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统一之路(2 / 2)
与俄罗斯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有所不同,俾斯麦在俄国宫廷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沙皇及其首相哥尔查科夫对俾斯麦十分敬重,不久他就成为彼得堡沙龙里的宠儿。亚历山大二世把俾斯麦视为一位家族的大使,俾斯麦还通过与威廉的妹妹、俄国皇太后富有情感的交谈不断加强俄、普之间的友谊。他曾同一些名门望族一道到俄国南方去旅行;他也曾同沙皇一道站在皇家检阅台上,检阅一支4万人的队伍。哥尔查科夫十分信任这位明智、迷人、表面上十分谦恭的普鲁士公使,把他视为“未来的大人物”,常同他在打开了的中欧地图前面进行无休止的交谈。
“俄国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大规模的”,他通过参加俄国人的猎熊活动和盛大阅兵,对于这个仍在酣睡的大国所具有的广大、雄厚和专制传统有了深刻的印象。俄国是狩猎者的天堂。无论是隆冬持枪漫步于一望无际的雪原,还是在初夏穿越青草芳香的森林,猎熊总是一种充满挑战和野性的自然生活。当猎者击中的一只大熊,尚未倒地死去而用两条后腿撑地,前身直立起来向人怒吼的时候,动人心魄的壮观场面就出现了。人与兽之间面对面的冲突以及俄国猎人在险境中所表现出的超常胆略和勇武,使热衷于参加这项活动的普鲁士公使受到了震撼。由此联想到阅兵中俄国士兵所表现出的战斗士气,他感受到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魄力和强毅。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使他在以后30年间一直对这位东方巨人保留着敬畏的态度。他长期的亲俄倾向,大多来源于出使期间对这个神秘的辽阔国度的直接感受。
然而,俄罗斯漫长冰冷多雪的冬天不免使他感到厌烦,他惦念早已春暖花开的德国。事实上,气候的影响不是主要的,他真正关注的是柏林政治气候的变化。他雄心未泯,他清楚地知道出使圣彼得堡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他的事业在柏林。1859年岁末,一场大病袭击了身心疲惫的俾斯麦。由于久治不愈,呼吸困难,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奔向锦绣前程,但到了新的一年,他的身体和政治本能恢复了。当2月末传闻摄政王正在物色一位新的外交大臣时,刚刚走出死亡之谷的俾斯麦便匆忙赶回柏林去了。
但是,摄政王还不信任他的驻俄大使。虽然他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并在4月初两次召见俾斯麦,但后者所鼓吹的俄普合作、使柏林对维也纳显示真正的独立的观点,让威廉感到十分不安。俄、法之间的合作态势,莱茵河畔的普鲁士领土有可能受到新波拿巴主义侵略浪潮威胁的现实,使他回想到1813年至1814年的情景。尽管1859年奥地利在法意联军打击下已处于十分虚弱的地位,他仍不愿冒修改外交政策的风险去实现普鲁士的独立地位。这样,在柏林滞留近11个月的俾斯麦一无所获地回到圣彼得堡。他的宏图大略受到了第二次挫折。
重返俄罗斯的俾斯麦变得心灰意冷,郁郁寡欢,但并未完全放弃希望。1861年年初,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摄政王宣告登基,成为国王威廉一世。新王决定恢复臣属对他“宣誓效忠”的古老传统,选择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举行加冕典礼。这一逆时代潮流的古怪想法遭到一些进步大臣的辞职抗议。陆军大臣罗恩趁机向国王进言,建议从彼得堡召回俾斯麦授予要职,以支撑危局。但当俾斯麦再次返回柏林时,威廉国王又改变了想法。似乎王后奥古斯塔的影响起了作用:俾斯麦被视为一个极不可信、“反复无常”的人,让这样的人待在首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于是国王只让他草拟一份关于德意志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在7月底在巴登巴登呈交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备忘录”。俾斯麦在这份文件中充分论证了利用德意志人民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情绪,成立一个把奥地利代表排除在外的“关税同盟议会”的主张。这个文件似乎是俾斯麦以往主张的发展,它没有引起国王的重视。在当年10月的柯尼斯堡加冕礼上,俾斯麦出席了这一仪式,并同国王进行过交谈,但国王只字不提这份备忘录。11月1日,俾斯麦满怀失望地回到圣彼得堡,看来,至少在表面上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三年前我还可以当一个有用的大臣,现在我一想起这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跃跃欲试的有病的马术家。”
但是戏剧性的效果很快发生了。3月中旬,一封来自王宫的电报召他回国,但没有透露他今后的任用。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圣彼得堡向继任者移交工作,直到5月10日才回到柏林。他对国王的意图仍然捉摸不透,若不是确信有罗恩的支持,他会觉得自己的前程又岌岌可危了。
5月22日他得到通知,他被派往巴黎去当公使,月底之前他已奉命搬进巴黎的使馆。俾斯麦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第三次遭到挫折,但他并未完全失望,他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新转机的来临。在巴黎,他更为深入地了解了他早年曾到过的法国,并对拿破仑三世的为人及其战略意图有了透辟的了解。这为他尔后在普法战争中做出明快的判断提供了条件。在巴黎,他还接受邀请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参观伦敦万国博览会,实际上他是想考察英国的政治舞台。20年来他还没有再去过英国,也没有同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大人物进行过外交上的接触。这一次他受到帕麦斯顿首相和罗素外交大臣的接见,也同他最钦佩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进行了促膝长谈。迪斯累里保留着对这位不凡客人的良好印象,他有关“对奥地利进行清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使德国获得民族统一”的雄图大略,曾引起这位保守党领袖的震惊。会见后的当天晚上,迪斯累里深有感触地说道:“你们要提防这个人,他说到也会做到。”
1862年7月至9月,返回巴黎的俾斯麦利用休假的机会到法国西部进行了一次回归大自然的旅行。在那里,由于他与俄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尼古拉·奥洛夫亲王夫妇的相遇及其友谊,他又恢复了25年前对自然和异国女性那种柏拉图式的激情,以至于他又一次把公务抛到九霄云外,以几个星期的旷职行为陪同这对夫妇东去普罗温斯尽情游览。然而当各种奇异的浪漫想法向俾斯麦袭来的时候,陆军大臣罗恩的来信把他唤回现实的世界。他开始意识到决定他政治前途的时刻已经到来,15年来他刻意追求的政治权力已近在咫尺。9月13日,他在阿维尼翁与奥洛夫夫妇依依惜别,然后经日内瓦返回巴黎。由于国王与议会在3年兵役期问题上已形成僵局,深感失望的财政大臣海特和伯恩斯托尔首相已相继提出辞职,威廉一世也示意他正在考虑退位。危急关头,罗恩急速向俾斯麦拍了那份著名的电报:“速回,危机在继续。”俾斯麦已不能再推迟返回柏林。
9月19日,俾斯麦登上东去的列车,次日抵达首都。2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巴贝尔斯贝格宫召见俾斯麦。他已一筹莫展。面对邦议会反对3年兵役制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强硬态度,国王已打算放弃王位,以保全上述原则。俾斯麦当即向国王许下无条件的诺言:作为“一个见到其君王处于危机之中的忠臣”,愿意登台为国王效劳,并在必要时将在违背议员意志的情况下推行军事改革和实行新兵役制。俾斯麦斩钉截铁的表态使国王大受宽慰,国王当即撕碎了已拟就的退位诏书,并表示将同他的这位新大臣一道继续斗争。9月24日,俾斯麦任职的消息传来,王太子和太子妃(维多利亚女王之女)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报以哈哈大笑,许多观察家拒绝把他认真看待。在国外,俄国人的反应是高兴,法国人持怀疑态度,英国人则敌视。不管是何种反应,事实表明,在普鲁士和德国历史上,一位可与法国的黎世留(1585—1642)相媲美的首相产生了。
四、铁血宰相
“起用俾斯麦无疑是使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深水之中。”这是宫廷反对派对俾斯麦的基本看法。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用稍微温和的口吻写道:“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显然,初登相位的俾斯麦政治形势并不乐观。他必须战胜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的反对、诸党派的恶意攻击以及外国大使的种种阴谋。但他是一位具有武士精神、勇往直前、不知畏惧为何物、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从青年时代参与多次决斗起,他就做好了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这种胆略与天生的机警和善于谋划,使他成为按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德国的成功实践者。他的统治不是诗人和学者们所预言的一年,而是28年。不过,万事开头难,他从秉政之始就面临着议会的挑战和随时被免职的种种风险。
俾斯麦的任职首先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自由派议员把俾斯麦组阁视为国王的“政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23日,当国王的任命尚未正式下达的时候,议员们就破坏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他们不仅拒绝3年兵役期,而且故意从预算中删去军费开支。被激怒的国王大发雷霆,他的怒吼和叫骂声穿过紧闭着的窗户,在宫廷里回荡、弥漫,但无人理睬。俾斯麦别无他法。他组织了一个由温和的保守派组成的政府,除了留任的陆军大臣罗恩,新内阁中没有什么有声望的人物。俾斯麦对这种冷落局面并不介意,因为他并不希望任何有影响的人在内阁中妨碍他独立行事。
9月29日,俾斯麦在下议院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以含糊其词的语言表达了对议员们敌视预算态度的遗憾,强调了进行军队改革的必要。由于心神不宁和拘谨,他的首次演说没有给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在第二天仅有二十几人参加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他的漫不经心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有准备的一通讲话,给他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声名。他用鼓动性的言辞,呼吁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同时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这句未经深思熟虑的演说辞,犹如野火春风,使俾斯麦获得广为传扬的暴力声名,也立即在议会内引起轩然大波。他受到普遍的指责,但这成为今后几十年中他一直奉为圭臬的既定国策。
对这段讲演的非议来自普鲁士的各个方面,连他的老朋友、政治立场保守的罗恩也指责他是“心血来潮”。在德国各地,自由派和进步党人都确信,俾斯麦通过他那挑衅性的讲话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把战争看作是解决普鲁士问题的唯一办法。年轻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历史学家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多么热爱普鲁士,但我听到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谈论铁和血并想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是多么向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唤赤裸裸的暴力行动的言论表示欢迎。”
俾斯麦的讲演很快传到了正在巴登的威廉国王耳中。他首先受到王后的指责,等到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来自太子和太子妃的指责。威廉一世忧心忡忡:也许王后和太子对俾斯麦的评价是对的,他是否应当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应轻信罗恩的荐言?他是否应在俾斯麦可能给朝廷造成更多的麻烦之前就把他免职?国王最后决定在10月4日返回柏林。动身前,他既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俾斯麦,因为他耳朵里已装满了对新首相的不满与警告。俾斯麦已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他既未告诉君主也未告诉内阁,决定在君主回来的半路上去面见国王。
在柏林以南约70公里的于特堡小站上,俾斯麦截住了国王。威廉一世独自坐在头等车的包厢里,心情郁闷地凝视着消失在暮色中的苍茫大地,默默地思考着令他担心的问题。俾斯麦的突然出现出乎他的意料,他很不高兴在这儿见到他的首相。不等俾斯麦解说完毕,国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很清楚事件的最终结局,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俾斯麦对国王的反应是有精神准备的,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我是在为国王陛下的事业奋斗而死,而陛下则以自己的血来保卫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都必须抗争到底!”俾斯麦的慷慨陈词激发了国王的自尊自信,他很快走出沮丧的低谷,焕发出一个军人所具有的战斗精神。30年后,俾斯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常把国王态度戏剧性的变化视为自己的诸多杰作之一。他上台仅一个星期,就掌握了这位军人国王复杂多变的奇特心理。这小试锋芒的成功,为他以后利用国王好战、虚荣的心理驾驭德国全局打下了基础。当火车最后开进柏林车站时,国王原打算解除首相职务的想法已荡然无存,而且俾斯麦原先的临时任命很快得到正式确认。现在,无论是王后还是太子或什么人,都已不能动摇国王任用俾斯麦的决心。接下来的一幕,就看俾斯麦如何与议会周旋,在兵役制问题上,他还面临着新的考验。
兵役期限和军费开支是政府和议会冲突的两个焦点。在兵役期限问题上,罗恩和俾斯麦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即形式上保留3年服役期,但允许中等阶级和上层根据自己的愿望对第3年进行赎买。在军费开支方面,议会的顽固态度不亚于国王的固执。他们声称,如果不从中删除军费开支,议会就拒绝批准预算。于是俾斯麦只有一步棋可走:他把包括原有军事开支的预算计划从下议院撤回转交上议院,然后声称,由于邦议会两院意见不一致,最终将由君主来填补这一“宪法漏洞”;只要上院和下院不能取得一致,国王就有权批准国家预算。结果上院否定了下院的决议,于是俾斯麦于10月13日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议会休会,并按他的“宪法漏洞”理论,不理睬资产阶级的“违宪”指责,擅自支付经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俾斯麦认定,只要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所谓的宪法纠纷自然会烟消云散,资产阶级也会匍匐在他的脚下。从这时起到1866年秋季,议会的抗议虽不绝于耳,但它始终只能扮演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俾斯麦顶住了种种压力,自行其是,继续开支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政府经费。“危险的首相”,由于深谙德国国情,不仅太平无事,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他不经议会批准也能进行统治。
在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迈出大胆的一步后,俾斯麦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他知道,一次外交杰作可以带来双重收获:既达到削弱奥地利的目的,也可使国内的民族自由派服输。10月末他前往巴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能亲自隆重地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他的召回国书,实际上是想设法了解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冲突将作何反应。因为在10月间一位亲奥的大臣已取代对柏林友好的大臣领导法国外交部。从拿破仑皇帝那儿获得的印象是不打算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但新任的外交大臣德鲁安则采取观望态度。接着他把外交的目标直接转向奥地利。他时而讨好奥地利人,时而又向他们发出威胁,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甜言蜜语继之以威吓的手法以后成为俾斯麦在外交事务中惯用的伎俩。早在9月初,俾斯麦在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公使的一次谈话中就表达了对奥地利的观点。他说:“奥地利应当把其着重点从德国转移到匈牙利境内。这样奥地利就会成为普鲁士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盟友。另一方面,我们将会把你们在意大利以及东方的切身利益看作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一定给予支持。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的话,那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错误的。”可是奥地利公使不为所动,他清楚地知道首相是孤立的,不必认真看待他的每一句话。但是,当奥地利在1863年1月将关于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提交表决而没有取得必要的多数时,俾斯麦似乎在外交上迎来了一个胜利。他暗自欣喜,普鲁士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他开始把外交的重点转向俄普联盟。1863年,波兰爆发的大规模反俄起义,为他推行自己的计划提供了机会。
为了阻止一个中兴的波兰出现,使俄、普两国军队联合对付波兰叛乱者,俾斯麦在1863年2月派遣国王侍卫长官古斯塔夫·冯·柯尔文斯莱本将军前往彼得堡,同沙皇和哥尔查科夫进行协商。2月8日,双方签署一项正式协定,规定在出现紧急状态时,“为了追击从一个国家流窜到另一个国家的暴动者”,两国现役军队可相互越境行事。这一协定立即在巴黎和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中唤起了强烈的义愤,法、英两国的舆论也要求政府对波兰表示同情。十分珍视法俄友谊的拿破仑三世左右为难。舆论的压力迫使他在2月的第3个周末,开始与英国和奥地利磋商首先向柏林提出联合抗议的可能性。单是这样一种国际外交步骤就有可能使俾斯麦任职以来的外交成就化为乌有。他力图使巴黎相信这个协定是俄国首先倡议的,并且俄国并不需要普鲁士的什么帮助。法国和奥地利对俾斯麦的申辩无动于衷,但英国主张把矛头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样法国不得不弄巧成拙,承担起反对俄国的义务。随着1863年4月和6月法、英、奥三国向彼得堡发出的两份抗议照会,法、俄之间令人珍视的友谊不复存在了。相反,柏林和彼得堡之间的友谊则得到了巩固。沙皇从三国联合抗议中恢复了对克里米亚战败的记忆,从此他更加看重同普鲁士的友谊。普鲁士即便不支持俄国,它的善意中立也会形成俄罗斯与西方发生冲突时的一道缓冲屏障。俄国在欧洲需要俾斯麦。这样,俾斯麦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挽救,并达到了破坏法俄友好、增进俄普亲善的外交目的。俾斯麦很便宜地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采取的办法不是战争,不是流血,而是在一份协定上的签字。他勇敢的冒险得到了回报。由于俄普友谊的巩固,俾斯麦消除了对东方军事巨人的后顾之忧,这为普鲁士以后放手在南边或西边进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外交准备。
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成功,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心跳开始加快,奥地利决定通过召开一次改革德意志邦联的王侯会议,来挫败俾斯麦不断强化普鲁士在德意志地位的阴谋。会议拟定建立一个由5位诸侯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由300人组成的代表议会来改造现有的邦联,并提高奥地利的传统地位。由于这个计划是以往有利于多瑙河君主国和牺牲普鲁士利益来加强邦联的一种尝试的继续,奥地利从一开始就估计到普鲁士有可能不出席会议。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奥方首先安排了一次突然袭击。1863年8月2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趁威廉一世在加施泰因温泉进行浴疗之机,在非正式的会见中突然提出邀请后者参加在法兰克福由自己主持的“王侯会议”,讨论有关改革德意志邦联的问题。威廉一世感到很意外,因为奥皇建议在8月16日,也就是不足半月的时间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使他感到十分突然。尽管有些犹豫不决,但国王还是很想前去赴会,这使弗兰茨·约瑟夫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较晚获知这一情况的俾斯麦则斩钉截铁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次“穿着丧服来庆祝生日大典”的会议。因为他知道,奥地利和南德各邦的票数加在一起,必然使普鲁士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他确信这次所谓的“王侯会议”不过是奥地利愚弄普鲁士的圈套,于是他着手进行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说服动摇不定的国王放弃这一邀请。国王是一个固执的人,要叫他收回允诺是一件难事。俾斯麦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向国王表明,在非正式的疗养地提出邀请意味着一种侮辱;而在短短的几天之后就宣布召开会议,使我们来不及充分准备就是一种蔑视。他还极力让威廉一世回忆起普鲁士在过去召开的会议上所受的难堪与羞辱,这对于这位君主的自尊心是十分敏感的。最后,俾斯麦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说服,拒绝了弗兰茨·约瑟夫的邀请。这是这位军人国王与他的首相经常因分歧相持不下,而最后总以他向他的大臣让步为结局的诸多戏剧性插曲中的小小一幕。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王侯会议”如果没有普鲁士的参加,要想通过一个新的德意志计划是不可能的。精疲力竭的俾斯麦终于放下心来。
但是,时隔几天,新的变故又发生了。“王侯会议”开幕不久,与会的君主又派遣萨克森国王以大家的名义再次邀请威廉一世赴会。同一问题现在变得更为棘手了,因为这是一个很体面的邀请,而萨克森国王约翰又是威廉一世最敬重的人。此外,威廉一世这时正在巴登逗留,他身边的人都是支持“王侯会议”的。巴登距法兰克福仅有3个小时火车的路程,而国王碍于情面也开始考虑接受邀请。“30位君主,甚至一位国王当信使,我怎么能拒绝呢?”当俾斯麦再次制造新的理由加以阻拦时,国王面有难色地这样嘀咕着。俾斯麦再次向国王的犹豫不决发起攻势。他说:国王如去法兰克福接受会议的决议,就意味着放弃一支独立的普鲁士军队,意味着在同邦议会议员的争吵中失利,因为如果国王的部队仅仅是邦联的辅助部队的话,那就不需要什么钱来加强军队了。两人的争辩一直持续到午夜,俾斯麦才最终说服了君主保持他最初的拒绝态度,但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威廉一世这位性情倔强、威猛盖世的军人,再也无法忍受与首相的紧张对峙,在他签署完给萨克森国王的拒绝信之后,便倒在沙发上大哭起来。满头大汗的俾斯麦也疲惫到了极点,当他晃着身子离开国王,想关上房门时,他那因激动而颤抖的手竟然把门把都拉断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随手拿起一个玻璃盘向墙上扔去。“我必须损坏什么东西,才会感到舒服些!”他向吃惊的秘书这样解释道。“王侯会议”已经不会取得什么有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俾斯麦的收获。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俾斯麦面对君主的固执、暴怒和眼泪,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冒着获罪于君主的危险,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成功后的滋味又是苦涩的。任职一年来,他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正如他对他的秘书科伊德尔所说的:“我觉得我在这一年好像老了15岁。”他开始憎恨整个政务活动,向往能够再一次逃离现实,但是他已身不由己。他登上的是一辆正在冲向敌阵的战车,不待战争结束,车轮就不会停止旋转。一年间的从政体验,仅是他漫长的28年政治生涯的小小开端,由他导演的波澜壮阔的戏剧高潮,尚在后面。
五、王朝战争与第二帝国的建立
1863年,当俾斯麦通过波兰问题赢得俄国的友谊,并通过破坏“王侯会议”使奥地利的计划宣告破产的时候,围绕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所发生的纠纷,再次把他推向国际外交的风口浪尖。这是一场既困难又冒险的外交经历,在俾斯麦一生的外交实践中,它堪称一项深谋远虑的艺术杰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俾斯麦务实、多变的外交风格。其外交策略变化之快,连威廉国王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他涕泗滂沱地违心拒绝出席“王侯会议”的15个星期之后,首相又在谋求与奥地利人的合作。俾斯麦究竟想干什么?在首相所玩弄的外交魔术面前,生性率直的国王委实被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开始怀疑,首相是否像别人所说的“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外交海洋里疾驶”,“他是否已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但事实表明,俾斯麦是对的。14年后,俾斯麦仍然承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是我最大的外交成就。”正是以此为起点,俾斯麦真正拉开了以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序幕,排除了任何用“铁与血”以外的方式解决德国民族问题的要求。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地处易北河下游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地方。这里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的过渡性边界。四百多年来这两个公国一直处于丹麦王国的控制下。在拿破仑战争的领土变动时期,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发生变化。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现状,并将劳恩堡这个小公国也并入丹麦国王治下。所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问题实际上涉及上述三块地区。矛盾首先起因于这里的种族分布,其中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居民纯粹是德意志人,而北边的什列斯维希则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其南部已像霍尔施坦因一样德意志化了。在隶属关系上,三个地区虽同归丹麦管辖,但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又同时属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此外,从1460年起就规定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是不能分治的。这种人种上、隶属关系上的复杂构成,使易北河两公国成为欧洲的“痛点”之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折磨和烦扰着欧洲的外交家们。19世纪上半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德意志人愈来愈希望把这几个地区变为民族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然而,丹麦的地理位置却使这一问题成为几个大国,特别是英国、俄国和瑞典密切关注的问题。由于欧洲列强的干预,1852年5月8日英国、俄国、法国、瑞典、奥地利和普鲁士六国会同丹麦签订了《伦敦议定书》,在相关问题上达成新的妥协。依照议定书,丹麦君主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得以保证,并规定诸公国不可分离,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同时隶属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传统特权不得侵犯,同时为无嗣的丹麦国王规定了王位继承顺序,即规定在现任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由他的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继任为王。但是,这一继承安排遭到两公国居民的反对,他们援引两公国通行的“萨利克继承法”(Lex Salica)关于女性后裔无权继承土地和王位的规定,对议定书的继承决定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合法的继承人不应是克里斯蒂安亲王,而是其先祖曾统治过丹麦的德意志贵族奥古斯滕堡公爵。这一继承要求得到了德意志邦联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王位继承问题为两公国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隐患,它表现为“国际法”与“德意志法”之间的对立。
丹麦方面,在50年代以后也加强了把两公国完全并入丹麦的努力。在一小撮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于1863年3月最后一周颁布了一部适用于全国的宪法。宪法取消了什列斯维希的传统特权,将其纳入丹麦单一的王国体制,同时对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传统权利也作了一定限制。此举立即在全德引发了一场反对丹麦的抗议风暴,弗里德里希七世被迫推迟对宪法的实施,但过度的精神紧张摧毁了他的健康。11月9日,他出乎意料地死去,格吕克斯堡亲王旋即被拥立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他轻率地批准了新宪法,结果危机达到高潮。霍尔施坦因拒绝向新王宣誓效忠,并呼吁德意志邦联议会承认奥古斯滕堡公爵为独立的三公国联合大公。
这时候,正在静观事态发展的俾斯麦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不愿站在德意志邦联的立场上去投入对丹麦的战争,也不愿放弃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保卫者的难得机会,而是愿意在《伦敦议定书》的基础上对丹麦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在于能为普鲁士带来明显的好处。干预最好让普鲁士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进行,以便在名、利两方面都取得最大的收获。但俾斯麦敏锐地意识到,由普鲁士单独出面干预必定会招致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因此他决定与普鲁士的对手奥地利联手行动。奥地利虽多次受到普鲁士的羞辱,但它不愿让普鲁士在这一问题上占据头功;让普鲁士单独行动,它将会失去在德意志的影响和领导权。这样,奥地利就心甘情愿地走进俾斯麦为它布置的圈套。在俾斯麦看来,拉拢奥地利共同对付丹麦是一箭三雕:第一,两国联合行动,并以维护《伦敦议定书》为出发点,可以杜绝列强的干涉;第二,借助奥地利的力量,可以对丹麦打一场强弱悬殊的战争;第三,利用两国在两公国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分歧,制造矛盾,最后向奥地利开战。至于受忠诚的霍尔施坦因人热情拥戴的奥古斯滕堡公爵的地位,奥、普两家都持否定态度。奥地利不喜欢由这位公爵所体现的民族自决原则,这对维护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国是有害而无利的;俾斯麦则认为,一个边界延伸至易北河和汉堡附近的独立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联合公国对普鲁士不会有什么好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伦敦议定书》,接受奥古斯滕堡公爵的特殊地位是与此相矛盾的。未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见和谋划。
1864年1月16日,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限4时内取消11月18日公布的宪法,否则将对它采取军事行动。丹麦指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援助,拒绝了两国的最后通牒。然而,援助却完全落空。法国因过深地陷入在墨西哥的冒险,拒绝作任何有效的援助,英国没有大陆国家配合不会下决心单独行动。此外,法国为了在莱茵河西岸扩大边界,英国为了利用普鲁士牵制法国,都不愿牺牲同俾斯麦的关系。这样,到2月1日,普、奥军队已越过艾德河,进入什列斯维希。3周后它们占领了日德兰半岛。4月中旬,丹麦陆地上的所有工事都掌握在它们手中。为了阻止事态扩大,英国出面决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各方的争端。但由于分歧过大,未取得结果。此后战争重新爆发,一直延续到7月12日,丹麦被迫要求停战议和。1864年10月30日,交战的三方在维也纳签订和约,丹麦被迫将三个公国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由两国共同进行军事管辖。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签订了《加施泰因温泉协定》,对三个公国的归属作了最后处置。依照这一协定,普、奥两国对几个公国实行联合统治,但行政管理分开进行。与普鲁士接壤的霍尔施坦因由奥地利管理,北部的什列斯维希则由普鲁士控制,至于最南边的劳恩堡小公国,经奥皇同意以250万塔勒卖给了普鲁士。除此以外,普鲁士还获准在霍尔施坦因保有一条军事通道和电报线路,并可在这里修建一条沟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运河。两公国还获准参加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协定是普鲁士外交的一大胜利,它战胜了丹麦和国内的自由派,并把奥地利引进俾斯麦设计的圈套。连俾斯麦也在私下承认,他几乎无法相信加施泰因的收获。他在审阅协定条款时情不自禁地感叹:“想想吧,哪里再去找一个愿意签订这样条约的奥地利外交官呢!”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下一步他将严重损害哈布斯堡的抵抗力,在战场上打败奥地利才是他外交格局的中心所在。正当普鲁士举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俾斯麦却打算去法国南方进行一次旅行。据说,首相需要通过比亚里茨海滨的阳光、空气和海水恢复因连续危机而损坏了的身心健康。但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探明拿破仑三世对普奥冲突的态度,尽可能买到法国皇帝的中立。
10月的柏林已经披上冬装,但阳光明媚的比斯开湾似乎还处在温暖的春天。和煦的海风夹裹着阳光和海水的润气,把清新的空气和温和的气候送上白色的海滩。远处水天一色、一望无际,近处波光粼粼、清澈见底。阳光、大海、不时飘逸而至的贝多芬的音乐,使俾斯麦长久地沉浸在一个德意志人的梦境之中。但是,出现在远处的欧仁妮皇后别墅的显著标志很快打断了俾斯麦梦幻般的遐想,他意识到了这次出行的主题,同拿破仑皇帝的会见开始占据他大脑中的全部空间。这将是他28天旅行中最主要的目的。
会见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都想尽可能地摸清对方的意图,而不是达成有约束性的协议。与前来“疗养”的首相相比,拿破仑三世精神不振,双目枯槁,由于膀胱病的折磨和近来在墨西哥冒险失败所增添的忧虑,皇帝已丧失了早年的活力和自信,他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不断减退之中。会谈很快转入正题。俾斯麦在离开柏林前曾直率地对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表示,对于法国“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但面对神秘的法国皇帝,他没有对他在柏林说过的微妙允诺作详细解释,仅热情地向拿破仑三世表示,普鲁士为酬谢法国的中立,不会反对将卢森堡并入法兰西帝国的版图。但法皇毫不经意地拒绝接受卢森堡,他暗示普鲁士不能用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敷衍了事。当俾斯麦企图问对方究竟要求什么时,拿破仑三世犹豫不定,他不想透露会使整个欧洲群起而攻之的想法,仅满足于对“以后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产生好处”的说法进行猜测,却避而不谈占有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的法语地区的具体要求。这对于对自己的政治宏图守口如瓶的俾斯麦来说,正中下怀,他需要用含糊不清的空头支票来骗取对方的信任。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他不愿暴露他的具体要求的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普、奥之间的战争将是长期的、破坏性的和两败俱伤的战争,只要普军陷入这一战争,他就可将精力充沛的大量法军调往莱茵河,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地方: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西岸的土地。因此,在具体问题上他们是不能达成协议的。但经过会谈俾斯麦获得三点收获:第一,用空头支票暂时买取了拿破仑三世的中立;第二,他获悉拿破仑三世对威尼斯有兴趣,这为他与意大利结盟创造了条件;第三,法奥联盟是一种谣传,拿破仑三世已公开表示,他不会“紧靠着一个靶子站着”。除去这三点,俾斯麦还获得这样一种深刻印象,即在对欧洲政治地理进行重大调整时,法国必须得到补偿。这一点印象使他在普奥战争前已经预见到,普、法之间在未来存在着一场战争。
从法国回来后,俾斯麦一方面利用易北河两公国的每一件事来败坏奥地利的名声,另一方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他要使法国皇帝希望看到的长期消耗战,转变成一场闪电战,即在拿破仑三世醒悟过来之前,一举击败奥地利。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受威廉国王高度器重的梅克伦堡人、65岁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1800—1891)成为协助俾斯麦进行战争准备的军事领导人。按照威廉国王的评价,这是他的首相在军事上的伙伴和完美的补充者。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威廉国王远在他的首相和多数高级军官之前就发现了这位军事天才,虽然毛奇是在大多数将领已经到了退役年龄才受到器重的。丹麦战争是毛奇受到重用的转机,在此之前,他一直被当作陆军部的一名科长,负责秘密的军事情报工作。在50年代以前,毛奇几乎默默无闻;1855年担任威廉亲王(现在的国王)的副官,被擢升为将军;1857年被任命为一个方面军的参谋长;两周后被委于领导陆军总参谋部的工作;1858年9月,正式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这时的毛奇已满58岁。他的同事在这个年龄多已退役,而毛奇则认为他的事业刚刚开始。由于长期在参谋部门和情报部门供职,加上对军事理论和现代战争特点的深入研究,毛奇成为新型的参谋将校的代表。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成就首先表现为创立了大规模的总参谋部体制,为制订战略战术、协调各军种兵种、统一军事行动进行了体制上的创新。其次,他把技术革命的成果引入现代战争,重视军队装备的更新和新的通讯、运输手段的运用,特别是电报和铁路的运用,为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兵员和装备集中在特定的战场,形成优势兵力,完成战略任务创造了条件。最后,在周密地制订作战计划的基础上,采取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务求必胜,是毛奇的基本军事原则。因此,毛奇的军事战略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补充,为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提供了军事保证。
除了军事上的积极准备,俾斯麦向御前会议提出同意大利结盟的主张。毛奇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他赞成让意大利人向奥地利占领的威尼斯进军,以便开战后在两条战线上对付奥地利的军队。这是分割奥军,实现速胜战略的重要条件。但是,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二世犹豫不决。他担心他年轻的王国军队还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奥军。国王及其亲信都有意谢绝俾斯麦提出的诱人的但也是危险的结盟建议。俾斯麦本人也预见到意军必然要被击溃,但这对他的两线战略是无关紧要的,他只需要意大利牵制奥军,分散其注意力就达到了目的,并表示不管南部战场的结局如何,威尼斯将依照共同的和约交给意大利。但是,迟疑不决的意大利国王仍然下不了决心,这时俾斯麦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手段:他毫不含糊地威胁说,他将不理睬意王的态度直接向意大利人民呼吁,号召意大利民主派领袖加里波第等给予直接协助。于是,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不再犹豫了,他答应接受俾斯麦的结盟建议。
对奥地利来说,自签订《加施泰因温泉协定》以来,它已逐步意识到自己被推入了俾斯麦所布置的“陷阱”。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一目了然。由奥地利“治理”的霍尔施坦因,是完全与多瑙河帝国分离的,它与奥地利本土之间为许多德意志邦国所隔断,并处于普鲁士的四面包围之中。关税同盟在经济上对它的影响渗透以及普鲁士在其境内修建的连接什列斯维希的交通和通讯通道,使得奥地利对霍尔施坦因的统治成为不可靠和十分危险的事情。这是一块远离中心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难以控制的“飞地”,双方很快就围绕这一地区的通行权、内部秩序的维持和其他一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些争吵使双方占领军都大伤脑筋。俾斯麦一方面假装努力调解这些纠纷,另一方面故意让它获得发展,以便把这里真正变成普、奥进行半决赛的合适场地。
奥地利已意识到这种危险,它多次提出向普鲁士出让霍尔施坦因,希望在德国的其他地方获得补偿,但是威廉一世最害怕的是失去祖传的土地,特别是当奥皇提出从普奥接壤的西里西亚割让一块地方作为交换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显然,他不愿使那块代表弗里德里希大王荣誉的土地遭到任何分割。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俾斯麦愿意的话,从其他地区给奥地利以补偿,达成永久性的和平协议本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俾斯麦不仅要为普鲁士赢得这两个公国,还想把奥地利从德意志统一运动中排斥出去。这样,所谓的永久和平就是他所不需要的。他要诉诸“铁和血”,并不愿使已经进入陷阱的猎物轻易地逃脱。于是奥地利别无选择,它开始寻求同盟者,以应付即将面临的搏斗。
奥皇最初希望英国和俄国能够出面干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希望:英国自丹麦战争以来就对大陆事务奉行不干预政策;俄国正在经受农奴制改革的困扰,同时它对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的背弃行为仍耿耿于怀。于是,他最后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期待的是普、奥两败俱伤,但俾斯麦离开比亚里茨后的外交策划已引起他的警觉。他从间谍那里已获知俾斯麦和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他立即警告弗兰茨·约瑟夫,要他注意两线作战的危险,并劝他最好在战争爆发之前将威尼斯主动让给意大利。这个计划倒是很明智的,它将粉碎俾斯麦的计谋。可惜的是,无论弗兰茨·约瑟夫还是他的大臣,都没有眼光和决心来理解必须吞服这剂苦药的道理。奥地利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建议,结果这场一无所获的法奥交往反倒为俾斯麦所利用。俾斯麦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既然奥地利拒绝了皇帝的公正建议,那就证明它对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考虑,是奥地利在选择战争。此外,俾斯麦还力图使法国皇帝相信,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战争对普鲁士都是极其艰苦的。为应付这场“长期”战争,普鲁士很珍视同法国的友谊。这样,俾斯麦再次以虚假的现象蒙骗和麻痹了拿破仑三世的注意。
完成了这些外交准备之后,一天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因为拿破仑三世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主意。然而,到了此刻,发动战争还需要突破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即俾斯麦还需等待奥地利承担率先启动战争的责任。对形势缺乏全面估计的奥皇开始一步步地走进俾斯麦为他设计的伏击圈。6月1日,奥地利驻法兰克福代表贸然宣布,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的前途应由德意志邦联议会来决定。这一提议意味着奥地利对《加施泰因温泉协定》的破坏。普王威廉一世认为这是对自己在两公国主权要求的损害,遂命令驻什列斯维希的普军越过艾德河向霍尔施坦因进军。然而令俾斯麦懊恼的是,普军还没有来得及打一枪,奥军就已撤离。6月14日奥地利通过邦联议会呼吁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则要求解散邦联议会,并在次日向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选侯国提出建立新联邦和允许普军自由通过它们国土的最后通牒。三国拒绝了普鲁士的要求。当晚,隆隆的炮声响彻北德意志上空,一场兄弟阋墙的战争正式爆发。
普鲁士人凭借其优势兵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并迅速取得对略有抵抗的汉诺威的胜利。在6月24日真正同奥地利开战之前,北德绝大部分已落入普鲁士之手。然而,在同奥地利开战的同一天,意大利军队在南线的进攻遭到意外的失败。这使俾斯麦大为气恼,因为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盟国竟如此缺乏战斗力。意军的惨败有可能破坏俾斯麦打算分割奥军的计划,但是毛奇将军出奇制胜的战略弥补了这一意外。在6月底,他已形成集中3路普军合围向北波希米亚挺进的奥军的计划。奥军总司令贝内德克面对集中行进中的普军,试图在对方会合之前把它们分别击溃,但普军的顽强作战能力和神速运动使这一计划破产。7月3日,成功会师的普军与奥军对峙于易北河与阿德列尔河汇合处的柯尼希格莱茨要塞。这一天打响了对世界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柯尼希格莱茨会战。
6月30日,一直期待着一场大战的威廉一世和随从离开首都来到波希米亚。陪同国王来前线督战的是身穿后备军少校制服、头戴铁甲骑兵头盔的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他们在7月3日早晨7点45分登上杜布村附近的一座山头,以便直接俯瞰这场即将爆发的战役的每一个风云变幻的细节。一刻钟以后,普军第一方面军奉命率先向奥军阵地发起进攻。顿时,柯尼希格莱茨要塞下的比斯特里茨河谷变成一片火海。炮弹在离俾斯麦和君主不远的地方嗡嗡地飞鸣而过,他们被战争的激烈场面所吸引,已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是一次双方投入兵力多达46万人的战役,在欧洲历史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一个单一战场上集中过如此众多的兵力。俾斯麦为首次经历这场空前的大战所展示的梦幻般全景感到目眩神迷。因为这是他一年多来所推行的政策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成千上万的人相互残杀和伤害,是为实施他的战略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普军战败,那么挑起这场战争的他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应。一个小时过去了。俾斯麦在罗斯科斯山上的眺望点发现,在战地东方数公里之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正向前移动。他立即提醒毛奇注意这一情况。毛奇透过望远镜静静地观察了片刻,然后兴奋地向国王报告:“陛下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因为毛奇知道,俾斯麦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座树林在移动,而是普鲁士王太子率领的第二方面军正在切断奥军被分割的部队。在当时,除了毛奇本人,还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3个小时以后,战役的进程证实了毛奇说的话:普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役,奥军死伤2.4万人,被俘1.3万人,昔日德意志的霸主已完全俯伏在它的对手面前。这场战役德、奥历史学家一般称之为“柯尼希格莱茨战役”,而英、法等国则以附近的萨多瓦村命名,称之为“萨多瓦战役”。由于这场战役出奇地短促,一些学者也称之为“七周战争”。
普军的速胜大大出乎拿破仑三世的预料,震惊之余,他决定接受奥地利的调停要求,对交战双方进行干预。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完全改变了普王的态度,他和他左右的将军们为胜利所陶醉,决定放弃战前的谨慎态度,主张兵锋直指维也纳,迫使奥地利缔结一个屈辱性的和约。俾斯麦对这种扩大战争的想法感到吃惊,因为他们都忘记了法国的干涉,这种干涉足以使普鲁士功败垂成。于是,俾斯麦不得不面临另外一场“战争”:劝说国王和将军们放弃对奥地利作进一步的削弱。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国王和军界充满战争狂热的气氛中,他的努力无疑是“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正如他当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战争一样,现在他又面临着说服国王放弃继续战争的困难。战前与战后,他都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孤独者。特别是当普军即将占领距维也纳仅6公里的弗洛里斯多夫要塞,而普王正等待像拿破仑一世那样辉煌地走进维也纳,去接受战败者屈辱性的求和时,这样的劝解就变得十分困难。说服变成了首相与国王之间的激烈争吵。最后,当国王仍不让步时,俾斯麦绝望地流下了热泪,他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以避免为国王的最终失败承担责任。在这个时候,他政治上的老对手王太子出现了。太子过去一直反对俾斯麦的战争政策,现在他站在首相一边,表示将尽力说服国王接受提早缔结和平协定的必要性。正如他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场上的出现带来了胜利的转机一样,这一次他配合俾斯麦劝说国王也获得了成功。国王在大臣和太子的联合“进攻”面前勉强作了让步,但他在俾斯麦的奏折上这样批示:“在维也纳的大门前,我不得不痛心地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威廉一世声称,他要把这份奏章存放到国家档案处去保存,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的无奈和委曲求全。俾斯麦不理会这些,他只知道自己获得了胜利,重重地一拳打在桌子上,他如释重负地喊道:“我把他们都打败了!”
7月4日,柯尼希格莱茨战役后的第二天,奥皇电告拿破仑三世,愿将威尼斯交还意大利,并请法皇出面干预普奥之争。但不幸的是,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二世和他的大臣远没有俾斯麦那样明智和实际,他们宣称:仅仅归还威尼斯对于他们现在来说已不能满足,他们还想从奥地利得到特兰托里和的里雅斯特。俾斯麦深知意大利人的本事,但他没有阻止他的盟友的过分要求,甚至还赞扬了意大利政府突然间表现出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大胆。因为他知道,意大利的这种表现对他是有利的,在与奥地利谈判的日子里,它可以让奥皇明白,他的南部边境并不平静。7月20日,意大利的海军在与奥地利海军的遭遇战中全军覆没,对方的损失却极为微小。维克多·厄曼努埃尔天真地以为普军将继续作战,但突然失望地获知,1866年7月26日,普、奥双方在尼科尔斯堡城已签订停战协定。当意大利试图对盟国的这种行为进行抗议时,俾斯麦提醒它说,意大利反正已经取得威尼斯。如果意大利还想索取新的领土,那么谁也不会阻止它继续单独同奥地利作战。维克多·厄曼努埃尔赶忙拒绝了这种“友善”的建议。这样,俾斯麦出于外交目的所策划的这场战争,便正式宣告结束。
8月23日,普、奥双方在布拉格正式签订和约。按照和约条款,德意志邦联宣告解散;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事务之外,并放弃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的一切权利;普鲁士通过兼并两公国以及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把东、西方的领土连成一片;南德四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保持独立自主;奥地利的领土完整受到尊重;奥地利承认由普鲁士建立一个由美因河以北的邦国组成的新德意志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作北德意志联邦。至此,普鲁士已迈出了统一德意志最重要的一步,初步实现了俾斯麦的计划。和约从整体上看,对奥地利及其盟国是比较温和的,普鲁士要达到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和有限的,因此它排除了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有可能干涉的口实。和约的内容是得到拿破仑三世默许的,也是他多年来一直赞成的。他唯一对把奥地利完全排斥在德意志之外有所保留,因为这样会使德意志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但俾斯麦以答应南德诸邦保持独立自主的条件,打消了法国皇帝的疑虑。这样,从表面上看,和约的内容使各方都觉得“满意”。但是,拿破仑三世的领土补偿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俾斯麦一味地用拖延和空话来搪塞法国皇帝,他实际上什么都不想给拿破仑三世。此外,南德四邦尚处于德意志联邦之外,俾斯麦知道,法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把这些邦国并入统一的德国。这样,普、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场战争。正如对丹麦的战争会引起普奥战争一样,普奥战争自然会引起第三场战争,即普法战争。从1867年开始,一场新战争的谋划开始在俾斯麦的头脑里孕育成熟。他一方面做好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冷静地等待时机。同时,他还必须与国内的资产阶级达成新的和解,并巩固普鲁士在北德意志联邦中的地位。
打败奥地利不是俾斯麦所获得的唯一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同时被打垮的还有德国的资产阶级。在普鲁士,对奥胜利所激起的普遍狂热帮助俾斯麦解决了自1862年以来悬而未决的宪法纠纷。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役发生的当日,普鲁士的议会选举就表明国内舆论在向支持政府的方向转移。8月11日,《科伦日报》公开宣称,关于军队改革的纠纷不过是出于“误会”。俾斯麦也竭力迎合资产阶级,为了使自由派能够保全面子,他提出一项补救法案,作为同议会和解的妥协措施。按照这一法案,议会将追认1862年至1864年的预算,政府以往抛开议会的行为不再被认为非法,不受指控。这样就给资产阶级议员一个安慰,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俾斯麦的补救议案已默认他任期内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做法不合乎宪法。由于这一适当的和解姿态,9月3日,这一法案以230票对75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至此,德意志议会政体中的一场宪法斗争正式宣告结束。毫无疑问,对俾斯麦胜利的记忆,是宪法之争获得解决的强有力因素。虽然,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力得到确认,但政府在议会拒绝满足它所要求的拨款时,内阁可以遵循俾斯麦的先例。因而当议员们已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时,围绕预算可能发生的冲突便永远不会发生了。
为了表彰俾斯麦在战争期间的功绩和勇敢表现,在柏林举行胜利阅兵式的当天,国王授予他终身军籍以及后备军铁甲骑兵第七团少将军衔。这对俾斯麦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因为在一个尚武的社会里,他常为自己的非军人身份和有限的军人生活经验感到遗憾。国王认为这一褒奖已给首相足够的酬报,但当威廉一世建议议会批准给前方指挥作战取胜的将军们以赏金时,议会主动修改了国王的提议,他们使首相也获得40万塔勒的赠款。用这笔钱,俾斯麦购置了位于波美拉尼亚的瓦尔青领地。这一切都像一位完成毕生事业后打算隐退的政治元老的选择,然而俾斯麦还处在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期。偏爱乡村风光的乐趣,并不妨碍他投身于筹建北德意志联邦的复杂活动之中。1867年年初,一个包括德意志北部大小22个邦国的北德意志联邦,开始因近期通过的统一宪法联结成一个有机的国家实体。与此同时,俾斯麦还通过与南德四邦所缔结的攻守同盟,为可能发生的新的统一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对德国新的政治秩序做出这些合理安排之后,俾斯麦外交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对法关系方面。这是走向新战争的前奏曲,俾斯麦决心像准备对奥战争一样,赢得对法战争,下好走向民族统一的最后一盘棋。
普法之间虽然难免一战,但俾斯麦反对任何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他把毛奇和总参谋部急于同法国开战的急躁情绪理解为试图“摇落不成熟的果实”,竭力反对率先为这样一种暴力灾难承担责任。但是,无所事事地等待也不符合俾斯麦的本性。他虽然不愿采摘“不成熟的果实”,但也不愿等到果实成熟后自行落到他的手中。他的原则是积极为这一结局创造条件,并为此而正确地选择时机。目下,他在外交上有三个目标要逐步实现:第一,争取列强承认由他一手改变了的德国政治新秩序;第二,设法使法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第三,由法国承担发动新战争的政治责任。
普、奥两国缔结和平和约的头几个月内,所有事态的发展都笼罩在一种忐忑不安的阴影之中,人们不清楚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对俾斯麦的欧洲新秩序作何反应。事实表明,英、俄、法三国对普鲁士的迅速胜利都感到吃惊。但是,俾斯麦很快就摸清了三国的底细。在英国,自从帕麦斯顿勋爵在1865年10月去世以后,继任的内阁以不干涉欧洲大陆事务为基本方针。此外,由于英、法在海外殖民地扩张上的矛盾,特别是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所发生的争执,英国有理由相信,普鲁士—德国的崛起是抵制法国强大的有效力量,因此英国的惊讶包含着赞叹与默许,它对于普鲁士是有益的。相反,与普鲁士毗邻的俄国的态度颇令俾斯麦担忧。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一直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普鲁士在外交上的成就,俄国军界也对其邻国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役中所显示出的完善的军队组织和新战术原则感到焦虑。俾斯麦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哥尔查科夫已正式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决定德意志的前途。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伦敦的同意。此外,俾斯麦告诫哥尔查科夫,任何试图改变已经改变了的德意志政治秩序的行为,都有可能激发1848年革命的热情,普鲁士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它将引发波兰独立的风险,而俄、普两国在波兰是有共同利益的。此外,俾斯麦还派特使前往彼得堡,专门向沙皇表明普鲁士将支持俄国修改黑海非军事化的《巴黎和约》,这使沙皇回忆起在克里米亚惨败所蒙受的耻辱。由于在英、法那里没有得到类似的保证,沙皇只好接受了俾斯麦的友谊。这样,俄国对德国政治现状改变的不安和怨言也就慢慢消失了。
法国的态度比较复杂。对于北德意志联邦的迅速出现,拿破仑三世既感意外,也在他原来的设想之中,因为俾斯麦的目标是有限的、温和的,使他无法加以干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向对方索取“补偿”,因为这是俾斯麦在比亚里茨专程拜访中口头答应的,至少要取得卢森堡。但这是一笔不可能成交的买卖:已经服务过了,再去向人收钱,是没人愿意付的。在俾斯麦看来,意大利收回威尼斯就是他付给拿破仑三世的代价,现在法国想取得卢森堡,那是法国人自己的事。至于要在德意志边境取得领土,那是不可能的,他拒绝放弃“哪怕是一个德意志的村庄”。
然而,当拿破仑三世醉心于取得卢森堡,秘密地同卢森堡的主人、荷兰国王谈判割让这块地方的时候,得到法国金钱贿赂的国王在达成协议的最后关头,却坚持要在取得普鲁士同意的前提下签署条约。卢森堡是一块古老的德意志土地,它的统治权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归属荷兰国王,但它的安全由一支普鲁士驻军保证。国王打算出卖卢森堡,一定要普鲁士撤军,所以征得普鲁士的同意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原来秘密的交易便大白于天下。首先它使德国舆论处于出人意料的激动状态。普鲁士国王一想到要把一个半个世纪以来普鲁士有权驻兵的大公国割让给法国就感到震惊。总参谋部也变得十分恼火,他们宁可同法国开战,也不愿做出让步。此外,英国舆论也对此倍加关注,因为法国改变疆界的企图,将从战略上、地理上威胁英国本土。如果法国吞并卢森堡,继而向比利时扩展势力,那么就应验了拿破仑一世说过的一句话:“安特卫普是指向英国胸膛的一支手枪。”这样在国际舆论的反对下,见势不妙的荷兰国王只好把出卖卢森堡之事作为罢论。在俾斯麦的策划下,卢森堡问题被提交国际会议去决定。1867年5月的第2周,由英国主持召开伦敦会议,列强决定卢森堡为永久中立国,由各大国保证它的独立地位不受侵犯。这样,拿破仑三世的补偿要求遭到彻底失败。
卢森堡危机是普法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法国放弃领土补偿以及与普鲁士联盟的主张,开始把目标放在维持《布拉格和约》所规定的欧洲现状方面,即保持法国对南德四邦的控制,以阻挠普鲁士统一大业的最后完成。但由于卢森堡危机,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已经声名狼藉。英国是他的主要对手;俄国则因为他反对修改黑海非军事化条约而成为普鲁士的盟友;奥地利因为国内问题的困扰(它已变成奥匈二元帝国)对法国的结盟要求表示沉默;意大利渴望从罗马撤走法国军队,以克复它的首都。因此,法国是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盟友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普法战争的危机。俾斯麦已达到他外交上的前两个重要目标,现在他正等待着从道义上启动战端的借口。不久,西班牙发生的王位继承问题,终于把法国引进了他的伏击圈。
1868年9月,西班牙发生了一场革命。临时接管政权的军政府想在全欧范围寻找一位君主来取代身败名裂并已逃往国外的伊莎贝拉二世女王。俾斯麦马上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个转移人们注意力,并能刺激法国的好机会。1868年圣诞节,受首相和总参谋长指派的两名心腹悄悄地前往马德里去了解西班牙首都的情绪。第二年春天,又有一名政府的非正式代表前去活动。1869年5月,人们盛传西班牙已将王冠奉送给普鲁士王室的一个成员。到9月,西班牙军政府的代表前往瑞士的魏因堡,在那里秘密会见了霍亨索伦家族的西格马林根亲王,正式向亲王提出西班牙议会准备接受他的儿子利奥波德为空缺的王位候选人的请求。至此,传闻开始得到正式证实。1870年2月24日,在西班牙政治秩序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西班牙摄政王普里姆元帅派全权代表赴杜塞尔多夫,再次建议利奥波德接受王位。与此同时,摄政王还把西班牙的决定正式转告威廉国王和俾斯麦。亲王一家对接受王冠一事一直犹豫不决,但在俾斯麦的鼓励下,最后在6月19日接受了提名。虽然一切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7月3日,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立即在法国引起爆炸性的反应。法国舆论普遍认为,由于这一王位继承关系,法国开始处于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包围之中。这是历史上查理五世帝国的再现,法国绝不允许它的邻国把自己的亲王捧上查理五世的王位。
面对法国举国的抗议浪潮,普鲁士国王委婉地否认普插手这件事,声称西班牙人和亲王都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和普鲁士官方没有什么联系。威廉一世本来就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子弟在马德里执政,因此当7月9日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向国王提出交涉时,国王事实上已经在劝说利奥波德放弃王位,以避免战争。国王的态度使俾斯麦颇感失望,因为他正需要利用这一事件迫使法国发动战争。但接下来,由于法国的愚蠢和俾斯麦新的谋划,正在熄灭的余烬又被煽成战争的熊熊大火。法国人不满足国王威廉一世劝阻利奥波德接受王位的承诺,他们要求普王做出新的保证,答应今后永不允许利奥波德继承王位。对此威廉一世感到不快:法国人要求他做出一个时间上没有限制的承诺,这真是太过分了!
7月13日,当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前往埃姆斯温泉疗养地,要求普王做出这种保证时,威廉一世坚决而有礼貌地拒绝做出这一承诺。以后他又派一名副官通知大使,除了现在劝阻西格马林根家族放弃继承王位以外,其他已无可奉告。
国王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恼怒之余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步骤:他委托他的副官将发生的事情电告俾斯麦,如果首相认为适当,可将他与法国大使会见的经过向新闻界公布。俾斯麦一直注视着埃姆斯事态的发展,他对国王在谈判中的退让深感忧虑,因为这将使他的战争计划陷于破产。他闷闷不乐地与毛奇和罗恩坐在一起,相互叹惜,相互同情着。突然国王副官阿贝肯的电报来了,内容是叙述国王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会见的详情。话语是平和的,国王对大使的谈话是委婉而有礼貌的。他们读后情绪低落,以至于破坏了他们进餐的胃口。然而俾斯麦在反复电文之后,忽然变得兴奋起来。他发现这份电报大有用场。他注视着总参谋长和陆军大臣,避而不谈电文内容,而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对法战争中,普军能否保证取胜?在得到两人毫不犹豫的肯定答复之后,俾斯麦劝他的客人继续安静地用餐,而他迅速离席,到另一间屋子里开始修改这份电文。俾斯麦一字未加,稍作调整,就把一份语气温和的商谈文稿,变成对法国十分轻慢的挑战性宣言。他自信,这份电文将起到“一块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而对首相的“杰作”,毛奇和罗恩十分惊喜,因为退却的信号现在已变成挑战的号角。战争就这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三人的餐桌上决定下来。
由俾斯麦加工的电文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柏林的重要报刊上,当晚它已被刊登在巴黎报纸的号外版上。那一天正是7月14日法国革命纪念日,本来就情绪激动的巴黎人,因这一刺激变得怒不可遏。到了夜间,“打到柏林去”的呼声已响彻云霄,就如同同一时间柏林人也在高呼“打到巴黎去”一样。爱国主义情绪像闪电般迅速蔓延,人们18年来第一次唱起《马赛曲》,歌声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一遍又一遍地此伏彼起。7月15日,法国议会批准战争拨款,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议员们高喊:“普鲁士忘记了耶拿,让我们让它重新想起来吧!”带着这种情绪,法国代办于7月19日下午向柏林外交部递交了正式宣战声明。法国宣战以后,民族情感的浪潮也席卷整个德意志,符腾堡、黑森、巴登以及巴伐利亚先后宣布站在普鲁士一边对法作战。所有德意志邦国都为了伟大的民族事业而团结起来。俾斯麦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德意志南、北两部分统一的基础在战初已基本形成。随着一支50万人之众的德意志民族大军开赴法德边界,俾斯麦的第三场战争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此时,俾斯麦深信他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已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俄国在战前已答应保持中立;俄国的中立也是制约奥匈轻举妄动的条件;至于英国,为了保险,俾斯麦把珍藏达4年之久的拿破仑三世要求吞并比利时的书面文件递给了英国大臣,这是争取英国保持中立的最后一道保险阀。军事方面,毛奇从普奥战争后就确定了包围和歼灭法军的战略方针,他的奇袭快攻战术和一支经过高度训练的战斗部队,使俾斯麦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信心。怀着这样的信念,7月31日,身着后备军现役少将军服的俾斯麦,陪同国王威廉一世亲赴前线督战。
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对法军不利。战争远非拿破仑三世所估计的只是到柏林的一次“军事散步”,而是面对一个民族的抵抗。尚未完成动员的法军,因未能在边界集结优势兵力,从一开始就被迫应付普军38.4万精锐之师的分割合围。经过8月初的几场交锋,南线法军和北线法军主力相继为普军所败,战争主动权开始落入普军手中。为了阻止南、北两部分法军的会合,普军乘胜前进,切断了他们的联系。8月18日,普军在格拉夫洛特和圣普里瓦大败巴赞元帅所率领的北路法军,后者被迫退入梅斯要塞,但很快被普军团团围住。麦克马洪元帅奉命救援被围的巴赞大军,但普军以优势兵力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现,麦克马洪被迫退守色当,在这里他和随军的拿破仑三世一起陷入普军重围。
9月1日,弥漫的晨雾刚一消散,400门普军大炮就向默兹河东岸的法军阵地发起怒吼。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及毛奇、罗恩等人站在离主战场不远的一个小丘上,用望远镜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世纪大战。战役开始不久,毛奇放下望远镜对普王说:“近卫师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9月2日,色当陷落,拿破仑三世率12万法军向普王投降。9月27日,斯特拉斯堡陷落。10月27日,梅斯投降,巴赞元帅连同17万法军一并成为普军俘虏。色当战役宣告了法国主宰欧洲局势时代的终结。从此,势力均衡开始发生惊人的改变。9月4日,巴黎发生革命,宣布推翻第二帝国,由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甘必大组成所谓的“国防政府”,但长驱直入的德军很快将巴黎团团围住。9月19日夜晚,俾斯麦在费里埃接见了茹尔·法夫尔,双方就议和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会谈。1871年1月28日双方订立停战3周的协定;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预备和约。随后经过在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进一步谈判,双方于5月10日缔结了法兰克福正式和约。根据和约条款,法国将阿尔萨斯(贝尔福除外)和洛林东部(包括梅斯)割让给德国,并支付赔款50亿法郎,赔款付清前,德军将驻扎在法国北部。
在对法胜利后的一片狂欢声中,俾斯麦着手实现王朝战争的最重要目的:宣布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早在1870年11月,胜利的兴奋浪潮便推动南德四邦相继加入德意志联邦。现在只剩下新的联合的地位和名称尚有待确定。不过,已没有人怀疑,新的德国应是一个帝国,普鲁士国王将接受皇帝的称号,但困难在于,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创立一个“帝国”,以便使各邦不再把新的联合视为普鲁士的扩大;此外,还要说服威廉一世接受一个新的称号,因为这位老国王已表示不愿从人民手中接受帝冕,而且一听说要把老的普鲁士称号撂下,就感到痛心。俾斯麦的工作首先从劝说国王接受帝位做起。他巧妙地鼓动巴伐利亚国王以德意志诸侯的名义请求威廉国王重建德意志帝国并接受皇冠,并在这个问题上争取到了太子的支持。在他们的联合敦促下,国王终于在12月16日勉强同意接见一个由3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最终,国王接受了请他就帝位的劝进书。
但是,直到帝国建立的最后关头,皇帝的正式称号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受资产阶级自由派支持的王太子希望用“德意志人的皇帝”称号;而威廉国王直到最后一天还坚持要使用“德国皇帝”这一较为威严的称号。俾斯麦认为恰恰是这个“包含对非普鲁士地区行使君主权力”的威严称号有可能对消除南德各邦的疑虑带来危害,他坚持使用巴伐利亚国王劝进书中使用的“德意志皇帝”称号。
新帝国的成立仪式选定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的镜厅举行。这一天正好是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的170周年纪念日。在72米长的镜厅内,17面曾经捕捉过太阳王风采的镜子,如今映照的是德国军服和勋章的光辉。在为威廉皇帝举杯祝酒的欢呼声中,一个强大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勃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