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2 / 2）
这个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当时美特最感自豪的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其中有一部最新的“测谎侦察器”，这是专门用来侦察被审讯的人说话是否真实的。
我曾经多次去参观过他们如何使用这部“测谎侦察器”。这部机器很复杂，占了半间房子，全部是电气操纵。受审讯的人坐在那个特制的椅子上，胸部与脉搏上都系上电线。据说，电门打开后，这个人每说一句话的心理状况是否正常，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机器上的仪表便能指示出来。审讯员只要看这些仪表，便能断定受审者所说的话是撒谎，或者是老老实实在招供。美特们把这种机器看成是宝贝。我多次参观后，当时便感到太不可靠了！这对一个有经验而沉得住气的人，倒是成了救星，只要在撒谎时情绪不紧张，心脏跳动得很正常，仪表上便出现了不需要怀疑的种种记录。如果遇上一个初出茅庐或有心脏病的人，那就会变得再说老实话也会一辈子弄不清楚。有些人一坐上那个椅子，心情已经紧张万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仪表上的指针与自动记录设备所显示出来的便是忽高忽低零乱异常，这便是表示出他说的不是“老实话”了！
我记得这部机器刚一运来，他们要在戴笠面前显示一下美国的科学进步，便在装置好以后邀请戴笠去参观，我也跟了去。那几天正巧军统总务处在中美所范围内的洪炉厂仓库发生了失窃案，看守仓库的人认为临时雇来的几个搬运工人有嫌疑，把他们都扣留起来，但不能解决，谁也不承认偷了东西。我便向戴建议，把这几个人交给他们实验一下，好当场表演给大家看看。戴马上同意，要我派汽车立刻将这几个人从警卫大队部接出来送到刑事实验室。第一个被拉到椅子上的，以为是要受电刑，马上喊娘叫爷地大哭起来，问了半个多钟头，操纵这台机器的几个美特忙得满头大汗，结果只说了一句“这人所供的是不老实”，戴笠看得有点不耐烦便借故走了。我送他到汽车旁边时，他才笑着对我说：“这样麻烦，还不如我们那些不科学的方法有效得多！”我因急于要想弄清这次失窃案，便又回到实验室耐心地等他们一个个去实验一下。结果个个都是“不老实、嫌疑重大”，最后都只好继续扣留下来进行侦察。半个月后，这个仓库失窃案案情完全弄清楚，原来是管理仓库的特务们自己监守自盗，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内讧，相互检举出来，这样才把这几个说老实话而被这部机器断定为不老实、有重大嫌疑的无辜者释放。从第一次试验了这部“测谎器”是在撒谎以后，戴笠对它便毫不感兴趣，不过对美帝的其他几种刑具倒很为称赞。
当时从美国运来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这是用几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组成的。被审讯的人经过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语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说出的许多话中找出矛盾再去追问。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设备，这比军统一贯用的手摇电话机改成的电刑具不但方便而且很美观，像小巧的收音机一样，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连精液都要流出来，但还能说话，这便最有利于审讯。这些美制刑具，更大的特点是虽然经过多次用刑，受刑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脏机能受了重伤而表面却看不出半点伤痕来。由于这些原因，以后特警班的学生除了几个人专门学习过对“测谎侦察器”的使用、操纵和检修等技术外，大多是学习另外一些美式审讯方法。美特还送给特警班学生实习用的许多美制手镣脚铐。戴笠看到以后很高兴，认为比军统原来使用的轻便牢靠，携带方便。美特们听到后，便立即赠送5000副给军统。以后这种美式手脚镣，除了军统自己留了一批外，大都分配给各地的公开特务机关。解放前中美所大屠杀中，许多被乱枪打死的烈士们手上和脚上都还带着这些东西。
当时特警班实习用的警犬有100多条，也全部是由美国经海空陆等运输而到重庆的。戴笠原来认为这些活教材可以由军统警犬室来繁殖，免得占去运输吨位，好多运其他物资，但美国教官不同意。他们去看过军统的警犬后，连戴笠所最称赞的那条叫小琳的第一号警犬，都认为品种不纯，不够条件，便决定全部由美国运来。只有保警系用来训练骑警的一些马匹，从美国运来太不方便，才派人从新疆去采购了一批，但是美特也感到不合条件而是勉强使用。他们认为用最好的马队组成的骑警，对驱散示威的群众比之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救火车的水龙向群众喷射的效果要高明得多。戴笠也很重视这一项新办法，保警系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便经常练习骑在高头大马上冲入人群中挥动皮鞭警棍去痛殴群众头部的种种技术。
特警班第一期的学生受训一年刚刚满期，便赶上抗战胜利，戴笠立刻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并对那些专心致意负责主持训练的美国教官，叫我每人给准备了一份厚礼，以答谢他们的辛劳。第二期因中美所结束，美国教官都回去了，但训练方法却仍保留了原来的方式，把第一期学生中向美特学习得最好的留下当助教。不过由于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受到美国教官的亲自传授，在毕业后分派工作时便不像第一期那样到处受欢迎了。
中美所成立得最早的训练班，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是由于美帝海空军急于要掌握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在第一次合同未签订前便于1942年冬间成立。关于这个班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先后办过四期，是专门训练有关气象测量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除了美国的专家外，中国方面也聘了两个气象专家帮同训练。每期有学生30到50人不等。学生大都是在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中挑选的，毕业后都是分发在各地的气象部门工作。
另一个较早的训练班则成立于1943年春间，叫“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准备为各地的中美特种技术班培养担任美特教官的助手的，全部是由美特们自己负责。这个班由梅乐斯兼班主任，所以学生们自己便把它叫作“梅乐斯训练班”，借以显示出他们是完全由美国特务培训而有别于军统局的其他训练班。这个班只办了一期，学生50余人，是由军统其他特训班毕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毕业时由梅乐斯赠送了镌有“梅乐斯赠”的短剑一柄。学生大多是分在一些中美班去当助教。
中美所办得最多的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这些班都是由戴笠兼主任，军统派副主任，美帝方面只派总教官和教官。每个班的组织都相同，主任、副主任下设美国总教官室、教育长以及教务、政训、总务三个组。学生系由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里调来，受训完毕由美方负责按实际受训人数全部配发美国武器和装备。所发武器都是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或U.D手提机枪，以及少数火箭炮与曲尺及左轮手枪。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并传授爆破术、侦察术、游击战术以及配合美军登陆等战术。这些都是由美国教官负责，只有政治训练才由军统特务负责。受训期间大都是三个月左右一期。在人多的地方是采用一期未完二期便又同时举办的办法，一般是一期接一期地训练下去。从1943年到1945年，这些班共训练和装备了武装特务5万多人，在解放战争期间都改编成为交通警察总队。
这些班是按成立先后次序排列，但通常却是以班的所在地来取名的。最先成立的训练班，是在安徽军统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所在地附近歙县的雄村，所以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一般人又称为雄村训练班。这个班的副主任为郭履洲，教育长佘万选，教务组长吴未生，总务组长张东生，政训组长不详。班里有美特教官30多名。参加受训的部队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的成员。这个班训练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训练出来的人也最多，共有8000名左右。1945年秋，戴笠曾陪同梅乐斯前往视察，对这个班极表满意。这个班在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前往讲话。抗战胜利后抢先进入上海的特务部队，便是由这个训练班所训练出来的，当时军统称之为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基本部队。
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于1943年秋成立于湖南南岳，1944年因湘北日军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这个班便一下迁逃到湘西洪江，但一般人仍称之为南岳训练班而不称洪江班。副主任为陶一珊，教育长郭宗尧，政训组长苏业光，总务组长粟沧洲，教务组长不详。这个班当时调训的部队主要是军委会别动军第六纵队何际元部以及军统在湖南招收的土匪陈士虎的部队。陶一珊在调训陈士虎部队以后，看到这部分土匪为数不少，自己便想吃下去，曾和陈闹得不可开交。两人表面上虽仍称兄道弟，暗地里各显神通，先是相互向戴笠去控告，戴双方敷衍。最后演变到陈士虎准备派人暗杀陶一珊，陶闻讯立即赶赴重庆检举陈在湖南的种种不法行为，说陈野心太大，将来得到美式装备后又准备去做山大王。陈士虎在其部队受训时，曾向美特教官们行贿，装备的武器不但比何际元部要好，而且得到的弹药也多。戴笠听信了陶的话，怕陈士虎一旦叛变，给他丢面子，便同意陶的建议将陈士虎秘密杀害，将其部队改编。
第三中美班于1943年成立于河南临汝县风穴寺，1944年因战事关系迁往西安附近牛东，一般称为牛东训练班。副主任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担任过，教育长由金树云、张树勋先后担任过，教务组长为常惠卿，政训组长刘克敌，总务组长黄翠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为军委会别动军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几个纵队。1944年，戴笠和梅乐斯一道去视察过这个班。当时这个班有美特教官40名左右。戴笠和梅乐斯都很重视这个班，因为它是设在国民党反共的重要战略地区，所以决定要使它成为西北方面训练反共的特务武装部队的基地。
第四中美班设在绥远陕坝，一般称为陕坝训练班。副主任高荣，教育长黄康水，其他各组负责人不详。这个班成立不久，高荣便与美特总教官闹意见，戴笠一再责备高荣要他听从美方意见，高表面上接受而暗中仍自己搞一套，最后戴将高撤职，由乔家才接替。这个班没有训练几期便结束。
第五中美班设在贵州息烽军统息烽特训班旧址。副主任先后由邓匡元、何峨芳担任，系训练别动军徐光英纵队。戴笠和梅乐斯也去这个班视察过。
第六中美班设在江西修水县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副主任唐新。专调训别动军杨遇春、盛瑜等纵队和一些军统局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每期开学，王陵基均前往讲话。这个班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结束。日寇投降时，王陵基率部进驻武汉市区时，唐新也跟着带了他的行动总队和30多名美特教官一同驶往武汉。当时驻在武汉的日军发现唐部有美国军官，拒绝他们进入市区，这些美特教官才悻悻返回重庆。
第七中美班设在福建漳州，副主任先后有雷镇中、陈达元，其他情况不详。
第八中美班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副主任赵世瑞，系训练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和军统的行动总队等，其他情况不详。
第九中美班设在福建建瓯，只知道副主任为林超，其他不了解。
第十中美班设在安徽临泉。只有这个班的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生，政训组长钱孟起等，则仍为军统人员。主要是调训汤恩伯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所领导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的军统行动总队。这个班是由于汤向戴笠提议而成立的，汤和戴感情一向很好，戴为了尊重汤，所以自己不兼主任，但成立不久便因抗战胜利而结束，没有办几期。
除以上十个专门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浙江淳安港口成立过中美爆破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毛森。这个班也是由美帝派遣专门教官和供应训练器材，帮同训练。
另外还在湖南东安办过两期中美医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傅荣。这个班是美特专为这些武装特务部队训练军医人员的。
抗战胜利后，按照第一次合同的规定，中美所应即结束。但是戴笠为了要设法保留一批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分子，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所名义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愿意留下一批美国教官负责主持训练外，并答应供应两个班所需要的各种器材，俾使这批南北两地的汉奸特务镀一镀金变成美蒋特务。戴笠在接收了上海江湾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批房屋后，还感到规模不够大，又加工扩建。当时因上海方面修建房屋工程太大，没有等到完工，戴笠便已死去，只决定了由赵志憙为副主任，正在筹备中即行停止。北平特警班先后由楼兆元、乔家才担任副主任，已招收学生300余人，刚准备训练，也因戴死去而匆匆结束。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怕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顾虑很多，这两个训练汉奸特务的中美特警班才没有继续举办下去。
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帝特务，除了担任中美所的公开职务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种任务，最明显的是他们利用中美所这个基地来发展在亚洲的情报活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特务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们直接去进行，有的则利用军统的关系去活动。
我记得最先与中美所美特发生关系的，是英国在缅甸、印度活动的英国特务组织。这一关系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偶然听到该所担任事务工作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有三个远道来的英国客人在该所住了几天便走了。我便去问戴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复我说英国人走了以后他才知道，因为美方事前没有告诉他。为了这件事，戴笠有点不痛快，认为美方不应该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活动的一个法国特务要来中美所与美方联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听了很高兴。这个法国特务的姓名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的妻子叫梅丽亚，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儿。戴笠为了招待这位越南公主和驸马，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样高的公主。可是戴笠和这位法国特务只在宴会上见过面，攀谈了一番，到美法两方特务正式商讨问题时，却又没有被邀请去参加。他虽很难过，但表面上又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他当天借故发脾气骂人的情况，便可看出他的心情。以后泰国代表团团长乃沙愿来到重庆，先是与军统局联系，由戴笠在黄家垭口找了一栋小洋房给他们六七个人居住。戴笠多次带我去那里布置，对这几个人招待得很周到。后来美方知道这一情况，又很快地把这些人拉了过去，表面上是叫他们与中美所联系，实际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这些人。泰国代表团与美国特务组织勾上后，便感到比和军统往来更为有利，便投入美帝怀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满，可是自己还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受下去。
美国特务们利用中美特务合作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最初还是秘密地进行，后来便逐渐变成公开的了。例如美国司机去东南和西北地区运送武器、物资时，据一些同去的军统局司机告诉我，这些美国佬不但非常注意公路交通情况，而且每次休息下来，便留心打听各地的民情风俗、山川河流以及出产物品等等。派在各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美国教官，更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每天由他们自己带去的电台直接向重庆美方发报。有一件最具体的活动，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便是1945年春，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的失踪事件，美特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寻找，这一情况我最清楚。从这一件事，便可说明美帝特务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1944年春应复旦大学邀请到重庆讲学。有天早上，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两人因为都没有进早餐，这个学生便请费巩留在码头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买早点。等这个学生把早点买回后，便再也找不到费巩，到开船时还不见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去报告。等了一天，还不见费巩到学校，复旦大学便把这一情况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要求设法寻找。卫戍总部的处置办法，便是传讯这个和费一同候过船的学生，问去问来也得不出结果。
这时，费巩教授的失踪引起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定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特务秘密抓去了，便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得不到一点消息。事情越闹越大，许多教授认为个人安全这么没有保障，都人人自危。后来蒋介石知道了便向戴笠查问这件事。戴回答他军统没有抓这个人。当晚，戴又约集中统局长叶秀峰、宪兵司令张镇到军统局漱庐办公室开会，这两个单位的特务头子也矢口否认秘密逮捕过费巩。蒋介石便准备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一个大学教授突然无端不见了，除了费巩的家属和亲友们异常关怀以外，社会上一些进步的舆论也为此而提出了指责，而反动派仍旧不理会。这时便有与费巩先后在美国同过学的大学教授40人联名上书美帝驻华的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请求他出面来营救这位留学过美国的教授。这一下果然引起了魏德迈的注意，他曾亲自去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虽一面答复没有抓这个人，但还不放心，便再一次叫戴笠详查，也无结果，而只把那个同行的学生再严刑逼供一次。
当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复而转告魏德迈之后，魏德迈为了要想树立美帝在华的威信，便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梅乐斯来办，希望通过美帝特务们把费巩找出来。梅乐斯当时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任务。戴同意之后，梅乐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个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来去负责这一工作。戴笠便叫我参加协助，并向梅乐斯吹嘘说我过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战前在上海搞特务活动时是以侦探来作掩护的。戴笠在派我时，曾再三叮嘱，如果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设法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蒋介石面前丢脸。戴并叫我不要多出什么主意，一切看这个美国名探的办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见面商谈时，便问他准备怎样进行？他主张先去复旦和浙大调查一下再做计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费巩过去的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和他带了中美所一个翻译潘景翔由重庆动身去贵州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我记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这个美国名探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我记得竺先生对我们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教授的，说要找到这个人，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在那里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请他介绍一下费先生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们好去多方了解。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后又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便要我们去附近的湄潭县费教授一个亲戚处去了解一下。我们并向他要了一张费巩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一个亲戚和几个与费相识的人，他们也和竺先生所说差不多，说费教授平日思想很进步，对政府常有不满言论，浙大的学生都很尊敬他等。
从湄潭回来后，我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他告诉我，费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他一路去。他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我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庆。克拉克认为竺校长告诉他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我们向戴笠和梅乐斯一同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情况以及竺校长的意见后，梅乐斯也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给他上书营救费教授的40名留美教授们。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的，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而找不出一点线索时，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建议可能是由于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我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所捞到的无人认领的尸体十多具一起挖出来对证一下。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在唐家沱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十多具腐烂得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才失望而归。
魏德迈听说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失踪的费巩教授在巫山县过渡，费身穿和尚装束，经他认出后费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一定要守秘密。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好交代，因为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没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梅乐斯也得到这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我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巫山县政府一听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我们当面查对。我和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结果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是费巩的和尚。我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授来过，才扫兴而回。
最后，总算由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消息传来，美国人纷纷作回国的打算，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我也没有听到费巩的下落，这一件大学教授失踪案，始终成了一个谜。
在这里，最后还要谈一点中美所美特们的胡作非为。当时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为经常到处乱来，时常被人民包围起来喊打，往往弄得狼狈逃回。他们进到中美所范围才敢大摇大摆地走，因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无辜受害。这些美特们后来发现美国的许多空军背上都有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一张护身符，上面有十二个很大的中国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他们从这些背上有字的美军口中，知道这张护身符的好处，也希望弄到一张。戴笠听到翻译的报告后，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后来认为中美所是一个特种机关，没有用这一办法，而改用了一种有中美两国标志的臂章，另外还定制了一批浅蓝色的证章，上面有SACO白色字母，给他们佩带。重庆当时的警察和公开特务机关工作的军统分子，看到佩戴这种证章和臂章的美军，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们有不法行为都得让他们几分而好好地保护一下，因此他们便越来越有所恃而无恐了。
在抗战快要结束前，美特们便忙着做生意。有些在美国经营木材、纸张、杂货等生意的特务，纷纷找人签合同，希望在中国找人推销货物。一些原来在中国当牧师、神父的中国通，不少也在抗战时调到中美所工作，胜利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了。其中有一个在川西一带活动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后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直到1956年才释放回国，他当时也曾在中美所担任过工作。
以协助中国抗日为名而来到中国的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对他的仇恨的。他在中国的几年当中，不但尽心竭力地帮助军统培养大量美式特务和选送军统大特务赴美国学习，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镇压，并供应大量各种杀人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数以万计的武装特务部队，企图加强反动派阻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以后所破获的许多潜伏特务组织，都与梅乐斯过去在华的罪恶活动有密切关系。他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时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倍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作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据我所了解，戴笠曾经希望在广西柳州或桂林成立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梅乐斯认为没有必要，戴笠只好依他，而把广西的特务部队送到贵州息烽去训练。还有，当时戴笠希望中美所的武器多集中到重庆，梅乐斯却要多配给到东南沿海地区，以便接应美军在东南登陆。梅一定要在贵阳成立大武器仓库，这样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分置到贵州后更快地运往西南。又如，戴笠一直不爱照相，梅乐斯也叫他改变过来，任意由美特们给他拍照。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恿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这么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帖耳了。
梅乐斯不但对戴笠肯下功夫，即对派在中美所工作的大特务和军统的处长级的特务也是尽力表现出一副主人的姿态。不少的大特务都得过他赏赐的手表、衣服之类的东西，一般都能得到些香烟、巧克力糖之类。个别的人还得到他赠送的手枪、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我因在事务工作上和他常常有所接触，他还送过我一部吉普车引擎，自己可以装配成一辆汽车。他在赠送这些东西时，总是叫人用打字机打好一张证明文件，由他签名，以免误会。
自从中美所正式成立那天起，梅乐斯便在他所住的钟家山办公室前面空地上升起了他那面七星旗，一直到中美所结束。他除了回国养病和出去视察工作的期间外，每天一早他总是先叫人去升旗，到傍晚才收下来。我对这面长不到两尺、宽不过几寸的窄长小尖角旗很为好奇。这面旗是白底镶红边，一顺排着七颗红星，既不像美国国旗，也不像中国过去那种帅字旗。后来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这面旗子的来历。原来是梅乐斯过去当海军舰长时，有次去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反抗美帝的船队时，他的军舰大炮把逃在海上的反美武装船只击沉以后，船上的菲律宾人便挤在许多小舢板上逃命，很快这些舢板又都一一被击沉了。在他凯旋归来时又遇到一只装人最多的舢板在海上挣扎逃命，他便命令军舰不要开炮，而紧紧尾追，到了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的距离时，他才自己亲手用机枪去扫射。在一船人都被杀死后，他还在舢板底部扫射了一下，这时白色的小舢板内的鲜血便从七个弹孔里涌了出来。他看到这一幅惨景非常得意，第二天便在他军舰上加上了这一面七星小旗用以纪念这一次的胜利。从此以后，这面小旗也成了他的个人标志了。
在对待部下方面，梅乐斯经常劝戴笠要学他的那一套假民主方法。因为戴一向讲个人威信，希望部下怕他，所以动辄以打骂和监禁甚至枪决来表现他的权力，使别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梅乐斯却与他这一套不同，他就在责备部下时也往往不采用最粗暴的方式。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次是发生在歌乐山地区，当时有一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因在重庆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活，便仗着自己能讲几句英语，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在中美所背后歌乐山开一家小酒店，想赚这些外国人的钱，成天和美特们打交道。有一天晚上，几个美国特务趁着酒店男主人去办货，便把这个女老板轮奸了，男的回来不依，告到中美所。梅乐斯知道后，只把几个强奸犯找去说了他们一顿，罚他们一个月不准休假外出；另叫翻译请我通知当地警察局出面，赔一点钱叫他们不要再在附近做生意，如果不听，以后出了事便不再管。当时附近的警察分局和派出所都为军统特务所掌握，只要一句话便把这样一件美特轮奸案轻易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是中美所刚成立不久，正在准备强行征用附近民房民地时，有天戴笠陪同梅乐斯带着我和两个翻译一同在后面山坡上察看形势，忽听到一个小山坡背后传出一阵女人惊叫声和男人的狂笑声。戴笠当时很担心军统特务们在胡来，给他在美国主子面前丢脸，赶快给我使个眼色叫我快去看看。梅乐斯一听到这些声音，也急着想了解一下情况，便跟着向这个地方走去。刚一进小山坳，就看到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中年妇女狂奔而来，两个穿着美军军便服的美特紧紧在追赶。这个妇女看到我们这群人才停下脚步来，一面理着被抓乱了的头发，一边用手掩住被扯破了衣服的胸膛。戴笠当时很有点生气，因为他一向是只准自己胡作非为，而要求部下守纪律，可是对美国人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只有看梅乐斯如何发落这两个侮辱妇女的美特。当翻译把这个受欺负的贫苦妇女的话告诉了梅乐斯之后，他却发出一阵狂笑，并用很亲切的声音问这两个美特：“你们调戏这样的女人，不会嫌脏吗？”接着也只轻轻说了几句，最后还在他们背上拍了一下便打发走了。戴笠看到这样处置，很不以为然。梅乐斯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事。当我拿了点钱把那个妇女喊走之后，他们便坐在一些乱石上谈开了。梅乐斯趁这个机会劝说戴笠，告诉他应当学学美国的一套方式来对待部下，不可动辄打骂，不但要设法使部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戴当时听了也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但以后我却很少看到他能真正这样做。不过每次当着梅乐斯面前，戴对部下那种狂叫怒骂的态度有点收敛，而往往改用一些最严厉的字眼，只是说话时态度上稍微温和一点，使人不易看出他在大发雷霆，不过这些话往往使对方听了更为害怕。如有一次他为了招待那个随法国特务来中美所的越南公主，叫中美所一个事务股长布置一个大客厅，要用60张藤沙发（因为天气热，他听说越南人爱坐藤椅），结果这个人给他准备的是普通软沙发。当他带着我走进这个临时大客厅一看，马上大怒起来，正准备用脚踢那个事务股长时，我看到梅乐斯已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便赶快告诉他。他立刻改变态度而狠狠地说了两句：“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当他和梅乐斯打过招呼后，又怕还没有说够，再补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这个股长吓得浑身打颤，在戴和梅乐斯走开以后，便哭着要求我想办法，因为一下要那么多东西，的确凑不出来。最后由我请稽查处和侦缉大队的特务们帮忙，才从几家藤具店强行借来用了一次。当梅乐斯陪着客人走进来一看，只两个多钟头又换上了一套新的布置时，曾对戴笠特别夸奖了一番。
梅乐斯最能使戴笠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在供给中美所和军统所需要的东西方面。戴笠提出的数目往往怕太多而不好意思开口，梅乐斯总是主动地替他增加一些，有时还额外赠送一些，特别是武器弹药炸药等物品，总是出乎意外地使戴笠感到满足。而美帝特务机关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这种阴谋，也通过梅乐斯来进一步实现了。从几年间梅乐斯由中校连升了三级，便可说明美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成绩是如何满意了。
在美国内部，为了争夺对中美所的领导权，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自梅乐斯来华与戴笠接触之后，了解到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不仅有种种强大的特权，而且机构遍布各地，如果能通过这一组织进行工作，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美国所需要的一切。梅乐斯的这一发现，立刻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海军生怕陆军插手，所以在中美所刚谈判成功时，便立即明令宣布：美国驻华的海军有关机构，乃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工作单位，应在舰队总司令直接指挥之下作战。这项宣布，目的很明显，中美所应当由海军单独控制，其他单位不能过问。
海军这一宣布，反而造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相反结果。陆军原来还不太注意，这样一来，便通过美驻华武官等深入了解，得知这是深入中国各处的大好机会，决不能让海军独占，因此也马上来一个声明：凡是在华美军一切机构，均应受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部节制，并接受美军参谋长之统驭。当时的参谋长为马歇尔，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中美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直接由海军来指挥。
另外一个想控制中美所的是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这个局原来是由美军情报协调处改组扩充为两个机构，军事情报局与战略业务局。杜诺万一向与陆军方面较为接近，所以对陆军想控制中美所，他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希望能借机把中美所置于战略业务局的掌握之中。中美所刚一成立，他就加派梅乐斯为战略局驻远东代表，先行控制梅乐斯。
杜诺万这一如意算盘，立刻遭到美国海军部和戴笠的反对。杜诺万便请陆军出面，向梅乐斯提出要派遣一批教官来华，协助中美所训练军统所控制的特务武装，还企图在西北另行建立据点，并派出巴纳斯与约翰?海登博士等来华。梅乐斯立即告诉戴笠，认为杜诺万派人来不先征求中美所同意，坚决不接受，结果陆军方面准备好的一些教官等，均只好半途回去。杜诺万并不因此罢休，所以1944年中美所签订第二次补充合同时，他便作为美方主持人，企图以战略局取代海军情报署来控制中美所，并推荐战略局的柯林上校为中美所美方第二副主任，也为梅乐斯与戴笠所拒绝。
魏德迈继史迪威出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后，他对中美所与军统局不但歧视而且成见很深。他极力主张将中美所置于战略局指挥之下，应使中国人退居被支配地位，对中美所主任由中国人担任早就感到不满。美国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更从中推波助澜，而梅乐斯则坚持战略局来华工作人员应受中美所节制。魏德迈便进一步要中美所必须受他指挥，否则他就辞职。官司打到华盛顿，代表陆军的马歇尔首先赞成魏德迈的主张，空军亦随声附和，海军虽力争仍无结果。美国联合参谋本部便发布命令，要在中美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直接受魏德迈之指挥。
由于梅乐斯对魏德迈只是表面上承认受其指挥，实际上并不理会，魏德迈司令部的人员便借机予以打击。如中美所每月所需物资约150吨左右，实际上连半数都不给运送。海军方面愿自备飞机、车辆为中美所运输物资，亦被魏德迈阻拦。海军元帅尼米兹气愤之余，曾表示要用军舰来给中美所运物资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
美国海军方面原准备调往中美所工作的人员为3000人，因得不到陆军支援，有2000左右的人滞留印度，无法飞越驼峰。他们又不愿吃苦经公路来华，结果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即由印度向后转返回美国。
当时中美所在中国的活动，连许多美国人都看不惯，因为军统局及戴笠声名狼藉，早为美国许多开明人士所不满。美海军部门想把一些夸大与伪造的所谓“成果”在国内外报纸上披露，遭到了美军方面主持发布新闻的机构所反对。梅乐斯为此气得发昏，曾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要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和战略局的许多丑恶内幕公开揭发。结果，记者招待会尚未来得及举行，已被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与战略局发觉，立即宣布梅乐斯神经错乱，马上派人将他押送回国。所以1945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所时，梅乐斯已被送走，由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主持对蒋的欢迎仪式。
梅乐斯回国后，五角大楼的头头便宣布撤去他的官职，并将他的官阶由少将降级为上校，不过海军方面对他还是支持的。1946年3月下旬，当美国海军元帅尼米兹得到戴笠摔死的消息后，准备派梅乐斯为代表来华致祭。这一消息被刚从中国回美的马歇尔听到了，马上赶到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办公室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戴笠是中国臭名昭著的反共头子，如果美国派官员参加戴的丧礼，将影响他主持调处国共关系。不但如此，连美国海军原来拟就的“战后海军助华法案”，也遭到了马歇尔等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
1947年初，梅乐斯又被美海军部启用为哥伦布号巡洋舰上校舰长，并同意他的请求，在中国沿海巡弋一年，所以埋葬戴笠的时候，他能闻讯匆匆由上海赶往南京。毛人凤带我去机场迎接他时，他一看到我们便泪痕满面。他在戴笠坟地上，更是泣不成声。很显然，他不但是在哭他死去的这一好友，同时也是在哭他自己的不幸遭遇。
中美所历次举行的盛大集会中，要算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最为热闹了。为了举行这次圣诞节晚会，一座可容4000人的大礼堂便日以继夜地赶建完工。这座礼堂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因平日集会一般人都是站着听讲话，只有晚会时才临时布置桌椅。在兴建这座礼堂时，所有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部是从美国运来。梅乐斯还特地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华丽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的是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绦子。这些万国旗当中，没有德、意、日等国国旗，也没有苏联国旗。为了举行这次集会，军统由印度空运来60多件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军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礼堂的节日布置从12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戴笠准备赠送美国王子们的礼物也在11月底前都已办妥。梅乐斯在12月初就已由美国运来大批妇女们穿的衣料、台布、糖果与小孩玩具以及圣诞节化装用的纸帽，等等。这些东西都分成一份份地装在一个小竹箩筐内。一棵圣诞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用专车装来。一切布置都是按照美国的习惯，由一些到过美国的太太们指挥，完全按美国生活方式，处处要使美特们像置身于自己家乡一样。
从12月20日以后，戴笠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去看看，有时还邀请梅乐斯去，看合不合主子的意。为了圣诞晚餐要吃火鸡，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几只供观赏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其余的则用鹅肉来替代。戴笠原来想在宴会后来一次盛大舞会，因为凑不出200个女客，只好改在宴会后看文娱表演。
这天晚上六点钟左右举行宴会，所有在重庆的美特300多人全部参加，中美所副组长以上、军统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要带自己的太太和18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去参加，另外选定了40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去作陪客。因为怕一些太太们不敢去，戴笠要我预先通知一下，只要参加晚会，即使不跳舞，去的女客都可得到一小箩筐的美国礼品，被邀请的女客如不去，则要查究。等女客们一进入礼堂，戴笠便叫人把她们全部分别安排在美特们的中间。有些从来不曾和美国人往来过的女眷，被夹杂在这些美国流氓身边，弄得如坐针毡。宴会散后，有些女眷气得把那一小箩礼物摔在地下和我吵起来，说不该劝她们去活受罪，连祖宗三代的脸都丢尽了。其中也有少数的人认为很难得这种机会参加这样盛大的宴会。
这次被邀参加的有800多人，在大礼堂当中排着五长条桌子，上首加一横排。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30多人被请去参加。乐队奏着美国流行的许多小调，引起了美特们的怪声叫好。宴会完毕，即互相赠送礼品。梅乐斯别出心裁地叫每个女客走上礼堂的舞台到他面前去领礼品。戴笠站在旁边，一直鼓励她们要对主人多多表现亲热尊敬。所有女客都只和梅乐斯握一握手便拿着礼品走下台来，其中只有一个一向在香港当舞女的女特务刘美美，在戴笠的鼓动下当众抱着梅乐斯吻了一下，立刻引起了在场美特们一阵狂笑和掌声。戴笠便叫她再来一次，梅乐斯又加一份礼物给她。戴笠还希望其他的女客都学刘美美，结果再没有第二个人肯那样干，弄得他非常扫兴，认为这些人太不合时代潮流。礼物赠送完毕后，便开始文娱晚会，京戏刚演一半，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美特便跑上台去把演员的大刀、花枪拿过来大耍大闹。戴笠也跟着上去到后台挂一串白长须，跟他们一起乱叫乱打，一直胡闹到深夜才散。最后我督促办事务的收拾会场时，管餐具的特务哭丧着脸向我报告，又有几十双牙筷和银质汤匙被这些美特偷去当纪念品了！
1945年圣诞节是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举行的，参加的人虽然没有重庆那么多，但更为豪华奢侈，因胜利后上海物资供应比重庆方便得多。特别使戴笠感到满意的是，请的女客都是些所谓名媛闺秀和交际花、电影明星、红舞女，京剧、沪剧、越剧的名演员等。她们对与美国流氓往来都有一套，使得在座的美特们皆大欢喜。
在中美特警班大礼堂未建成以前，1943年和1942年的圣诞晚会，都是在中美所美方人员的大饭厅举行的。由于当时马路没有修通，还得坐一段路的轿子（四川人称为滑竿），因此每次举行类似的晚会，除了全部动员军统和中美所所有的滑竿来接送客人外，还得临时派出大批特务武装和警察把歌乐山、磁器口等地的滑竿抓几十乘来当差。上百名抬滑竿的苦力，被抓来后一直要抬到散会才准回去。有的因连续不断地抬来抬去，弄得筋疲力竭，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把穿着漂亮的女客或贵宾摔了一下或弄脏了衣服，她们总是要向戴笠去撒娇，戴一怒之下，抬滑竿的便往往被打得死去活来。
戴笠为了讨好这些美国主子，除了圣诞节外，遇到过春节与军统成立纪念日开四一大会，也要举行一次宴会、晚会来招待一番。美帝总统代表赫尔利和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等，到中美所视察时，更少不了也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此外对从美国来的什么慰劳团之类的组织，到中美所来表演或进行慰劳时，也得大事招待。特别是每次听到梅乐斯升了级，更要为他庆祝一下。每举行一次这种盛大豪华的宴会，所花费的钱，为数都是很惊人的。我因办理总务，对此最了解，像这样一年要举行几次的大宴会，以黄金计算多则要几百两一次，少也得几十两，一席所费就不止穷人百年粮了！
1945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带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秘书曹圣芬、参军皮宗阚等十来个随员，在中美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门看了一下。蒋介石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实验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和大批从美国运来的良种警犬。这些东西对镇压人民、巩固他的统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问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戴笠和贝乐利（梅乐斯当时已被押送回美，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为蒋介石安排的主要节目，是给蒋介石看看特警班第一期800名学生的各种精彩表演。在新建成的大操场上，刚把一座检阅台赶建完工，蒋介石登上去以后，左边是中美所和军统的中级以上的特务一字排开，右边是中美所近300名服装整齐的美国特务。这些美特这天都穿上美国海军制服，我和他们往来几年，还从没有看到过他们这么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集合过。操场中央站着800名学生和40多名美国教官。蒋介石刚一出现，离检阅台还有100多公尺远，戴笠便示意我指挥8名号兵吹响“立正”的号音，一直等到蒋介石缓步登上检阅台答了礼之后才叫稍息。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表演近一小时才结束，蒋介石不待戴笠去请他，便走到扩音器前训起话来，由皮宗阚替他译成英语。他满面笑容地向远道而来为他尽心尽力培养爪牙的美国特务们一再表示感谢，并尽力称颂他们几年来的功绩。对这些受了美国式训练的特务，蒋是勉励有加，连说你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今后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有很大决心去完成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他一气讲了近半小时，才在一阵欢呼声中离去。
根据第一次合同的规定，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美所便应结束。可是戴笠和梅乐斯却认为这次亲密的合作，任务还没有完。因为合同以外的工作当时只进行了一部分，就是帮助军统抢先进入沦陷区进行接收，和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进入各大城市。此外，对训练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和继续帮助军统全力与共产党作斗争等任务并未完成，双方虽均依依不舍，但一时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再继续下去。
戴笠在得到蒋介石准许之后，才于1945年冬天第一次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几年的所谓成绩，公开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布出来。梅乐斯曾一再向戴笠保证过，为了将来帮助国民党战胜和消灭另一个比日本更凶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他们随时会再度回来与军统进行更亲密的合作。而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镇压中国人民的海军由戴笠来统率，他们是会尽最大努力的。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赶来吊唁时，还一再向毛人凤、郑介民表示过这种“慷慨的”愿望。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得太快了，加上美国海、陆军之间的矛盾重重，使得他们永远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至于中美所的结束工作，完全是由军统局代为办理，我在另几篇材料中已经记述过，这里就不再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