完全依靠军统局供给的一些情报，也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1944年后增加了在东南地区的几个情报站，直接搜集东南沿海地区的情报。由于业务不断扩大，并且美方特别着重于东南地区的工作，1944年夏，军统方面又增加一个副组长王一心。这人原来在军统局局本部内专门担任对上海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多年，对东南一带情况熟悉，所以加派他去担任这个职务。
心理作战组：过去军统一向不大着重搞宣传造谣等工作，自与美帝特务合流后，也仿照美国特务机关在中美所内设立了心理作战组。这个组先后由谢××、吴利君担任组长。谢为托派叛徒，曾任陈独秀的秘书，以出卖陈而投身军统。中美所于1943年夏间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这个组。戴笠在介绍谢××与梅乐斯见面时，曾提到谢的历史情况，梅乐斯很为高兴，认为这种人担任心战工作是非常适宜的。
这个组的成员有20多人。美帝特务由征集的兵员中，特别挑选了一批适合中美所工作的人前来工作。当时派到这个组的，有过去在美国很享声誉的漫画家两人（姓名已记不清楚）。我记得我去该组找谢××时，谢曾特别为我介绍过，说这两人在美国报纸杂志上画一张漫画就是几十块美元，应征入伍后，为了发挥其所长，便派在中美所来担任对敌宣传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专在美国搞广播工作和几个搞新闻工作的人，也都分配在这个组。当时戴笠为了不甘落后，也把当时中国有名的漫画家聘为这个组的专员。还有当时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也被聘参加这个组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更是不断地向这个组提供有关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材料。
这个组除了经常不断地向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外，1944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由贺元充大队长，经常在东南一带前线活动。这个大队配属有十几辆宣传车，车上装有播音设备，专在接近日军驻地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这个组的工作最紧张活跃的时期，是1945年美军向日本逐岛进攻与向长崎、广岛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上作战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去动摇日军军心。胜利后，梅乐斯急于想了解这个组的工作在日本军队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许多美蒋特务去询问过一些日本军人，得到了很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了日军的耳中，他们互相暗中传播，据说对前方士气的影响相当大。在美蒋特务合流期中，军统得到了美特们的传授，也学到心理作战的这一套，戴笠和蒋介石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到军统结束而成立保密局时，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期间，保密局也成立了心战科，专门搞这些宣传造谣的活动。
气象组：这个组完全是由美方提出要成立的。当时虽说是为了双方海空军的活动，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气象情况，实际上国民党的海军人员已逃进了湘西的山区，空军的一些残破飞机也天天在逃警报，而真正急于需要的倒是美方。据说美国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供给有关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当时中国方面实在没有办法答复，因为它本身根本没有重视过这一工作，飞机起飞都要靠无线电临时和目的地联络。等到逃到西南地区后，连过去仅有的一些设备也残缺不全，形成瘫痪状况。美帝也很了解这一情况，所以中美所一开始，首先便注重这一部门的工作，大量气象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只好通过中美所这一组织，在中国大陆上亲自动手来搜集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组，军统方面原来由一个姓王的当组长，后来由程浚继任，实际负责的人是美方的副组长和他们的一些专家。在第一次合同签订前，便已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建立起了150多个气象站和无线电台。第一次合同签订后，由美国气象专家柯朱拉（R.KOTRLA）来主持训练，大批的气象工作人员便被培训出来。几乎凡是与中美所和军统有关的部队、训练班、办事处等外勤单位驻在地区，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1944年年底以前，当时蒋管区内都普遍有了这个组的工作单位。据中美所总务组一个美国副组长告诉我，美国对中美所除了装备军统特务武装花费的武器物资最多外，第二便要算气象方面了。抗战胜利后，这个单位的军统人员与各地的气象台站全部设备均交国民党行政院的民用航空局接收。
行动组：组长周知声，副组长焦金堂。美方副组长不详。这个组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工作情况和军事组差不多。因中美所本身并没有外勤行动组织，完全是依靠军统所领导的大大小小约80个左右的行动总队、行动队、行动组和各种名称的破坏队、组等单位进行工作。戴笠把这些单位的“成绩”，一方面由军统局向蒋介石报功请奖，同时也由中美所向美帝去汇报“成绩”，请求增补武器炸药等物资。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和不断得到升级，与这个组的工作“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当时军统一些在敌后和前线工作的行动单位，除了经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经常在上海等地刺杀一些像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中美所有时竟把成绩夸大到每月毙伤敌人2000多人。
交通运输组：组长黄荣华，为一侨居美国多年的华侨，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当时中美所运输方面最紧张的工作，是到昆明去接运由美国海运到印度后再空运到中国的物资。这些物资中占吨位最多的是武器弹药和装备，其次是美帝特务们的生活日用品。1944年后，中美所有十轮卡车2000辆，实际上经常出动的只有1000辆左右。由昆明运出的东西，一部分存放贵阳，以便转运东南地区；一部分存放泸州兰田坝，以便转运西北各地，而大部分则是运到重庆。这个组在昆明设有接运站，在泸州、贵阳、西安、建瓯等地都设有转运站。当时运往东南地区的武器最多，回时则装货运局从沦陷区购进的物资，所以货运局与中美所的运输业务几乎是相互配合起来的。这个组也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在没有成立这个组以前，中美所的物资都是由军统局汽车大队代运。从中美所成立起，一直到结束后的一年多，美帝供应的武器、弹药、炸药、刑具、电讯器材等都还没有运完，最后就地处理了一批。
经理组：这个组在1943年以前原为会计组，扩大组织以后改为经理组，先后由毛宗亮、刘君实任组长，周浩良为副组长，组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军统特务，除主管财务会计工作外，以后还兼管物资账目。美方自己有它单独的经理机构。
医务组：这个组是1943年以后，中美所扩大组织时才成立的。组长原为张约翰，系军政部军医署长林可胜介绍给戴笠的。但张发现中美所是一个美蒋特务合组的特务机关，便不辞而别，后来由军统医务所所长戴夏民兼任该组组长。这个组主要工作是主管医务行政，专门接受美方供应的医药器材和设备，并计划向美方要求这方面物资。它领导一个由中美所与军统合办的四一医院，院长也是由戴夏民兼任。这个医院专门为两个单位的特务和家眷诊治。美方另外还有它自己的诊所和一个设备很好的牙医室。当时美方的这些诊所是不替军统特务看病的，甚至连替美特们搬运日用品而中暑倒在这些诊所前面的搬运工，美特们都是叫人抬到四一医院去，只有极少数大特务得到梅乐斯或贝乐利的准许，由他们事先通知后才能去看病和检查。我曾得到他们的准许去检查过牙齿，那些美国医生傲慢的神情，使我也不敢再去领教。
总务组：这个组一开始有中美所便已成立，也是一开始便忙到结束为止，又始终是美方意见最多、最不满意的一个组。戴笠把军统局办总务最有经验的郭斌派去当组长。这个在香港开过客来门旅馆和在军统局当过总务科长多年的事务工作专家，在任中美所总务组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美方提出口头和书面的意见达50多次。戴笠只好把另一个两度任军统局总务科长的杨隆祜抽调去换了郭斌。1943年，中美所扩大组织后，戴还专为办好中美所的总务工作成立了一个管理人员训练班，把军统局及所领导的公开单位中最好的事务人员选调了40多名去受三个月的专门训练后才派到这个组工作，希望在生活招待上能满足美国主子们的要求。他虽然费尽心力去讨好巴结，美特们还是不满。到1945年，又将杨隆祜撤换而改调美国留学生罗杰去担任这个职务。要不是抗战胜利中美所结束，还不知要更换多少人。
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为美特们生活方面服务，从洗衣服、吃饭到住房子，几乎无一不和美特们直接打交道。由于抗战期间的物资供应困难，美特们总认为是由他们自己出钱而交给中国人代办一下都办不好，要想买的东西不能马上买来，吃的东西不合胃口，都要大发脾气。当时虽然专为美特们盖了很好的饭厅，在重庆几处大餐馆搜罗了20多名懂得一点英语的服务员，每天派出几辆专车四处去采购鸡肉鱼鸭菜蔬水果之类食品，美特们还是天天有意见。中美所美特最多时有四五百人，除了吃的问题使他们不满外，更使他们不高兴的是住的房子太少，临时赶修赶建的房子不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戴笠虽曾下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搜购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几乎到了罗掘俱穷的程度，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在中美所范围内和附近一些较好的房屋，只要美特们看中了便立刻腾出来，连军统局一所白公馆监狱，美帝认为很好，也要去做了宿舍。戴笠只好在渣滓洞另外建立一所新的监狱，把白公馆改成第三招待所。
这个组除了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外，还负责保管武器弹药和物资。不过每一粒子弹每一寸电话线的处理，都不是由组长可以作主，而必须通过美方的副组长或美方的管理人员批准，才能从仓库中发出来。
中美所内部组织除了这些主管业务和事务工作的九大组以外，还设有一个总办公室，由主任秘书潘其武兼主任。这个总办公室下面又有几个组。联络组：这个组在中美所没有扩大以前是直属主任副主任领导的。1943年以后成立总办公室才划归总办公室领导。组长刘镇芳，是戴笠和梅乐斯的翻译，也是他们两人中的桥梁。他了解到戴、梅的意图，便先向双方示意，所以在商谈问题时，很少弄成僵局，因此戴、梅都器重他，而成为中美所中最走红的人物。这个组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口头上的翻译与双方人员的联络。在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的单位中，都派有若干联络员（也叫翻译官）。这些联络员大都是军统所举办的外事、外语人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与刘镇芳都是同学，其中得到戴、梅两人信任的有潘景翔、周关锠、潘孚硕等人。每遇到刘镇芳有事不在中美所时，只有这几个人才有资格临时充当一下戴、梅两人之间的翻译。
总办公室下面还设有文书、人事、译电等三个组，其中除人事组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专主管美方的人事行政业务和办理卡片登记等外，译电与文书组没有美方人员参加。因为这两项工作，他们自己还另有组织，情况不了解。
总办公室设有秘书两人，一个是李逸云，一个是温万生，均为潘其武的亲信，又是潘的福建同乡。总办公室在职权上不能直接领导九大组的工作，但由于军统方面是主任秘书潘其武负责，潘兼总办公室主任，所以对其他各单位总其成的工作都无形中归总办公室来主持了。
1944年夏天，由于业务一天天扩大，原来一些文件翻译的工作是由联络组与派在各单位的联络官担任，经常忙不过来，积压的东西很多，又成立了一个总翻译室，由刘镇芳兼主任，专负责文字方面的翻译。当时军统自己培养的翻译人员已赶不上需要，特别是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在各地成立后，需要大量翻译人员担任美方教官讲课时的翻译和联络工作，戴笠便向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了100名当时由外事局在中央训练团主办的译员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受训的学员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各大学学生，被征入伍，准备予以短期训练后派往有美军顾问的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去担任翻译的。这100人派到中美所后，戴笠又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训练班。
这个班当时叫做军统重庆训练班译训队，费了一个月时间，向学员们讲述中美所的业务和统一翻译名称等工作。因他们在中训团译训班只受了一些军事术语方面的统一翻译课程，而中美所是美蒋特务合组的机构，对一些特务工作方面的常识和术语弄不清楚。同时也要他们全部先办理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各项手续以后，才能正式叫他们去工作。这100人中有几个女学员。她们在总翻译室工作不久，便为美特们发现。他们对这几个能操英语的女性感到很大兴趣，便在她们上下班时几十人列成队伍在办公室通往宿舍的路上等候，找她们纠缠。后来给梅乐斯和戴笠知道了这一情况，便马上把她们调走，并规定中美所内的职工不准用女性，怕这些美特们因争风吃醋发生问题。
这批学员一下子派在中美所后，又感到人太多了点，戴笠便把其中一些学化学工作的派到军统所办的贵州遵义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去工作。到1944年底，有些人不安心于这个特务机关的工作，戴笠怕出问题，便送了一批回外事局。到1945年年底中美所工作刚一结束，便全部把他们遣送回去。
中美所里还有一个工程处，1944年成立，由沈觐康任处长。当时由于房屋缺少，戴笠自作聪明临时赶建的一些房屋因设计和工程质量不断发生问题，梅乐斯一再向戴笠提出书面备忘录，叫他注意美方人员安全，这样才成立这个处，专门负责房屋修建工程。在此以前，所有中美所房屋的修建一向是由戴自己设计，由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工程股兼股长侯桢祥负责雇工兴建。1943年以后因大批美帝人员不断涌来，戴本人工作也很忙，往往只随便指手划脚地说上几句，侯便完全照他所指示的去办，结果不断发生房屋倒塌、石堡坎下陷等情况。到1944年又因要成立重庆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戴想在美国人面前显示他的力量，要盖一所比重庆所有的大礼堂都要漂亮的房子。这样才决定不再由他亲自设计，而只提出要求——能容纳4000人，尽可能做到美观和适用。由于这些原因，便成立了这个处。
工程处成立后，戴还决定以后中美所的房屋兴建工程，不再由办事处工程股负责，全部要交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包。这个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是戴在云南新结识的朋友，戴特地邀请到重庆来帮同兴建中美所的房屋。通过陆的介绍，当时重庆第一流的基泰工程司派专家来这个处担任设计与监工工作。从1944年春开始，中美所的范围随着戴笠和梅乐斯的需要，便一天天扩大起来，到处开山挖石，废回填沟，数以千计的泥木石工彻夜工作着。在炎热的夏天，每隔几天便有一两个工人因赶工中暑或过度疲劳而死去，至于因赶工而发生工伤事故折手断脚者则天天都有，但是戴笠和梅乐斯还是嫌工程进度太慢。
中美所为要兴建房屋，附近民房被强迫拆除。他们对一些指定要拆除的民房，一看中了便叫住在里面的人马上搬出去，立刻将旧房屋拆掉，而只给予少量的迁移费。一面付钱便一面叫搬家，从不问这些居民在一天之内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为了强迫迁居也不断发生人命事件。我记得在强迫五灵观近100户居民迁移时，有的迟迁一步，除被特务们痛打之后将行李丢出来外，稍露不满，立刻被抓走关起来。有一个妇女刚生小孩，没有马上搬走，被特务们将房顶拆去。当夜狂风暴雨，第二天这个产妇和刚生下的婴儿便都死去。戴笠听到后说：“这是一个好榜样，以后看有谁还敢赖在房子里。”以后在拆步云桥一带几十间民房时，也有些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几辈子的老家而被特务推倒地上，当场也发生过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中风死去，结果也只给了一点埋葬费了事。
当时在中美所附近一带的居民无不天天惶恐，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看中自己的房子，弄得马上无安身之处。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戴笠到附近去看看准备兴建军统接收美方炸药的仓库，希望离得远一点，已走出了中美所的范围。回来经过一处农民住的茅棚时，戴笠看到这家人养了一对小鹅很好玩，便走过去看看。这时这一家人都惊慌异常，因为一看那副前呼后拥的气派，加之天天在担心要房子，所以当戴刚一走近时，全家大小六七人便一齐向他跪了下去，连说我们家里人多，找不到房子，请开开恩准许住下去。当时弄得戴莫名其妙，便笑着向他们解释不是来要房子，是看看这对小鹅，这时他们才敢爬起来。当戴离开时，我因走慢一步，便亲眼看到这家一位老人马上把这对小鹅摔死，或许是因为恨它几乎惹出大祸来。当时附近人民对这些特务的恐惧和仇恨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几年间中美所的范围由于不断扩大，从北起缫丝厂向南伸延，包括了小歌乐山的茶店子直到小歌乐山山顶的黄角树。这里原来有一条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的捷径，也被封锁，而叫来往的人绕道走杨公桥。中美所的西边则伸延到渣滓洞煤窑紧接兵工厂。为了占用这个煤窑，也把这个小煤窑的老板活活逼死才占过来。东面一直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围绕整个范围有近30里。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房屋、田地、山林，全被强征，误入这个范围的人，轻则遭到打骂，重则囚禁杀害。有四个中学生因假日游山而误入禁地，被指为共产党所指派来的侦察人员，竟囚禁在重庆和息烽集中营十多年，到了解放前还有三个被杀害在白公馆。
工程处成立一年多，主要兴建的工程是矗立在钟家山东面步云桥南边的一座特警班的大礼堂和特警班的房屋与大操场。1945年春间，又替梅乐斯在钟家山南边另一个小山头上新建了一所华丽的小住宅（梅原住在戴笠在钟家山的一座别墅中）。正在动工的时候，戴有天带我去看工程进度，很得意地告诉我：“这座房子背山面水，看来风景很好，其实大门正对着一条大山沟，住在里面的主人是要破大财的。”当时他非常希望他的主子住进去后破大财，好更多地供给军统武器和物资。他为了讨好梅乐斯，把这座房子取名为“梅园”，并准备于建成后在房子四周种上几百株梅花。1945年秋天，这所房子落成时已接近胜利，刚把屋内家具陈设等弄好，梅乐斯和戴笠一道去东南，连一天也没有住过。那座比当时国民政府大礼堂还新式还宽敞的特警班礼堂，于1944年圣诞节前赶建完成，除了举行几次盛大集会和宴会外，也因抗战胜利没有再用到它。
汽车总队：汽车总队于1943年冬成立，总队长一职久久不能决定，一直由军统汽车大队大队长张秉午以副总队长名义负责。到1945年春，才调了当时自（贡）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许建业来担任总队长。总队部设有业务课，由军统汽车大队副大队长王济兼课长。还有一个保养课和一个总务课，保养课由军统汽车修理所所长曾惕明兼课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修理所。重庆有两个大队，1000多辆十轮卡车。贵阳有一个大队，分驻昆明、衡山。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都驻有一个中队。这个总队成立时，最初有一部分美国司机，以后全部是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拨给的华侨司机。这些人多数是从南洋一带回祖国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共有1000多人，胜利后便陆续回去。直到中美所结束一年多这个总队才结束。
中美所的外勤单位原来只有一个东南办事处，1943年成立于福建建阳。当时中美所的重点工作是在东南方面，所以由军统方面的参谋长李崇诗兼主任，长驻东南指挥。这个办事处组织很庞大，设有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四个科，和秘书、会计、督察三个室。当时中美所与军统在东南的工作，几乎都由这个办事处在领导。1944年中美所在东南设立的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挥所，也都由这个处直接指挥。这四个情报站的工作，以上海站最受美帝重视。站长庄心田，经常通过一些汉奸到日本去的关系，而能搜集到日本本国的情况。特别是有些汉奸亲自看到日寇海军舰只，在与美帝海军发生战斗后受伤拖回来修理的种种表面现象，更为美帝海军方面所急于要了解的材料，因此这个站的工作经常受到奖励。另外还有闽侯站（站长王调勋）、定海站（站长张元）、漳州站（站长王德元），也都是负责搜集日寇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主要是海军）和对沿海的军事部署情况的。据梅乐斯说，这是美国海军准备帮助中国打日本，准备从海上向日寇进攻后，再派遣部队登陆，前后夹击日军。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总希望他们早点开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战场。特别是在1944年冬，日寇先头部队已越过广西而进入贵州境内时，重庆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何应钦等都急于希望美帝海军能在中国沿海发动攻势以挽救重庆的危机。结果却是一直等到胜利之后，为了帮助国民党布置打共产党的内战，这些美国海军才从容地登上了中国大陆。
由东南办事处领导的前进指挥所，是由毛森任指挥官，设在浙江分水县印渚埠。这个单位虽然是列入中美所编制内，实际上却是军统局的一个前哨据点。它主要是指挥属于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特务武装，到伪军驻防的地区去活动一下，便分别向军统和中美所报战功。这个指挥所因比较接近日寇占领地区，美帝特务们从来也没有敢去过一次。毛森利用这些经过美帝武装起来的特务部队，在附近设立关卡，强征捐税，而成为当地的太上皇。
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的东南运输站，和中美所有联系，也由东南办事处就近领导。运输站站长姜守全，遇事得向李崇诗请示。由于李是以中美所中方参谋长而兼东南办事处主任，连中美所设在东南的雄村、玉壶、漳州、建瓯、港口等地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也要受李的监督指挥。这个办事处几乎把中美所的工作分去了一半。
东南办事处还在建阳回龙寺设有一个庞大的美军招待所，除了招待来往东南的美特外，每年还要在这里举行几次盛大的集会，慰劳在东南地区工作的美特。据说有一次在举行圣诞节晚会上，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美特抱着李崇诗的老婆乱来，气得李崇诗拔出手枪来准备和这几个美特干一下，后来经旁人力劝，才弄了个不欢而散。
中美所从成立起到结束止，前后办过20多个各式各样的训练班。美帝特务在帮助军统训练特务和武装特务部队方面，花费的人力、物力最大最多，其中以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最为完善，设备最多，训练时间最久，也最能说明问题。
重庆特警班的成立时间比其他训练班要迟一些，一方面是由于在第二次合同中才正式提出，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和器材以及学生的挑选都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到1944年秋天才开始训练。特警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实际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一期为副主任、军统特务乐干，第二期为刘人奎。主持训练工作的则为美特总教官怀特（White），一切大权都是操在总教官室。班里共有美特教官50多人，所有技术方面的课程全部由美国教官担任，完全是按照美国训练特务的方式进行训练，对军统过去那一套特务技术课程一概不采用。当时虽然连戴笠也感到不掺入一点合乎中国情况的特务课目，将来工作起来不方便，因为不是训练好了去美国工作。但是美方还是不同意，认为军统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戴笠也不好在这一点上再争执，便完全听他们去安排。
这个班的组织也和军统其他训练班一样，设有教务、政训、总务等三个组。第一期的教务组组长便是后来在解放前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第二期是曾宪凯。班里设有大队部，第一期大队长为李汉庭，第二期为杨元森。大队下设有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生800名，第二期1200名。这些学生的来源都是从军统局的几个基本特务训练班，如兰州、息烽、重庆等班中挑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