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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帝国(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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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出身于萨克森罗肯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和浦弗达预备学校。20岁时进入波恩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由语言学转向哲学。1869年应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1871年,出版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从美学角度确立了哲学研究的起点,曾轰动一时,受到热烈赞扬,也遭到正统语言学家的猛烈攻击。1879年,尼采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辞去教职。从这时起到1889年精神失常,他度过了10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寻找适合自己健康状况的气候,他辗转旅行于德国、意大利之间,从山到海,从海到山,没有职业,没有家庭,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流浪中他深沉地感受到孤独的痛苦,但为了自由地思考,他又感到需要孤独。在这10年中,他写下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在反思和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哲学观点。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后又同音乐家瓦格纳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对这两人他都经历了由崇拜到否定、批判的转变过程,但终生也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是纯粹的精神影响,因为他们不仅素昧平生,而且在尼采进大学时,叔本华早已去世。但是当他不经意地读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立即就为作者的思考方式和生动笔触所感染。叔本华以意志为世界本质的说教及其所描绘的异常悲观的人生图景,引起了他的共鸣。当时的激动和感奋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好像这本书是专为他写的一样。但是数年以后,他逐渐超越了他所崇拜的前辈,用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并通过对人生的可悲性质采取挑战的态度来肯定人生,超越了后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他指责叔本华用个人忧郁的性格歪曲了世界的真相,决心用新的感受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一种新的答案。

同音乐家瓦格纳的交往,是尼采一生中富有影响的事件。他们于1869年秋在瑞士相识。瓦格纳是叔本华哲学的信徒,他用音乐表现了叔本华哲学的精神,被尼采视为音乐领域里的叔本华。但是,瓦格纳深受德国市民喝彩的音乐风格,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疏离感。他指责瓦格纳所倡导的歌剧音乐把音乐变成了对感官的刺激和麻醉,以迎合小市民的多愁善感情调,败坏了音乐的纯正风格。这样,他先后摆脱他早年崇拜的两位对象之后,进入创建自己哲学体系的发轫期。从1878年起,他先后写下了《人性,太人性了》(1876—1878)、《欢乐的科学》(1882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5—1886)、《道德的谱系》(1887年)、《反基督教》(1888年)、《偶像的黄昏》(1888年)、《看哪这人》(1888年)以及最终没有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权力意志——变革一切价值的尝试》(1901年出版)。

尼采的著作不是系统的论文,而是格言警句的汇总,常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他的思想能使自己的读者入迷。造成轰动效应的是他那横扫19世纪文明和价值观的势头,也包括对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现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信条,是贯穿于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题。为此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与理性的发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弱者对强者的一场革命,它以来世说瓦解了人类控制世界的意志,以其教义中的罪过感束缚了人类本能和天性的正常发挥。它否定生命,钳制人类意志的自由表现,使谦卑和自我压抑成为美德,使骄傲成为邪恶,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为人类本质的内在欲望,必须重新燃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类自己的创造,随着上帝和基督教价值观之死,将带来人类的解放。人类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价值观,恢复生命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成为自己的主人。尼采还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败、颓废,归结为理智才能过分发展,而意志和本能受到侵害的产物。他反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理智的强调,认为只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抑制了人类的意志,也摧毁了闪烁着文化创造精神和点燃生活激情的自发的生命活力。为了战胜令人窒息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单调与平庸,他呼吁一种没有基督教负罪感,能够以强力证实自己存在的理想“超人”的出现。超人不为社会所强加的任何限制所束缚,具有旺盛的强力意志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满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欢乐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他借助超人概念来否定旧的传统,试图为理性抑制下衰弱、退化的人类精神,提供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理想类型。超人与非超人的界限是生命意志的强弱,而不是种族或出身的差异,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糟粕。他对优生学的盛赞和对生存竞争规律的宣扬,都表现出露骨的种族主义倾向。他针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础,对生命哲学、文化哲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都有较大影响。由于尼采哲学的复杂性、矛盾性,20世纪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中的进步流派和反动流派,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他思想中的消极成分曾为法西斯主义者利用,其中权力意志、超人等概念曾为纳粹分子歪曲,他们自视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颂扬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也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对新帝国持批判态度,甚至反对把德国置于俾斯麦的领导之下。此外,他对德国民族的评价整体上比较低,认为德国人的心理是病态的,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是一个危险的民族。相反,他认为“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承认“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这些都体现了他与纳粹势力之间的重要差别。

尼采的哲学以极为复杂的内涵,反映了危机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人生态度,为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协地正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由于没有提出解决现代社会病症的建设性观点,他对西方价值观极端而猛烈的诋毁以及对权力意志的颂扬,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波,在19世纪后期德国的音乐文化创作中得到明显的回应。在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乐家占有显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戏剧为题材所独创的音乐剧,以不可遏制的激情所表达的奇妙的、动人心魄的象征意义,使他的音乐成为德意志民族命运的象征,对德国精神文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位独具特色的音乐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1813年5月22日,瓦格纳诞生于莱比锡一个有教养的警官家庭,但父亲在他出生6个月后就去世了。继父路德维希·盖耶尔是一位颇有才艺的演员,同戏曲界、音乐界名流广有交往。耳濡目染,幼年的瓦格纳就同音乐艺术有着不解之缘。18岁时,瓦格纳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两年后,在一次音乐会上,他第一次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深受感动,从此他放弃学业立志要做一名音乐家。其后的6年,他先师从教堂司乐魏利格学习乐理,以后辗转于外省几个剧院充当音乐指挥,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舞台演奏经验。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两部歌剧的创作。1839年,他带着名作《黎恩济》前往巴黎谋求发展,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入困境。绝望之际,他接到德累斯顿歌剧院打算上演《黎恩济》的消息,于是满怀深情地回到祖国。这出反映罗马人反暴政斗争的历史歌剧首演成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前景和希望。从此他开始走上歌剧革新的道路,决心用新的音乐成就改造旧歌剧的传统。

1843年,新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首演,这成为瓦格纳走向革新道路的起点。在这部歌剧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乐与歌剧的综合,把一种源于德国民间的原始乐曲发展为全剧的主题,使歌剧演变为以音乐为主旋律的交响曲。以后随着名作《唐豪赛》、《罗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纳的创作在40年代达到高峰。他试图以交响乐恢复古希腊悲剧宏伟场景的努力,把音乐剧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这时,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了。瓦格纳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动军队起义,遭到政府的通缉。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总结了他的艺术改革思想,并开始写作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另外两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三部乐剧体裁不同,但都以史诗般的艺术效果,展示了瓦格纳惊人的音乐才华。由于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赞助,乐剧演出后,为瓦格纳赢得空前的声名。他开始被视为一位开辟了音乐中新的英雄时代、以新的音乐形式恢复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驱。保罗·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纳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纳的音乐不只是产生了一个自然热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话——宗教的虚构掩盖了这些人的热情的世界……”

瓦格纳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将音乐与戏剧的表现以尽可能紧密的形式连成一体,以一种“连绵不断的旋律”,取代传统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并按德国语言的音调形成独特的旋律轮廓,使旋律配合剧情的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整体。这种新型“音乐剧”具有鲜明交响性和德国气质。音乐主题和动机成为乐剧的角色,成为与剧中人物和情节相伴随的情感象征,使主题旋律产生的听觉效果与戏剧演出产生的视觉效果融为一体,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纳不是单纯的作曲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文学、诗歌和戏剧创作,认真学习过希腊文,钻研过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轻时他也曾参与政治活动,是1848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又因受戈比诺伯爵种族理论的影响,成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的宣传者,是反犹太运动的先锋。此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从不同方面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些复杂的阅历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及一生中所经受的几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乐剧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变化万千,充满激情和诱人的幻想,又沉重、压抑,弥漫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忧郁气氛。这些都使他成为世界音乐史上充满争议的风暴中心。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的乐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夺目和新颖脱俗的;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以令人迷醉、麻木、支离破碎的韵律败坏了文化和音乐艺术的纯正风气。尽管如此,他的音乐作品仍具有现代艺术的感人力量。人们可以批评他、攻击他,但不能否定他。由于他在音乐戏剧中的大胆革新,音乐已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

帝国时期,德国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邻国相比虽稍显逊色,但也不乏反映时代精神的流派和杰作。由于世纪交替时期所出现的社会动荡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反映在人的思想,特别是作家思想深处的矛盾冲突必然会以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表现出来。其中格哈特·霍普特曼、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两兄弟的创作实践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格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年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他出身于西里西亚一个富有的店主家庭,青年时期曾在耶拿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通过参加青年文学团体,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文学社团青年诗人阿尔诺·霍尔茨的交往,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泰纳的环境论的影响,认为遗传和环境是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要把人的生存原始关系毫无遗漏地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刻画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描写方式起源于法国,法国著名作家左拉(1840—1902)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被视为自然主义的先驱。1880年11月22日,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柏林上演,给德国戏剧界带来清新之风,一时之间德国作家竞相仿效自然主义模式。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社会》杂志,大力宣传自然主义创作方式,介绍左拉、易卜生的作品。1889年,柏林新建的“自由舞台”剧院,以公演易卜生的剧本为开端,很受观众欢迎。同年10月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本《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上演,大获成功,成为作者的代表作。该剧通过刻画一青年与酒徒女儿恋爱的悲剧,真实地再现了德国当时社会生活的阴暗面,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取得了轰动一时的社会反响。

继《日出之前》之后,霍普特曼最负盛名的剧作是《织工》(1892年)。这是一部首次在德国文学中表现劳资冲突,反映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杰作。霍普特曼利用最原始的素材,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感人的悲剧场面。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主义,它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为霍普特曼带来了更高的声誉。

自然主义,从其大胆地暴露社会黑暗、打破现实沉闷空气、表露人的精神的痛苦等方面来看,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它缺乏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找不到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并否认艺术构思,这些减弱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是就霍普特曼一生的创作而论,他的成就是最主要的,除了47部剧本,还包括许多和诗歌。在文学风格上也经历了由自然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后来他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作为一个戏剧家,他后期的作品兼有自然主义主体和传统诗的主体相结合的特点。由于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丰硕、多样和出色的成就,19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90年代以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家是来自卢卑克的亨利希·曼(1871—1950)和托马斯·曼(1875—1955)兄弟两人。他们出身于北方卢卑克城一个富商家庭。亨利希·曼曾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1893年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以后专门从事写作。主要代表作有《帝国》三部曲:《臣仆》(1918年)、《穷人》(1917年)和《首脑》(1925年)。其中《臣仆》是最具有影响的讽刺。他通过对主人公狄得利希·赫斯林的成功刻画,塑造了一个胆小残忍、极端利己而又崇拜和害怕权力的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所持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还通过《垃圾教授》(1905年)、《小城》(1909年)等作品,对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

托马斯·曼早年在慕尼黑一家金融机构当见习生,后通过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艺术课程走上创作之路。1897年,托马斯·曼开始他的第一部长篇《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创作。这部作品通过对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兴衰的描述,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从典型人物的变换中表现了历史时代的更替,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没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作品对布登勃洛克一家衰亡过程的描述,也流露出一些无奈的惋惜之情,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然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1901年,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奠定了作者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后,作者同类型的作品还有《特利斯坦》(1902年)、《托尼阿·克略格尔》(1903年)等。1912年,他的中篇《在威尼斯之死》被搬上银幕,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度成为一个支持战争的浪漫民族主义者。战后,经过深刻反省,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923年他流亡瑞士,1924年发表集大成之作《魔山》,192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移居美国,晚年重返瑞士定居。

托马斯·曼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德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受到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风格的影响。亨利希·曼在语言风格上更多地受到法国现实主义传统的熏陶,但两人都以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矛盾,批判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四、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帝国的建立打破了欧洲的均衡,依靠牺牲法国,德国开始变成一个欧洲强国。韦尔比勋爵曾回忆说,他们记得在19世纪50年代时,德国是一群无足轻重的王室成员统治下的无足轻重的邦;而现在,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仍在发展之中。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德国问题”成为未来半个世纪世界政治事务的中心。由于帝国并不是一个从孤立状态中出现的国家,而是崛起于旧的欧洲体系的中心,故而它的建立势必冲击着周边国家的利益,并改变着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在欧洲,除了遭受直接打击的法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感受到这个新巨人的影响。因此,如何在充满疑虑的新格局中维持帝国的地位,就成为俾斯麦处心积虑所谋求的战略目标。这种情况,由于法国迅速恢复的实力,变得更为严峻了。1873年法国提前交付50亿金法郎的赔款,从而结束了北方6省的被占领状态。1872年法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重整军备并加强对德复仇的宣传,这些变化更令俾斯麦忧虑惊恐,迫使他把帝国外交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西方的“火山”。

为了阻止法国的复兴,俾斯麦与德军参谋部筹划,决定组织一场新战争,以期彻底打败法国。但是他也深知,只有在法国没有盟友的情况下,才有获胜的希望。从战略上看,最有可能成为法国盟友者是俄国。这不仅因为德国的东部边境缺乏地理上的天然屏障以阻止敌人的入侵,更为重要的是,自1871年以后俄国不再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柱,它开始对欧洲的政治天平倾斜到柏林一侧感到愤懑不平,并警惕十足地关注着德意志下一步的行动。于是,法、俄结盟的阴影像噩梦一样萦绕在俾斯麦的心头,使他忧虑惊恐、坐立不安。

为了阻止法、俄接近,俾斯麦把目光投向他的南部邻国,他希望通过德、奥的接近给俄国施加新的压力。奥地利自1866年战败以后已与匈牙利贵族妥协组成奥匈二元帝国。由于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与俄国存在着深刻矛盾,它很希望在俄、奥发生冲突时有一个坚固的后方,因而乐于与北方的邻国和解。1871年11月,持顽固的反德立场的奥匈首相霍亨瓦尔特和外交大臣博伊斯特,因捷克问题相继被解职,代之以亲德的奥斯佩克侯爵(任首相)和安德拉西(任外交大臣)。他们把俄国和斯拉夫人看成主要敌人,而把德国和英国视为可以争取的盟友。其中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是匈牙利贵族,很早就与俾斯麦保持着亲密友谊。他力图和德国建立同盟,希望联合反对俄国。

1872年夏天,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几经犹豫,终于决定应邀访问柏林,这算是他对1866年胜利者的最终承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德、奥之间的和解十分敏感,他急于想知道,他的奥国对手和德国人讨论什么问题,于是让人转告柏林,说沙皇很想参加会晤。威廉一世接受了外甥的请求。当年9月,三位皇帝及其大臣会聚德国首都,原本显示德、奥友好的会晤,在俄国的推动下变成三帝国团结的聚会。外界的舆论是,一个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分为东方和西方。

俾斯麦对俄国的“突然袭击”略感意外,但事件的结果令他满意。因为他无意联奥反俄,他的目的是既要同奥匈又要同俄国保持友好,以便腾出手来组织新的反法战争。但是,三帝会晤未能引起轰动,除了在道义上承诺联合对付赤色宣传之外,在实质问题上并未取得新的进展。第二年5月,威廉一世在俾斯麦和毛奇的陪同下曾到圣彼得堡的外甥那里作了一次国事访问,以便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友谊。一个月后,沙皇又到维也纳进行了一次访问,双方签订了一个性质十分含糊的协定,即缔约双方有义务就一切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如果来自欧洲第三国的攻击威胁和平的话,两国皇帝必须彼此商定“共同的行动方针”,如需采取军事行动,则需另缔结军事专约。1873年10月,威廉皇帝来到维也纳,决定加入奥俄协定,于是这个协议就扩大为三皇协定。从名义上,它是构成历时10年声威显赫的三帝同盟的唯一基础,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关系松散的协商公约,由于各自利益上的分歧,协定很快就变为一纸空文。尽管如此,在俾斯麦看来,三帝同盟还是有贡献的,它调节和维系着三个专制政体的关系,只要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重视这一同盟,就不存在奥、俄两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而这类援助正是他常常为之忧虑的。然而,事实证明,俾斯麦的估计有些盲目乐观,一个共和制的法国并非永远找不到盟友;一个松散的同盟体系并不能对缔约国形成有效的约束。1875年,当德法战争迫在眉睫时,同盟的“稳固性”便经历了第一次考验。

1873年8月,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致教士的信》,号召信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而祈祷。这封信是在教坛上宣读的,并刊登在德国境内的天主教报纸上。这封信一经发表,便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俾斯麦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西部邻国发起外交攻势。在他的授意下,德国御用报刊连续发起对法国的舆论攻击,他们把各种图谋复仇的罪名加在法国政府头上,并呼吁德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报复对策。在德国舆论界的大力渲染下,到1875年年初,对法战争已有一触即发之势。4月8日,柏林《邮报》发表一篇名为《战争在望》的文章,进一步在德国煽起反法浪潮,一时之间,战云密布,发动一场“先发制人”战争的喧闹声甚嚣尘上。的确,1875年的军事形势非常有利于德国对法国的进攻,但是,能否在外交上取得列强的认可,对战争能否真正爆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显然,在这方面俾斯麦长期的担忧并非多余。德国的战争恐吓首先遭到英国的强硬抵制,首相迪斯累里从维持欧洲均势出发,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声称决不容忍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再现。更为严重的是,5月10日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作为各大国的发言人抵达柏林直接向俾斯麦施压,要他保证永远不对法国发动战争。事态的发展使德法冲突发展为“国际化”冲突。俾斯麦一筹莫展,处境孤立。他曾要求威廉一世解除他的职务,遭拒绝后,他离开柏林回瓦尔青庄园疗养。近半年时间,他闭门不出,忧郁地思考着过去和未来。

1875年的危机使俾斯麦获得这样一个深刻认识:俄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德国的好友。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要设法挑动英俄交恶,加深英法对立,离间俄法关系。1875年至1878年发生的东方危机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东方危机是俄国与西方列强及奥匈围绕土耳其欧洲遗产所发生的外交危机。俄国自从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以来,就一直对土耳其的欧洲属地和两个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抱有极强的野心,但这一企图与奥匈和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奥匈帝国统治着众多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它不愿看到打着解放斯拉夫人旗号的俄国势力在这里有任何扩展;此外,它对巴尔干各国的市场对奥国工业增长的意义也十分关注。英国是沙俄南下战略的最早抵制者,一个完整的土耳其既是英国工业品市场的需要,也是保证通往印度的道路畅通无阻的条件。此外,作为海权国家,它对两海峡的控制也十分重视,这是在战略上制约海峡沿岸国家,特别是把俄国封锁在黑海的基本条件。

1875年7月,巴尔干半岛的黑塞哥维纳和波斯尼亚爆发了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起义很快蔓延到保加利亚,并在已经实行自治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引起强烈呼应,一个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反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斗争很快达到高潮。土耳其政府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但斗争不断高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已发生动摇。俄、奥、英三国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决定干预事变的进程。俄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它惯常把自己打扮成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保护人的角色,使它从土耳其素丹的镇压活动中深感自己的大国利益受到触动。虽然俄国人民以无比的热忱支持巴尔干人民的解放斗争,但沙皇政府则认为这是它直接控制黑海,向巴尔干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奥匈和英国对巴尔干民族起义持否定态度,主张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完整。英国更担心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当时的迪斯累里政府鼓励土耳其用一切残酷手段把起义镇压下去,以免引起国际武装干涉的行为。

俄国一开始企图以“欧洲的受委托人”身份对土耳其进行干涉,为此目的,它希望由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害的德国出面召开一次欧洲大国会议,但遭到德国的拒绝。俾斯麦为了把水搅浑,一方面反对召开国际会议照顾俄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鼓励俄国同土耳其作战。为了取得对土作战的自由,1877年1月15日,俄国与奥匈签订《布达佩斯协定》,以满足奥方的要求换取了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如果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同盟国家,它是无法单独阻止俄国的行动的。完成这些外交准备之后,俄国在1877年4月24日,以土耳其政府拒绝采用有利于帝国境内基督教臣民的改革纲领为由,对土耳其宣战。战争进展神速,俄军节节胜利。6月23日俄军渡过多瑙河,7月19日占领巴尔干山脉的息普卡隘口,7月27日逼近亚得里亚堡。这时英国授意土耳其大使劝告素丹“邀请”驻泊贝西加湾的英国舰队驶入君士坦丁堡。但这一消息尚未传到土耳其首都,俄军便因在普利佛那要塞的失利,使战争的脚步缓慢下来。至12月,当战事变得再次有利于俄军时,土耳其开始呼吁英国调停。沙皇拒绝别国干涉,他坚持与土耳其单方面商谈议和条件。1878年1月31日,在俄军前锋仅距君士坦丁堡十多英里的压力下,土耳其被迫与俄军议和。3月3日双方在圣斯特法诺签订和约。依据和约,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脱离土耳其完全独立,塞、门两国领土略有扩展;波、黑两省实施改革;俄国获得比萨拉比亚、卡尔斯、阿尔达汉、巴统及巴亚泽特,并获得了对一个扩大了的保加利亚的控制权。

《圣斯特法诺和约》大大扩展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一个大保加利亚的出现也堵塞了奥匈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的道路。因此奥、英两国竭力谴责这个和约,并提出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阅和约的全部条文。俾斯麦声称在东方问题上愿做一名“诚实的掮客”,现在他一改过去对俄国的纵容支持,成了一个和事佬,力图利用东方问题,保持列强之间的摩擦,以巩固和扩大德国在中欧的地位和利益。

1878年6月13日,有关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正式开幕。经过英、俄、奥、法、意、德和土耳其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议,在俾斯麦的平衡下,会议最后缔结了《柏林协定》。协定大大缩小了受俄国控制的保加利亚的版图,使之处于一个享有自治权,但仍向土耳其纳贡的侯国地位;原属大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及东鲁美利亚与保加利亚分离,仍划归土耳其治下;奥匈获得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取得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塞浦路斯岛。协定使英、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却使俄国出让了战时所得的部分胜利果实。沙皇将此归罪于俾斯麦,抱怨德国牺牲了俄国的利益。所以,柏林会议后三帝同盟已名存实亡,德俄、俄奥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

《柏林协定》签订18个月以后,俾斯麦的外交战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决定了今后30年的外交格局。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孤立,俾斯麦虽未放弃恢复暧昧的三帝同盟的努力,但德俄关系的恶化已经开始动摇他几十年来的外交构想。莫斯科报刊对他连篇累牍的攻击以及德俄之间围绕农产品进出口的经济战,都使他深感不安。俄国既不可靠,德国就应当向英国和奥匈靠拢,尤其要加强中欧的团结,这样才有助于应付来自东、西两面的威胁。1878年8月,俾斯麦决定利用一年一度对加施泰因的访问,同奥国人进行一次关于俄国问题的会谈。此外,有消息报道,说他的老朋友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不久将辞职,因此要争取主动,不应再丧失时机。8月27日,抵达加施泰因的俾斯麦立即同安德拉西举行会晤,双方都希望通过突出德奥友谊来促使俄国改变态度。对于缔结一项反俄同盟,奥皇欣然表示同意,但德皇威廉一世的态度成了俾斯麦最大的难题。威廉一世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舅父,两国传统的友谊以及漫长的共同边界,都使得联奥反俄的政策既无必要,又十分危险。82岁的老皇固执己见,毫不让步。就在9月初,老皇还同他的外甥在俄属波兰边境的亚历山大罗伏举行了友好的会见。舅甥俩含着悔恨与和解的眼泪彼此衷心问候,使威廉一世深为感动。现在,他刚一回来,就让他接受一个反俄性质的盟约,这对于他无论在良知、性格和荣誉方面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老皇毫不妥协地说:“不!”

接下来便出现了皇帝与宰相之间惯常的争吵,虽然彼此已不像早年那样暴跳如雷,但双方都在诉苦。他们都不愿让步,斗争持续了4个星期。俾斯麦得到了皇太子、毛奇和普鲁士内阁的支持。最后,当威廉一世担心他不仅会失去自己的宰相,而且会引起内阁全体辞职的后果时,他被迫屈服了。10月5日,皇帝违心地同意接受同盟条约,但他仍然在签字旁写道:“使我签字的人将来要对此协定负责。”俾斯麦已习惯皇帝这种表达怨愤的方式,他知道他又一次左右了自己的君主。

1879年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由安德拉西和德国大使赖斯在维也纳签署正式生效。依照条约规定:缔约一方若遭受俄国进攻,另一方应以“全部军事力量”给予援助;若一方与俄国之外的另一国交战,另一方则保持善意中立,如交战国得到俄国的支持,上述规定则自行生效。条约的内容是秘密的,有效期初定为5年,实际上以后不断续订,直到39年后德意志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共同灭亡。这个条约成为以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也是欧洲国际关系的枢纽。未来的三国同盟不是替代它,而只是扩充它。

德奥同盟关系形成后,俾斯麦开始向英国靠拢,他想把英国拉进德奥同盟,替他分担助奥抗俄的责任。英国虽对德奥接近感到兴奋,却不愿分担在大陆上对俄作战的责任。不久,英国保守党内阁垮台,英、德之间的结盟谈判宣告中断。由于俄国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不是德国,英、德之间的接触已引起沙皇的警觉。为了在东方问题上牵制英国,并对奥匈施加压力使之追随俄国,沙皇试图恢复与德国的正常关系。

1880年1月,亲德的萨布罗夫出任驻德大使,他正式向俾斯麦提出恢复三帝同盟的建议。俄国的新姿态使俾斯麦彻底放弃了对英国进一步的试探。他深信,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外交努力,彼此都愿做出让步,只要三国取得妥协,确保各方多年的合作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他过低估计了各君主专制国的差异和弱点,以致谈判拖延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使俄、奥在东方利益上达成妥协。1881年6月18日,新的三帝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这时俄国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刚登上皇位3个月,而奥匈的外交大臣也换为新任命的海默尔。新的三帝同盟与1873年的三帝同盟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新神圣同盟,而是有具体条约内容限制的中立协定。当缔约国之一和第四国(土耳其除外)发生战争时,另外两个缔约国应保持中立;缔约国承认禁止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原则,并要求土耳其遵守这一原则;俄国接受奥匈合并波、黑两省的权利,奥匈不再反对保加利亚的合并与扩大。三帝同盟协定使德国暂时达到了孤立法国的目的,并协调了俄奥关系,稳定了东邻的局势,也促成俄、英之间的对立。这是俾斯麦外交的一个意外胜利。但是同盟的基础是脆弱的,俄、奥在巴尔干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沙皇也不会长久地容忍德国在中欧霸权的确立。在国际范围内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三帝同盟是一个不巩固的同盟。

正当三帝同盟还在谈判之际,意大利因与法国争夺突尼斯的失败,也开始向德奥集团靠拢。意、法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俾斯麦造成的。在柏林会议期间,英、法曾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承认埃及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则同意法国占领突尼斯取得补偿。俾斯麦支持这个协议,他希望把法国的兴趣部分地从阿尔萨斯—洛林转移到非洲去。但是法国占领突尼斯就同意大利发生了冲突。突尼斯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隔海相望,互为掎角,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早在1880年就有1万名意大利移民居住在突尼斯。法国占领突尼斯后,迫使意大利调整对外政策,向德奥集团发出结盟的呼吁。从1881年秋天起,意大利就积极同两国进行秘密谈判。这种努力于1882年5月20日导致了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建立。这个同盟的目标直指法、俄两国,一旦与之发生战争,三国届时将相互援助。

继意大利之后,罗马尼亚也要求加入德奥联盟体系。罗马尼亚在柏林会议上被迫把肥沃的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心怀怨愤,为了阻止俄国在巴尔干进一步扩张,积极要求与德、奥结盟。1883年10月30日,罗马尼亚与奥匈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同一天,德国声明加入,于是又形成德、奥、罗三国同盟。到80年代前期,俾斯麦已完成为孤立法国所需要的联盟体系。这个体系由三个三国同盟构成,即德奥俄三帝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三个同盟所构成的联盟体系标志着俾斯麦欧洲结盟体系的高峰。这个体系使德、奥形成坚固的合作轴心,也保留了通往彼得堡的合作道路,同时也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争取到新的盟友,俾斯麦已真正成为欧洲列强音乐会的指挥者。但是,这个同盟体系又是充满矛盾的。两个三国同盟的基调是反俄的,而三帝同盟既不能从根本上调节俄、奥在巴尔干的矛盾,也没有给德国放手对法国行动的自由,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俾斯麦没有从根本上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

1885年至1886年发生了保加利亚危机。保加利亚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土耳其总督,实现了南北领土合并,并在英、奥的支持下,驱逐了沙俄势力,俄国由此丧失了自柏林会议以来的政治地位,俄奥矛盾再度激化,三帝同盟已名存实亡。此外,俄国的反德情绪也在日益增长。1887年6月,三帝协定期满,沙皇拒绝延续,并在国内开始限制德国工业品输入。与此同时,法德矛盾也进一步激化。1886年7月14日,法国新任国防部长布朗热利用国庆日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对德发出战争挑衅,以后,新的军备建设进一步加强。面对这一形势,俾斯麦决定放弃三帝同盟,与俄国单独缔结所谓的《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18日,德、俄经过一番“谅解”,签订了新的双边条约,相互保证以中立态度对待缔约国同第三国的战争。但是这个条约同德奥同盟条约是相互矛盾的。俄国想利用这一条约来打击奥匈,德国则想利用它来进攻法国。双方“同床异梦”,而且彼得堡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受制于这一条约。1888年12月,俄国从法国银行家手中获得第一笔借款5亿法郎,第二年又成功地取得7亿法郎和12亿法郎两笔借款,从此法国资本家成为沙皇政府的债权人,这种财政关系为法、俄结盟打下经济基础。俾斯麦也曾通过公布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并加强与英国的联系,来向俄国施压。到1889年年初,德俄关系已下降至最低点,德国军界已在考虑同两大强邻(法、俄)同时作战。法、俄结盟阴影的再度出现以及英德结盟的前景渺茫,都标志着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已走到尽头,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

俾斯麦执政初期,德国对海外殖民一直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在他的外交战略中,大陆政策处于中心地位,他不愿在德国处于两面受敌的威胁下,为了殖民地冒同英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从8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德国急需为工业品寻求原料和销售市场。“没有一块殖民地”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向宰相施加压力,要求国家保护海外殖民事业。所以到80年代中期,俾斯麦不得不改变看法,接受德国商人海外殖民的请求。

1883年,不来梅大商人阿道夫·吕德里茨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贝昆那地区,从当地的霍屯督部落酋长手中“购置”了一块商业殖民地。据推测这一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金刚石矿,而英国殖民者也正从南非向这一地区扩张。于是吕德里茨就向俾斯麦请求予以保护,并要求建立一个德国的保护国。俾斯麦立即向外交部发问:英国对这一地区是否有领土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迟迟不予回复,声称要先征求南非殖民政府的意见。直至9个月后,俾斯麦才从伦敦得到回音,说从安格腊至好望角之间约1000公里长的地带,均为英帝国合法的领地范围。俾斯麦对此极为恼怒,他在答复中要求英国解释上述要求的理由。在仍然迟迟得不到英国答复的情况下,他于1884年4月24日电令德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通知英国殖民当局该地区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这是德国第一块殖民地,即西南非洲,包括库内内与奥兰治之间约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此后,在俾斯麦的授意下,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又于同年7月,在西非海岸作了一次旅行,用欺骗手法与沿海的一些土著部落酋长签订了几份条约,把多哥、喀麦隆地区变为德国的保护地。1885年,一个叫卡尔·彼得斯的“非洲探险家”,以一个较大的德国公司私人代表的身份,通过与土著居民血战后占领了东非地区,建立了德属东非殖民地。这块殖民地从海岸一直向内延伸到坦葛尼喀,但邻近的桑给巴尔岛由于土著首领和英国的反对未能纳入德国保护区。英国占领该岛后,双方协议将北海东部靠近德国的黑尔戈兰岛划归德国作为补偿。

同一年,德国殖民扩张的触角还伸向南太平洋,取得了对马绍尔群岛和新几内亚东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后者在年底改名为“俾斯麦群岛”,它们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曾引起巨大轰动。德国贴现银行经理阿道夫·汉塞曼授权下的新几内亚公司是这些地区殖民事业最早的经营者。俾斯麦对殖民地扩张“反常”的热情,除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之外,也有调节外交关系的目的。他知道,英国是最大的海外殖民国,由于几次同英国的结盟谈判都无果而终,他力图通过有限的殖民扩张让英国政府知道,德国已有实力把外交的目标伸向海外,英国必须重视它的存在,特别是在英俄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并照顾奥匈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殊利益,否则,德国在海外将会给它制造更多的麻烦。此外,他也想给即将上台的皇太子设置障碍,使一贯亲英的皇储从一开始就因英德的殖民地冲突,与英国处于对抗之中。尽管如此,俾斯麦的殖民政策仍然是他对外政策的一个插曲,因为他知道,德国在欧洲所处的居中地位,使它暂时还无法推行世界政策。因而他心目中的非洲地图是从欧洲划起的,他的殖民扩张政策是服务于他的全部外交格局谋划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

五、俾斯麦时代的终结

俾斯麦执政以来,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左右风云,在内政上推崇暴力、权倾朝野,是德国统一和政治重建过程中产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铁腕人物。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对内未能有效地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未能从根本上阻止法、俄接近,他的政治影响和权臣地位已开始下降。1888年3月9日,老皇帝威廉一世的逝世,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威廉一世自1861年继任普鲁士国王,1871年接受帝国皇冠以来,连续在位27年,终年91岁,是德国历史转折时期的著名君主。威廉一世生前对俾斯麦十分信任,也十分钦佩俾斯麦的胆略和政治才干。虽然君臣之间在内外政策许多方面多有抵牾,但君主总能迁就宰相,而结局也往往证明宰相是正确的,这就更增添了他对宰相的信任和依赖。但是,当这位高龄君主谢世时,俾斯麦的地位就发生了危机。俾斯麦是最早获知皇帝逝世消息的人之一。当他走进国会向议员们宣布这一不幸时,他泣不成声,两脚颤动,极度的哀伤已蕴含着不祥的预感。他知道他左右风云的时代行将告终。但是继位的皇太子弗里德里希三世已病入膏肓。这位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与俾斯麦对抗的王位继承人被视为自由主义政府的代表,他的即位必将危及俾斯麦的宰相地位。然而,新君的病危,延缓了可能发生的冲突。弗里德里希三世在位仅99天,宫廷为一片悲哀所笼罩,这使许多批评俾斯麦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新君去世前两天还最后一次召见俾斯麦,要他做出保证,同同样是宰相政敌的皇后作善意的和解。俾斯麦富有同情地妥协了。

新登基的是弗里德里希三世保守的儿子威廉二世(1888—1918)。他是一位29岁的年轻人,是4个月内德国的第三位皇帝。威廉二世和俾斯麦的孩子们几乎同年,俾斯麦是看着他一步步长大成人的,在宰相眼里皇帝尚是一个半大不小的波茨坦孩童。由于这个原因,俾斯麦犯了过分低估威廉才智的错误。威廉早年在英国接受教育,1877年在波恩上大学,以后又在普鲁士近卫军中服役。他与双亲关系紧张,特别是因左臂残废,对母亲对他缺少关心积怨甚深。他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钦佩俾斯麦,称之为“伟大的首相”、“德国4600万颗忠诚的心所向往的旗手”。所以俾斯麦的儿子,也是威廉二世的朋友赫伯特(人称第二代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前不久,曾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时代不久就要开始了。”但是,威廉二世不同于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他生性狂傲,喜好发号施令、夸夸其谈。一登上皇位,他便发现他过去所崇拜的宰相已经成为妨碍自己成为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累赘和麻烦。他不能容忍权力过大的宰相的存在,他声称宰相的职能今后应当分开负担,君主本人应当更多地承担这种职责。他在即位后不久的“近日圣谕”中透露:“我给那老头6个月的喘息时间,然后我就亲自执政。”

实际上俾斯麦的任期仍延续了两年之久。这是一个年轻的皇帝与年老的宰相不断发生磨合冲突的时期。威廉二世登基不久,反俾斯麦集团中的保守派对宰相采取了新的攻击战略,他们决定不在皇帝面前直接进攻宰相,而是采取一种使俾斯麦生气的政策,以此逼他自动提出辞职。1889年3月中旬,他们初次使用这一策略,但导火线既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俾斯麦是1881年提出那些涉及面甚广的社会立法议案的创议人。他本来希望这些社会立法能先发制人地平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但这一希望未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人仍在加强自己对国内工人群众的控制。这使俾斯麦深信,社会立法就此却步,不宜进一步扩大。

然而,威廉另有想法。他由于在青年时代多次参观过鲁尔区的厂矿,并深受他早年家庭教师威斯特伐利亚人格奥尔格·欣茨佩特的影响,对社会问题十分重视,主张继续用怀柔手段来平息工人运动的发展。因此他希望扩大过去的社会立法项目,实行规定星期日休息、控制和限制妇女儿童劳动时间和条件的新法令。俾斯麦虽然对劳动保险等社会立法发表了一些开明的观点,但拒绝在劳动条件和劳动时间上作进一步的让步。他认为,只要厂主硬顶到底,饥饿和贫困就会迫使罢工工人屈服。然而,5月14日,威廉以国王身份出席普鲁士内阁会议,指示大臣,迫使矿主满足工人要求以平息当时在鲁尔矿区发生的大罢工,并提出了扩大社会立法的改革计划。结果,这种无视旧有宪法规定的行为使俾斯麦极为恼火,不过,他虽愤愤不平,却没有提出辞职。

影响双方关系的另一问题是是否延续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俾斯麦对以和平方式争取工人已不存幻想,他主张以比过去更加严厉的方式镇压社会民主党人。在新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提案中,他甚至提出授权市政当局随时可把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驱逐到乡村去。他希望以此激起他们的过激行为,以便获得残酷镇压的借口,但威廉二世不同意这项议案。这并非因为皇帝对社会民主党人抱宽容态度,而是要满足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的虚荣心。他向大臣们表示,他要当“乞丐们的国王”,而不打算用血腥镇压和猛烈攻击工人来开始自己的统治。结果,俾斯麦主张的反社会民主党人法遭到否决,该党恢复了12年前的合法地位。

皇帝和宰相在外交方面也有分歧,特别在对待俄、奥两国关系上,分歧十分明显。俾斯麦在三帝同盟解体以后,一直没有放弃联俄的努力,他认为联奥不应以拒俄为代价。尽管德、俄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只要有一线机会,俾斯麦都不愿得罪这个东方巨人。威廉二世受军界的影响,密切关注着乌克兰俄军的调动情况,认为对俄采取友好政策是不现实的。新任总参谋长瓦德西不断地向威廉二世灌输仇俄的思想,竭力主张对俄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1890年3月的一天,皇帝在宰相的写字桌上发现了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来自彼得堡的机密报告,内容是沙皇关于威廉二世的评论,题目是《他是一个缺乏教养的恶少》(“他”指威廉二世)。年轻的君主被激怒了,他开始接受瓦德西的看法:不罢宰相的官是没有道理的。

导致皇帝直接向宰相摊牌的是一件小事。为了使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不对皇帝产生影响,俾斯麦从档案中寻找出1852年9月8日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发的一道诏令,诏令要求除国防大臣之外,所有大臣与国王商讨大事之前都必须首先请示首相。目空一切的威廉二世表示不能接受这种限制他自由接近大臣的做法,他一再示意俾斯麦废除这一诏令。3月17日,他派副官去通知俾斯麦:或废除这一诏令,或提出辞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俾斯麦表示不愿做出让步。于是,他在3月18日向皇帝提出辞呈,威廉二世立即予以接受。

关于俾斯麦免职的原因迄今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不同时代德国政治家难以平息的矛盾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一位执政28年、已习惯自行其是的老权臣;另一方则是一位刚愎自用、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他不容权势过大的宰相牵制自己。威廉二世的近臣曾这样奉劝皇帝:弗里德里希大王登位时如果有一个像俾斯麦这样位高权重的首相,他还能成为“大王”吗?这无疑给年轻、好胜的君主留下深刻印象。对于俾斯麦而言,他的确在职的时间太长了,由于衰老、僵化,已无法适应新君主的新作风和新要求。

此后的9天是宰相职位的空位时期。俾斯麦在执掌相权28年即将离去之际,还有几项细小的义务需要履行。首先,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最后一次到夏洛滕堡去,在那里向长眠的威廉一世献上三束玫瑰花;接着又对皇太后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以取得她的同情;最后他威严地进宫参加了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将军的就职仪式。威廉二世授予他劳恩堡公爵的头衔和陆军元帅衔上将。俾斯麦自我解嘲地对儿子赫伯特说:“皇帝把他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把他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俾斯麦被解职曾引起一些震动,虽然没有一个人呼吁俾斯麦继续留任,但源源不断的慰问电、名片、花束像雪片一样涌向宰相府。俾斯麦戏谑地把此情景喻为一级国葬。在国外,他的离职也引起强烈的反应。伦敦著名的报纸《笨拙》精辟地以漫画《老船长离舰啦!》反映了俾斯麦在近30年中在德国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人们认为,俾斯麦治国艺术的精华在于不要使政策在执行时超越危险的界限,要为体面的退却和改组留有选择余地,这始终是重要的。思想上具有这种适应能力的政治家在德国或其他国家都是寥寥无几的。

3月29日,俾斯麦终于深情地同他的官邸告别,列车在仪仗队和警卫团军乐队的奏乐声中穿过欢呼的人群,向弗里德里希斯鲁方向缓缓驶去,站在车厢窗口的宰相默默地注视着远处的原野、大地,回味着已经逝去的俾斯麦时代。8年后,即1898年7月30日,俾斯麦在他的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病逝。依照俾斯麦的遗愿,他的儿子赫伯特说服皇帝放弃了为父亲举行国葬的建议。他那十分简朴的墓碑上写道:冯·俾斯麦侯爵……威廉一世皇帝忠实的德国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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