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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统一之路(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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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和农业改革的深入,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已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1848年革命是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统一德国的一次尝试,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统一运动以失败告终。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形势下,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按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从此德意志不仅在形式上恢复了帝国形态,而且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开始对欧洲和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影响。

一、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是一场全欧意义的革命,除了英国和沙皇俄国,整个欧洲都发生了革命。三十多年来萦绕在欧洲各当权者心头的担忧,到1848年终于变为现实:王冠被成打地打落在地,国王们逃之夭夭,共和国纷纷成立,大街上到处是川流不息的革命民众,一切都似乎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重演,不过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大的范围出现了。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阶级力量配置的不同,特别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大大减退,这使得1848年革命因缺乏统一的革命动力,在经历了短期的革命高潮后,很快转向低潮。革命犹如暴风骤雨,成功来得快,而失败也几乎是同样的快。到1848年6月,随着巴黎无产阶级起义被镇压,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在全欧范围迅速转向退潮。在革命初期被打晕了头的各国反动政府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联手发动了对革命的反扑,随着6月后潮水的降落,革命在1849年滑向它的终点。

在德意志,革命经历了和整个欧洲大致相同的历程。1848年3月,当法国二月革命的飓风越过东部边境的时候,革命迅速地、几乎是所向无敌地以惊人相似的形式席卷德意志各邦。3月1日,与法国毗邻的巴登首先发难,迫于人民的压力,大公解除了几名反动大臣的职务,并在随后的几日内被迫接受民主派提出的各项自由民主主张,宣布废除封建制度。3月2日,慕尼黑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迫使巴伐利亚政府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责任制内阁。国王路德维希被迫在3月16日召开议会,并在3月20日宣布退位。在黑森和符腾堡,革命在3月初也开始迅猛发展,大公和国王被迫调整或解散旧有内阁,接受宪政改革的要求,到3月中旬政权已相继转入自由派人士手中。

更大规模的斗争发生在奥、普两大邦。自3月3日来自匈牙利的爱国者路德维希·科苏特在议会发表演说抨击梅特涅制度要求实行宪政以来,多瑙河君主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3月11日维也纳街头出现传单,号召人民起义,推翻政府。到13日,由大学生和自由派领袖组织的群众示威同武装军警发生冲突,旋即演变为大规模起义。武装的群众击退士兵们的进攻,拥进王宫,要求梅特涅辞职。奥皇决定牺牲梅特涅,当晚梅特涅被解除首相职务。第二天,梅特涅乔装逃往英国,这宣告了奥地利反动政府的垮台。3月14日,新的科罗拉特内阁成立。4月25日,皇帝宣布奥地利为立宪国家。梅特涅的下台在德意志产生了巨大反响。接着革命风暴迅速波及奥地利帝国以及整个意大利和德国。3月15日柏林发生群众骚乱,至18日演变为流血冲突。为街垒战所震惊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文告,答应撤走军队并被迫向死难起义者的遗体鞠躬致敬。在意大利的米兰,起义者也在3月18日将奥地利驻军驱逐出去,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在匈牙利,3月15日议会批准了《三月法令》,与奥地利在宪法上采取了完全分立的立场。几天后,费迪南皇帝被迫赋予波希米亚以同样的地位。这样,在3月这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月份,德意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奥地利帝国的大厦行将崩溃;普鲁士的统治失去平衡;整个德国在酝酿实现统一;而在意大利,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可以说,革命所到之处,为革命所震惊的政府都不由自主地答应颁布宪法,人民纷纷举行制宪会议,一些独立的或自治的国家在斗争中陆续产生。那些还保存着农奴制的地区,则宣告废除农奴制,农民纷纷摆脱旧有领主的控制,获得了人身的解放。

1848年革命迅猛异常的冲击力首先是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产物。自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发生以来,工人运动在40年代已经有了重要发展。1847年,流亡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已经将早期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1848年2月巴黎革命的前夕发表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这个划时代的文献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848年革命发生后,受这一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革命在全德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月革命发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纲领性文献,用以直接指导1848年德国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目标,同时提出武装人民,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把王公贵族的土地、矿山、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实行普遍免费教育等主张。纲领还提出无产阶级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的策略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号召下,到4月初,大约有400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带着这个纲领回国参加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回国后,在科伦创办大型日报《新莱茵报》,积极联合革命民主派,宣传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主张,推动了革命在早期的深入发展。

随着革命在各邦的胜利,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德国的任务被提到历史的前台。因此在各邦的革命之外,还有一个全德共同的革命舞台。这个“革命”主要是由各邦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进行的。经过3月末以来一个多月的筹备,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所谓的全德国民议会。议会的法定代表为831名,但参加开幕式的仅330人,以后陆续增加到500人左右。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但以自由派和激进派的领袖为主体,也包括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除了少数例外,会议的代表很少有职业革命家,其中绝大多数为学者、教授、作家、政治家、律师、法官和政府机关人员,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以及知名的经纪人也参加了大会。从表面上看,会议的代表是一群光辉灿烂的人物。他们都是因个人品质或声誉而不是作为阶级、党派的代表被推选出来的。从他们的主要构成成分来看,他们是理论家而非实践家,“著名的名字多,有政治头脑者少;仰承鼻息的官员特多,来自人民的有独立身份的人少”(古茨科)。他们想要建立的德国是一个自由、自治、在联邦范围内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他们的统一理想是热忱的、平和的,最主要的是合法的。他们希望通过劝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厌恶暴力,既不想同现存的德意志诸邦发生武装冲突,也不想同国外发生战争纠纷,更不愿发生普遍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动乱。作为受尊敬的教授和商人,他们对德国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恐惧远胜过对各邦君主的恐惧。这就决定了这个以议会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尝试的悲剧性结局。不同于英、法两国的革命家,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出生太晚,当他们开始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向资产阶级宣战,他们的反封建要求已经由于惧怕老百姓而大打折扣。然而,正是下层民众在街头的革命才使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政权。现在他们想通过模仿1789年在法国举行的国民议会来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但不愿采取法国革命者与下层民众哪怕是貌合神离的联盟。他们寄希望于各邦君主的支持来实现削弱各邦君主权力的民族统一,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全德议会悲剧性结局的原因所在。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首先不是社会的,而是民族的。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它不只要缔造一部宪法,还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方面,它首先遇到了为这个国家划定一个确切范围的难事。因为奥地利统治着许多非德意志民族,而普鲁士的东普鲁士一直处于帝国领土之外。至于丹麦,由于它统治着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两个德意志公国,自1815年以来就被作为邦联的成员看待,而现在应对它如何处置?如果像一些民族主义诗人所说的,“哪里有人说德语,哪里就是德意志”,那么,那些有德意志人居住的非德意志地区,特别是早已脱离帝国的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地区,又该怎样对待呢?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难题是关于“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的争论。前者希望找出一种解决办法,使存在着复杂民族问题的奥地利能被包括在统一的德国之内;后者则力图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由于这种分歧,会议分裂为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两个派别。大德意志派一度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因为许多议员都期望非德意志的各民族能保留在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之内。也由于这个原因,当奥地利军队镇压捷克的民族起义时,他们不禁为之拍手叫好。但是当坚强有力的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侯爵(1800—1852)在11月21日被任命为奥地利首相,并力图按国家利益至上的大胆原则把奥地利重建为一个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央集权帝国时,法兰克福议会关于把奥地利融解到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组成部分的设想便化为泡影。于是,洋洋得意的小德意志派开始夸耀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一些以前主张把奥地利包括进来的代表人物,如今也大声疾呼,要求立即选举普鲁士国王为皇帝。

1848年10月19日,国民议会开始审议新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从此,议会的活动就卷入冗长的辩论和不着边际的清谈之中。围绕宪法草案的第一句话“每个德国人”的提法,议会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以后又为由谁出任帝国元首的问题争执了8天,其中有223人围绕这一问题发言。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讨论从1848年7月3日就已开始,直到12月27日才形成正式法案。议会还成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讨论有关方面的国家立法,但由于分歧过大,大多数的委员会都未能完成议会交给的任务。一些决定性的问题,如建立一支国家武装力量的问题、消灭残存的封建制度的问题,都没有在议会的讨论中得到下文。漫无边际的讨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也转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视线。正是在清谈的资产阶级掩护下,各邦的反动势力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了元气并发动了对革命的反攻。

反扑最先出现在奥地利。1848年6月,第一届泛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开幕,会议期间爆发了捷克人的反奥起义。当地驻军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命令炮轰布拉格,镇压了起义,奥军在这里最先控制了局面。7月,奥军又打败撒丁王国的军队,以野蛮的报复手段恢复了对伦巴底与威尼斯的统治。9月至10月,在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奇的配合下,奥军开始向革命的匈牙利开战。在维也纳,富有远见的革命家已意识到,如果耶拉契奇的军队取得对匈牙利人的胜利,他们很快就会掉转头来打击自己。因此,在1848年10月,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维也纳起义。但是起义为时过晚,出逃的奥皇迅速把耶拉契奇的军队集中到维也纳,同时又调集温迪施格雷茨的大军包围了全城。经过5天的激战,维也纳在10月31日陷落。

维也纳起义失败以后,自由派内阁被解散,由封建主和旧官僚组成新内阁。1849年3月,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48—1916)颁布极端反动的帝国宪法,在废除对革命的承诺基础上恢复了专制统治。

在普鲁士,随着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反革命的力量也转入反攻。1848年11月初,国王在宫廷党的影响下任命勃兰登堡伯爵组成保守内阁,完全排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普鲁士军阀弗兰格尔将军被任命为军队最高统帅,率4万大军进驻柏林,实行军事戒严。正在制定宪法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迫从首都迁往勃兰登堡,并于1848年12月5日被强行解散。普鲁士又恢复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局面。不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应将恩赐给臣民一部宪法。由于这部宪法的颁布(1850年),普鲁士扩大了在各邦资产阶级中的影响,为它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奥、普两邦的反动势力转入进攻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还在埋头讨论制宪,直至1849年3月28日所谓的全德帝国宪法才最后出台。宪法规定,由德意志36邦组成君主立宪制帝国,各邦保持内政独立,帝国首脑是依法选举产生的皇帝,帝位可以世袭,掌握联邦的最高权力。立法机关由两院制议会组成,一院代表各成员邦,另一院由人民代表组成。前者有176名代表,其中半数由各邦政府决定,半数由各邦立法机构决定,代表任期6年。下院的组成学自美国宪法:每3年经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产生,每5万人中可选出1名代表。代表们的意愿不受政府指示约束,对于议会通过的法律,皇帝不能否决,只能拖延执行。

宪法在议会通过后提交各邦政府审议,结果有28个邦表示有保留地接受宪法,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汉诺威完全拒绝接受宪法。议会按“小德意志”方案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皇帝,并派遣由议长爱德华·齐姆松率领的、由3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柏林,向国王呈献皇冠,但是遭到威廉的拒绝。他表示只能从王公贵族和合法君主手中而不能从人民代表手中接受皇冠。普王的鄙夷态度给了代表们当头一棒,使法兰克福议会工作的最高成就全部落空。沮丧的代表团回到法兰克福,报告了使命的失败。但议会中的温和派仍对普鲁士抱有幻想,期待着通过谈判来达成新的协议。结果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拒绝接受宪法,并在5月14日宣布从法兰克福召回普鲁士代表,而奥地利在4月5日就已召回代表。这样,大部分议员由于失望接受了各自政府的指令,离开了法兰克福,而剩下的小部分激进分子坚持要为维护宪法和议会的权威斗争到底,他们公开吁请各邦人民支持宪法,希望通过新的革命维护革命的最后成果。但是,原先从未打算使用暴力的学者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革命的高潮在他们埋头于咬文嚼字的宪法条文讨论时,已经成为过去。当各邦已转入反攻并取得对革命的胜利时,仅靠维护宪法的呼吁而缺乏切实有力的反封建举措,是难以引发新的革命高潮的。尽管在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巴登等南德地区曾先后爆发维护宪法的起义,但因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它们先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残存的国民议会被迫在5月末离开法兰克福迁往斯图加特,不久即被符腾堡军队强行驱散(6月18日)。至此,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以失败告终。

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方式自下而上统一德国道路的夭折,但是革命重创了封建秩序,锻炼了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裂势力,这些都为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高涨和统一运动的再兴创造了条件。

二、50年代至60年代的统一形势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德国走向民族统一的转折时期。统一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普鲁士在统一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

1848年革命没有摧毁各邦的君主制度和反动势力,但毕竟重创了旧的封建秩序和生产关系,从而为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高涨创造了重要条件。50年代至6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具有持续性,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发展首先是旧有生产关系得以调整的产物。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通过这项立法无偿地废除了在农村中残存的次要封建义务,把允许通过赎金免除主要封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农村所有阶层。此举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使封建性地产迅速向资本主义地产过渡。从1850年到1865年,普鲁士共有一百多万农户办理了赎免手续,获得了人身自由,其他各邦也先后通过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从农民手中获得大量土地和赎金的容克地主,开始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刺激下,通过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把传统的庄园农业改造为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部分容克还利用手中集中起来的赎金,通过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加工工业转变为企业家,少数人甚至投资于铁路修建和证券交易,一变而为大企业和银行的股东。广大的农民由于赎金的沉重和失去土地,相继转变为雇农或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只有少数富裕农民上升为富农。农村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发展成为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高涨最显著的特征。

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和关税同盟的扩大(1852年已扩及德国全境),轻、重工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最先采用机器的纺织工业部门,机器生产已普遍排挤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作为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已取得统治地位。由于德国首先使用了矿物染料,成本低廉,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英国产品的强大竞争者。不过德国工业高涨最突出的表现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经过50年代的奠基,德国的煤、铁生产,机器制造和铁路修建均有巨大的发展。其中原煤产量在20年间(1850—1870)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到139万吨;机器制造厂在15年内(1846—1861)从131家增至300家,工人达9.8万人。最大的博尔齐希蒸汽机工厂到1866年拥有工人达1600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

德国重工业的发展与铁路建设密切相关,以至于50年代至60年代被视为“铁路时代”。自30年代开始兴建铁路以来,至50年代铁路建设进入高潮。186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已达1.1万公里,已形成以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的四大交通网。1872年,全德铁路总长已超过2.2万公里,赶上并超过英、法两国。铁路建设推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并为德国同欧洲各国扩大贸易往来创造了条件。

德国重工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在60年代的几次战争中,军火工业获得重要发展。斯汀尼斯的企业、博尔齐希的企业,尤其是克虏伯的军火工厂已成为德国军工企业的主要基地。其中克虏伯公司在业职工人数,从1850年至1873年,由237人增至1.6万人,经营范围遍及军工生产的各个领域,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除此而外,德国工业发展还得益于新的科技成果的引用,在一些新的工业门类中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化学工业的发展最为典型。自30、40年代德国化学家发现合成尿素和过磷酸盐制造方法以来,1843年德国兴建了第一家碱厂及一批制造过磷酸盐的化工厂。1856年,英国化学家珀金利用焦油合成苯胺染料,这一发明由德国化学家霍尔曼加以发展,为德国合成染料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碱性矿渣被大量用于炼钢。70年代,德国从焦油提炼的染料已完全代替了天然染料。至1878年,全世界合成染料总产值达315万镑,其中英国为45万镑,而德国已达200万镑,已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提供了人造肥料,为轻工业提供了新型原料,而且为钢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与合理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推动了车辆和机械制造以及光学工业等部门的日益专业化。正是由于立足科技前沿,德国很快形成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导,轻、重工业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发展格局,从而以30—4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在70—80年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到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7,超过法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工业经济的高潮和农业改革的最终完成,为德国政治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推动了统一运动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德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它为统一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

自1815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主要来自沙皇俄国,而在德意志内部,这个角色主要由奥地利来扮演。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德国难以走向政治统一的强大外部障碍。1848年革命以后,沙皇因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因此,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联盟的解体,就成为德国能否走向统一的重要国际条件。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为改善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了实现南下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战略目标,沙皇以俄国对土耳其帝国信奉东正教的基督教徒有保护关系为借口,于1853年4月向素丹提出保护要求。但在英、法两国支持下,土耳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之,俄军进驻多瑙河诸公国,10月俄土战争正式爆发。战争打响后,英、法和撒丁王国先后站在土耳其一边。俄国原指望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但奥地利对沙皇在巴尔干的扩张心怀疑虑,尽管沙俄在1849年曾帮助它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它仍以表面上的折中主义表达了它的反俄立场。普鲁士在近东利益较少,加之它对沙皇对其统一北德的干涉耿耿于怀,遂以一种谨慎的中立表达了对东方问题的态度。这样,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沙皇很快就在军事技术占优势的英法军队的围攻下转入守势。1854年秋,战事集中到克里米亚半岛。俄国海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困守将近一年,终为装备先进的英法所败。战争期间,奥地利大军曾陈兵俄奥边境,扬言要对俄国开战。普鲁士、瑞典也剑拔弩张,分散了沙皇的兵力。这一切最终决定了俄国失败的结局。

1856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交斗争,《巴黎和约》以对俄国比较温和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依据和约,俄国放弃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并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把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多瑙河两公国在素丹的宗主权下自治;黑海实行“中立”化,俄国和土耳其均不得设置海军基地;海峡禁止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国家的军舰通过。和约这些规定削弱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之失去了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对欧洲局势的决定性影响,也包括对德意志统一的干涉。此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俄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把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加强对中亚各汗国和远东黑龙江流域的蚕食。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其对西方的压力。

在战争中,由于奥、普两国的不同态度,也为拆散俄奥联盟,增进俄普亲善,继而实现由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创造了外部条件。奥地利由于背弃沙皇以及长时期的犹豫不决和折中主义政策,既遭到沙皇的嫉恨,又为英、法所蔑视。在战后它已陷于完全孤立。普鲁士的谨慎中立,赢得彼得堡的长久感激,又得到英、法的谅解,这就为未来由它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同盟体系的解体,首先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创造了前提。1859年意大利联法反奥战争的爆发和迅速胜利,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处于孤立中的奥地利,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统一提供了效法的榜样。虽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中途背叛,意大利的统一未能完成,但已通过重创奥地利和收复部分失地,为最终统一准备了条件。奥地利的削弱逐步改变了德意志内部奥、普二元对抗而常常有利于奥地利的格局。自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来,资产阶级中亲普反奥的感情像浪潮一般扩散开来。随着资产阶级“小德意志派”活动的加强,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已成为60年代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既得益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与普鲁士自身的发展有关。

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普鲁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德意志各邦之冠。从18世纪末到1850年,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几乎增加了5倍,而同期奥地利仅提高了2倍。50年代至60年代两邦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由于率先进行农业改革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普鲁士雄厚的经济实力已成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瞩目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还由于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同盟本身的不断扩大得以加强。从50年代起,同盟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德。到1854年,随着汉诺威加入同盟,普鲁士基本达到把“同盟建成一个包括所有邦国在内的,以共同关税和贸易体制维系的整体联盟”的目的。由于奥地利始终被摒弃于关税同盟之外,以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体系实际上已从经济上形成德国未来政治统一的雏形。

此外,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后因保留了一部具有立宪精神的宪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提高了它在各邦中的威望。宪法产生于1848年12月5日,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作了新的修订。经过修订后的钦定宪法加强了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仍保留了原有宪法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内容,并赋予通过三级选举产生的第二院(众议院)以批准新赋税和监督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权力。这样资产阶级就获得通过有限的代议制参与国家立法的一定权力,并通过掌管贸易、工商和公共事务几个部门,直接介入国家管理。虽然仍受到种种限制,但这已部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向往的宪制精神,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反,奥地利在1849年3月废除自由主义宪法,取消了议会制度和出版自由,完全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两相对比,普鲁士通过有限的让步,把自己打扮成立宪君主国,无疑提高了它在各邦资产阶级中的威望。此外,1857年,新君威廉一世(1861—1871—1888)的即位,也对普鲁士政治地位的提高带来一定影响。威廉一世不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但他头脑清醒、遇事冷静、注重实际,这同前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那种难以理解的神志不清恰好形成对照。威廉一世具有强烈的成就感,一旦他确信自己的事业具有现实性,他就敢于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他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并对基督教抱有虔诚的信念。他不喜欢普鲁士宪法中所保留的自由主义色彩,但他表示,“只要宪法存在,就应予以执行,而不应强行篡改,加以歪曲”。他决心向世界显示,即使在有一部“不方便的宪法”的情况下,他也能进行统治。在民族问题上,威廉一世强烈地认为普鲁士负有统一德意志的使命,却又比较现实地认为,在他有生之年这一目标可能还难以实现。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好准备方面。他在德意志统一上的作用在于,他召唤出出色的助手站在他一边,并放手让他们去干。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鲁士的政治统治,当然也由于一部温和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位新国王首先关心的是修订军事法规,进一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快就同议会发生了冲突。

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军队是按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11月21日贯彻义务兵役制的法律建立起来的。1815年,普鲁士拥有1100万居民,按比例应征召4.07万军人。他们在正规团队(野战军)中服役3年,在后备军(地方军)中服役2年,然后服国民自卫队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至50年代,普鲁士人口已增至1800万,每年按比例应征召6.5万人。但由于经济原因,每年征召人数并未超过早先的人数,普遍兵役制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此外,征召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许多年龄偏大的已婚男子是国民自卫军的动员对象,而大约2.4万适龄青年却因种种理由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在1848年革命中,国民自卫队介入革命的经历也使国王心有余悸。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一世决心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扩大兵源,保证正规军的3年服役期,并为改革开辟法定的财源。干练而极端保守的容克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1803—1879)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协助国王进行改革工作。

1860年2月10日,由罗恩主持起草的“新义务兵役法”提交众议院讨论。依据新法案,常备军被扩大到39个步兵团、10个骑兵团,它将容纳全部符合兵役制的青年,并拟议增加950万塔勒军事拨款;改革一度缩短的服役期,重新恢复3年期限;国民自卫军的地位大大削弱,不再视为与正规军平等的武装力量,更多地受正规军官的控制,并与野战军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1860年4月30日,议会投票接受政府关于扩充军队人数的提案,但对削弱国民自卫队地位的要求提出异议,并要求将服役期限由3年减至2年。于是,政府撤回议案,声称只有国王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众议院的职能仅在于投票通过必需的款项。内阁要求在总预算中增加900万塔勒的军事开支。众议院在5月15日以两票反对通过一个“临时措施”,同意支付用于直到1861年7月1日为止改编工作的额外开支。这个临时措施很快被国王和他的军事顾问理解为最终的决定,并宣称军队改革的内容属国王指挥的范围,无须由立法机构批准。这样,围绕军事改革的经费问题,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在1861年12月新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资产阶级获得多数席位,他们拒不通过政府关于军事改革和增加预算的建议。其中在当年6月新组成的以进步党为首的议会党团,提出所谓“哈根动议”,要求议会监督政府开支,并由政府提供过去和将来的预算细目。这个动议在议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但结果导致了议会被解散,自由派的内阁也因“行动软弱”被迫下台。

1862年5月6日,新的议会选举使进步党获得更大的胜利,他们的议席由109席增至135席,连同其他自由派的力量,他们已在新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在352个席位中占230席)。这个自由派多数否决了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于是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再度陷入僵局。进步党人无意从军事上削弱国家,也不是想使内阁垮台,而是想以此为手段,迫使政府进行某些宪法改革,特别是削弱上议院(贵族院)的权力。罗恩本人试图通过在两年兵役制问题上向议会让步,换取对改革的财政支持,但威廉一世态度坚决,拒绝在任何权力上向议会妥协。于是罗恩撤回了自己的让步建议,站在国王一边,公开向议会宣战。他们决定在预算没有批准以前,依靠国王的全权,按照过去法定的预算继续军事改革。但这一违宪行为遭到受人民群众支持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坚决抵制。国王打算,如果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在违宪的情况下成功地反对议会的内阁,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罗恩向国王举荐了他在法国出任大使的朋友奥托·冯·俾斯麦。这位铁腕人物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为首相。从此,俾斯麦这个名字开始深刻地影响未来德国的历史,在他那令人惊叹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解决了宪法纠纷,实现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而且以其在欧洲外交棋盘上纵横捭阖、左右风云的高超手腕,在欧洲和世界史上永远留下了他的印记。

三、俾斯麦其人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1815年4月1日生于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舍恩豪森庄园的一个容克世家。这个庄园从1562年起就是俾斯麦家族的世袭产业。数百年来,岁月流逝,世代沧桑,但俾斯麦家族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14世纪的庄园主到19世纪初叶的乡村贵族,犹如庄园以西不到8公里远的易北河,缓缓地向北流淌,既不声名显赫,也并非默默无闻。几百年前这个家族的人已开始在阿尔特马克地区以外谋求社会声誉。同其他容克家族一样,它也认真履行其军事义务,但并不过分热情。这个家族经历了从等级反动派转变为效忠国王的贵族的一般发展过程,但以前并未出现过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

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冯·俾斯麦在12岁时就进入柏林武备学堂,这是进入军界谋求前程的预备阶段。虽然他有过与年过七旬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交谈的殊遇,并在国王的侄子的统率下参加过对法战争,但未能激发他在军事上的抱负。由于胸无大志,加上晋升的机会十分渺茫,费迪南上尉在23岁就转入预备役,3年后终于退伍。在俾斯麦出生前的20年,他把全部精力用来经营他的舍恩豪森庄园,成为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典型乡村贵族。

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冯·俾斯麦出身于资产阶级学者兼官员家庭。其父路德维希·门肯曾任普鲁士高等文官和驻斯德哥尔摩大使。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非贵族出身,使她给这个容克世家注入了新的因素。也许正是传统和遗传两种因素的结合,俾斯麦身上才形成一种把统治欲望、强烈的意志同无限的智慧和想象融合为一体的独特天赋和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性格。就其复杂性而言,任何成为英雄或恶魔的简单风格与之相比,都不免黯然失色。

在俾斯麦不足两岁时,由于继承关系,他们家把舍恩豪森庄园托付给一个代理人经营,全家迁居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这里距波罗的海有45公里,离柏林约170公里。由于这里土地贫瘠,遍布森林沼泽,耕作条件较差,但自然风光优美,一望无际的滨海平原,畅行无阻的海风,飘逸着成熟庄稼的香味,对于少年俾斯麦来说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美好天地。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长大成人,培养了对农业世界的特殊感情和深切感受,以至于成年后对城市生活毫无兴趣。每当他不得不待在大城市时,他总是渴望远离城市文明,如他所说:最喜欢穿着涂油的靴子,漫步于幽静的森林深处,听取啄木鸟优美的啄木声……

但是,俾斯麦的母亲不愿意让环境把儿子塑造成一个典型的乡间贵族,她坚持要把两个儿子:俾斯麦和比他大5岁的哥哥,送到柏林去接受新的文明教育。于是,从1822年起俾斯麦开始在柏林威廉街139号普拉曼学校就读。这是一所在十多年以前由一位福音派牧师创办的学校。创办者力图贯彻爱国主义者路德维希·雅恩的教育思想,即通过对学生严格的体育锻炼和智力训练,为他们今后从事更高级的活动做准备,因而在普通贵族和公职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俾斯麦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和击剑,也参加了按雅恩要求所制定的体操运动,但他生活得并不快乐,他渴望在假期里回到克尼帕霍夫,他厌恶柏林和都市生活,自称是一只被冷酷无情的城里人剪短了翅膀的波美拉尼亚沼泽的大雁。

1827年,12岁的俾斯麦离开了普拉曼学校,但仍在柏林上学。他先在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科中学就读3年,15岁后又转入灰衣僧修道院文科中学学习。在这里,他重点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德国古典作品和数学。但在这两所学校里,他的学习从未超过中等生的水平。他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以及数学的学习缺乏热情,但对英、法两国的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种情况使他的母亲十分失望。在母亲的劝说下,1831年秋他开始到大神学家、三位一体教会牧师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那里去上宗教课。这位神学家的玄妙说教使他成为俾斯麦所崇敬的少数人物之一,但教义所宣扬的顺从美德与这位狂放少年的个性格格不入。1832年,他作为一名泛神论者而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学校毕业。当年5月,也是在母亲的决定下,他被送到汉诺威的哥廷根去上大学。

哥廷根是一座坚固而漂亮的城市,带有明显的中世纪特征。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德意志贵族,但也有少量的外籍学生。俾斯麦最早结识的朋友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就是一个美国学生。25年后,这位美国人因研究荷兰历史成为名家,他早期写过的一部自传曾给我们留下关于俾斯麦在大学初年级的形象:

我很少见过一个乍一看如此不起眼儿的人,但当我们进一步认识之后,我觉得他长得挺不错。他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头发的颜色难以确定,介乎红色和浅褐色之间。他满脸雀斑,眼睛显得没有精神,周围好像有一道红圈。他身上穿着一件不像样的大衣,没有领子和扣子,没有明显的样式或颜色;还穿着肥得出奇的裤子和带有铁后掌和大马刺的靴子……他的头发挂过耳,直到颈项,腰间佩带着一把很长的剑。跟随在他足后的不是体面的长卷毛狗,而是好几头狗。站在窗口的大学生们拿他的外表和他所中意的狗开玩笑。他要求进行决斗来回答这种侮辱。

莫特利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也真实地再现了俾斯麦的奇特外表和狂傲态度。的确,这位新来的大学生没有一处不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特点:好穿奇装异服,常常饮酒,藐视校管人员,负债累累,特别是经常与同学决斗。自从1832年8月9日首次进行决斗以来,3个学期与同学决斗25次,狂暴的声名远近传扬。但是,与那些身穿镶金边衣服的浪荡公子有所不同,在他那大胆妄为的粗俗习气后面隐藏着卓越的才智和诱人的魅力。除了莫特利,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贵族世家富有教养的凯泽林兄弟最先感受到这种才智和魅力,并与他维持毕生的友谊。因为这位贵族青年会弹钢琴,会拉提琴,会讲四国语言,热爱贝多芬的音乐和英、法两国的文学,特别是当他和朋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谈吐出奇地文雅并能打动人心。莫特利写道:“这里有一个英雄的好材料被糟蹋了。”这个评价距离俾斯麦成名尚有十年之遥。

由于负债,俾斯麦未能在哥廷根完成自己的学业。一年后,他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对外语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生活习气并无太大的改观。1835年5月,他通过法学考试的第一部分,取得司法见习生的资格。一年后因完成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获得见习官的头衔。大学生涯结束时他没有取得他母亲所期望的像外祖父那样的学术荣誉,但为步入外交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尽管俾斯麦的母亲不断地通过在柏林的关系向普鲁士外交大臣举荐儿子,他的外交抱负仍然遭到了挫折。正如俾斯麦在60年后所写的:“大臣有这种印象: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普鲁士乡村贵族不能为我国外交事业提供他想要的接班人。”事实上,外交大臣很担心把这样一个喜欢舞刀弄剑的狂妄自大分子派往伦敦或维也纳会惹出事。他放荡不羁的大学生活经历,很可能是没有被任用到外交界的主要原因。

俾斯麦的外交官梦想暂时中断,他没有去伦敦或维也纳,而是被派往亚琛,在莱茵政务参事手下任公务员。亚琛这座查理大帝的首都,在多数地图上被标作埃克斯—拉—夏佩勒,虽已失去昔日的政治地位,但它正在发展成一个景色宜人的温泉休养地。在这里,正如俾斯麦后来写的,“工作很少”,使他有较多的空闲时间看书、骑马和从事其他娱乐。除了两度陷入同两位英国小姐的热恋,俾斯麦对无所事事的公务员生活十分厌倦。荒唐的恋情耗尽了他的随身积蓄,除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于是,1838年春他参加了一个近卫猎兵大队,开始履行他已无法逃避的“志愿服役”义务。起初他被分配到柏林卫戍区,以后随大队被调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格赖夫瓦尔德。在12个月的时限内,俾斯麦度过了一段沉闷而平静的军人生涯。以后由于母亲病危,他获得了一个较长的特假。退伍后,他决定辞去公务员职务,回波美拉尼亚经营他的庄园。这是这位乡村贵族为追求个性独立所做出的反叛行为,也是一种天才禀性的优越感对限制和监督的反抗。1838年8月他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

办事和做官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即使我做了官或是做了部臣,我还是不会以此为荣。在我看来,种田与办公都是一样的尊贵,而且在某种环境下,还是种田更为有用。我很想发号施令而不愿听从号令。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我只能说我喜欢这样。……一位普鲁士的官员和管弦乐队中的每个个人相同,无论他是第一小提琴手,还是三角铁打击乐手,他都要随整体同奏一个调子,不管他认为该片段是好是坏。但是对我来说,只有在我认为音乐是好的时,我才弹奏,否则宁可不去演奏。

这段自我剖白,展示了俾斯麦孤傲、敏锐、藐视一切的精神气质。也许这是他性格构成中最主要的几种元素,既是他功成名就的潜在因子,也是他的精神生活经常自相冲突的基本原因。不过,作为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他能够区别官迷与政治激情、虚荣与名誉、众人合奏与独奏、富贵与权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已表现出超常的早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俾斯麦的画像:一个追求表现独立意志的人,一个愤世嫉俗者,一个不安分地等待时局变化的奋斗家。辞去公职的反常表现,不是因为他喜欢林木与自然胜过案牍与官阶,而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去实现某种理想。如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俾斯麦不仅有自己独到的政治抱负,而且善于等待时机。退居乡间就是他在政治上一个蛰伏期的开始。

乡间的岁月占据了俾斯麦一生中的9年时光。作为一个容克庄园主,俾斯麦是成功的。他在退伍前就已在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的一所专科学校有关农业的图书和论文,并在该校旁听土壤化学分析课程。在克尼帕霍夫定居后,他曾千方百计地提高庄园的产量,也在市场上尽力为自己出产的羊毛和其他产品谋求好价钱。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很快博得邻人的赞扬和尊敬。在他亲自经管庄园的9年里,庄园的产值提高了1/3,其中还经历了3年的农业萧条。实践表明,他已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庄园主。此外,经常深入市场的交际活动也培养了他的外交风度,他自己声称,他的交际风格就是在波美拉尼亚的马市上学来的。

然而,学生时代的粗野习气回到乡间后没有什么改观,而且由于无人监督而更加放纵。他经常骑着一匹叫卡莱普的矮壮黑红马,横冲直撞地驰骋在草地和林区,以吓唬邻近的农户来取乐。他曾用以手枪向天花板开枪的方式向几位约他来访的朋友宣告他的来临;他也曾像牵狗一样牵着一只惊恐万状的狐狸,来到主人的客厅里,大声吆喝狐狸奔跑来引起大家的狂欢。在庄园里他也养成了豪赌的习惯,常常在几个晚上把庄园的辛苦所得输得精光。这种粗野的乡村贵族习气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的表现,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常常对庄园里的雇工表现出一种宽大为怀、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这与他公开显示的傲慢态度迥然不同。他常坐在卧榻上打靶,倘若枪子误中了木匠店,他也不会理会,但如果他的马夫跌入水中,他会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水中去救他。这都是俾斯麦性格中极为矛盾的方面。

他与一般庄园主的不同还表现在另一方面:他开始博览群书。他在充任后备役少尉时已养成夜读的习惯,回到乡间这种兴趣日益加深。的范围也从文学、历史,扩大到政治和哲学。他曾说:“我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期得来的。那时候,我在乡下有一间藏书室,拥有各种各样的书,我几乎要把这些书吞到肚里。”文学是他的偏爱,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作,他还广泛地了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感伤主义文学、亨利·菲尔丁(1707—1754)的现实主义以及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1779—1852)的民族诗歌。英国的政党政治和社会史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曾细致地考察过罗伯特·皮尔(1788—1850)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具体方法。在哲学领域,除了黑格尔的作品,他还了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批判圣经的神学著作,以及斯宾诺莎(1632—1677)的神学政治论等著作。广泛的和深入的思考,全面地充实自我,是俾斯麦未来能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政治风暴的必备条件。但这种素养暂时还掩盖在他那过分放纵的粗野习气之中,鲜为人知。

1841年夏天,已年过26岁的俾斯麦开始再次考虑结婚问题。半年多以来,他一直向一位叫奥托琳妮的富有庄园主的女儿大献殷勤。虽然他对她的情感远未达到几年前对那位英国女郎的热烈程度,但俾斯麦是真诚的、实际的。然而由于这位女子的母亲对他品行的怀疑,俾斯麦遭到无情的拒绝。这次求婚的失败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以至于数年后心头尚有余痛。由于无法接受最深沉、最真诚的情感被人蔑视的事实,他接受了父亲和哥哥的劝告,决定作一次长途外出旅行。他首先想去的国家是英国。这样,在1842年年初,他离开波美拉尼亚,经汉堡乘邮船前往赫尔,7月由苏格兰南下进入英格兰。英国之行是他生活习惯发生改观的重要转折。英国人的彬彬有礼和谦逊礼貌使他感触颇深,当年10月他经瑞士返回国内时,早期那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并变得十分热爱交际。同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相识对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位莫逆之交使他直接间接地结识了许多对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莫里茨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少校当时39岁,是总参谋部的军官。此人以后被擢升为陆军大臣,是最早发现俾斯麦的政治才干并向普鲁士国王推荐他出任首相的人。莫里茨的妻子玛丽·冯·塔登这位秀美、健壮、活泼的女子是俾斯麦终身都仰慕的女性。正是在她的影响下,俾斯麦从一个徘徊在自然神论和泛神论之间的怀疑主义者转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此,他被认为是为合乎上帝意愿的具体生活权力效劳,并在言行中发现和贯彻隐藏着的上帝的意旨。此外,也是在玛丽的引荐下,俾斯麦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这是一位身材修长、面貌祥和、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但并不十分美丽的女子。俾斯麦选择她既非出于她的秀雅,也非出于她的家世,而是她的坦诚和至纯。如同玛丽对她的描述:清洁透亮,澄朗得如同蓝色的海水。

对他步入政界最先发生影响的是结识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顾问利奥波得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两兄弟。利奥波得当时任国王的侍从副官,路德维希则在马格德堡的省司法机关担任着最高职务。他们在交往中对俾斯麦的为人了解甚深,知道这是一匹暂时围圈在栅栏里的骏马,一旦外面有跑马声,它就要出猎。

1846年冬至1847年春,为了取得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东普鲁士的铁路的费用,国王召集了由普鲁士8省各等级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议会定于1847年4月在柏林举行。西普鲁士的自由派决心通过联合邦议会争得一个民选的国会,但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则认为,召开这样一个议会有可能使霍亨索伦王朝面临法国1789年的国民大会对波旁王朝所施加的命运,其结果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在革命中有失而无所得。因为容克们想要一条通往柯尼斯堡的铁路,却不想要一个公开选举的国会。了解俾斯麦政治态度的格拉赫兄弟深信,普鲁士的保守派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因此,当联合邦议会一位叫冯·布劳希奇的马格德堡议员生病的时候,他们竭力劝说俾斯麦代表他到柏林去充当普鲁士萨克森贵族的代言人(严格说来他并不属于普鲁士萨克森贵族,因为他的领地主要在阿尔特马克和波美拉尼亚)。这个提议十分诱人。年届32岁、在乡间蛰伏9年之久的俾斯麦经过多方磨炼已羽翼丰满,狭小的波美拉尼亚农村世界已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他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出山”,从此开始了他那令人惊心动魄的真正的政治生涯。

联合邦议会,从莱茵河到梅默尔,各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是普鲁士统一的一个标志。但在到会的五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七十余人属保守派。俾斯麦于1847年5月11日到会,会议已召开了4个星期。在此期间,组织得很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的领导下,把每次会议都变成关于国家根本结构的讨论,这是俾斯麦从一开始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经过一周的沉默,俾斯麦针对自由派把1813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国王答应给臣民一部宪法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发起了反击。他说,自由派议员在给“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抹黑”。事实是,我们在1813年遭到法国的痛击,然后又一次振作起来进行抵抗,从而勉强免遭失败。因此,解放战争与宪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俾斯麦的反击伤害了一些普鲁士人的虚荣心,因而他的登台引起了一阵阵愤怒的风暴。俾斯麦的观点是支持国王的,他那强有力的、坚定的战斗性演说,给黑森大公的公使留下深刻印象,被称为“芬克先生的折磨者”。但犹豫不决的国王并没有承认他是自己的战友。在当年夏天宫廷举行的多次宴会和舞会上,国王都不理会俾斯麦,以至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依次对每个人说几句话,但一走到我跟前就中断了,转过身去或是迂回穿过大厅”。这是一个不解之谜,也许国君出于谨慎和策略上的考虑,有意在公开场合冷落他,但这恰恰说明国王对他已有深刻印象,不到非常时期,他不会使用这位敢捅“马蜂窝”的年轻容克。

邦议会,正如梅特涅所说的,像一幕蹩脚的滑稽剧,最后被国王解散。俾斯麦与约翰娜于1847年7月28日在莱因费尔特附近的一所小教堂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然后赴巴伐利亚、瑞士和威尼斯进行了一次长途的蜜月旅行。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一场革命危机已经孕育成熟。革命的烈火首先于1848年2月在巴黎燃烧起来,这对俾斯麦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忧郁地预料会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战争,他的预言使他在舍恩豪森的全家深感不安。3月19日,当他在舍恩豪森以南30公里的卡罗造访瓦滕斯勒本伯爵的时候,伯爵的儿子带来了柏林三月革命的第一批传闻,说是前一天上午首都已发生革命,国王已成为暴民的俘虏。俾斯麦闻讯十分震惊,他匆忙赶回舍恩豪森,深恐革命波及他的庄园。舍恩豪森尚且平安无事,但有人告诉他,一个来自市镇的市民代表团曾到达庄园,要求在教堂的塔楼上悬挂象征自由的黑红金三色旗。这件事激起了俾斯麦的傲性与怒火,他下令让农民赶走这个代表团,并说服他们的妻女为教堂缝制一面白底黑十字旗,准备与自由主义分子公开对抗。他用70根鸟枪把庄园内的农民武装起来,并煽动周围地区的农民准备进军柏林勤王救驾。

3月21日,俾斯麦带着国王兄弟卡尔的信件只身来到柏林,希望觐见国王,能说服他让军队占领首都,摧毁街垒,包围革命群众,但未获成功。以后他又到波茨坦拜会王储威廉亲王的王妃奥古斯塔,希望在王妃的配合下以亲王之子名义接管政府,但仅受到冷冰冰的接待。两天后,国王骑马来到波茨坦安抚那些在巷战期间服从命令撤出柏林的军官,并向他们强调了他对“好柏林人”的强烈信任。至此,俾斯麦已完全失望。他在新召开的联合邦议会发言指出:“过去是被埋葬了,而使我比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更加痛心惋惜的是,在国王自己把泥土投在它的棺材上以后,世上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重新把它唤醒。”讲到这里俾斯麦激动万分,没有结束讲话就大声啜泣着离开了讲坛。在1848年,俾斯麦就是以这种忠君观念来表达他对革命的仇视,对国王软弱态度的痛惜。但是,俾斯麦的忠诚表现未能得到应有的报偿。当1848年11月9日,弗兰格尔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在柏林恢复旧的统治秩序时,俾斯麦看来很有希望在新政府中担任某一大臣职务。路德维希·冯·格拉赫等保守派也竭力主张任命俾斯麦为大臣,以奖赏他在革命期间的非凡表现,但是被人们指责犯有多种错误,却有知人之明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用一条奥妙的眉批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有在刺刀横行无忌的时候才任用。”这句话表达了国王对俾斯麦的基本看法。

未能获得一官半职的俾斯麦在11月底回到舍恩豪森自己的妻女身边,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任用他的时机尚未到来。怀着这一信念,1849年年初,他全力投入争取被选入新的下议院的战斗。竞选的辛劳使他疲惫,也使他感到满足,因为他获得了成功。在有四百多人参加的庆祝宴会上,这位新议员因为频繁地与人握手,右手的所有肌肉都感到酸痛。但三天以后,选举他的人当中,有几位窗户被人打破,也有几位遭到无端的殴打,而他却在2月26日安静地坐上下议院自己的座位。

新议会的核心议题是德国的统一,但俾斯麦关注的是保护和增强普鲁士的地位。当被他长期蔑视的法兰克福全德议会派遣32名议员到柏林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奉献皇冠的时候,俾斯麦同普鲁士下议院的容克们一道联名上书国王,要他不要无视全德议会的劝进请求。但当国王不打算当一个“人民恩赐”的皇帝时,他却坚定地站在国王一边,并攻击依照这部宪法所虚构的统一。当国王任命外国人拉多维茨创立一个由小德意志诸侯组成的普鲁士联盟来与奥地利对抗时,他却以避免对全德宪法的承认,公开反对这个计划。而出人意料的是,他虽嘲笑拉多维茨组建普鲁士联盟的做法,却又接受了联盟在埃尔富特召开的议会为他保留的席位。1850年夏,当普、奥两邦关系紧张,奥地利以恢复德意志邦联来同埃尔富特联盟对抗的时候,俾斯麦力主同奥地利开战。但是,当普鲁士在沙俄的压力下在奥尔米茨与奥地利达成妥协而全普鲁士都视为奇耻大辱的情况下,俾斯麦却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并以生动有力的反战演说全力支持内阁的政策。俾斯麦变化无常的政治立场给人们留下了他毫无原则的印象。有时候,容克认为他是本阶级的一名叛徒;有时候国王也把他视为敌人;有时候他先无礼地凌辱然后又抚慰尊严的哈布斯堡王室;有时候他与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交朋友,但转过身又与他们为敌。开始他发动战争,尔后他又坚持要求和平。如同变幻不已的魔术师的权杖,他的政治策略使人难以捉摸,也常遭到误解。其实他是第一流的“现实政治”实践家,而不是轻率的、毫无原则的政治赌徒。他念念不忘的是维护容克的利益,并使普鲁士国家变得强大,后来才逐渐形成建立一个新德意志联邦的设想。他一次次不尚空谈的演说,都影响了普鲁士的现实政治,并奠定了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威望,一次新的升迁机会开始向他招手。

1851年4月,当在法兰克福重新成立的邦联议会要求普鲁士任命一位具有外交才能的政治发言人的时候,长期推崇俾斯麦的格拉赫兄弟再次出面向国王举荐这位性格坚强的新议员。犹豫不决的国王几经踌躇,最后违背自己的意愿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俾斯麦。消息传来,除了报刊上的讽刺挖苦,连普鲁士亲王一想到由一位“后备军少尉”承担如此重任也叹息不已,但国王没有收回成命。从这时起至1859年止,俾斯麦担任这一外交重任达8年之久。在这8年中,他通过广泛的外交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并对欧洲的国际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他开始形成与法国,特别是与俄国结盟,孤立和有选择地打击奥地利,谋求一种不受邦联和奥地利约束的独立的普鲁士政策的战略意图。这是俾斯麦政治立场逐步发生改变的重要转折,他开始抛弃宫廷党保守政治原则的最后残余,放弃了早年反对德国统一和亲奥的立场,接受了欧洲强权政治的观点,力主利用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为君主政体服务,争取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部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最终实现德国民族统一。

但是,俾斯麦的雄图大略对格拉赫兄弟、曼陀菲尔首相以及可怜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来说,已经太革命了。他们只会赏识俾斯麦的政策,但不会接受他的政策。这种状况随着1857年10月国王得了中风,他的弟弟普鲁士亲王接管政权变得更没有希望了。普鲁士亲王威廉接管政权时已是60岁的老人,他是一位守成的君主,对政治有着固定的看法。他把俾斯麦当作一个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学童”(俾斯麦当时已42岁),认为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挑战性姿态会毁掉普鲁士的前程,反对把邦联议会作为普、奥“冷战”的舞台。1858年11月,这位摄政王在秉政一个月之内就开始对极端保守派的政府进行了清洗。两个多月后,一位叫乌泽多姆的新代表被派驻法兰克福。忐忑不安的俾斯麦尚不知自己的新岗位在哪里。1月29日他获悉自己将成为普鲁士驻俄国的公使,这本来相当于一次晋升,但俾斯麦并不感到高兴。8年来谋取高位的苦心所得微乎其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冷落。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还从来不曾这样远离过事件的中心。“我被打入涅瓦河畔的冷宫!”在越过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白雪皑皑的平原时,俾斯麦这样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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