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僚死敌（1 / 2）

一生都在寻找母亲的李适确实挺不幸，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然而作为皇帝，李适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的手上始终不缺好牌，只要他愿意，随时能组合出“俩猫加四个2”。

不过，孝子李适似乎不会打牌，即便有一手一手的好牌，他也很难打出彩，他打出的牌，多是勉强又拙劣，能把一手好牌打成烂牌，这是否也是一种天赋？

在我看来，李适的问题出在心理上，安全感缺失，是他身为皇帝最大的漏洞。

身为皇帝，君临天下，要有气吞山河的豪情，要有包容万象的气概，一个皇帝如果缺失了安全感，那么就失去了皇帝必须有的从容。很不幸，李适缺少内心的安全感，因此他不从容。

想想也能理解，当他幼年时，他的祖父如履薄冰，他的父亲在为祖父陪绑，他尽管身为长子，但母亲出身并不高贵，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李适的敏感和多疑。如果母亲在，牵着母亲的手，他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他的内心可以淡定从容。然而，安史之乱让他与母亲分离，从此母亲的手只在记忆之中。

离开母亲的牵引，李适在艰难成长，虽然祖父顺利登基，父亲也顺利成为太子，但他这个长子的日子没有好过起来。父亲的身边有独孤贵妃，独孤贵妃有自己的儿子韩王李廻，虽然他在父亲登基后被册立为太子，但不到最后一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从离开母亲到登基之前，二十多年的时光，李适在紧张中度过，久而久之便养成了猜忌、多疑的性格。这个性格是他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作为皇帝的短板，这个悲剧的性格伴随了他一生。

性格决定命运，放在皇帝身上尤为合适。

原本，李适手中的好牌真的很多，神童刘晏是其中最闪亮的一张。

刘晏，《三字经》里提到过的神童，“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三字经》里说的“举神童，作正字”，发生在公元725年。这一年是李隆基的开元十三年，李隆基在这一年到泰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给了神童刘晏一个机会。

封禅大典结束后，礼官向李隆基奏报：“此地有一七岁神童名叫刘晏，欲向陛下呈现《东封书》。”

李隆基闻言大喜：“还不快宣刘晏进殿！”

七岁神童刘晏出现在李隆基面前，开始朗诵他自己写的《东封书》：“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

小小年纪，便写出如此文章，李隆基不由得大喜，当场下旨，授七岁刘晏为秘书省正字。

唐时，秘书省管理史馆，负责撰修国史，藏有大量图书，“秘书省正字”的任务就是校对藏书中的一些错误。从此，刘晏步入仕途，他的起步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早。

两年后，刘晏又一次技惊四座。

这一天，李隆基于勤政楼前赐宴，招待文武百官，身为秘书省正字的刘晏也在被宴请之列。

兴头上的李隆基突然想起了两年前那个神童刘晏，吩咐左右让刘晏登楼，后宫嫔妃早就听说过刘晏的事迹，都期待着见一见神童的庐山真面目。

小刘晏信步登上楼来，长相有些对不起观众的他一下吸引了杨妃的目光，此杨妃并非后来的杨贵妃。

杨妃一下把刘晏抱在膝上，恶作剧般地给他施以粉黛，戴上头巾，经她一捯饬，刘晏摇身一变，变成了个小女孩。

李隆基不由得笑了，笑问刘晏：“你身为秘书省正字，正了几个字啊？”

刘晏一本正经地回应道：“天下的字我都正了，唯有朋字正不得！”

唐时“朋”字，为两个歪月相邻，无论怎么正都是正不过来的，刘晏妙用一个“朋”字，巧对李隆基的发问，其机灵可见一斑。

这时，一位年轻女杂技艺人出场，此人唤作王大娘。此大娘并非我们现代语境中的大娘，娘是唐代对少女的称呼，王大娘则是王家的大女儿。诗圣杜甫曾有一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也是这个意思。

只见王大娘肩扛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头上顶着一个瀛洲仙岛的微缩模型，一个小孩竟然在上面边歌边舞，从容自在。这一幕让在场人掌声雷动，叹为观止。

看到这里，杨妃有心试探一下刘晏的文采，命刘晏即兴作诗，刘晏张嘴便来，一首《咏王大娘戴竿》就此诞生：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掌声再次响起，神童，果然名不虚传。

顶着神童的美誉，刘晏在大唐官场宦游，他的再次出头，居然是三十三年之后，此时刘晏已经不是神童了，而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

这一年是公元760年，皇帝已经由李隆基换成了李亨，大唐王朝正处于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刘晏进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使，同时兼任京兆尹。

从这时起，刘晏将用他超一流的理财和调度能力名垂青史。

一开始，刘晏并不顺利，在任职仅仅一年半后，他又因为遭遇谗言，被贬为通州刺史，这次贬黜持续了八个月。

八个月中，长安发生了很多事情，李隆基和李亨相继作古，皇帝换成了李豫。李豫的登基给了刘晏复出的机会，刘晏再次被委任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度支盐铁转运使。

面对这次委任，刘晏出人意料地上了一道奏疏，他要让出自己的官职：

因为看不惯铮铮铁骨的颜真卿被无情倾轧，刘晏愿意把户部侍郎让给颜真卿；

因为想给平叛有功的严武一个用武之地，刘晏愿意让出京兆尹；

而他自己，甘愿出任职微言轻的国子祭酒（国立大学校长）。

这次辞让，令皇帝李豫非常感动，从辞让中他看到了刘晏的品格。他知道，该给刘晏一个更加合适的位置。

七个月后，刘晏官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年的神童，今日官拜大唐宰相。

不过这次拜相前后不到一年，板凳还没捂热的刘晏又被贬了，宰相当不成了，改任闲职太子宾客。

两个月后，皇帝李豫坐不住了，再不起用刘晏，京城就要断粮了，为今之计，只有刘晏能解决京城断粮的危局。

这时是公元764年三月，不世出的经济学家刘晏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此时他已经四十六岁了。

刘晏在给时任宰相元载的信中写道：“为今之计，当整顿漕运，从南方调粮。见一水不通，愿荷锸（锹）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

忙于抓权的元载乐于刘晏扛起漕运的苦差，立即回信指示刘晏，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实干家刘晏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一步亮相，刘晏赢得了满堂彩。

鉴于关中缺粮，刘晏从湖南、湖北、广西紧急调拨粮食，由江船运至扬州，再由扬州运至淮河，入汴水，过三门峡，当年就从江淮漕运四十万斛粮食入关。这一年虽然关中遭遇旱灾，然而粮食价格却稳定得出奇。

刘晏清楚记得，当他押送第一批粮食抵达长安时，皇帝李豫下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京城文武百官在码头迎接，同时宣读皇帝圣旨：卿，朕之萧何！

刘晏感觉自己全身的血在沸腾。

第一步出彩，刘晏并不满足，他要做的还有很多。

刘晏的第二步，从彻底整顿漕运开始。

以往漕运，从民间抽丁，百姓自带干粮，这种由抽丁组织起来的漕运自然没有效率，而且民间怨声载道。刘晏接手漕运，一改往日抽丁做法，改为彻底官办，民夫由官府从民间招募，以往需要自带干粮，从今以后官府发薪，而且薪资不低。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参与漕运的民夫由以往的出工不出力迅速转变为出工又出力，漕运码头上下气象一新。

与此同时，刘晏利用自己的转运使身份，动用军队疏浚河道，加固大堤，漕运的运输环境较之以往大为改善。

漕运条件大为改观，刘晏接下来做出的决定便顺理成章了，他果断地叫停了陆路运输。时至今日，水运的性价比还是高于陆路，更别说刘晏所处的唐代。以往唐朝将陆运和漕运并举，勉强才能应对全国的运输局面，现在刘晏叫停了陆运，他要用漕运全面应对。

新的问题出来了，三门峡那段险滩如何闯过？

我们都学过成语“中流砥柱”，成语中的砥柱山就位于三门峡。三门峡名称的由来便是因为砥柱山位于黄河激流之中，久而久之将黄河水分成了三股急流，北边一股为“人门”，中为“神门”，南为“鬼门”，而以“鬼门”尤险，三门峡名称由此产生。如果说黄河自古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在三门峡这一段就是名副其实的“后妈河”。这一段水流湍急，水况复杂，船毁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刘晏以前，负责漕运的官员采取了“惹不起就躲”的策略，粮食运至三门峡上岸，从岸边过山道转运过三门峡，然后再装船继续前行。在没有好办法之前，这个笨办法实行了多年，有效归有效，但如此一来运输成本大大提高。

刘晏在三门峡对着中流砥柱思考良久，他也不是神，也无法带着粮食直接飞过去，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想办法相对从容地通过三门峡。

刘晏最终想出了一个组合法：造大船，用编队，加拉纤。

造大船，粮船规模较之以往加大，每船用船夫三百人；

用编队，十艘大船为一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拉纤，岸上民夫用结实的麻绳牵引粮船，增加粮船前进的动力。

经过试验，刘晏的组合法一举成功，从此粮船过三门峡不需要再上下搬运粮食，而是一路畅通。

刘晏的一个个策略都成功了，众人由开始的不服气变成了越来越佩服。

刘晏带给众人的惊喜还在后面。

他又做出了两个决定：一、用麻袋装粮食进行运输；二、漕运航线严格分段。

在刘晏之前，漕运粮食都是散装的，损耗巨大；刘晏接手，下令将所有粮食分装到一个个标准的麻袋之中，既方便运输，又降低损耗。

漕运航线分段则是实干家刘晏经过长时间实地勘察做出的决定，他的依据是，长江、扬子江、黄河、汴水、渭水，每条河都有自己独特的水文情况，如果让一艘船从长江一直进到渭河，对于船的要求很高，对于水手的要求更高，与其让水手们常年提心吊胆，不如让他们在各自熟悉的水域从容航行。如此一来，因地制宜，漕运效率提高，安全系数也大大增强。在刘晏主政漕运阶段，竟然没有一升米掉入江中，堪称运输史上的一大奇迹。

刘晏接下来的手笔是造船，他的长远眼光在造船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往造船，由官府在民间抽丁，造船工匠说是工匠，其实就是官奴，他们不仅没有工资，而且还要自带干粮，自己生火做饭。造船本来是个技术活，让这些没有任何经验又没有积极性的民夫造船，造出的船能符合要求才怪。

刘晏一改以往的不合理体制，设立十个造船厂，造船所需材料由政府统一采购，造船需要用的民夫不再征调，而是由官府出资从民间招募。

刘晏给每条船开出的造价为一千贯！

属下官员连连咂舌，太高了，太高了，五百贯足够了。

刘晏解释道：“大国不可以只讲小道理，但凡做一件事，就要谋划长远。造船厂既然兴办，在里面造船的民夫就不是一个两个，我们应该留出盈余给他们，让他们生活相对从容、不窘迫，这样官船才能坚固。如果一开始就考虑盘剥他们，船厂怎么可能长久！”

刘晏接着说道：“我料定，数十年后必然会有人认为我给出的造价太高了，会采用减半的方法。到那时，造出的船不会合格，船厂会倒闭，国家也危险了！”

众人将信将疑，不过还是点了点头，他们认为刘晏一向是对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刘晏的高价造船于今天也有借鉴意义，提前留出合理利润空间，而不是做生产成本的手脚，这样制造出来的产品才能合格。当然刘晏的高价造船也有一个道德前提，那就是大家都有道德底线，不会为了一味追求利润而贪得无厌，真要那样，定多高的价，最终出来的都是假冒伪劣。

道德底线，合理利润空间，合格产品，刘晏做到了，后世的国人呢？

漕运经刘晏的整顿焕然一新，唐朝漕运能力在刘晏主政时达到顶峰，在刘晏之后，唐朝漕运再也没有达到刘晏时的高度，而且日渐衰落，到漕运基本断绝后，大唐王朝的丧钟已经在长安上空敲响了，这些都是后话。

刘晏不是神，他无法看到日后的事情，他能做的只是把握当下。

刘晏的眼前，帝国危机四伏，百废待兴，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统一，但危机已经在悄然酝酿，眼前最大的问题已不是缺粮，而是缺钱，哪里都缺钱。

历代王朝有个怪圈，朝廷缺钱就向老百姓征收，越缺钱越收，最后就陷入一个死循环。这个怪圈在明朝末年最为明显，为了收复辽东，明朝政府不断向老百姓征集军饷，军饷征集得没完没了，辽东危机也没完没了，征集到最后，李自成一呼百应，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与其说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不如说亡于向民间征缴的怪圈之中。

刘晏不想让王朝陷入这个怪圈，他要独辟蹊径。

刘晏盯上的是大唐的食盐，他要在食盐专卖上做点文章。

食盐专卖，西汉时已有，而唐朝的食盐专卖，则是由颜真卿发端。安史之乱中，为了筹集军饷，颜真卿发明了食盐官府专卖，这个办法由此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到刘晏接手时，食盐专卖已经在全国形成，不过收益并不好，朝廷一年能从食盐专卖中拿到的收益也不过六十万贯。

管得过多，管得过死！

刘晏一眼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首先，负责盐政的官太多，官多则扰民，官多则生奸。

以往食盐官产、官运、官销，环节多，成本高，收益低，得不偿失。

刘晏给出自己的办法：盐场民办，食盐官收，商人贩卖。

盐场由民间经营，产出的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然后再批发给商人分销全国，官府只负责征收和批发。征收和批发之间，政府已经将食盐的利润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不费时，不费力。

此项改革，效果立显，当年食盐专卖收益由之前的六十万贯跃升到六百万贯，是之前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