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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帝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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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开辟了德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然而,这个帝国既非历史上古老帝国松散结构的复活,也非帝国形态在其他民族中所呈现的那种高度统一,而是一个奇特的联邦国家。帝国时期,德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是近现代史中最令人惊异的篇章。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权倾朝野,又面临种种挑战,他那强烈的意志力同无限的智慧和想象融合为一体的独特天赋,为这个新国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一、帝国的政治结构

德意志帝国在形式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组织起来的,参加联邦的各独立邦并未失去各自原有的地位。联邦的构成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梅克伦堡—施维林、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奥尔登堡和萨克森—魏玛;5个公国:安哈尔特、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滕堡、萨克森—科堡—哥达;7个侯国:罗伊斯老系、罗伊斯新系、施瓦尔茨堡—鲁道尔施塔特、施瓦尔茨堡—松德尔斯豪森、瓦尔德克、利珀和绍姆堡—利珀;3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此外还有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共计大小25个邦。这些邦在疆土和人口上相差悬殊。普鲁士的版图占整个帝国的2/3,人口占3/5。1871年帝国总人口约4100万人,其中居住在普鲁士的有2470万,而剩余的成员邦中,仅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巴登的人口超过100万;另有8个小邦,其人口数均未超出10万,其中最小的罗伊斯(老系),人口仅6.2万,占地316平方公里。这种不平衡局面使普鲁士拥有事实上的强大优势,它的人口和面积超过所有邦国的总合,并控制着最重要的工业和自然资源。普鲁士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它在帝国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因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参加邦的存在,是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

依据1871年4月14日通过的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形式上相当于上院,但它并不代表议员个人的意志,而是由议员所体现的各邦君主的意志。联邦议会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一般都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联邦议会是各邦君主权力的集中体现,它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发挥的作用是主权性质而非议会性质的。任何法律和政策,未经联邦议会同意均视为无效。因此,它被视为拥有新帝国君主权力的旧邦联议会的残余,同时它也是掩盖普鲁士霸权的一种伪装。在联邦议会最初的58个席位中,普鲁士有17席,巴伐利亚6席,萨克森、符腾堡各4席,其他各邦从3席到1席不等。普鲁士的席位不足总数的1/3,但宪法规定拥有14票就可以否决议案,这样普鲁士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握有否决权。

帝国议会名义上是人民议会,由所有年满25岁的男性公民投票选出,因而在表面上具有一个真正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但是它的权力实际上极其有限。它对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单独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也不能对政府行使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唯一能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是,所有议员都没有忘记普鲁士历史上的宪法纠纷,政府抛开议会进行军事改革的先例使他们行使这最后的权力也归于无效。

宪法规定,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兼任,同时规定普鲁士的首相就是帝国的宰相,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就是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由于帝国不组织内阁,帝国的唯一大臣就是帝国宰相。帝国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主持联邦议会的工作。宪法还规定,宰相必须在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上副署,但由于宰相的任职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这一规定实际上毫无意义。事实上,在俾斯麦担任宰相的漫长时期中,皇帝和宰相在原则问题上都是相互信任的,以至于俾斯麦能够大权在握、纵横捭阖,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化身。

帝国军队是帝国结构中的特殊构成部分,它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帝国的“普鲁士化”倾向。从法律上讲,并没有什么帝国军队、帝国参谋本部或帝国国防大臣。它实际上只是普鲁士军队和军事组织在帝国范围的扩大。在统一的帝国军队旗号下,各邦除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保留一定的军队之外,都把分担的份额军队统一交由普鲁士指挥。普鲁士的军队占据了这支军队2/3以上的兵员,并把自己的军事法规扩大运用于整个帝国。由于军人不是对宪法而是对皇帝宣誓效忠,作为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便彻底控制了军队。早在统一以前,军队就是普鲁士邦的核心,现在它不仅是“邦中之邦”,而且成为帝国中的主体邦。大多数德国人都承认德国的统一全靠这个普鲁士军人邦。因此,在全帝国,任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参谋本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人们认为,军队既是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工具,又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保卫帝国的武器。在帝国时代,它一直是国内政策最坚强的枢轴,又是保卫帝国大厦最前沿的坚固堡垒。高级军官对君主的影响以后变得愈来愈大,以至于俾斯麦之后的任何宰相都难以无视军队的影响而保持自己的威势。只有俾斯麦,他可以凭借个人的威望保持政治上的权势,其他任何宰相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显然,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普鲁士的“扩大版”。普鲁士与帝国其余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反映了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但是,在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紧张关系还是被消除了,因为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帝国的其余部分也获得了普鲁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只要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仍在为帝国的所有部分提供保护,以上一切紧张因素都将受到抑制。此外,随着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扩大,国际义务的增多,要求扩大帝国政府职能的需求成为一种趋势。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4年建立帝国银行,1877年最高法院宣告成立。随着这些帝国统一机构的增多,以及俾斯麦时期实施的、适用于整个帝国的社会立法,帝国走向中央集权化的趋向在不断增强。然而,即便如此,带有联邦主义性质的对抗活动仍然存在。除了小邦政府的分立活动,天主教势力、非德意志民族,特别是波兰境内的反日耳曼化斗争的激化,都在抵制各种中央集权化的努力。所以,由俾斯麦一手炮制的帝国体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它前所未有地巩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潜伏着种种对立和矛盾。自出任帝国宰相起,俾斯麦不得不再次应对各种新的、不流血的“战争”。以“文化斗争”著称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帝国时期俾斯麦所领导的第一场战斗。

1870年12月,当普法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俾斯麦尚留在法国时,国内政党活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在50年代曾经存在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在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57席,旋即他们又组成组织严密的政党中央党,并通过购进一家跨地区的大报《日耳曼尼亚报》获得一块宣传阵地。这个党起初以维护在一个新教国家天主教会的权利为出发点,继而提出有关政治与社会的明确的教会纲领,包括反对中央集权、教会自治、宗教教育自由这三个基本方面。显然,这个党的出现以及在纲领中对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标志着天主教徒已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自普奥战争以来,奥地利便被排除出德意志,天主教徒在新帝国中就成了少数,然而这个“少数”既重要又集中。他们特别集中在南德的巴伐利亚、西部的莱茵兰和东部的西里西亚。作为一个联合一致的集团,他们在国外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在国内与南德的分离主义势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帝国,他们所处的少数地位,反而使人们更容易体会到在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面前获得保护的必要性。德国天主教徒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趣的混合物。就其对国家的无限权力提出挑战、竭力维护个人和集团的权利不受国家不必要的干涉而言,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从他们所强调的教会世界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及对世俗化、现代化的抗拒而言,他们的立场又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对于一个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来说,大量的世俗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应包括在宗教的广阔范围之内,因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影响人类活动一切方面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新教徒来说,这些事务并不属于宗教,而属于一个完全自由的领域。此外,对于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天主教会的教徒来说,他们不像新教徒那样易于接受民族教会的形式。他们虽然在民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方面作了许多让步,但决不把自己的宗教完全等同于民族宗教。对于像德国这样天主教居于少数的国家,想要保持天主教会的独特面貌,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德国天主教徒的具体政治要求必然表现为:反对进一步扩大帝国的权力,维持国家的联邦制结构;主张教会组织独立于国家,实行自治;要求开办天主教学校,保持教会对教育的控制。

然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治主张是有悖于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现实的。它在南德各邦的政治影响助长了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并增强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的反德意志倾向;它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以及在天主教法国所引起的呼应,也对帝国联俄反法的外交战略起着破坏作用;它的反世俗化立场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当1871年3月3日中央党投入第一届帝国议会选举,成功地取得18.4%的选票,占据63个议席,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三大党的时候,俾斯麦决定发动一场反教权主义斗争,以打击天主教势力。这场斗争以后被称作“文化斗争”,不仅进步党和自由党使用了这一名词,而且被打击的天主教徒也嘲弄性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1871年6月19日,俾斯麦授意《十字架报》发文率先发起对天主教徒的攻击,声言斗争将由内及外,矛头已指向罗马教皇。7月8日他宣布关闭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事务处,使之与新教处合并为宗教事务处。当中央党领袖对此提出非议时,俾斯麦声称:我们不能把国家分割成“每个教派都将分得一定份额的不同教区”。鉴于耶稣会会士在东普鲁士学校提倡恢复波兰文化,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神职人员对政府的反对态度,1871年11月俾斯麦采取果断措施,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把一切学校,包括私立的教会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为了加强对这场“文化斗争”的领导,1872年1月22日,俾斯麦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阿德尔伯特·法尔克代替较为温和的冯·米勒为文化大臣。新大臣的使命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从法律上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1872年7月4日,国会通过《反耶稣会士法》,宣布将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德国国境。罗马教廷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外交关系遂告中断。1873年5月,由法尔克大臣拟定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公布实施,反教权主义斗争达到高潮。法令剥夺了主教在教会内的大部分惩戒权,把对教士的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874年3月,政府颁布新的刑律,推行了强制性的非宗教婚姻。7月3日,因为发生了有人企图暗杀俾斯麦的事件,斗争进一步尖锐化。12月,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发表6次长篇演说,每次都带着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但是,中央党在外部也得到罗马强有力的支持。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庄严宣布,普鲁士的所有教会法令统统无效,并威胁说,要把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教皇的通谕,引起非天主教徒的猛烈抨击,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力度。到1876年,几乎所有普鲁士的主教均依据刑法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大约有1/4的天主教教士职位空缺无人。

俾斯麦的反教权主义斗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人民群众也欢迎“向神父开战”。俾斯麦尽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煽动民族情绪。他提醒人们回忆80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悔罪的耻辱,并表示:“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据报道,人们对俾斯麦的这次议会演说,报之以“压抑的欢呼声”,它反映了俾斯麦投入这场斗争的坚强决心。但是,无论是俾斯麦还是中央党,都没有获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对手。从1876年起,俾斯麦已认识到他过高估计了中央党对德国统一的危害,随着他所策划的新的对法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所构成的新威胁,俾斯麦决定与教会和解。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他们警告宰相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这样,从1876年起,斗争停止了。为了对付一切号召阶级斗争的人,俾斯麦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1878年,教皇庇护九世去世和利奥十三世的当选,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新教皇在就职的当天写信给德国皇帝,表示希望在教会与德国之间重建和平。经巴伐利亚政府的斡旋,谈判的双方都作了让步。普鲁士不再认真执行法尔克的法令,并将在晚些时候加以修正。教皇则保证教士行为合度,并承诺今后任命所有教职均事先通知政府。于是,俾斯麦从原先的立场退却,并通过撤免法尔克的大臣职务、恢复各教区的神父、重新开放教堂,实现了与教会的全面和解。1887年5月23日,利奥十三世在一次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正式宣布,那场“损害教会又不利于国家”的斗争已告结束。

文化斗争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普鲁士容克统治势力与反普鲁士容克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是普鲁士大邦和西南诸中小邦争霸德意志的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未取得真正的胜利,但斗争所具有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变革反对倒退的性质,对巩固新帝国的政治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斗争收场以后,面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惊人的力量增长,俾斯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寻求用法律手段来镇压这一运动方面。从此,德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锻炼。在50、60年代工业高涨的年代,随着统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联合的道路,并逐渐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1863年年初,活跃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定在莱比锡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工人阶级走向政治联合的显著标志,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位年轻的犹太律师的影响下,这位曾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拉萨尔出身于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青年时代他就曾梦想成为一名犹太人的英雄领袖,但是犹太人备受歧视压迫的处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绝了父亲要他经商的劝告,以一种终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怆情怀向父亲宣告,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打算为此承受挫折和困难。于是,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轻的拉萨尔开始刻苦地学习哲学和历史,并先后进入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与他的哲学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那里,亨利希·海涅同拉萨尔有过一面之缘,并留下了对这个年轻犹太学者初步印象的生动记述。他称拉萨尔是他“所遇见过的智能最优异、学问最渊深、知识最广博、头脑最敏锐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达才能,又有坚强的意志和灵巧的行动”,并称拉萨尔为“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同一年,拉萨尔因插手一位贵族妇女的离婚案件,中断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热情和精力为这位贵族夫人进行法律斗争,前后卷入这一案件达8年之久,最后终于成功地为她赢得了财产和地位,但拉萨尔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狱后,他又因参加1848年革命,再度被判处6个月监禁。这些经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并赢得学者、诗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誉。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紧密地同激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出版自己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各种政治小册子以及参与各种大众讲演,成为近代德国杰出的青年政治领袖。由于他的这种名声,莱比锡的工人请求他帮助他们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希望,他决心出面领导这一群众组织,使之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并列的第三势力,并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至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伤去世,联合会的会员达到4600名。虽然人数不多,组织发展得也不快,但这是德国工人走向联合行动的起点。由于拉萨尔的不懈努力,德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力争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拉萨尔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与马克思不同,拉萨尔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他彻底吸收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观念面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变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阶级呼吁阶级调和与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国家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拉萨尔就未能继承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而是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生前曾与俾斯麦有过多次接触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实现工人的普选权。俾斯麦也试图利用拉萨尔,达到既打击资产阶级又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他们很快达成交易,拉萨尔诱导工人阶级逐步将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俾斯麦除答应实行普选,并准备拨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萨尔已由一个工人革命的组织者、鼓动者,转变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由其门徒约翰·巴普蒂斯特·施韦泽(1833—1875)接替。施韦泽继续追随拉萨尔与普鲁士国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面已突破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力图在60年代末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但这时在南德意志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主义流派,它对北部的拉萨尔派提出了挑战,并最终使施韦泽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黯然失色。这个派别最重要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倍倍尔的职业是木镟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子弟。最初他与进步党有一定联系,后来由于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转向社会主义,以后逐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865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14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并加速了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青年时代受过大学教育,同早期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的接触。1848年革命中他曾参加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又辗转转移到伦敦。在伦敦,他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学生。从此,通过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与革命活动,他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者。1862年8月,普鲁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后,他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65年2月,他因与拉萨尔派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柏林。此后,他来到莱比锡,参加了当地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当年他与倍倍尔结识,两人的友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866年,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工人组织相继加入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869年8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组织在第一国际思想的影响下,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进分子一道在爱森纳赫城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这个党以第一国际章程的序言为纲领,提出了要求废除私有制、铲除阶级统治、以阶级斗争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是德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成为党的集体领导成员,在他们领导下,这个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居于国际工运的前列。

1874年以后,统一的德国当局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与迫害,迫使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走向政治联合。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两派合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阶级开始处于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但是,两派的统一忽视了两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统一的条件。在统一纲领,即哥达纲领中仍保留了许多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这种让步作了严厉的批判。但鉴于两派合并后的形势和帝国当局对两派的镇压态度,这份文献直到1891年才正式公布。尽管如此,两派的合并仍然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党派的选票已由上届的12.4万张增至35.2万张,议会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77年的选举,工人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选票达49.3万多张,议席增至12位。工人政党选举力量的惊人增长已成为俾斯麦的心腹之患,这是他草草结束文化斗争,以全力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因。1876年,当文化斗争收场时,俾斯麦政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俾斯麦一直在寻求运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遭到失败。直到1878年5月至6月,先后发生的两起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他把这一事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恶意宣传,在他的授意下,官方报刊对工人政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在舆论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国会以221票对149票的优势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政党的“非常法”,即《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任何同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团体、报刊、印刷品及大小集会,均被明令禁止;对于这些团体和活动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初非常法的有效期规定为两年半,以后每隔两年就延长一次,直至1890年,共计12年。在这12年中,俾斯麦政府共解散工人组织388个,禁封各类出版物1800种,有1500人被判决总计超过1000年的监禁。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他们坚持在非常法条件下进行斗争,最后终于赢得废除非常法的胜利。这是帝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国工人政党开始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锋队。

俾斯麦一方面通过非常法强化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富有社会改革意义的立法,从政治上迷惑和软化工人阶级的斗志。立法虽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规律,即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协调国民收入,以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由于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开欧洲各国之先河,故而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包括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两个方面的内容。劳工立法主要是通过70、80年代的几项法案,对工人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资等要求作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确立了6天工作日制以及按期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的制度。其中1878年的法令对雇佣青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日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须年满13岁并读完小学;14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4岁至16岁的青工不得超过10小时;完全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过立法,对妇女的劳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禁止雇佣妇女在矿区从事地下作业;妇女的劳动日时限不得超过11小时;妇女产后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为了监督各项劳工立法的执行情况,从1878年起,各邦普遍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以保证劳动过程中侵害工人劳保条件的现象及时得以纠正。

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更为广泛。第一项社会保险议案是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它规定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负担2/3,受雇者承担1/3。这项法案从1885年至1903年,进行过4次修正,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1884年通过了意外灾难保险法,这项保险所需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若工人死亡,家属可领取相当死者薪金约1/5的抚恤金。1889年又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负担。享受这一保险的年龄为65岁,在此年龄界限以内,如果工人残废,会得到一笔抚恤金;65岁以后,他可以领到养老金;如果在65岁以前死去,其家属可获得一笔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还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问题上对国家立法作了补充。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先进的社会立法楷模。这些举措虽然使部分工人牺牲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如领取救济金者将失去选举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从长远看,它不自觉地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干预的需求,并对帝国时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帝国的经济发展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也为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帝国建立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因为在不足30年的时间内,德国令人惊异地走完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不仅由一个分散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而且成为对英、美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提出挑战的新兴力量。就其成就而言,也许只有现代日本的崛起可与之相媲美。

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前奏出现于19世纪50、60年代,在这20年中,经济发展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整整一个世纪的总和。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达13.2%,超过了法国,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在统一以前,德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等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外,德国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全国总人口中有2/3的居民长年居住在农村,在一千多万劳动力中,有600万人仍在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农业地区长年有近百万的德国人离开祖国,到国外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普鲁士东部的大庄园,由于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和沿用旧的经营方式,许多庄园主收益甚少,而且经常负债。他们不断地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给予财政援助。这些都说明,德国在当时仍未摆脱分散的农业国的消极影响,工业发展的成就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它的发展,由于国土分裂和农业滞后,尚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

统一,是德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起点。

第一,政治统一的完成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为资产阶级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政策创造了条件。这些政策包括统一的经济法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统一的金本位币制的制定以及部分统一的邮政系统和国家中央银行的建立等。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金融机构事务的管理法等。1873年7月政府公布货币法,1875年1月规定帝国马克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随之又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帝国银行,从而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制度。1879年,国会通过保护关税法,大大提高了进口税率。关税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关税收入,而且使本国产品垄断了国内市场,保护了发展中的国内工商业,也稳定了容克地主的农业经济。这些举措彻底消除了统一前地方经济的分离状态,加速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和广泛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由于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法国支付的50亿法郎的赔款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这块煤铁产地,对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50亿法郎的赔款对德国扩大生产起了一种“输血”作用,直接引发了德国经济的“暴发”。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则获得了实际而又持久的资源优势。这块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与有着丰富的原煤储量的鲁尔矿区连成一片,成为德国发展重工业的一大重要基地。由于新的财力和新的资源的获得,这个新统一的国家取得了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条件。

第三,军事工业的发展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从三次王朝战争,到维持欧洲大陆霸权,继而争夺世界霸权,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是普鲁士—德国的既定国策。1879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4.3亿马克,1899年上升到9.3亿马克,到1913年则猛增至21亿马克。巨大的军事支出刺激了克虏伯、施图姆等军火企业的飞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克虏伯军火工厂的雇员从7000人增至8万人。克虏伯大炮的声名不仅使它垄断了德国军队的供应,而且使它从全世界的军备竞赛中得到加工订货。在德国国内,军事工业不仅被视为国家利益所必需,而且被当作繁荣经济的主要手段受到颂扬。他们深信军备是使德国不断取得经济进步的条件。事实证明,军火工业的膨胀曾直接带动了相关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服从于军事需要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给一系列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带来巨量的订货,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第四,帝国时期的教育、科技发展成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是德国后来居上并呈跳跃式发展的基本原因。在德国,由于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70年代已基本完成近代教育革命的任务,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大为提高。全国的文盲率,1865年为5.5%,1881年为2.38%,1895年降至0.33%。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在60年代已达到100%,在此基础上,还通过调整中等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形成规模性的三级教育网。其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德国工人在、写作和计算能力以及工艺水平等方面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水平的新型劳动力大军。在高等教育方面,自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以来,教学与科研、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普遍模式。其中布勒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慕尼黑大学(1862年)都依照柏林大学的模式来创建。此外,由于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一些大学还成为某一专业研究的人才基地。著名化学家所在的基森大学由于一个开放性的化学实验室的影响,被誉为化学家的摇篮,而哥廷根大学则成为数学家荟萃之地,以至于在有志于数理研究的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打起你的背包,上哥廷根去!”

由于德国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的密切结合,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出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的创新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这个时期的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在几何学上创立欧几里得定理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里曼(1826—1866)、卡尔·魏尔斯特拉斯(1815—1897),卓越的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1829—1896)、维克托·迈尔(1848—1897)、埃米尔·菲舍尔(1852—1919)、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最先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罗伯特·迈尔(1814—1878)和赫尔曼·赫尔姆霍茨(1821—1894),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兹(1857—1894),发现X射线的威廉·伦琴(1845—1923),提出量子理论的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创立了细胞理论的马蒂阿斯·施莱登(1804—1881)和特奥多尔·施旺(1810—1882),创造了现代化学治疗方法的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发现了结核杆菌和霍乱菌的罗伯特·科赫(1843—1910),以及发展了细胞病理学的鲁道夫·维尔肖(1821—1902)等一批群星灿烂的科学巨子,而且在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新成果。1866年工程师西门子制成第一台发电机,成为标志电气化时代来临的第一个重要发明。1876年奥托和朗根制造出第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启动了动力机械应用上的又一革命。以后,经工程师戴姆和狄塞尔分别用汽油和柴油所进行的革新,直接为汽车的发明创造了条件。1886年,由工程师本茨设计制造的世界第一辆汽车已行驶在慕尼黑的街道上。此外,在化学、光学、机械制造和军事工业领域,德国因一系列的创新成就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在化学工业方面,德国在20世纪初已拥有五千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化学家、工程师,几乎垄断了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4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是德国学者。这些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并超越英、法等国的最基本的原因。正如经济史专家卡洛·奇波拉所断言的:“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得更快。”

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增长速度快。从1874年至1890年,英、美、法、德四国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5.2%、2.1%、3.5%;1891年至1900年则变为1.6%、3.5%、2.6%、4.8%。虽然从两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来看,美国保持着最快的速度,但是德国的工业增长则显示了愈来愈快的态势,居于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领先地位。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指数由17.5上升至64.7(以1913年为100),增加了约2.7倍。1870年至191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3%增至16%,美国由23%增至35%,而英国则由32%降至14%,法国由10%降至7%。

其次,在德国的工业增长中,重、化工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70年至1900年德国的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原煤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1.49亿吨;生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852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665万吨。虽然煤和铁仍然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钢则代表着新材料,是机器制造业的基础。1900年世界钢的年产量为2800万吨,德国占到23.75%,这是从90年代起,德国机器制造业发展特别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机器制造业中,电机制造和造船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此外,它对铁路建设和军工生产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化学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化学工业包含了广泛而又多样的工业活动内容,并同科学的发展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1860年德国的化学工业几乎还是空白,到70年代以后,以威廉·霍夫曼为代表的一批化学家把英国人制造合成染料的技术传入德国后,化学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酸和碱等基本化学原料的产量增长了7倍,染料的产量增加了3倍,均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共有资本250万镑,雇佣工人1.8万名,职员1360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同期英国染料工业雇佣的化学专家仅30—40人,在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德国化学家已超过他们的英国同行。这是德国在这一新兴工业领域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1900年德国已占据世界染料市场90%的地位,并在人造橡胶、石油和硝酸盐、摄影器材以及新药品等与化学工业有关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再次,在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中,作为新动力能源开发的电力工业、电气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电力工业发轫于19世纪30、40年代,到50、60年代,随着发电机、电动机的问世和90年代后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形成,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并导致了电气化的迅速实现。自1866年维尔纳·西门子(1816—1892)发明发电机和埃米尔·拉特瑙(1838—1915)从美国旅行归来带回爱迪生的电灯专利权以来,有轨电车的出现和电灯照明的惊人表演,顿时把人们带入灿烂耀眼的电气时代。从80年代起,德国先后出现两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由拉特瑙创建的通用电器公司。从1890年到1910年,两大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通用电器公司通过扩大民众对电流和电气产品的需求来壮大自己的实力;西门子公司则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并通过合并舒克特公司(1903年)与通用电器公司在强电流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两大公司在竞争中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德国电气化的实现。随着电车轨道的普遍敷设、城乡输电系统的不断扩大,电气工业已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1895年,电气工业雇佣工人约2.6万人,到1906年,这一数字已猛增至10.7万人。电气工业的发展是造成德国1890年至1902年经济繁荣的基本要素,并且在广泛利用电力能源方面已位居世界之首。1913年,德国电气产品已占世界总产量的34%,而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仅占据29%。所以,电气工业是把德国塑造成经济巨人的基本条件。

最后,随着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巨大发展,德国的交通运输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平原,既缺乏像英国那样利用近海航运解决内陆运输的条件,也因境内河流的南北流向,难以形成贯通东西的河网运输,故而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变革存在着颇大的需求,也制约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早在50、60年代,德国已形成7180英里的铁路网。帝国建立以后,由于逐步实行铁路国有化并在1873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铁路修建出现了新的高潮。188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为2.02万英里;190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2290英里。长度虽低于俄国,但其密度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由于铁路国有化和不断地降低运价和票价,高效和廉价的铁路运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并刺激了新兴工业、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海运和内河航运业也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变革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自80年代以来,汉堡、不来梅两个滨海港口经过不断地扩建和开拓海外新航线,已成为海外贸易的枢纽,它们的涉外航线分别为12条和4条,保证了德国轮船能够行驶在所有海域,成为一支足以与英国海运一争高下的船队。内河航运随着运河的扩大修建以及轮船动力机具的革新,也获得较快发展。1879年,杜伊斯堡—鲁尔奥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向西部输出粮食和原料,向东部输出煤和钢铁制品,是国内水路网的中心。此外,这里还是国内最大的轮船制造中心。自1834年德国第一艘全部用铁制造的汽轮“巴黎伯爵”号在这里诞生以来,德国已先后在不来梅和汉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经过较短时间的创办,德国造船业迅速发展。到80年代,德国已能制造任何等级的商船和军舰,从而结束了从国外买船的历史。1890年建造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北大西洋客轮”不仅采用了高精度的机器部件,而且由于恰当地运用陆地建筑的风格,在船体建造上完成了一次“美学”革命。1900年,德国的船舶吨位已达194.2万吨,1910年递升至300万吨,德国已成为威胁不列颠海上霸主地位的海上实力国家。

工业和海运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德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从1880年至1900年,德国进出口贸易额由57.37亿马克增至103.98亿马克,不仅数额增加近一倍,而且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口额中粮食、原料的比重不断增大,出口额中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比重持续上升。“德国制造”这个英文标号,已由最初的劣等品标志,一变而为制造精巧和质量优良的标志。德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这一标号,并赋予它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德国的商品遍及全世界,它的资本输出也扩及近东、远东和南北美洲。1913年,德国的国外投资为300亿马克,而同期外国在德国的投资仅50亿马克。这样,德国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彻底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创了由后进步入一流强国的经济奇迹。

工业革命的完成首先改变了德国的经济结构,其中工、农业比重的变化最为显著。1871年帝国成立时,总人口约为4100万,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36.1%,农村人口为63.9%。到20世纪初,总人口已达6500万,城市人口为60%,农村为40%。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已大大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最终完成。其次,在工业发展的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于德国在40年代就不同于英、法两国,采取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重工业生产在帝国成立后获得更快的发展。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8倍,而消费资料增长为3倍。轻、重工业的比重已发生重大变化。从1880年至1900年,在工业品全部输出额中,生产资料产品的比重已由27%迅速攀升至39%。德国已成为典型的重工业国。最后,工业生产力中,科学技术的含量不断增大,并已成为决定性因素。由于教育和科技先行,德国较早地实现了知识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凭借物化的知识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德国工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科技化的生产格局。科技化生产不仅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开拓出新的生产领域,而且培养出了高技能、高素质的生产劳动者大军。由于生产力要素中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使德国能够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

工业革命完成最重要的后果是引起德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城市化成为德国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显著特征。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但只有在帝国统一以后,德国的城市化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871年,德国城市人口为1479万,占总人口的36.1%,其中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约196万;1910年,城市总人口升至3897.1万,占总人口的60%,而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为1382万。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十分显著的。除此以外,德国城市类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同于英、法,德国随着重工业的发展迅速崛起了一批工矿业城市群,像鲁尔区的亚琛、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斯特拉斯堡、牟罗兹等,都是利用资源优势和河运之便,发展为新的工矿业中心城市群的。此外,还兴起了许多港口城市,像汉堡、不来梅、基尔,以及莱茵河上的科隆,其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游的累根斯堡等,都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们不仅在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是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从1870年至1910年,德国八大城市(柏林、布勒斯劳、科隆、埃森、法兰克福、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的人口中,最少的埃森已超过41万,最多的柏林已超过200万。柏林从1820年不足20万人,到1910年扩大了10倍,成为欧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1910年被视为德国城市化完成的标志。

随着城市化的完成,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首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农业改革的完成,容克贵族通过大规模地投资工商业和进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已全面资产阶级化了。虽然到20世纪初,他们所占据的庄园数目和耕地面积有所降低,他们垄断官职和军队军官的局面已被打破,但他们仍然在帝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由于在经济上已资本主义化,他们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已成为一种趋势。资产阶级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在80年代也已发展成影响德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政治上愈来愈贵族化,除了投资于土地经营地产,贵族的封号以及与贵族子女联姻,跻身于贵族行列,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工业高涨中已获得惊人的财富,赢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权利,但他们这时已开始脱离其他资产阶级阶层,并努力寻求一种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以证明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在贵族们以长时间的传统固定下来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使自己上升到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最佳形式。从贴邻工厂的小屋发展到别墅,从别墅到庄园,最后通过追求勋章或荣誉称号,力图成为显贵。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倾向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社会野心,还由于他们和容克已经有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有些甚至通过联姻已经融为一体。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甚至血缘上的荣辱与共,是他们走向联合的基础。这样,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容克贵族已经和大资产阶级结合成一个新的领导阶层。领导阶层的这种扩大,一方面因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而促使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接近;另一方面由于大资产阶级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和经济利益,推动德国领导层逐步走上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道路。

帝国时期,工人阶级已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集团,这是这一时期阶级结构的最大变化。60年代初,德国产业工人近200万人,到90年代已增加到600万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在工人队伍内部已出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分,彼此之间的工资差别甚大,到90年代,前者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后者的3倍。所以1870年至1913年间,工人工资虽有所增长,但分配是不平衡的。对于大多数德国工人而言,他们比同期英、法两国工人的生活处境要差得多。正由于这一原因,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工人阶级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

社会结构的另一变化,是介于无产阶级和容克—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的形成。他们包括职员、官吏、中小商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各类知识分子群体。一些家庭农场主和从事服务业的人员,也属于这个阶层。这批人不是工业化和两极分化所要消灭的小资产阶级,而是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产生的新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虽然在经济上大多数是同工人一样没有独立地位的被雇佣者,但就其政治态度和社会觉悟而言,他们又不接近工人,而是接近自由资产阶级集团。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这个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已达全部就业人数的1/3左右。虽然人数不少,涉及面甚广,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利益要求。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个阶层的态度和动向,往往会对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因高度工业化而产生的有文化的、处于攀升中的、具有许多不确定特征的阶层。

三、帝国时期的文化新潮

政治统一和经济高速发展为帝国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富有探索精神的德国学术研究已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德国的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德国的科研训练方法被推广到欧美许多国家。与19世纪普及教育的总趋势相一致,德国群众性的各类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其中等教育学制已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德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的中心,也是研究的中心,学术研究不仅为学术名流所瞩目,也开始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关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以得到普通商人和工业家的高度尊重。随着各类报刊和出版物的创办和扩大发行,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1750年德国各邦共出版书籍1279本,1850年达到9053本,1890年已升至1.9万本。除了各类普及廉价版本的科普和文艺作品,歌德大部头的《浮士德》也很快成为群众教育的主要作品。

德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国文化传统和全欧范围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暴露,从启蒙时代就流行于全欧的理性自由主义开始受到新的时空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一变化与欧洲整体上出现的理性主义危机相切合,给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打下深刻的时代印记,使得帝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新的文化观念在推动人们不断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协助创造出一个迷茫的、不确定的时代。

新的文化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引人注目的新宇宙观表现出来。直至19世纪末,西方的宇宙观主要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之上,一个井然有序、机械般运转的宇宙是牛顿理论所展示的家喻户晓的物质世界图画。然而,世纪之交,这一宇宙模式连同不可抗拒的因果规律已受到新的科学观念的冲击。挑战主要来自德国。除了前面述及的自然科学发现,对20世纪自然科学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的相对论。1905年,这位年仅26岁的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在莱比锡《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三篇论文,提出“狭义相对论”,向盛行二百余年的经典物理学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在全文只有9000字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中,爱因斯坦通过论证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以及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否定了传统的绝对时空观,并通过论证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得出了一切质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质量、能量等于质量和光速平方的乘积的著名结论。这一结论被用公式表述为:E=mc2。这一理论揭示了原子内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的奥秘,为现代高能物理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16年他又发表“广义相对论”,进一步从时间、空间和物质分布的相互关系上否定了传统的时空观,从而拉开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序幕。

帝国时期仅次于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根植于浪漫主义历史循环论的兰克史学,是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的超越性发展。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泰斗,他以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和所标榜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对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史学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兰克出身于图林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莱比锡大学研习语言学和神学,以后由语言学转向历史学。1824年,他因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声名鹊起,次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那延续六十余年的专业研究生涯。兰克的巨大影响得益于他在柏林大学开创的研究班(seminar)以及他首倡的“客观主义”研究方法。兰克主张研究历史要客观、公正、重视对史料的掌握与考证,强调依照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真实历史的原则。他把这一原则贯穿于他的研究班教学实践,直接间接地培养了上百名卓越的学者,使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伸展到几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依照上述原则,他先后撰写了16、17世纪欧洲许多民族的历史和包括《教皇史》在内的系列人物传记。他的全集多达54卷。晚年他企图以《世界史》来完成他那一系列有关西方各国的民族历史专论,但这部包罗万象的巨著最后只写到1453年。除了教学、著述,兰克担任普鲁士科学院成员达54年,主持柏林大学历史讲座前后46年。1871年退休后他仍笔耕不辍。由于著述宏富、治史严谨、门徒众多,兰克被称为“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兰克史学研究的特点在于通过具体、深入的史实和对真实的个体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历史的真实性,这与总结和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判然有别。此外他否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反对对历史事件做出解释和概括,并以政治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都反映了他与理性主义史学在治史观念上的原则差别。

兰克的史学成就代表了19世纪实证研究的一个高峰,但在他身上仍可看到一个理念论者的形象。因为除了强调辨析史料,兰克还主张通过非理性的直觉体验包含在历史个体中的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种矛盾性是他对启蒙主义的反叛,也为后人超越其史学传统提供了新的空间。在他身后,普鲁士学派、文化史学派、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已使兰克史学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号称兰克学派分支的普鲁士学派,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亨利·冯·特赖奇克(1834—1896)那里,已背离兰克客观史学的传统,成为为德国统治集团公开辩护和效劳的御用史学。而在文化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兰布勒希特(1856—1915)那里,兰克的史学模式则完全变成批判的对象。兰布勒希特试图在一般心理学法则的基础上撰写历史。他认为,历史不应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应当对变化做出解释,历史不应只是对个人的研究,而是对“社会心理”因素和人的共性的研究。兰布勒希特的批判未能撼动兰克史学的正统地位,但新的文化史观已成为与兰克传统的政治史相对抗的新史学思潮。以后,威廉·狄尔泰(1822—1911)高举“精神科学”的旗帜,倡导历史研究中对人的潜在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视,开始了所谓理解的历史学研究,从而对德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趋势与整个欧洲理性主义衰落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相互呼应,展示了德国历史研究的复杂图景。

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不同文化思潮的冲突,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集中的反映。其中德国的社会学,不同于英、法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更大的成果表现在受新思潮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斐迪南·滕尼斯、格奥尔格·齐默尔和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这一学派的杰出先驱。其中马克斯·韦伯由于其所开创的“理解社会学”成为德国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降生于德国图林根埃尔富特市一个富有的法学家家庭,5岁时随家迁居柏林,定居于西郊名流荟萃的夏洛腾堡,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学术气氛的熏陶。1882年他入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学习,1884年转入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律,同时兼修历史课程。189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教职,主讲罗马法和德国商业史。两年后,转到弗莱堡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1896年回到海德堡大学,从事经济学和农业政策的教学研究。1899年因患精神病获长假休养,曾游历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美国。1903年开始恢复学术创作活动。1905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奠定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基础,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以后,他的创作活力泉涌不止,新的研究成果接踵而来。到1920年去世,他已是德国社会科学界一位知名学者和教授。但直至30年代后期,他的思想才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开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兴起“韦伯热”,并逐渐扩及东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他成为国际驰名的学术人物。今天,被称作与马克思、杜尔凯姆齐名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思想家。

韦伯思想的核心命题是“理性化”。他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即以理性了解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以理性方式组织生产和国家管理,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其自然观念和社会观念上完全根除了神话、巫术和各种神秘观念的影响;其国家组织拥有理性的文字宪法,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以及由依据理性法律规定管理国务的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之所以最先出现于西方,是新教伦理观念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产物。同时他还解释了宗教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如何阻碍了理性化过程在中国和印度出现的原因。韦伯认识到理性有明显的两重性,它带来科学和经济成就的同时,又无情地打破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所以,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失去魅力”的过程。它将使人类感到空虚,使生活失去意义,并必然助长非理性冲突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要维持理性就必须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主张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研究,只能从作为社会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并运用“主观理解”的方法,通过“理解”影响人的行为的意图、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来把握社会。韦伯在政治社会学中,有关能以个人魅力吸引民众的非凡领袖人物社会作用的深刻分析,就说明了在所谓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独裁者和煽动家仍能赢得众望的基本原因。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反映了韦伯思想中德国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传统影响,也是理性主义危机以及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对立思潮所引起的冲突在帝国时期德国知识界的一种反映。在韦伯身上,19世纪理性主义传统和对非理性主义新精神思潮的体验,同时存在,他试图弥合两者冲突的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是使他成为影响巨大,但又充满争议的社会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富有影响的成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辨的、非理性的思潮对实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以及企图弥合两种思潮鸿沟的愿望,那么,在哲学领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及文化批判,则把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属于前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思想先驱。青年时期,叔本华曾在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受到康德、费希特的影响,也研究过印度哲学。1818年发表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集中阐述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人的意志而不是理性。意志是人的内驱力,是欲望,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执著力量。由于意志和欲求总是得不到满足,因而它的本质是痛苦的,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是无边际的。对世界本质的肯定就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但这种肯定又无异于痛苦,因而要摆脱痛苦,就要抑制各种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否定生命意志。这样,叔本华的哲学就从非理性立场出发逐步陷入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深渊。叔本华的哲学命运在其生前长期备受冷落,只是到1851年发表《附录和补充》之后,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但直至尼采接受了他的生命意志学说,并以权力意志说进行了新的超越之后,叔本华才成为这一思潮推崇的精神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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