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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德意志的剧变(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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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后三年,法国爆发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场超越本国国界的运动,法国革命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迅速和直接。法国革命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并通过革命战争和军事占领动摇了旧的封建秩序,使它的所有部分,不论是通过合作还是反抗,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法国革命为标志,德意志进入一个剧变的历史时期。

一、法国革命的影响

法国革命的爆发震撼了毗邻的德意志,按恩格斯的说法,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

法国革命的影响,首先在与法国接壤的德意志边境地区得到反应。其中西部的莱茵地区是受影响最早,也是反应最强烈的地区。早在1789年秋天,在普法尔茨、黑森和上莱茵地区就发生了农民拒绝服徭役和纳租税的暴动,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也发生了手工业者、家庭工人反对剥削的罢工和骚动。从1790年春天开始的萨克森农民起义波及萨克森广大地区,持续半年之久,大有历史上农民战争再现之势。由于这些革命反应主要限于局部地区并缺乏政治性革命力量的引导,因而在坚持一段时间后,相继走向失败。在德国,由于政治分裂、资产阶级力量软弱,下层民众的革命反应未能演变为引发全德革命的熊熊烈火。

在知识界,革命的影响曾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不少奔赴巴黎的“自由的朝圣者”给家里寄来热情洋溢的报道,在德意志本土也有成群的狂热者为革命举行群众大会,庆贺这个新时代的开端。黑格尔把法国革命称作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歌德也在他的诗作中称法国革命是“朝阳放射出的第一道光芒”;赫德尔以基督教的诞生和民族大迁移比拟法国革命的影响;康德和年轻的费希特,则把这场革命视为卢梭热爱自由思想的充分体现。在德国知识界,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都在革命初期对革命表达了积极的赞赏态度。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随着法国革命军队进一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国外,除了少数人外,德意志的知识界开始对法国革命持否定态度。他们因法国的民族主义扩张,开始对普遍的人道主义观念丧失信心,并激发了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特殊性的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作为法国革命影响的一个副产品,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所以,法国革命对德意志的未来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革命的最初反应,而是新法国与旧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由于革命进程的深入和对外政策所发生的变化,使德意志的政治形势和领土状况以一种真正革命的规模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至1792年,节节胜利的法国革命同德意志封建诸侯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不可避免,然而在起初能够领会巴黎的变革将引发欧洲危机的人还寥若晨星。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自七年战争,特别是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以来,法国已急剧走向衰落,财政破产,债务重重,再加上连年歉收和饥馑的困扰,人们已不再把法国视为欧洲的一个强国;另一方面,东方三强(俄、奥、普)对波兰命运的安排,以及1787年开始的俄、奥对土耳其的战争正吸引着各国政治家的注意力。没有人担心来自西部的威胁,他们渴望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将在这场新的混乱中进一步走向衰落。

但是,法国革命所具有的激进色彩很快就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革命的爆发和发展,没有出现导致法兰西在混乱中进一步削弱的局面,而是在法国形成了一种新力量,“一种用传统的防御所无法应付的新威胁正从混乱中勃然兴起”。这种威胁打破了旧的欧洲均势,使列强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的斗争,很快成为一切国际事件和外交冲突的中心。毗邻的德意志最先受到革命风暴的冲击。

冲突和摩擦最初源于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废除一切特权的决议对阿尔萨斯封建主享有的邦君权利的触动。以后德国封建主对法国君主派流亡者的友好接待,进一步激怒了法国人民。但更加危险的纠纷是奥地利君主联合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革命的直接干涉。他们为法国王室备受痛苦的消息所震惊,主张通过君主间的合作,来抑制法国人的过激行为。1791年8月27日,两位君主发表《庇尔尼茨声明》,不仅表达了对完全恢复法国国王政府的共同关怀,而且也表示为实现这一目的将使用必要的武力。此后,维也纳同柏林更紧密地联结起来,并在1792年2月7日签订奥普友好防御条约,约定如法国发动进攻,两国将各派2万士兵互相支援。在法国,由于较为激进的吉伦特派组成内阁,他们不顾温和派和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反对,通过了宣战的决议。在1792年4月20日的立法议会上,法国正式向奥地利宣战,由此开始了延续近1/4世纪的战争。

战争的爆发,对法国而言,意味着维持近两年的和平防御外交转向“积极进攻”,自此战争被视为捍卫革命成果、抗击欧洲封建君主侵略的神圣手段,并逐步扩展到法国国境以外。“对茅屋以和平,对宫廷以战争!”以革命战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也逐步成为法国革命新的目标。但是,开战初期,由于王党势力卖国通敌,法军节节败退,前线局势危急。普鲁士趁机于7月6日参战,奥普联军于7月上旬开始越过边境,侵入法国。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机中”,号召全民抗战。7月25日,奥普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发表宣言,声称将毁灭巴黎,严惩罪犯。不伦瑞克的宣言激发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热忱,9月20日,同仇敌忾的法军在瓦尔米高地大破奥普联军。几周之后,法国革命军就进入了德意志领土。随着11月6日奥军在热马普的战败,奥普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1792年年底至1793年年初,法军长驱直入,相继占领莱茵河西岸和比利时以及南方的萨瓦、尼斯。

法军在莱茵河西岸的胜利进军,使英国和整个欧洲由惊讶转向不安。为了保障尼德兰这座对英国来说的大陆屏障,并维持欧洲旧有的均势,英国出面,在1793年2月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参加这个阵营的有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撒丁、那不勒斯以及德意志的部分小邦。这是全欧范围内组织起的对法国革命的围攻。联盟在数量上的优势,一度使法国处于防御地位并失去了许多新占领的土地。但是联盟的围攻加剧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变革,革命中最激进的派别——雅各宾派开始在危急关头登上政治舞台。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限价政策、恐怖手段,把法国革命推向最高峰;它的普遍征兵法令使法国军队成为一支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武装力量。1793年秋天,共和国陆军的人数已逾百万。这支军队以“每分钟120步的快步伐”,替代了它的敌人“固守传统”的70步,创造了新的流动战术;这个军队从就地取得给养摆脱了它的对手所依赖的辎重车辆,从而经常处于运动之中;这个军队摒弃了欧洲一切军队使用的横列队形和陈旧的军事理论,代之以新的散兵队形和“急袭猛攻”的作战方法;这个军队以自由农民为骨干,指挥作战的不是门第高贵的望族,而是以前沉默无闻但功勋卓著的劳动者子弟。这一切结合起来,终于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无敌于欧洲的军队。从1793年9月起,法军捷报频传,敌人从四面八方被赶出法国国土。1794年春天是胜利的春天,乘胜前进的法军再度越出国界,相继进入热那亚(意大利)、加泰隆尼亚(西班牙)和比利时。1794年6月24日,法军在弗勒律斯的胜利,使莱茵河西岸再度归并法国。

1795年5月,在反法联盟中首先感到力量不支的普鲁士通过单独与法国媾和退出了战争。依据《巴塞尔和约》,法国可以自由处置莱茵河以西地区;作为回报,普鲁士在莱茵河以东获得补偿。7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签订和约;荷兰早在5月已与法国议和。因此在欧洲大陆上,除了沙俄在忙于波兰问题外,只剩下奥地利一国对法作战。1796年,由热月党人组成的督政府命令军队兵分三路攻打奥地利。其中意大利方面军的指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率领的法军,绕道意大利,出其不意地取得对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1797年4月,波拿巴大军进逼奥都维也纳。奥地利被迫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放弃了对比利时的统治,并承认波拿巴在意大利建立的两个“姐妹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热那亚)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米兰)。同两年前的普鲁士一样,奥地利在一项秘密附带条款中同意把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至此,1793年组成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宣告瓦解。

取得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胜利,有力地巩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并使革命的原则被广泛地推广到法国以外的地区。在新占领的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国占领者通过废除旧的租税、贡赋和徭役,使当地居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关系的束缚,从而使莱茵地区以后成为德意志最发达、最富有生机的地区。但是,法国输出革命的进步意义由于对占领区所进行的掠夺和扩张受到削弱。从战胜第一次反法联盟以来,法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具有两重性,即既有捍卫革命成果的一面,又有对外扩张和掠夺的一面。特别是在大资产阶级掌权以后,这种两重性就变得十分突出。1799年,伴随着拿破仑在法国执掌政权,法国对德意志的政策成了这种双重属性的重要体现。从此,德意志的政治形势和领土现状,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深入发展,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

粉碎第一次反法联盟以后,唯有英国继续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打击英国,1798年夏,法国督政府派遣意大利战役的胜利者拿破仑·波拿巴远征埃及,试图通过控制英国通往东方的航路来动摇这个海上强国的地位。但是,这个庞大而冒险的计划因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全歼法国舰队而化为泡影。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即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的国家加入英国所策动的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1800)。除了英国、奥地利、俄国、葡萄牙、那不勒斯这些旧有的成员之外,奥斯曼土耳其也因拿破仑占领它的埃及属地而站在英国一边。1799年春天,欧洲的战争在对法国极为不利的形势下重新爆发。在联盟合围下,法国在先后丢失了米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之后,又在瑞士和意大利为俄奥联军所败。陷在埃及的拿破仑不能获胜,一筹莫展。国内督政府的统治,由于战时经济生活的紊乱和强敌压境,变得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法国革命再次处于命运攸关的危急关头。时代呼唤一个能够保证资产阶级内外秩序的强有力的政府。

1799年8月,一份载有法国内外形势恶化消息的报纸落在法国东征军总司令拿破仑的手上。他怀着攫取政权的野心,决定立即启程回国。经过47天的艰难航行,身带少数随从人员的拿破仑于10月9日在法国南海岸登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正在策划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拿破仑的归来使他们如获救星。经过三个多星期的周密准备,在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了以他为第一执政的执政府,在法国出现了军人独裁者的军事统治。5年后,随着拿破仑加冕称帝,这个政权被称作法兰西帝国,亦称第一帝国或拿破仑帝国。

拿破仑政权的实质是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一方面保卫了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和自由农民争得的主要民主成果;另一方面又消除了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成就。因此,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政权。这种两重性反映在对外关系方面,即它既有捍卫和推广革命原则、打击反法联盟的一面,又有殖民扩张和大国争霸的一面。由于这个强有力政权的崛起,毗邻的德意志无论在政治形势还是在领土状况上,都受到这双重因素的冲击。

当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登上法国政治舞台的时候,法国同第二次反法联盟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由于督政府的腐败,法军在前线连续失利。针对这种形势,拿破仑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俄国、分化同盟,并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俄国沙皇保罗一世(1796—1801)是一个反复无常、感情用事的人。这时他正因马耳他岛和北意大利事务同英、奥发生深刻矛盾,拿破仑乘机与俄国言和,答应以后把马耳他割让给俄国(当时英国已从法国手中夺取了马耳他),并对俘获的俄军予以体面的释放。保罗一世遂与拿破仑结成秘密同盟,甚至在1801年1月命令一支顿河哥萨克军队取道布哈拉和希瓦汗国,直下印度河,配合拿破仑发动对英国的印度战役。但是1801年3月11日,保罗在宫中被亲英势力谋杀,这使拿破仑的印度计划化为泡影。尽管这样,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还是在1801年10月退出了反法联盟。

俄军一撤退,法军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奥地利。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上意大利的马伦戈取得对奥军的决定性胜利;6个月后,又在巴伐利亚的霍亨林登战役中再创奥军。战败的奥地利被迫再次求和。1801年2月9日,双方签订《吕内微尔和约》,依据这个和约,法国获得在《坎波福米奥和约》中早已确认并进一步扩大了的帝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奥地利放弃比利时和列日,并承认法国在东部边境从北到南建立的一系列卫星藩属共和国,作为法国的屏障。它们是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海尔维第共和国(瑞士)、利古里亚共和国(热那亚)、南阿尔卑斯共和国(伦巴底—米兰)。奥地利再次失去意大利和莱茵地区的统治,这是它所不甘心的。《吕内微尔和约》实际上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英国也于1802年3月同法国签订《亚眠和约》,进入唯一的暂时休战时期。

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和法、奥间和约的签订,对德国政治现状和领土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由于奥地利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放弃了莱茵河西岸地区,德国丧失了115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近400万居民(占全德人口的1/7),莱茵河从此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国界。其次,和约所规定的对从莱茵河西岸地区被赶走的德国世俗诸侯所受损失将在帝国内部用教会土地加以补偿的原则,导致了德国领土的重新分配和帝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为澄清后一问题,德国在累根斯堡召开了全帝国代表会议。会议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监督下,以法、俄两国在1802年8月提出的计划为基础,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了《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内部的112个邦,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把德意志邦国的数目缩减至三十几个;绝大部分教会诸侯邦国实行了教产还俗;1500个帝国骑士领地和45个帝国直辖市失去直属帝国的地位,被分别置于世俗邦国之下;汉堡、不来梅、卢卑克、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这6个帝国城市仍保持独立地位。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中等世俗邦国通过兼并小邦扩大了领土。奥地利得失相抵,势力相对有所削弱。普鲁士因退出汉诺威,失去48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3.7万人口,却从补偿中获得235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0万人口。由于获得希尔德斯海姆、帕德博恩、艾希斯费尔特、爱尔福特、明斯特的东部及其城市,大修道院领地黑尔福特、魁特林堡、埃尔滕、埃森、韦尔登、卡彭贝格以及帝国城市米尔豪森、诺德豪森和戈斯都拉等地,普鲁士在西北德的地位得以大大加强。

德国领土变动是反法战争失败的产物,它无疑贯穿着法国的战略意图,即通过大量缩减小邦、扩大中等邦国的势力,以对抗奥、普两大邦;同时,适当照顾普鲁士的利益,以集中削弱和打击奥地利。但是,这种领土变动方式改变了德意志长期以来小邦割据分裂的局面,客观上为德意志未来的统一消除了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教产还俗和一些天主教诸侯领地被废,德国天主教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这又为德国政治生活世俗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此外,随着信奉天主教的邦国数目大大减少,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被推选为德意志皇帝的机会也在变小。对于这些既成事实和潜在可能,奥地利是不甘心接受的,因此新的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1805年8月,奥地利加入由英、俄两国策动的第三次反法联盟,德意志同法国的战争再度打响。拿破仑原计划法军登陆不列颠作战,但因法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遭受英军重创而放弃。在陆上,10月中旬法军在乌尔姆击败奥军,以后长驱直入,于11月攻下奥都维也纳。12月2日,法、俄、奥三国在维也纳东北120公里的奥斯特里茨举行了著名的“三皇会战”,法军一举歼灭俄奥联军3万余人。这一辉煌的胜利迫使俄军残部退入波兰,奥地利被迫再次议和。依据12月26日签订的《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放弃在意大利仅存的威尼西亚,承认拿破仑为意大利国王;割让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给巴伐利亚,其余它保留的南德领地分别让与巴登和符腾堡。此外,它还被迫赞同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升格为王国。第三次反法联盟至此又宣告瓦解。

《普勒斯堡和约》以把奥地利完全排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并扩大亲法的中等邦国势力再次实现了法国的战略意图,但拿破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1806年7月,策动西、南德16个邦国组成“莱茵联邦”,脱离德意志,进一步肢解了德国。莱茵联邦以拿破仑为保护人,作为对抗奥、普两大邦的“第三德意志”,在事实上宣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1806年8月6日,德意志皇帝弗兰茨在宣布自己是奥地利皇帝的同时,正式宣布帝国皇位已不复存在,于是形式上延续近850年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终结。

帝国的瓦解和奥地利的衰落,使普鲁士成为拿破仑在德国扩张的新目标。自1795年签订《巴塞尔和约》以来,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和平维持了10年之久。现在,随着奥地利的军事失败,它急于充当德意志霸主的心情日益迫切。但是,拿破仑要全面控制德意志的计划也变得越来越清楚,莱茵联邦的不断扩大(最后达到21个邦),不仅使他的权力深入到德国的心脏,而且直接威胁到普鲁士的领土完整。汉诺威曾作为使普鲁士保持中立的许诺,现在又被用作同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被一笔勾销。对于这些欺骗和公然侵犯,普鲁士国王怒火中烧、愤愤不已。他因绝望而产生了勇气:因为他确信,不管他怎样卑躬屈膝,拿破仑还是要进攻的。1806年9月,普鲁士参加了由英、俄两国策动的第四次反法联盟。在举国一片愤怒的主战声中,头脑发热的普鲁士政府甚至在盟友尚未一致行动的情况下,便昏头昏脑地单独对法宣战。10月9日,两军在什列茨相遇,普军初战失利,损失约700人。第二天,在扎尔费尔特的交火中,普军再败,丧失1500人。这两场小战的消息传至柏林,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过分的自吹自擂很快地为张皇失措、胆战心惊的心情所取代。10月14日,耶拿和奥埃尔施塔特两场战役决定了普鲁士的命运:全军覆没,士兵成百上千地向法军投降,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惊慌心情。10月27日,即战争开始后的第19天、耶拿之战以后的13天,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越普鲁士的凯旋门——勃兰登堡门进入柏林,并命令法军继续追击仓皇东逃的普鲁士残军。至11月8日马格德堡投降,拿破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消灭了他曾认真加以考虑的欧洲四大强国之一,并且是他从未有过的绝对优势的全胜。这个曾经拥有为人称颂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传统的军队和最完善的行政机构的国家,突然间崩溃,不禁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对此,拿破仑在告法军书中得意洋洋地写道:“不久前曾致力于要求我们屈辱投降的欧洲最重要的强国之一被消灭了。我们先人用了七年的时间未能穿过的森林、弗朗科尼峡道、萨勒河、易北河,我们七天内穿过了……然而,我们当中有将近一半人由于还没有放过一枪而感到遗憾。到奥得河为止的普鲁士君主国的所有省份现在都在我们支配之下。”

在全歼普军主力之后,法军继续向东追击,普鲁士国王和他的朝廷一直逃至东普鲁士的边境小城梅默尔,希望在那里与沙皇的军队会合得到俄国的帮助。但所向披靡的法军已越过波兰西部,进入东普鲁士,准备同俄军开战。1807年2月8日,相遇的两军在艾劳发生了一场血战,双方损失惨重,但胜负未决。4个月后,在弗里德兰举行的会战中,俄军被法军击败。乘胜追击的法军抵达涅曼河畔,与渡过河的俄军残部隔河相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愿把战争引入俄国,他担心本土遭到侵略会触发普加乔夫式的叛乱,因而愿意与拿破仑讲和。拿破仑也因战线漫长,不愿再深入俄国腹地。双方在6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5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在涅曼河的一座浮桥上举行了会晤。经过一番“谅解”,双方于7月7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沙皇承认拿破仑对欧洲的实际占领,拿破仑则同意俄国在东方自由行动。和约实际是对法、俄各自在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地方归亚历山大一世,以西归拿破仑。和约没有使俄国失去一寸土地,相反,在沙皇的坚持下还获得普鲁士的波兰属地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并拥有在瑞典和土耳其行动的权利。

和约对普鲁士极为苛刻。除了“旧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普鲁士丧失了其余东部和西部的全部领土,其面积约占总面积一半以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被划入由拿破仑之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东部瓜分波兰所得地区被拿破仑组成华沙大公国,由其附庸萨克森国王兼领。“这是征服者楔入旧普鲁士王国喘息未定的两肋中的两根锋利的踢马刺”,它使残破的普鲁士变得更加易攻难守。由于失去上述地区,普鲁士的人口从1000万骤减至493万,军队被缩减到4.2万人。此外,和约还责成普鲁士承担反英义务,参加大陆封锁体系。7月12日在柯尼斯堡签署的补充协定要求普鲁士支付战争赔款3.11亿法郎,在未付清赔款前领土继续由法军占领。这样,随着耶拿战役的惨败和《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一个经过多年惨淡经营、拥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千多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德意志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称颂一时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破产崩溃的境地。普鲁士这种史无前例、闪电般的溃败,说明历史上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制度战胜了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正是到这个时候,被驱赶到涅曼河畔的普鲁士统治者“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子弟的”(恩格斯)。普鲁士的大溃败和《提尔西特和约》对德国的宰割,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自尊心,正是以此为标志,他们进入了一个民族复兴的转折时期。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统治进入极盛时期的开端。经过1805年、1806年和1807年的连年征战,他先后打败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军队;他的战马踏遍整个欧洲古老的文化圈,通过征服德意志而达到了胜利事业的最高峰。为了把这个广袤的地区组织起来,使得它的政治、军事力量和物质资源能够用来扩大和保卫他的大帝国,拿破仑依照不同的隶属关系在德意志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对于从1794年起逐渐纳入法国控制范围的莱茵河西岸地区,直接实行拿破仑式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由于封建制度较早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和教会特权遭到取缔,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很快在这里开始实行。1797年10月,法国政府把这一地区划分为4个行政区,即以亚琛为中心的鲁尔区、以特利尔为中心的萨尔区、以科布伦茨为中心的莱茵—摩泽尔区和以美因茨为中心的唐纳斯山区,实行统一的法国民政管理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1804年后,随着《拿破仑法典》的全面推广,这里成为法国革命原则渗透最强的地区。但是法国的统治并不能消除这里鲜明的德意志性质,当地居民对因扩大占领而增加的义务,一般采取抵制或不合作态度。

法国控制的莱茵河以东地区,情况不尽相同。在莱茵联邦(包括莱茵河东岸地区和西南德意志各邦),法国式的资本主义改造保持着较大的影响。作为“保护人”,拿破仑直接废除了这一地区的封建领主制度,取缔了农民的代役租、徭役劳动和各种封建贡赋;在法律上领主丧失了对他的农民的一切合法管辖权,农民变成国家属下的人民,获得活动、迁移和结婚的自由。在莱茵河以西,农民无偿地摆脱了封建义务;在莱茵河以东,农民缴纳一定赎金即可获得上述权利。结果在莱茵地区和西南德意志各邦逐步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牢固的小土地所有者——农民阶级。在西部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较为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以大块土地出租或租佃给农场主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形式。同法国一样,《拿破仑法典》公布以后,在莱茵联邦各邦广泛推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开始取代等级关系,使当地居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等;一些新的司法概念,如陪审制度、公开审讯等也开始进入当地居民的新生活。为了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环境,拿破仑进一步以法典精神为指导,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改革,其力度不下于法国本土。改革的内容涉及行政、司法、农业、手工业行会及财政等方面,除了除旧还贯穿着布新的原则。随着封建领主制度被基本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教会的特权受到沉重打击,一个世俗国家的原则开始被普遍接受;古老的各不相同的法律制度到处为法国民法典让路;世袭官职和鬻卖官职的腐朽制度为职责分明、权力集中,并有着固定薪俸的政府机构所取代。在经济领域,行会制度、国内关卡被无情地取缔,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基本被消除;国界内的自由贸易受到鼓励;起源于中世纪的杂乱的度量衡制度让位于公制的笛卡尔规则;捐税和财政得以革新,直接收税取代了税收承包制;新的会计和统计方法也逐步推广开来。最后,随着对传统的歧视犹太人政策的废除,一个具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环境首先在德意志西部形成。这样一来,伴随着拿破仑改革的深入,法国革命的原则首先在莱茵河两岸生根开花,茁壮成长,并最终使这一地区成为德意志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

拿破仑的改革对受法国控制的所有附庸国都有影响。在意大利,在华沙大公国,甚至在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共鸣和回应。对于受拿破仑战争冲击最深的奥、普两国而言,莱茵地区的资本主义改造为它们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榜样。在奥地利,由于多次反法战争的失败,已出现进行现代改革的政治呼声,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像菲利浦·施塔迪昂(1763—1824)、查理大公等,曾试图延续18世纪末玛丽亚·特莱西娅和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主义传统,对国家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吸引臣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多民族国家的分散性、落后性以及为维持这个统一体对农奴制度所持的谨慎态度,都成为改革家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久后,改革派只能把目标局限于反对拿破仑的军事领域。虽然在实行义务兵役制、改组奥地利军队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不敢触动神圣的农奴制度,改革未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变革。1809年施塔迪昂被推翻,继任者梅特涅伯爵又使奥地利退回旧有的专制主义轨道。同一年,在瓦格拉姆遭受的军事失败,宣告了英、奥组建的第五次反法联盟的瓦解,奥地利被迫在《维也纳和约》中把更多的土地割让给巴伐利亚和拿破仑,并彻底放弃了领导德意志反对拿破仑的打算。

与奥地利改革失败恰成对比的是普鲁士。自1806年大溃败以来,仅保有半壁河山的普鲁士面临着较之奥地利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领土被分割包围,财政因战争赔款陷于破产,外贸因参加大陆封锁急剧萎缩,人民大众对容克贵族统治的旧秩序日益不满,这一切都表明普鲁士国家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它呼唤着一场彻底的深刻的内部改革。此外,一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把对法国依附性较少的普鲁士视为争取德意志民族自由的中心,他们为爱国主义所驱使,纷纷来到这个在过去看来德意志特性最少的地方,希望通过变革旧制度,为全德的民族解放和政治统一树立起一面旗帜。正是在这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普鲁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救亡图存的一般目的,能够在深入的社会变革层面上进行。因此,普鲁士的改革虽仅限于残存的半壁河山,但它的深度和影响具有全新的意义。它带来的不只是普鲁士的恢复与重建,而且标志着德国历史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的到来。

三、普鲁士的改革

普鲁士的改革通常被称作“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要了解改革的内容,首先得从改革的主角谈起。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出身于德意志西部拿骚地方一个帝国骑士家庭。由于没有邦国,施泰因从小就习惯于超越他那狭小的领地,从全德意志整体思考问题。他有一句盛传的名言:“我只有一个祖国,这就是德意志。”青年时期,施泰因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受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和法国启蒙思想的熏陶。以后他又在韦茨拉尔帝国法院和南德一些邦国的宫廷进行过实习考察。最后,由于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潜心研究,他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独立性较强并富有改革传统的普鲁士身上。

1780年,经亨尼茨大臣的介绍,他开始到普鲁士国家机关供职。起初,他在马尔克伯爵领地的矿山和冶金部门任初等文官,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不久即赴英国考察。1796年出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院长,并兼任威悉河以西领地军事和产业行政长官,1804年被任命为普鲁士税务、贸易和厂矿部大臣,进入柏林总管理局。

任职期间,他广泛地了解了普鲁士各领地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并通过与资产阶级人士的交往和接触,熟悉了英、法等国的进步思想,这些都有助于他社会改革思想的形成,并推动他较早地投入局部的改革实践。

早在西部任职期间,施泰因就曾致力于农业改革的最初尝试。他针对旧的农奴制立法对城乡经济发展的限制,多次上书普鲁士国王,陈述限制容克贵族特权,取消农民的人身依附,使之成为自由承租者或土地所有者的主张,并在1802年推动国王率先在莱茵河东岸王室领地上进行废除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初步改革。1804年,他又试图废除各领地的内部关税,准备建立全普鲁士的统一经济区,实行普遍的累进税制度,结果遭到国王和容克贵族的一致反对而被迫放弃。

这些早期的实践,促使他的改革思想不断深化,对改革实践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从青年时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汉诺威人布兰德斯和雷贝格的影响以来,特别是访英期间的观感,他形成了牢固的英国式渐进改革观念,对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是,国内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以及法国革命所展示的时代精神,触动了他的改革观念。他已认识到,只有改革逐渐深化到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层面,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在受命改革以前,他的具有时代内容的立宪改革思想已逐步成熟。1807年年初,当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要他出任外交大臣时,施泰因周围已集中了一批改革精英,一个改革派集团已开始形成。但是当施泰因试图以建立责任制大臣政府取代旧的枢密制政府作为任职条件时,震怒的普王就以“刚愎、傲慢、顽固而不服从命令”的罪名将其解职。回到故乡拿骚的施泰因没有陷入消沉,而是埋头于他的政治纲领《拿骚备忘录》的写作,进一步完善改革计划,希望有机会说服国王,“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情”。

1807年9月30日,由于拿破仑的推荐,施泰因被任命为首席大臣。法国皇帝坚信唯有施泰因才能振兴普鲁士经济并满足对法国的赔款要求。施泰因从领地出发,于10月4日抵达东普鲁士的梅默尔,从此他身负重任开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变革。在一年多的任期内,施泰因在农民的解放、城市管理和国家机构管理三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有步骤的调整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收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解放农民的农业立法,是他全部改革的基础,也是最具社会变革内容的重要部分。1807年10月9日,上任仅5天,施泰因就公布了第一项有关农民解放的法令,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简称《十月敕令》。敕令的核心内容是“地产自由”和“解放农民”。敕令解除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限制,允许市民和农民获得贵族庄园的土地;贵族也可以扩大地产或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敕令禁止创设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一切既存的农奴制度。敕令宣布:自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一切庄园的农奴制,在“1810年圣马丁节之后,只有自由的人”。

《十月敕令》是以现代立法的形式在全普鲁士境内解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以赎买的方式实现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地产制过渡的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步骤。敕令的颁布以及1807年至1808年一些补充农业法令的实施,使普鲁士约4.7万多户农奴获得解放,变为自由的国家公民,他们获得432万摩尔根土地,有3/4的封建义务被废除。由于获得人身自由,农民有离开庄园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结婚,并摆脱了强制性的奴婢劳役。随着地产的自由流动,贵族、市民、农民之间的等级限制逐渐被打破,有条件的封建等级所有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的绝对私有制过渡。因而以《十月敕令》为标志的农业改革,结束了资本主义因素在传统农业中的缓慢“进化”,成为德意志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开端。当然改革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农民获得身份的自由又是以赎买为代价的,在地产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失去土地和容克贵族扩大地产的过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地产的扩大和自由劳动力的形成,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施泰因改革的第二个领域是城市管理。随着农业改革深入而来的择业自由和社会流动,必然为旧有的城市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使城市能适应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动荡,施泰因在1808年11月19日颁布了《普鲁士王国各城市规程》,试图放宽国家对城市的控制,以扩大城市自主权,来提高其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依照这个城市规程,国家除保留对各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治安权之外,其余权力均归城市所有;城市市民将通过选举议员组成市参议会,参与公共事务;市民选举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年收入达150塔勒(大城市为200塔勒)的市民才有选举权,城市贫民和多数手工业工人没有选举权;此外,还规定至少2/3的市参议员必须有房产,每一任市长的人选都必须得到国王的认可。这些表明,城市实际管理权是掌握在富有的市民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通过取缔部分行会,扫除对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发展城市的财政、济贫和教育事业,特别是自主的参政议政,把城市建设成“自由市民之岛”,发挥了新的活力。施泰因的条例不仅提高了城市富有市民的政治积极性,他的自治设想对以后普鲁士的乡村建设也发生过有益的影响。他曾设想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省议会和国民议会形成一部新宪法,但此计划由于他过早下台而被搁置。

他改革的第三个领域是国家管理机构。为了消除长期以来普鲁士国家机构笼统庞杂、管理混乱、效率不高的弊端,施泰因在1808年11月24日颁布了《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章程》,决定取消陈旧的枢密内阁和庞杂的总管理局,由专职大臣组成国务会议,在国王的监督下行使最高管理权。国务会议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军政、司法等五个部,实行专职管理;以后又增设文化部和工商部,进一步完善了职能管理部门。在地方一级,行政系统由省、县、乡三级构成。省长由国务会议任命,并赋予监督各县县长之权。施泰因强调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力图打破地方势力对权力的垄断。行政体制的改革削弱了容克贵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其分职管理的原则,促成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提高了施政的效率,是政府机构逐步向近代类型过渡的重要标志。

施泰因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引起目光短浅的容克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把他赶下台。作为一名爱国者,施泰因力图通过改革筹措拿破仑所要求的巨额赔款,以达到让法军早日撤军的目的。但是当国王的兄弟威廉与法国代表达成支付1.4亿法郎的赔款协议,而拿破仑仍不打算撤出奥得河畔的阵地时,他开始谋求以武装反抗达到这一目的。1808年,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失败,对他是一个鼓舞。他在致维特根施泰因侯爵(一个反法起义的策划者)的一封信里,表达了这种兴奋心情,并呼吁组织一场反法武装起义来实现民族独立。但是这封具有反法立场的密信不慎为容克所利用,不久便落入法国人之手。身在马德里的拿破仑闻讯大怒,他一方面迫使普鲁士承受更重的财政负担,一方面要求将施泰因解职。在内外压力下,这位务实、坚定的改革家被迫于1808年11月24日去职。一个月后,拿破仑从马德里行辕发布了一道手谕,宣布施泰因不受法律保护,通令随时缉拿。在国内无法立足的施泰因被迫逃往波希米亚,以后又流亡到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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