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威廉二世的帝国(1 / 2)
俾斯麦解职以后,德国历史进入威廉二世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光辉灿烂的物质繁荣和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极不协调的发展;宰相的职位不再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君主从形式上开始成为内外政策的唯一决策者。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人们慨叹,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已上升为雄踞欧洲的强国,但另一方面,在这位“德意志民族轻率而盲动的恺撒”的领导下,他们的国家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世界战争的深渊。理解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追溯至少自1890年以来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德国内外政策的改变所具有的影响。
一、帝国的新发展
威廉二世时期,帝国在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的新发展预示着德国作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崛起。这一发展态势改写了帝国早期的发展纪录,也冲击着毗邻国家的利益,改变着当时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这一时期德国内外政策形成的重要前提。
首先,帝国人口有了快速增长,由1890年的4900万猛增至1913年的6700万。其中城镇人口已从1890年的47%,增至1910年的60%。这一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远大于幅员稍大的法国。如果考虑到德国人口远高于俄国的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和社会供给以及比法国更大的密度,这样的人口规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强大的。
高素质的人口结构首先使军队受益。据统计,1905年德国招募的新兵有2/3以上的兵源来自城市,在陆军特别是海军的技术化程度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受过教育的、熟悉机器的城市青年,正在成为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最重要的成分。此外,同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德国海军在海战技术、舰船设备和夜间训练方面更为优秀。威慑英国海上力量的不只是德国制造舰船的规模和速度,还有德国海军在一系列技术和训练上所表现出来的素质。
人力资源的增长也回应了工厂、企业、大公司、实验室以及管理部门对熟练的技术工人、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推销员的需求。自1890年的教育会议以来,科学和技术教育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多种科技学院以及成人职业教育、实科学校和女子教育体系,都在为适应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培养上述各类人才。就连农业这一传统的产业部门,也因知识和科技人才的运用,在这个时期创造出它的高效率。德国农民通过使用化肥和农用机械,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使每公顷的产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高得多。到1913年,德国农业总产值已达117亿马克,比19世纪中期超出近5倍,以至于有学者这样评述:“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机械技术方面的许多发明,德国农业今天无可争辩地处于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前列。”
然而,最能体现德国发展速度和程度的仍然是工业,在这里,德国才真正显示出这些年它的发展特色。其中煤和铁的生产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德国经济的基础。集中在鲁尔区、洛林、上西里西亚的煤矿开采和钢铁生产所具有的规模和速度,超过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并使第一工业国英国开始受到威胁。从1890年至1914年,德国的煤产量从8930万吨增至2.79亿吨,仅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但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钢铁的增长速度更为惊人,到1914年,德国高达1760万吨的钢产量,已超过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铁路建设自1879年实行国有化以后一直发展很快,至1895年已形成相对密集的统一铁路网。20世纪初,随着建设军事铁路和对旧有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的需要,铁路建设持续发展。从1890年至1913年,德国铁路长度从41818公里增至63700公里。德国成为欧洲铁路线最为密集、使用铁路最有效率的国家,并有力地推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
煤、铁以及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的深刻变化。其中1893年出现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在1898年至1903年间通过兼并、联合一百多家大型煤矿、冶炼厂和股份公司,到1913年已成为控制德国煤炭生产一半的巨型垄断经济组织。而1904年建立的“钢铁工厂联盟”则垄断了全国大部分钢铁生产,把钢铁生产的大型化推向新的高峰。大型垄断组织被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体系,它源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又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它与银行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业生产能够“跳跃式”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说重工业的大发展是这一时期德国经济文化的基础,那么,在电力、化学和光学工业等20世纪新兴工业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就更加引人注目。在电力工业领域,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雇佣的工人人数已上升至14.2万人,生产出占世界50%的同类产品。到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资本总额达12亿马克。1891年至1913年,德国电气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8倍,电站的装机容量亦从1894年的3.9万千瓦增加到1913年的360万千瓦。随着电气化的发展,在车辆、照明、电讯和工厂生产等领域,电力能源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化学工业领域,以拜尔和霍奇斯特为首的化学公司早在1907年雇佣工人便达27万人,生产了当时世界工业染料的90%。德国的染料工业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已超越英国获得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光学工业的产量和产值也在大幅度增长,其出口总值1912年已达6000万马克,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据着重要份额。德国在新兴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正是这种偏爱,使19世纪下半期德国的工业生产比英国,甚至美国进展更快。
这段快速发展历史的成就也反映在德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数据中。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出口贸易额增加了2倍,由33.27亿马克增至100.97亿马克;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接近占15%的世界头号出口国英国。与此相适应,德国的商船也有了巨大增长。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和北德轮船公司垄断了全国的航运业,组成第一支有竞争力的德国商船队。1888年,这支商船队还主要由帆船组成,注册吨位为120万吨;1913年,它已全部改为轮船,注册吨位为310万吨,船只的数目从3811艘增至4850艘,虽增加了1/4,但吨位增加2.5倍,船员增加了2倍。在25年里,德国港口的海运吞吐量增加3倍,运入量由980万吨增至2960万吨,运出量由790万吨增加到2100万吨。其中汉堡已超过伦敦和马赛,成为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的世界第三大货物转运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商船拥有国。与此同时,德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已达14.8%,高于英国所占的13.6%,超出法国所占6.1%的近1.5倍。此外,国民财富也以每年增加30亿至40亿马克的速度增长。1914年,德国国民总收入已达120亿美元,高于英国的110亿美元,是法国60亿美元的两倍。1890年前后,全部人口中的30%、1913年的60%达到应纳税的最低收入。1880年起储蓄银行存款增长9倍,同人口变动相比约增长4倍,远超过欧洲可比国家的水平。这些都表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德国不仅成为驱动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和欧洲第一工业强国,而且已步入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
这些不同凡响的发展成就对德国世界地位变化所具有的含义,很快就通过国内民族主义组织所表达的对海外领土的热情以及帝国内外政策的相应改变表现出来。早在1891年,新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就在其宣言中宣称:“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的幅员足够大的殖民地,所以我们还没有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我国工业得到保障的市场。”协会要求在非洲和南美洲建立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号召德国政府重新瓜分英、法两国以及各殖民小国的殖民地。同时,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也要求重新划分欧洲领土,要求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丹麦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并打算使比利时、法国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从战略和经济上考虑,他们特别想夺取加来海峡沿岸地区以及布律埃和隆维铁矿区。他们声称:“法国的三色旗在敦刻尔克、里尔、阿尔特赖特(在下日耳曼)以及南锡、吕内维尔、图尔和凡尔登(在古代洛林公国)尚未落到日耳曼鹰的脚下之前,德意志帝国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这些露骨的呼吁和敦促德国增强在欧洲和海外影响的宣传,不久就在帝国政府那里得到回应。自1895年以后,德国统治者上层就坚信,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抗拒”,希望“在旧欧洲狭窄的边界之外完成重要任务”。更有甚者,帝国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把海洋战略,发展海上力量,同商业和殖民地一样视为帝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国策。他们宣称:“在海洋问题上,在它的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国皇帝参加,绝不允许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种扩张主义腔调,相对于俾斯麦谨慎、有限的强国目标,是一种彻底的转变。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意味着对旧有的、既定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种挑战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地缘因素、外交技巧和国内秩序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地缘因素是影响德国实现新目标的重要障碍。
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心,东、南、西三面分别与陆上大国俄、奥、法三国为邻,西北方与海上强国英国隔海相望。这种“天生被包围”的环境,使得它的发展似乎同时威胁到这些大国的利益。它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军队优良的战斗素质、凭借众多人口和庞大的工业基础实际动员起来的参战人数,再加上泛德意志重组欧洲边界的号召,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恐慌,迫使它们彼此之间更为接近。德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就像它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潜在威胁一样,使英国感到极度不安。即使德国扩张的矛头是指向海外的,但如果不侵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很显然,当拉丁美洲被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和英国向中东、东亚渗透,日本侵入中国东北,法国和英国打算修补、连接在非洲的殖民区域时,几乎两手空空的德国已很难插手对殖民地的分割,就连把小小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搞到手的努力也遭到英国人的阻拦。这种在欧洲被四面包围、在海外无从插足的现实,使德国对既定的、有利于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的国际秩序强烈不满。同时,由于它的工业潜力和陆海军发展,它也最有实力要求对现状做出改变。但是,改变旧秩序的要求往往会受到维持现状力量的限制,并且只有在要求改变旧秩序的力量大于维持旧秩序的力量时,旧秩序相对稳定的局面才会被打破。这样,如何在不招致太多反对的情况下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就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容克上层担忧农业利益相对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扩大,也希望通过对强权政治目标的追求,转移国内政治分歧的注意力。能否在传统的容克权力精英和新兴的、实力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与充满变革要求的人口大众所构成的多元社会中,维持平衡,实现国家利益,同样需要非常成熟的治国理政之道。然而自俾斯麦去职以后,德意志帝国似乎已成为一艘“失去舵手的航船”,隐藏在帝国重要目的表象后面的是决策的混乱和不稳定。这固然与帝国宪法中制度上的缺陷有关,但更多地应归咎于威廉二世个人的性格弱点。急于表明自己气概的德皇及其顾问们,与前代政治家相比,缺少的不只是政治经验,包括追求目标的灵活策略、量力而行的现实主义态度,还有成熟、稳健的精神气质和素养。对于一个年仅29岁就继承了“世界上最重的皇冠”的人来说,他的个人品质和惊人个性不应一笔带过,因为它构成帝国兴衰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年轻的君主
威廉二世(1888—1918),世称小威廉,1859年降生于普鲁士宫廷。由于皇太子的特殊地位,他从小养成狂傲的性格,惯于发号施令、夸夸其谈。1888年6月15日,他接替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登上皇位。由于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统治仅维持约100天,所以他实际上是继承了祖父威廉一世的皇位。继位两年后,由于君臣冲突,他迫使俾斯麦辞职。自此,他大权独揽,影响德国历史达28年,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
如前所述,威廉二世即位时已经29岁,但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政治上,他都是一个尚不成熟的人。由于左臂先天性残废,他的心理发育一直不够健全。一方面他将此归罪于他的母亲对他早年缺少照料,从而对母亲终生抱有敌意;另一方面他一直通过扮演强健而又敏捷的军人角色,来掩饰自己的生理缺陷。这两个方面都助长了他心理上的弱点,即因缺少母爱和惯于掩盖内在弱点而表现出极为敏感的自我意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这位年轻王子形成犹疑动摇气质的重要心理因素。他经常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态度来掩盖内心的犹疑动摇,在虚假的高傲外表下,他实质上是一个敏感、胆怯和神经质的人物。一位深刻的观察家曾这样评价威廉二世,他“几乎没有一个时刻不意识到他自己,只是没有意识到他在作自我挣扎;这是一种无意识地跟自我作对的性格,他对自我的全神贯注始终没有得到克服”。
这种性格缺陷,还由于他从霍亨索伦家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对炫耀与官场虚饰的喜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既继承了军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高个子军官的偏爱,也像弗里德里希一世那样热衷于宫廷的豪华排场。他每天都想过生日,正如菲利普·欧伦堡伯爵所说:“对这位君主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化装舞会。”由于爱好虚饰,在他统治的头16年,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更换制服达37次。他本人几乎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最多时每天更换6次,并且总是身着海军上将制服去观看歌剧,包括他最喜欢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周围总有一群狂热的谄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阿谀逢迎之词。他们知道:他只需要阳光,于是只让他知道好事喜事,而把其他一切都对他隐瞒起来。1890年,威廉二世的一位密友这样描述30岁的皇帝:
这个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超过别人,从关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们的爱戴。此外,还加上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胀的虚荣心。他抓住一切欢迎场面,最喜欢博得群众的掌声和欢呼。由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幸的错觉),因而非常喜爱听恭维话。他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
威廉二世沉浸在阿谀奉承之中达25年之久。这群谄媚之徒,除了宫廷贵族和容克,还有德意志北部诸城市的富绅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阔佬。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斯台恩堡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将皇帝描绘成“世界最伟大的万能圣人,是一位在工业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具有同样水平的大师”。一位学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写道:“皇帝领导着我们从歌德到荷马和沙夫克里斯,从康德到柏拉图。”另一位颇受赞扬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布勒希特,直至1912年还撰写专文,恭维皇帝是“远古圣贤的再现,是一位有着强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创造性艺术的大门对他始终是敞开的”。
在一片颂扬声中,威廉二世变得飘飘然,如坠五里雾中,更加不可一世。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人民建立伟大的功业。1891年,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帝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不能容忍有另外的主人。”他甚至向一批年轻的新兵宣布:“如果你们的皇帝命令你们向父母开枪,你们应当照办。”在统治了20年之后,他骄傲地声称,他从没有读过宪法,也不了解宪法。在他看来,“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因此,在他即位之初所颁布的第一道圣谕不是《致我的人民》(像他的前辈),而是《致我的军队》。他声称:“我和军队是一体的。我们天生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永不分离。”
威廉二世个性和心理上的弱点,由于许多拍马奉承者的鼓动而急剧膨胀,同时也因他智能上一些有益的天赋而获得危险性的发展。除了浮躁、虚荣的一面,威廉个性深处还有色彩丰富、富有魅力,并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着迷的一面。他首先是一个为人称道的健谈家。在私人交往中,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富有魅力、充满善意而又和蔼可亲。他对新知识具有罕见的理解力和广泛的吸收能力,对艺术、音乐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发现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才能。他是一位优秀的即兴演说家,发表演讲通常不用讲稿。只要演说开了头,话语通常顺口倾泻而出,犹如山洪暴发、穿山出峡、奔腾咆哮,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这种出众的演说才能和智能结构上的多样化天赋,原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由于心理素质的缺陷和环境的误导,他成为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成为当时德国弱点的典型代表。结果,罕见的感悟能力变成了狂妄自负,雄辩的演说才能变成了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研究者认为,他的性格特征是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反映:有母亲与儿子的矛盾、普鲁士与英国的矛盾、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威廉二世最鲜明的特征是体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混合。他曾像他的叔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样迷信神秘的招魂术,但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愿与大工业家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技术进步的人。这种矛盾性支配着威廉二世的整个政策,也是他的统治能够维持28年的基本原因。俾斯麦是较早认识到新皇帝弱点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890年曾抱怨说:“他(指威廉二世)好胡思乱想。他从不冷静地深思熟虑,而是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毫不考虑自己身居高位,应该小心谨慎。”
由于威廉二世是在父亲暴卒的情况下,突然接管了这个由俾斯麦缔造的帝国,从缺少治国训练意义上讲,他也是不成熟的。两年以前,他的父亲就曾写道:“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担心以后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对年轻的皇帝做出确切的判断。除了他的双亲和俾斯麦之外,1891年,也就是在威廉二世统治3年之后,一位敏锐的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曾对他作过一个恰当的、后来得到惊人应验的评价。美国学者科佩尔·S.平森曾引用这一段分析来展示这位君主的精神风貌,我们完整地转述如下,以再现那位同时代人对威廉二世的贴切评述:
他(指威廉二世)与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它究竟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务都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然后他又会变成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世界正看着他微笑,但是他说变就变,又成为一个摩登(现代)国王,一个19世纪的国王。他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的,决心借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并把工厂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作为一个几乎有无限权力的皇帝,他可以听任这种病态的想象力无限膨胀;还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重要成员,勃兰登堡这一最幸运的世系相继的一些国王所交替具有的某种品质,诸如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牍主义和独断作风,全都集中于他一身,既更加发展,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他这个人极爱活动,在活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某种无限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
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人物的原因。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中有这么一个人,本是一个凡人,却比任何先知、术士或圣徒都更为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似乎自摩西在西奈山接受上帝的十诫以来,还从未见过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存在过如此密切的关系和联系。
对他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允许他们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
威廉二世有被拖下石阶的严重危险,由于他大胆地把在一切国家都是分属不同政府机构的职责集于一身,独自判断,独自执行,似乎上帝只把神灵的启示赋予他一人,而不是他的大臣和议会。这样,他被认为是永远正确、不可战胜的。然而,当灾难首次降临时,不管这种灾难是来自柏林街上的人民,还是欧洲平原上的联军,整个德国都会把他大肆吹嘘的自己与上帝的联系,视为一个狡诈的暴君所施展的诡计。那时候,从洛林到波美拉尼亚,就没有足够的石头用来投击这个假摩西了。
在这位葡萄牙总领事做出以上评述之后12年,也就是1903年,巴伐利亚常驻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莱尔欣费尔德伯爵,作为一位高明的行家,在一份写给巴伐利亚政府的报告中再度给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幅肖像,他写道:
今天他依然显露他那青年人的朝气、他那敏捷的理解能力、他那个人的勇气以及他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的可靠性的信念。但是这种本来对一个君主来说很宝贵的品质,今天很遗憾地由于不喜欢集中思想并使自己深入到事物中去,由于几乎是一种病态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听取延聘顾问们的意见而立即做出决定,同时由于缺乏眼力和真正的政治感觉而部分地无法发挥作用。……很想干预一切事务,对一切事务承担责任,并且至少是理论上把大臣看作是单纯执行他命令的机构。但是他不能仔细地观察国家机器运转的进程,人们觉察得到,他所干预的事情,大多数是一些细枝末节,是他自己爱干的事情。……皇帝对国会有着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藐视。……陛下相信,有朝一日不能再和国会共事,他有力量迅速进行革新,这种信念使他看不见国内形势的众多危险……
德国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在心理上、政治上迟迟不能走向成熟的人物。由于他性情多变,反复无常,易受外界影响,他的亲政不免给德国的内外政策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并使君主这一职位,因宪法制度上的缺陷,开始对德国的未来具有危险的性质。他在1888年不只继承了普鲁士王国,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甚至在两年后接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无上权力。如同俾斯麦一样,威廉二世把自己的统治也维持了28年。但威廉二世时期与俾斯麦时期是两个虽有密切联系,却又截然不同的时代。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总的时代特征之外,威廉二世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决策的混乱和不稳定。此外,在统治技巧上,已没有一个人能像俾斯麦那样同时玩5个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二世时期的确是德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三、“新路线”
威廉二世的统治实际是从更换帝国宰相开始的,但是俾斯麦的继承人没有一个能填补俾斯麦去职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因而从1890年至1917年,俾斯麦留下的职位先后由4个人担任。他们是:利奥·冯·卡普里维(1890—1894)、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亲王(1894—1900)、伯恩哈德·冯·标洛亲王(1900—1909)和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909—1917)。其中,前两位执政时期,帝国处在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过渡时期,即所谓“新路线”时期。
直接接替俾斯麦的卡普里维,原为普鲁士陆军军官,曾担任海军大臣,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进步观念并惯于听命的优秀军人。他是被俾斯麦推荐作为自己接班人的。俾斯麦认为卡普里维是处理矛盾重重的国内政策最适合的坚强人物。威廉二世之所以接受老宰相的推荐,是期望惯于听命的士兵会成为他亲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如此,当俾斯麦下台被安慰性地任命为陆军大元帅时,他仍然不无讥讽地叹道:“皇帝把他最优秀的将军任命为首相,把他最优秀的首相任命为将军!”实际上,卡普里维既不是俾斯麦政策的继承人,也不是威廉二世的好帮手,而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意识的优秀官员。在担任宰相的4年中,他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将3年军役期缩减为2年,对波兰人采取了安抚政策,降低了关税,并在普鲁士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和三级选举制的改革。卡普里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通过与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和俄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谈判,签订了商务条约,通过降低德国关税,放宽农产品进口限制,为刺激德国工业品出口到农业国家创造了条件。这些都使卡普里维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获得较大的声望,却使他成为普鲁士容克统治集团攻击的目标。威廉二世原指望通过卡普里维的改革,否定俾斯麦的镇压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所持的斗争立场,使威廉二世大感失望。他决定恢复俾斯麦的镇压政策,通过制定一项新的特别法令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但卡普里维反对皇帝采取这一政策。他力图使“民族经历过伟大人物和丰功伟绩的时代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为建立这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平衡创造条件。他的理想和实践在施政初期曾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和皇帝自相矛盾态度的干预下,最终归于失败。1894年10月,他被威廉二世免职,接替他的是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是巴伐利亚人,接任时已75岁。他曾任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帝国成立时出任驻巴黎大使。1885年起任阿尔萨斯—洛林最高行政长官。皇帝任命一位老迈之人为宰相令人惊讶,因为在皇帝动摇不定的态度和日益繁杂的国内局势面前,年迈的宰相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他的职务。显然他是皇帝过渡性的人选,只行使有名无实的权力。尽管这位年迈的宰相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只穿一身整齐的职员外衣,同时永远不开口”,但他仍然同变化无常的皇帝发生了冲突。当1897年威廉二世开始辞退霍恩洛厄周围最亲密的工作人员时,宰相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老宰相后来提出辞职的理由对了解威廉二世的治国风格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写道:“所有一切有关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由陛下和标洛(未来的宰相)商议决定的。国内政策问题由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处理,用不着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是不听我的意见的。在报刊上我必须承担责任,在国会不得不进行答辩,我自己却并不知情。所有人事问题都不需要我的建议,甚至连情况都不知道就做出了决定。”实际上,霍恩洛厄的宰相任期是一个“没有宰相的宰相任期”。
适应威廉二世变化无常、自相矛盾的思想并协调皇帝与国会的矛盾,是新首相伯恩哈德·冯·标洛的任务。标洛在1900年10月霍恩洛厄去职以前曾负责外交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比前几任更富有文化素养、温文尔雅、圆熟机敏、熟谙政治技巧的人。由于巧于辞令,善于随机应变,他有着取悦于人的高超本领。对于阿谀皇帝,他被认为是最有办法的人。威廉二世亲政10年,自以为慧眼独具,终于发现了一个勤奋、聪明而又能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的工具。但实际上,这是一位思想肤浅、毫无内政经验、只会玩弄政治花招的“小小政治家”。由于标洛出身于外交界,担任宰相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国内政策主要是通过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伯爵来协助其制订和实施。标洛国内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警惕国内危机”,通过推行避免与国会发生冲突的政策,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以使人们感到德国正在发展某种议会制政府,来掩盖威廉二世统治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性质。波萨多夫斯基受命从两个方面争取同议会多数派的妥协。第一,他放弃了过去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利用并恢复了许多陷于停顿的社会立法,来争取工人群众逐渐与君主国和睦相处。在波萨多夫斯基主持下,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有了新的改善,通过国家补助推动工人住宅建设的计划,从1901年起由政府每年拨款400万至500万马克开始启动。禁止社团之间互相联系的条文遭到废除,对国会议员的开会补贴金也从1906年批准实施。这些都部分地争取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赞同。第二,延长卡普里维时期的协定并适当提高关税税率,这既迎合了农场主的农业要求,又保证了工业品出口不受大的影响。这种妥协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中温和派的支持,维持了标洛政府在帝国议会多数派中的威望。但是标洛政府同国会多数派之间的“蜜月”是短暂的。1904年,当德属西南非洲发生赫里罗人和霍屯督人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政府为维持守卫部队要求国会追加2900万马克时,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反对追加殖民预算,使之没有通过。两党共同取消追加预算损伤了帝国作为殖民大国的荣誉心,而中央党要求缩减守卫的殖民军队是对皇帝军事指挥权的干涉。标洛决心同中央党决裂,不久就解散了国会(1906年12月13日),并号召为了帝国利益同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从此宣告了波萨多夫斯基辅政时期的终结。
标洛为了挽回残局,在1907年大选之后与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联合,组成“标洛集团”与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抗,结果又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并维持到1909年。标洛的集团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挽救他的政治命运。以“《每日电讯》事件”著称的皇帝失职行为株连了标洛,导致了他的引咎辞职。
《每日电讯》是英国伦敦一家著名报刊。1908年10月28日,该报记者斯图亚特·沃特利发表了一篇威廉二世访问记,文中报道说,威廉二世声称他本人是英国的朋友,但在国内持这种态度的人属于少数,德国舆论是与英国敌对的。他还承认在英国同南非布尔人战争期间,曾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份作战计划,英国人之所以战胜布尔人就是因为利用了这一计划。威廉二世笨拙鲁钝而又毫不掩饰的轻率谈话,暴露了德英关系恶化的真实原因,他所谓给女王提供反布尔人计划的说法,被视为傲慢自负,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皇帝的独断和不负责任表示震惊和抗议,甚至最保守的派别也发表声明,要求皇帝今后更多地克制自己。
这篇访问记在发表以前,沃特利曾把它寄给威廉二世征求是否可以发表。皇帝把原稿送给外交部,问发表它有没有问题。外交部又把原稿呈送标洛审定。标洛只字未看,只让一位下属官员审查。这位官员没有提出或是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原稿又送回皇帝。这时威廉二世随手便加上自己的批语:发表,没有问题。访问记经过这一番周折,回到编辑部,最终发表出来,并震惊了朝野。面对各党派暴风雨般的批评,标洛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在私下也指责威廉二世,声称如果皇帝今后不更多地加以克制,宰相就不能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二世把宰相的指责视为背叛,从此他决定伺机让标洛下台。“《每日电讯》事件”严重损伤了皇帝的威望,也暴露了标洛在处理政务中的马虎态度。几个月后,因选举法改革在普鲁士引起的分歧,标洛失去国会多数派的支持。在相继失去皇帝和国会多数派的信任后,标洛被迫在1909年7月14日辞去宰相职务,接替他的是贝特曼—霍尔维格。
贝特曼—霍尔维格曾是标洛政府的内政大臣,和精明能干、处事圆滑的前任相比,他是一个严肃认真、责任心强,却“迟钝缓慢”的人。他缺乏政治上贯彻自己主张的能力,也缺乏勇于决断的精神,是一位普鲁士官僚与教师的风格相结合的类型。因此人们讥讽他“手里总是拿着粉笔”。由于缺少外交事务经验,虽继承了标洛的遗产,并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处理1914年前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形势。
贝特曼—霍尔维格承担了他的前任未能实现的普鲁士选举法改革的任务。虽然他知道把帝国选举法搬用到普鲁士会阻力重重,但他仍想在普鲁士选举法方面进行一些改良。1910年2月10日,贝特曼—霍尔维格把新的选举改革草案提交国会审议。提案主张在普鲁士实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区分选民等级时将不再考虑原规定选民须年纳税5000马克的限制。为了照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利益,提案把“有文化的人”以及担任公职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按其纳税额所定等级提高一级。后一规定既包括大学毕业生也包括退伍的士官。然而这一微小的改革尝试仍遭到保守党的抗拒,结果改革的许诺无果而终。以后,贝特曼—霍尔维格又将改革的意图转移到阿尔萨斯—洛林方面,希望在这块帝国的新征服地区发展具有帝国内部性质的“个性”,而使当地居民不再想成为法国的一个省。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特殊性,改革的阻力较弱,结果一个两院制(即第一院议员一半由皇帝任命,一半由教会、城市和同业公会委派,第二院由直接和秘密分等级投票产生议员)的宪政体制,终于在这块帝国的“飞地”上建立起来。但是这一体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尔萨斯—洛林的状况,由于德国驻军的存在及其与当地居民的摩擦冲突,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仍是德国皇帝和他的宰相的一块心病。
1913年,适逢威廉二世即位25周年。由于政治统一的巩固和工业发展的成就,不少德国人沉浸在一片乐观和自豪的情绪之中。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新闻记者在为威廉二世的统治高唱赞歌、大献谀词,以表庆贺,其规模和程度超过对德国历代帝王的颂扬。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进步人士没有为表面上的物质繁荣和军事威力所蒙蔽。他们透过表面的繁荣和强大,为德国内外环境的恶化而担忧。事实上,自威廉二世即位以来,表面上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与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都在不协调地发展,德意志帝国正居于世界战争的火山口上。了解这一趋势,我们需要回顾威廉二世时期帝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展。
四、世界政策
把俾斯麦时期同威廉二世时期截然分开的因素之一即对外政策。如果说俾斯麦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欧洲,那么威廉二世时期已明显地转向世界。从“大陆政策”到“世界政策”,是德国国家实力、地位发展变化的产物,也同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与外交风格密切相关。透过繁芜复杂的外交文献,那些构成一国人民及其领袖的思想和愿望,也对外交事务及其结局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时代发展所留下的印记和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心理上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总要通过一定时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有权采取行动的人物所发挥的影响表现出来。它构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外交事务处理的重要差异,特别是程度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