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僚死敌（2 / 2）

看到这里，不少人会问，莫非刘晏是在与民争利，放任商人高价卖盐？

并非如此！

刘晏给盐商制定了销售指导价，一旦某地盐价走高，他立刻组织货源投放当地市场，平抑盐价。准确地说，刘晏将原来食盐专卖的所有损耗环节都堵住了，统一收归国库。

粮价平稳了，盐价控制了，刘晏将王朝的两大命脉牢牢地控制住，这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为了提高全国运输效率，他精挑细选出一个班子，这批人都是刘晏亲自挑选，全部是具备一定经济才能的官员。这批官员分散在全国各地，以饱满热情为帝国服务，在刘晏身后，他们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不能不说刘晏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为了第一时间管控全国物价，刘晏在各地设立巡院，每隔数日便上报一次所在地区物价，信息传递由高薪招募的健走快递人员负责，一站接着一站，不出数日便到长安。

为了第一时间救灾，刘晏命令地方官员定期呈报当地雨量和天气情况，将雨量与往年同期比对，刘晏做到心中有数。等到一些地区发生水灾和旱灾，灾情还没有通报，刘晏下拨的救济粮已经运到了，他不是神，但他有科学的统计。

这就是刘晏，一个布局全国、心细如发的大唐财务总监，他扮演的角色有交通运输，有民政救济，有粮食统购统收，有食盐国家专卖，有货物全国供销，在他的布局下，一切有条不紊，各就各位。

这就是刘晏，他不仅有卓越的管理经济才能，还有高超的处世哲学。

他妙用“士”和“吏”。“士”一般都是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出身，惜名胜过惜利，他用这些人做督察，他知道这些人爱惜羽毛，不会为小利贪赃枉法；他用吏负责具体事务，给予他们高薪，吏没有上升空间，出来混主要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就给予他们较高薪水，让他们安心工作。

在“士”和“吏”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各种各样的人情请托。对于达官贵人推荐来的所谓“人才”，刘晏不拒绝，而且高薪养起来，但不让他们过问具体事务。他不要求这些人干事，只求不坏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还有第四种人，那就是对刘晏工作指手画脚的人。对于这种人，刘晏宁愿动用私财，堵住他们的嘴。

闪转腾挪，缝缝补补，刘晏赢得了自己大展拳脚的空间，整个代宗在位期间，正是他为帝国鞠躬尽瘁的时期，他的工作无比出色。

显然，这是一张好得不能再好的牌，就看皇帝李适怎么打了。打好了，将是帝国之福，打不好，就变成炸弹，狠狠炸李适一下。

选择权交到了李适手中，他能打好刘晏这张牌吗？

世上的事就是那么奇怪，即便你与世无争、谦谦君子，还是会有人看不惯你，还是会有人忌妒你，甚至还会有人仇恨你。

刘晏便是如此，他不与别人争，他不动既有体制为国谋利，但还是有人忌妒他，忌妒他的人眼红他把持漕运、盐政多年，总觉得他手中的油水太多、位置太重，于是对他的排挤或明或暗，从未停止。

仇恨刘晏的人不多，但很致命，因为这个人在不久的将来将进入帝国权力中心。

这个人的话如同龙卷风，从帝国中心刮起，将刘晏卷入无比险恶的旋涡。

公元779年七月的一天，道州的天空格外晴朗。

一户民居窗户外的树上，鸟儿正在欢快地叫着，天气晴好，鸟儿的心情也不错。

“杨炎接旨！”

传诏宦官尖声高喊，屋里匆忙走出几个人，稀稀拉拉跪了一地。

圣旨宣读完毕，杨炎起身接旨，传诏宦官说了声“恭喜”，转身回驿馆歇息去了。

杨炎依然面无表情，看不出是悲是喜，跟随多年的家人则是喜不自胜：“大人，吉星高照，皇上要重用您了！”

杨炎依旧处之淡然，不悲不喜。

此时的杨炎官居道州司马，两年前他被定为“元载余党首要分子”，从吏部侍郎一下被贬为道州司马。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两年过去了。

杨炎正在出神，家人过来请示：“大人，您这身司马绿袍和木简就不要了吧，回长安您就要拜相了，用不着这身行头了！”

杨炎阻止道：“我由一个被贬之人一下登堂拜相，这是超人之福。祸福相依，有超人之福就会有超人之祸，留着吧，或许有一天我还得穿回这身行头。”

家人不再多言，将绿袍和木简放进了打包的行李之中。

返回长安的路上，杨炎看着沿途的风景，心情与两年前来时完全不同，风景没有变，只是看风景的心情变了。

捋一捋自己的长须，杨炎感慨日子过得太快，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虚度五十三载光阴，谁偷走了我的时光？

马车缓缓往长安驶去，杨炎的思绪越飘越远，飘到自己仕途的起点。

年轻时的杨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可谓眉清目秀、美髯飘飘、文采飞扬，不用打扮，就是标准的江湖豪侠。

二十岁那年，杨炎受河西节度使征召，出任掌书记，充当节度使的幕僚。他的幕僚生涯乏善可陈，苍白到只留下一个殴打他人的记录。与杨炎发生冲突的是当地一个七品县令，县令酒后对杨炎出言不逊，杨炎拍案而起，令左右架住县令，自己操起木棍狂殴县令二百余下，打得县令奄奄一息，几乎送命。事后河西节度使爱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放过了杨炎。

这就是真实的杨炎，有风度，无气度，有恩一定报，有仇也一定报。

此去长安，杨炎一要报恩，二要报仇。

报恩，报落马宰相元载知遇之恩；

报仇，报同僚刘晏落井下石之仇。

两年了，我等的就是这次机会。

想起九泉之下的元载，杨炎充满感激之情，别人对元载充满不敬，他对元载，一直无比尊重。不为别的，只因他是自己的伯乐。

没有遇到元载之前，杨炎在官场混得灰头土脸，仕途上看不到曙光。机缘巧合，杨炎结识了元载，接触之下，元载对杨炎颇为赏识，在元载的提携下，杨炎从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与元载共事的时光，是杨炎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恋恋不舍的日子。

杨炎与元载并非简单的朋党，倒有一种惺惺相惜。两人都有能力，颇具文采，在元载的推荐下，杨炎出任知制诰，负责为皇帝撰写诏书，他的大笔如椽，能巧妙将皇帝的意思传递出来，又能保证文辞优美，满朝文武对他都非常佩服。元载看杨炎更是不一般，在他眼中，这位后进同僚有能力，懂文学，将来必然是接替自己的合适人选。

元载高看杨炎还有一个原因，两人的老家都在凤翔郡，在外为官，老乡见老乡，自然没有不相互提携的道理。

幸福的日子没有任何征兆地结束了，公元777年三月，元载一党被一网打尽，元载被处决，等待元载余党的将是不可避免的严惩。

按照代宗李豫的意思，对元载一党要一网打尽，一个不留，主审此案的吏部尚书刘晏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想赶尽杀绝。

刘晏对一同审案的同僚说：“依照惯例，判处重刑案件都要再次奏报皇上，况且王缙是朝廷宰相，而且法律规定，有主犯从犯之分，我们还是需要再听听皇上的意思。”

刘晏的再次奏报，为王缙、杨炎这些元党分子赢得了生机。皇帝李豫终于网开一面，抬手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只是贬出长安，以观后效。

刘晏不会想到，尽管自己已经好人做到底，杨炎还是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之后快。

刘晏不想与杨炎为敌，但杨炎已经将刘晏列为头号死敌。

两人原本并没有刻骨仇恨，只是当年刘晏是吏部尚书，杨炎是吏部侍郎，工作上难免有磕磕碰碰，但也没有深仇大恨。

这次主审元载一党，让杨炎彻底恨上了刘晏，在杨炎看来，如果不是刘晏，或许恩公元载不会死，顶多跟自己一起流放，而且杨炎听说自己被判流放后，刘晏居然在朝中幸灾乐祸。

死结就此形成了，杨炎解不开了，也不想解开：此生，有刘晏没杨炎，有杨炎没刘晏，此仇，不共戴天。

“大人，长安到了！”

家人召唤打断了杨炎的思绪，杨炎一看，马车已经到了长安的城门下。

长安，我回来了；

刘晏，我回来了！

公元779年八月七日，杨炎出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年前的流放之人，摇身一变成了大唐宰相。

对于这次超常规任用，李适对外的解释是以前做太子时就听说过杨炎的声名，此次破格提拔是为国家物色有用之才。

其实，对于杨炎的破格提拔，还有回报元载一党的成分。

前面说过，李适从安史之乱后便与母亲分离，一直没有母亲的庇护，即使身为长子，他的太子之位也并非牢不可动。受父亲宠爱的独孤贵妃一直有将自己儿子扶正的念头，而且还有一批官员密谋，父亲李豫一度也犹豫过，秘密征询宰相元载的意见。元载知道不便参与皇家储位之争，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太子身为长子，又立有大功，怎么能强行废掉呢？”同为元党的宰相王缙也表示了相同看法，这样在两位元党领袖的保驾护航下，李适有惊无险地保住了太子之位。

如此大恩，焉能不谢？此时元载已经含笑九泉，王缙已经意兴阑珊，倒是杨炎还是可用之人。回报元载，就从杨炎开始吧。

站在元载肩膀上的杨炎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李适的信任，这为杨炎展露自己的才华作好了铺垫。

拜相三个月后，杨炎一语惊天下。

他说了别人一直想说却不敢说的事。

依照惯例，朝廷征收来的赋税和绸缎都存放于左藏库，太府寺一年四季分四次上报数额，比部（国家统计司）负责实地查对。等到理财专家第五琦出任度支、盐铁使时，京城长安权势显赫的将军已经很多，这些将军动不动就伸手向第五琦要求供应。第五琦一个也得罪不起，索性奏请皇帝将左藏库库存全部转存到皇宫内的大盈库，由宦官掌控，这样皇上用起来也方便。

经过这番闪转腾挪，第五琦将烫手的山芋扔进了皇宫，自己得到了清闲，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天下的税赋尽入皇帝私人仓库，有司不能对这些库存进行核对，无法真正掌握国家家底，混沌不清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主事的宦官换了好几茬，但都是乌鸦换岗，负责管理大盈库的宦官多达三百余人，他们靠山吃山、靠着大盈库吃大盈库，而且结成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牢不可动。

一直以来，有识之士都想进言，但进言危险性极高，容易触怒皇帝，更容易触怒既得利益集团，一般人不敢说。

杨炎敢说，他要言别人不能言之事。

杨炎跪在李适面前说道：“天下税赋是国家的立国基础、百姓命脉，国家安危都与之有关。以往国家重臣掌管，还会有无谓损耗以及账目不清的情况。如今让一群宦官掌管大盈库，大臣都不知道底细，政治上的弊害，以此为甚。如今请将大盈库库存交由有司管理，每年根据宫中需要，由有关部门如数拨付，不敢有缺。如此这般，才能推行政令。”

杨炎的进言出奇顺利，李适即日下诏：从今以后，天下财赋尽入左藏库，延续以往惯例，每年选取精致绸缎三五千匹专供皇宫用度即可。”

二十年积弊，杨炎一语解决，满朝上下震动。

震动大可不必，这只不过是君臣合演的一场秀，杨炎和李适同时选择了正确时机，然后各取所需，杨炎投石问路大获成功，李适从善如流展示开明形象。

进言，时机很重要，时机对则双赢，错则双败。

杨炎真的赢了吗？

一鸣惊人的杨炎没有多想，他要马不停蹄继续进言，只有不断进言才能赢得皇上的信任，只有赢得皇上的信任才能从容对付刘晏。

一环扣着一环，危险已经向刘晏袭去，刘晏却浑然不觉。

你不害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害你，职场中人，切记，切记。

杨炎将目光瞄准了陈旧的“租庸调制”，他要一改多年的积弊，彻底改革王朝的税赋体系。

大唐初建时，承接隋末大动荡的底子，人口锐减，无主荒地居多，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曾经实行过均田制。每一男丁授田一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永业田永远归家庭所有，即使男丁身故，也不需归还国家；口分田种植谷物，男丁身故之后需要交还给国家。

在此基础上，唐朝实行“租庸调制”，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二石，为租；输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四尺、麻三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尺六寸），为庸。

租庸调制起初还能适应社会现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人口迁移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还实行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就是刻舟求剑了，杨炎要废除的就是这落后于时代的租庸调制。

杨炎笔走龙蛇，写下了自己拟定的新税制框架：

一、量出制入，即先估计支出的实际需要，然后制定征收总额，再将总额分摊到各地。如此一来，就有了点现代社会预算先行的味道，虽然没有现代社会精细，但相比于以往的“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要先进很多。

二、以现有居住地核定纳税对象。不论户籍，无论你是长安人，还是持长安暂住证的人，一律在居住地缴税。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也不能逃避缴税，跟当地居民一样，都有缴税义务。

三、以家庭占有资产定税，不再以男丁数目定税。资产多的多征，少的少征，负资产是否补贴，史书未载。

四、简化税制，只保留户税和地税两种。户税以资产为基准，地税以土地为基准，两种税一样征收两次，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新税法每年分两次征税，是为“两税法”。

杨炎将“两税法”奏报给李适，龙颜大悦，公元780年正月一日，李适下令在全国开始推行“两税法”。

杨炎的执政获得空前的成功。

一鸣惊人，“两税法”功成，重返长安的杨炎两步走得出乎寻常地顺利，他自信已经赢得了皇帝的认可，该到了处理点私事的时候了！

刘晏，接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