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文学网
会员书架
首页 > 历史军事 > 世界帝国史话 德意志帝国 > 第三章 现代化的开端

第三章 现代化的开端(1 / 2)

章节目录 加入书签
好书推荐: 四合院:没有系统怎么办 无尽世界(全三册) 秦始皇:创造力一统天下 为什么是中国 赵匡胤:乱世枭雄开启文治盛世 当新手甄嬛穿进如懿传里的陈婉茵 重生后我在都市捡塑料瓶无敌 咒回:刚到咒回,我把大爷得罪了 开局二十万大军,主角惹我干嘛! 重回1981,从赶山开始致富

当法国革命和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震撼欧洲的时候,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伦三岛也正在进行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一场广泛的经济、技术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从1780年起,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的面貌;在八代人的时间闯入世界,推倒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结构。从那时起,世界已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虽然直至1815年,这场革命同法国革命一样,都在彼此的范围内孤立地进行,但是它们犹如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孪生火山喷发口,注定要对整个世界产生爆炸性的影响。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已摧垮了古老欧洲的社会结构,而工业革命的涓涓细流也开始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使之不可逆转地进入前所未有的工业时代。经历了法国革命冲击的德意志,开始因其西部邻国所发生的两场革命的交叉影响,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起步的新时期。

一、工业革命的开始

德意志的工业生产起始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的重商主义改革和发展计划,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发展,是从拿破仑占领和控制德国开始的。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一方面为德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消极影响,并使一些传统的工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内一些新兴工业的发展。其一是通过发展毛织品、人造染料、菊苣咖啡和甜菜制糖等工业,使代用品生产在一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二是在萨克森和莱茵地区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最初的机器生产,部分地区的生产组织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向机械化工业过渡。此外,封锁比旧制度下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局部实践,更能使人们领会到保护关税在促进早期企业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占领时期逐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德意志资产阶级,到了和平时期,就能够借助过去的基础和经验来促进工业的自主性发展。

19世纪20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工业真正起步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1806年至1815年间所进行的改革初见成效,旧的生产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和破坏,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保守秩序已不能阻止变革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1825年英国取消机器出口禁令的决定,正好为德意志工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渴望发展民族工业的资产阶级立即在国内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从19世纪初到20年代末,工场手工业在德国得到广泛的发展。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新兴的棉纺织业和传统的麻纺织业,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莱茵河西岸,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逐渐上升为主导性产业。尽管生产组织形式仍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但由于广泛利用了英国的进口机器和新技术,机器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同英国一样,德意志的棉纺织业最先采用机器。自1783年安装第一台水力纺纱机以来,到1800年已增至2000台。1814年仅在萨克森已有机织纺锭28万枚。1831年,机械棉织机已达1000台。1802年建成第一家毛纺工厂。1810年纺麻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与英国不同,德国的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起步较早。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在莱茵地区的埃森建立了他的铸铁厂。1826年,其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接手后扩大经营,成为闻名世界的军火制造商。1819年,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在鲁尔区建立了一座矿山机械厂,在英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这家企业以后发展成为德意志最早的蒸汽锅炉制造中心。著名的机械制造之父卡尔·戈特利布·豪格尔德在1820年设计了梳理羊毛机,并从1826年开始在开姆尼兹设厂制造纺纱机和蒸汽机,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业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初,在亚琛还出现了由查尔斯·科克里尔和詹姆士·科克里尔两兄弟创办的机械制造学校和纺织厂,1815年他们又在柏林设校办厂,大力发展纺织机械。因此,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先,德意志轻、重工业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除了英国的影响,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业化进程也产生了示范效应,同时也与德国自然地理和资源的分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30年代以前,由于各地区生产的分散性和不平衡性,德意志难以抵制英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机器工业的发展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缓慢和微弱的,尚处于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从30年代起,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首次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工业发展才真正进入革命性的“起飞”阶段。其标志是手工生产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生产的组织形式亦由手工工场向现代化的工厂转变。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最先从纺织工业开始,通常被视为德意志工业革命的开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机械纺织业已开始在萨克森推广,并出现第一批工业企业。从1834年至1838年,建立了大约45家大纺纱厂。其中开姆尼兹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此外,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维也纳和柏林,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厂化也有了较快发展。1846年,普鲁士已有机械织机4600台,1861年增加到15258台。在关税同盟的范围内,1846年德国的纺纱厂已有313家,纱锭数达75万枚。1846年至1850年间,棉花消耗量为15782吨,1866年至1870年达68281吨,增加了3倍多。毛纺织业在棉纺织业之后也进入机械化时期。1846年,普鲁士的毛纺织业已有机械纱锭45万枚。由于适应生产更精美呢绒的需要,毛纺织业工厂和作坊发展很快,家庭制造业已失去地位。亚麻纺织业的机械化程度较差,到19世纪中期仅有麻纺厂14家,纱锭4.5万枚,尚处于起步阶段。

采煤、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在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技术设备的采用和40年代以后铁路修建的刺激,上述产业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煤、铁资源蕴藏量丰富,重工业在德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新技术的引用,这些长期埋藏在地下的能量和资源相继得到开发。其中莱茵河西岸的鲁尔区和萨尔区已成为采煤和冶金业的中心。在萨克森、汉诺威和拿骚也逐步形成较为集中的煤、铁产地。随着蒸汽机和矿山机械的广泛采用以及一系列冶金新技术的输入,德意志的煤、铁产量飞速上升,至1850年,煤产量已达670万吨,生铁产量增至21万吨。进入50年代,一些巨大的高炉和大型钢铁厂相继建成,集煤矿、炼焦厂、轧钢厂于一身的联营企业逐渐出现。

采煤、冶金工业的发展以及后来铁路建设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机器制造业是“大工业之母”,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一产业有限的发展已经展示了德国工业革命将走上轻、重工业同步发展道路的特点。继30年代的零星发展,到40年代机器制造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1837年,曾在柏林官办的工业学校读过书的奥古斯特·博尔齐希把15—20家钳工工场合并为一个拥有50人的机器制造厂,10年后他的工厂发展到1200人。1842年,这个工厂按美国式样制造了第一台机车,第二年其产品已超过英国设计的产品,并在1853年开始机车出口。同在1837年,克虏伯家族的传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通过生产坩埚铸锭和研制机车,使家族产业进入活跃发展时期。1848年他的工厂雇佣工人已达1300人,机车订货年67台。埃森地区由于克虏伯联合企业的存在发展,被称为“克虏伯城”。此外,汉诺威的埃格施托夫、开姆尼茨的里夏德、哈特曼、巴伐利亚的西门子等人所开办的大型机器制造厂也在发展同类生产。他们除了制造机车,还制造纺织机械、矿山机械以及轧钢厂和面粉厂所用的机械等。1846年,德意志共有机器制造厂130家,至1861年已增至600家,其中有些规模之大,已不亚于英国的同类厂家。

铁路修建和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是推动工业革命深入的重要条件,也是德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德国由于政治分裂,各邦政府受英国铁路建设的启发,普遍认为发展铁路交通有助于打破各地方彼此隔离的状态,对铁路建设持积极的态度。1835年,在巴伐利亚首次建成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全长仅6.1公里,但它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自此,“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1838年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铁路通车;1839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铁路竣工;1841年柏林与安哈尔特之间、1842年柏林与什切青、1843年从安特卫普到莱茵河岸的科隆之间的铁路相继通车。从1837年至1850年,全德铁路投资从2100万马克增至8.914亿马克,增长约四十多倍。截至1845年,共建成大约20条铁路,全长2131公里,加上奥地利境内的728公里铁路,其总长度已达2859公里,到1850年,已接近6000公里,大约为法国的两倍。

在铁路建设兴起以前的几十年,特别是从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德意志的内河航运就有一个兴旺时期。由于德国北部河流密布,加上运河和河道扩建作为补充和中介,德国有着发达的内河航运传统,但只有在使用蒸汽动力之后,才逐步改变了航运时间过长、运费过高的局限。1816年,在不来梅已建成第一艘蒸汽动力船。1824年,第一艘汽船开始在莱茵河上航行。1825年普鲁士莱茵汽船公司创立。1829年,在鲁尔区开始建立造船厂,同年维也纳建立了第一家“多瑙河汽船公司”。1831年3月,莱茵河所流经的各邦签订《莱茵河航运议定书》,实行了航运自由,产品的运价大为降低。不过,发展内河航运的重点不是增加航线的长度,而是提高效率,增加船只,提高吨位。在铁路建设兴起以后,铁道运输的作用已超过水路交通,但在德意志南部山区修筑铁路比较困难的地带,内河航运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随着内河航运的发展,德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像莱茵河畔的科隆、杜塞尔多夫、美因兹,及其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的累根斯堡等,既是水运的码头,也是水陆交通枢纽。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德意志的工业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在经济最发达的莱茵地区,先后兴起了一批依靠家族产业发展起来的工业家,像克虏伯、亨克尔、格里洛、曼内斯曼、赖弗艾森、康普豪森等。在萨克森则出现了一批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主,像达维德·汉泽曼、维尔纳·西门子、霍瓦尔德等。在威斯特伐利亚,也有一批工业家崭露头角。他们中有不少人脱胎于旧式商人、手工工场主,也有不少工业家族出身于工匠、农民甚至农奴。他们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或凭借经商、赚钱的本领,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迅速崛起,加入资产阶级行列。前文提及的克虏伯家族,在19世纪初起步的时候,仅是一个雇佣4名工人的小业主,其中一度因负债停产,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其后在阿·克虏伯的更新经营下,才逐步发展成有名的军火制造商。达·汉泽曼(1790—1864)是普鲁士企业家、银行家,生于汉堡附近,1824年靠创办火灾保险公司起家,30年代后又经营铁路,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1851年他又通过创办贴现公司,步入金融界。在其子阿·汉泽曼的经营下,该家族迅速发展为银行业巨头。

40年代,以汉泽曼、康普豪森(1803—1890)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掀起了自由主义运动。他们通过上书普鲁士国王,要求实施宪法,召开全国议会,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并通过创办《莱茵报》积极宣传政治变革的主张。这些都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成熟。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诞生的特殊历史环境,它不能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那样以革命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此外,它对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采取的敌视态度,也使它失去了真正能够和封建专制制度对抗的力量。这样,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要求必然以失败告终。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对德国未来政治统一和民主化改革的特定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民主滞后将成为德国现代化的一大特点。

二、农业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

自1807年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启动以来,虽然维也纳会议后的封建复辟使各项改革陷于停顿,但农业改革能够逾越重重障碍,得以持续进行。至1819年以后,农业立法逐渐扩大到普鲁士新得的和重新得到的省份。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前者重申只有富裕农民才能赎免封建义务;后者规定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分割,变为私人所有。虽然着眼于保护容克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但对旧的土地结构仍起到了冲击和破坏作用。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最后调整发生于1848年革命之后。通过1848年9月7日的法令和1850年3月2日的《赎免法》,普鲁士最终通过农业改革完成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

从改革开始到1848年,普鲁士共有将近29万户较富裕的世袭农民以现金或租息,解除了封建义务,约7万余户不富裕农民通过割地解除了封建义务,后者称“调整农户”。两者相加达36万余户,富裕农户远超过不富裕农户。他们总计赎买了1700万天人工劳役、600万天车马劳役,折合资金达1850万塔勒。1857年3月6日政府颁布《宣告丧失权利法令》,规定1858年12月31日后,农民再无权申请赎买封建义务。至此,那些长期无力赎买封建义务的小农和佃农,逐渐变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农业生产者已经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历时半个世纪的改革,对普鲁士的农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自由离开庄园,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构成了一支潜在的自由劳动力大军,这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最大破坏。第二,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财产(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中的少数人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营和扩大地产,成为农村的资产者——富农。第三,容克贵族的土地由封建领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且通过农民割让土地,地产不断扩大。在易北河以东,容克几乎无例外地把自己的地产合并成大庄园,雇佣农村“自由”的劳动力——长工和日工,来进行耕作。1854年颁布的《雇农法》规定,雇工和主人的合同一经签订,不得中途退耕或罢耕,从法律上保证了容克庄园的劳动力。此外,通过赎买封建义务,容克获得巨额赎金和现款,1815年至1847年容克所获赎金已达1854.5万塔勒,1850年3月,依据《赎免法》又获得1950万塔勒。这笔巨款既可改善农业经营,也可投资工商业,无疑加速了容克的资本主义化。容克在改革中靠牺牲农民所得到的土地总计420万摩尔根,经过1848年以后的调整,他们的土地进一步连成一片,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随着工业革命开始后对粮食和工业原料需求的增长,容克纷纷把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到19世纪后期,在欧洲几乎找不到比容克更好的农场主,比东部庄园更好的农场。它们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典范,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

在普鲁士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德意志其他地区也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实行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改革。在德意志西南部,巴登的农奴制改革比较彻底。1818年首先从立法上废除了新获地区的农奴制;1820年取消人身赋税,并开始赎买劳役税;1831年无偿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年允许农民赎买地主的封建劳役;1848年废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残余。在符腾堡、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30年代以后均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巴伐利亚在19世纪初已开始宣布解放农民,但只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才推动了赎免的全面展开。奥地利在1846年颁布敕令提出改革计划,1848年9月7日通过立法宣布解放农民。总之,到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几乎所有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对农民的解放,这时候距离开始解放和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农业改革是在全德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改变封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它的完成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与劳动者的分离,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化的容克贵族通过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制度,并借助新的科技手段,使农业生产力进入新的重要发展时期。表现之一为中世纪的三圃制被“改良的三圃制”(即在原来休耕的土地上种植三叶草、萝卜、马铃薯等)和轮种制所取代,这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增加了牲畜的饲料来源。从1800年至1850年,休耕地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从33%减少至15%,增产谷物约1.2亿吨,畜牧业的条件也大为改善。休耕地的减少也与化肥的应用密切相关。科学研究的进展使人们了解到土壤的化学成分和植物生长中矿物质所起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土壤肥力制造化肥提供了条件。1840年,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1803—1873)发表《化学及其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创立了农业化学,并直接推动了化学肥料的研制生产。1855年德国建成第一座过磷酸肥料工厂。1860年,由于在施塔斯富特发现丰富的磷矿,磷肥开始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整个19世纪,德国成为化肥生产潜力最大的国家。化肥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休耕地的不断减少,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能力。德国的农业开始由粗放型逐步转向集约型。

农业生产力变革的另一表现,是农具的改进和逐步走向机械化。1819年,在霍恩海姆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农具厂,开始仿制英国的犁和农具。此后,在柏林(1847年)、莱比锡(1851年)、乌尔姆(1854年),都出现类似的农业机具厂。1861年马·艾特设计了第一具可供使用的蒸汽犁,以后又出现了模仿英美式样的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分离机、污水泵和离心泵。到19世纪末,中等规模的农场使用农业机械已十分普遍。

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也是农业技术变革的重要内容。在德国,马铃薯和甜菜的引进种植、农业中的轮作制,对解决人口增长所需的粮食问题以及发展加工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马铃薯种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已经开始,至1815年已推广到德意志全境。19世纪中期其种植量已达各种作物的24%。由于产量高,它既是一般居民的食粮,也是酒精工业、淀粉工业的原料来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马铃薯的产量在19世纪增加了近5倍,成为劳动者和中下级官员最一般、最便宜的食品。甜菜种植兴起于大陆封锁时期,是甘蔗的代用品。30年代以后,随着制糖工业的发展,甜菜迎来了第二次种植高峰。易北河两岸、马格德堡以南直至萨克森是甜菜制糖业的栽培加工中心,以波森为首的东部各省居于领先地位。1850年至1867年,甜菜糖厂从150家增至300家,1866年至1870年,年加工产量平均达250万吨,并在以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成为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的重要支柱。

畜牧业随着农业的发展也有了重要进步。由于城市居民对肉、奶、奶制品需求量的不断扩大,牛、猪、羊和蛋禽类的饲养量在逐年增加。其中羊的饲养还因毛纺工业的兴起得到迅速发展。1816年至1849年,德国羊的饲养量从830万头骤增至1700万头,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羊毛生产国。马匹由于军事需要以及犁耕和部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直保持着扩大饲养的势头。从1816年至1849年,普鲁士境内的牲畜增长量分别为:牛34.25%,猪65.1%,羊97.2%,山羊307%,马26.6%。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德国林业资源丰富,与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各邦森林面积所占比例很大。1800年普鲁士在总面积500万公顷中森林占160万公顷,1820年为240万公顷;奥地利在总面积600万公顷中森林占200万公顷;巴伐利亚为80万公顷,黑森选侯国、汉诺威、符腾堡各有20万公顷,萨克森约15万公顷。由于教产还俗和农民森林收益权的改革,在普鲁士有将近15%的国家森林被出售和瓜分,致使农民的森林占有量迅速增加。到1858年私人森林已占到普鲁士森林总面积的59%,加上以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为主的城市森林30万公顷、农村乡镇森林60万公顷、国家控制的180万公顷,普鲁士成为中欧最大的森林占有国。由于木材丰富,使用木炭冶铁的时间在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如西里西亚,比其他地区更长。到1840年,德意志有1/3的鼓风炉仍然以木炭为燃料。除了冶铁,建筑业、矿山、铁道枕木、家具制造仍依赖林业资源。林业在6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提供能源的作用,但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并且是国家重要的收益来源。随着木材价格的上涨,普鲁士国家林业管理局的收益在1850年以后的20年间增加了50%—70%。林业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成为最重要的产业。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国家林业局分别拥有3.5万名和1.5万名专职林业工人,成为可与克虏伯公司一比高下的大型企业。

随着农、林、牧各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德意志还出现了许多官方的、半官方的或纯属民间的农业组织,它们对发展农业教育、推广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809年在巴伐利亚,1811年在普鲁士,1817年在符腾堡,先后出现了国家和私人创办的农业协会、模范农场、试验站等组织,通过举行展览会、建立“冬学”和咨询活动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发展。1842年在普鲁士,1848年在萨克森、黑森—达姆施塔特,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农业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农业中心”,指导和促进各省农业协会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它在土地制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变化,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三、北德意志经济一体化

德意志的工业化是在尚未完成政治统一的条件下,由各邦自发进行的。这个特点使工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乏统一市场的矛盾。在邻国实行高关税壁垒的形势下,“市场成为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学校”(斯大林)。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德意志出现了通过建立统一关税区,实现经济统一的同步进程。这个进程促进了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并为未来的政治统一创造了物质前提。普鲁士由于拥有全德最发达的工业区,加上它在全德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特殊的地理位置,最先对关税统一做出了反应。它为扩大关税区域所作的不懈努力,对统一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也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出身于符腾堡罗伊特林根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早年曾做过书记员、财政官员,1817年被杜宾根大学聘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等级议会议员。1841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欧洲大陆的运用提出挑战。他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关税,维护民族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晚发展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理论体系,对当时和以后德国奉行的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李斯特的重要贡献是区分了财富与生产力的界限,区分了个别商人与国家利益的界限。他特别强调通过征收具有“教育意义”的关税,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创造能力”和建立“工业伦理”的巨大社会意义,认为单纯的农业国,只靠农产品去交换英国的工业品,是永远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同时,一个国家只有有了工业能力,才能使农业具有商业性质,把农业从传统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手段主要是工业;由于自发的市场力量不能使发展趋向平衡,这就需要保护国内市场的国家政策,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因之李斯特把建立统一的关税体系视为发展民族工业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一个终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关税官员之中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工商业者试图与发达工业国(英国)进行平等贸易的可能性,始终是值得怀疑的。

基于以上认识,李斯特从1819年起就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争取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实践活动中。1819年4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复活节商品交易会上,李斯特领导建立了有800人参加的“德意志工商业者协会”,发起要求废除各邦关税、建立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请愿活动。协会的活动吸引了几乎全德的商人和企业主的注意,它的成立立刻在整个德意志引起巨大反响,不久就成为德国资产阶级争取经济统一的中心组织。李斯特为协会创办了《全德工商界机关报》,大力宣传建立关税同盟、各邦自由交往、争取实现经济统一的思想。许多政论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对协会的支持。李斯特本人已意识到:关税的统一,必将导致全民族的统一,“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但是,协会的活动未能在邦联议会中引起积极的回应,他们不支持这个超越“国界”的“非法”活动,甚至不允许协会使用这个名称。此后,协会曾派出数批代表团赴各邦宫廷游说,希望得到一些君主的支持,但收效不大,唯有李斯特在南德和中德的活动取得了一定进展。1820年他亲率代表团奔走于南德各邦政府之间,积极谋求在各邦谈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关税同盟。5月,在李斯特的斡旋下,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图林根诸邦开始了建立关税同盟的初步磋商。但由于内部分歧较大,直至1823年夏,各邦之间虽达成了一个统一关税的临时协议,终因各自经济状况的差异而未能成为现实。工业基础较强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希望同盟能保护自身工业的发展,最后在1827年至1828年缔结了一个有限的双边同盟协定;而经济较为落后的达姆施塔特则因财政困难被迫向普鲁士靠拢。

点击切换 [繁体版] [简体版]
章节目录 加入书签
新书推荐: 正德风云(全两册) 十万男儿血:中条山保卫战 雷锋 非正常军师联盟 中国古代十大后妃就是这么多情 薛家将(青少版) 中国历史全知道 中国茶品鉴全书 庄子:纯美典藏版 掀翻棺材板后,玄学卦妃轰动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