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化的开端(2 / 2)
在南德各邦迟迟未能取得关税统一的有效进展时,率先在内部关税改革方面获得成功的普鲁士开始行动起来。由于积极推行通过扩大新的关税区域来实现经济扩张目标的政策,普鲁士成为关税统一进程中最有力的推进者,全德关税同盟的建立也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普鲁士是德意志境内的大邦,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它几乎占有全德最发达的工业区:从莱茵区、萨克森到西里西亚,集中了德意志最有成就的工业发展区。但是由于地区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地关卡林立、关税重重,严重阻碍着普鲁士内部贸易的正常进行,也无法应付英国商品倾销所带来的沉重打击。加上连年累增的军税负担,关税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和摆脱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817年年初爆发的饥馑为契机,普鲁士开始了改革关税的最初尝试。当年1月,财政大臣碧洛和高级顾问卡尔·马森向国王威廉三世呈交了关税改革草案。为了对草案进行审议,普鲁士专门成立了以威廉·洪堡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从4月起,委员会在两个月内,经过26次的详细讨论,最后在少量修正的基础上通过了这一提案。1818年3月10日国务委员会批准了提案,当年5月26日国王正式公布了这部关税法。新税法废除了邦内一切内部关税,针对不同进口产品,实行10%—30%的进口税和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出口免税制,统一了境内关税。新税法还规定对邻近各邦征收高额过境税,以打击邻邦的走私贸易,并吸引它们在适当时候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新税法首次使普鲁士成为经济统一体,为工业发展和商品流通开辟了广泛的活动空间,也为政府财政收入创造了可靠的税收来源。此外,统一税法在王国内的推行,也为王国在德意志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法律保证。
为了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关税同盟,从1819年起,普鲁士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同周边小邦展开关税战。此后10年间,在普鲁士提高过境进口税的压力下,有9个处于普鲁士领土包围之中的小邦(主要分布在易北河两岸)被迫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普鲁士的关税体系以参加邦的居民人数平均分配关税收入,这个较为合理的措施对其他各邦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它不断取得成功,并保持了自己在同盟中的优势和领导地位。
普鲁士同盟体系扩大,并对中德和南德各邦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关键步骤是争取黑森—达姆施塔特加入同盟。黑森—达姆施塔特是中德连接南德的一个农业小邦,它曾参与建立南德关税同盟的讨论,但因经济落后同南德各邦在关税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以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向普鲁士靠拢。1825年双方开始谈判。开始黑森—达姆施塔特试图同普鲁士签订一个贸易互惠条约,但遭到普方的拒绝,普鲁士新任财政大臣莫茨坚持达姆施塔特加入普鲁士关税区。双方的谈判持续到1828年2月14日,最后正式缔结“黑森—普鲁士关税同盟”。达姆施塔特的入盟,引起了南德各邦的震动,加速了它们谋求地区性经济联合的步伐。1827年4月27日,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签订预备条约,1828年1月正式结成“南德关税同盟”。
南德关税同盟的出现,使处于南、北两大同盟体系中间的小邦,特别是工业较为发达的萨克森陷入困境。萨克森面临南、北两道关税壁垒的包围,工业品输出和原料的输入都受到严重限制。为了摆脱困境,它与汉诺威、不伦瑞克等北部邦国开始了结盟谈判,并在1828年8月组成“中德商业同盟”。同盟没有形成统一的关税制度,仅表示入盟各邦保证不与南、北两个同盟发生任何商业联系,所以这是一个不巩固的同盟。这样,从1828年起,德意志境内先后出现了三个关税同盟。奥地利置身于德意志各同盟体系之外,它希望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以便削弱普鲁士的影响,保持自己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
但是,中德同盟本身是不巩固的,它们仅建立了一个内部贸易自由的关税区,而未能在统一关税上取得一致;南德同盟夹在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的高额关税壁垒之间,相对狭小的活动空间使它们很难有大的作为。这样就为黑森—普鲁士同盟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变化首先发生于南德同盟。由于中德同盟的出现,南北之间已看到它们的共同利益。1829年5月,南德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个交通与贸易协定,决定加强两个同盟之间的交通和贸易联系。协定的内容之一,是要在两个同盟之间修筑两条公路,以保持双方贸易的畅通。但拟议中的公路建设需要通过中部小邦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土地。普鲁士财政大臣莫茨认识到,公路建筑的政治化将是瓦解中德同盟的有效武器。于是,普鲁士开始就筑路一事与这两个小邦进行接触。在许诺给两个小邦以财政支持以后,它们在1828年7月3日至4日正式签约,同意参与公路修建,并答应最迟在1835年1月1日加入黑森—普鲁士关税区。这样,普鲁士就在不稳固的中德同盟中打开了一个较大的缺口,它既有助于保持同南德的联系,也使中德同盟陷于孤立。事实上,中德同盟从此开始走向瓦解。1831年8月25日,处于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黑森—卡塞尔选侯国,开始放弃坚持了十多年(从1818年开始)的拒绝与普鲁士合作的态度,加入黑森—普鲁士关税体系。至此,普鲁士的关税区终于连成一片,并切断了中德工业最发达的萨克森与北部的汉诺威、不伦瑞克及奥尔登堡的联系,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德同盟的解体。至1833年3月,陷于孤立的萨克森被迫加入同盟,中德各邦抵制普鲁士经济扩张的愿望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在卡塞尔加入黑森—普鲁士关税区以后,普鲁士加紧了同南德同盟的合作谈判。南德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普、奥、法三道高额关税壁垒的阻隔下,开始意识到把两个德意志经济区联合起来的必要和前景。1833年3月22日,经过长期谈判,南、北双方最后达成联合协议。1834年1月1日,一个被称作“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关税统一体正式宣告成立。
德意志关税同盟囊括了德意志18个邦国、2300万人口和占全部领土3/4的土地,首次在德国的核心地带形成了一个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有统一关税、收益按人口分配的庞大国内市场。这个以条约为纽带的经济联合体,起初的有效期为8年,以后经过三次续订,其范围不断扩大。30年代陆续加入同盟的有巴登(1835年5月)、拿骚(1835年12月)、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836年1月)和图林根各小邦。到50年代,一度在英国的支持下成立的以汉诺威为首的“税务同盟”也宣告解体,其成员陆续加入关税同盟。至此,德国在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已通过关税统一部分地实现了经济统一。这是从滑铁卢战役到柯尼希格莱茨会战之间的51年里,德国历史上最重大、最有影响的事件。虽然统一过程贯穿着普鲁士经济扩张的意图,但它适应了一个政治上长期分裂的民族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客观上也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由于这个统一体的出现,德国人民面前已展示出一幅走向政治统一的、令人鼓舞的前景。一百多年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似乎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再现了这一规律;尽管双方所接受的遗产、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以及所要追求的目标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无疑地在广义上都反映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此外,关税同盟也是普、奥在德意志“二元争霸”的产物。由于奥地利被排除在同盟体系之外,普鲁士开始上升为德意志经济统一,也是未来政治统一的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努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恩格斯),从此,德意志的面貌和普鲁士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一个小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伴随着这个经济有机体的发展开始形成了。
四、大转变时期的文化成就
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德意志的民族文化精神也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发展时期。以古典哲学、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以及音乐领域的伟大创造为代表的辉煌成就,既是“现代化”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在哲学领域,黑格尔所进行的巨大综合和费尔巴哈别树一帜的唯物主义,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保持着强大的影响。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出身于南德符腾堡斯图加特城一个财政官员家庭。早年曾在杜宾根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做过几年家庭教师,从1801年起开始在耶拿大学任教。1806年,他写成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博得了一定声誉。1808年法国占领耶拿后,他离开大学,到纽伦堡一所中学,先后任教师、校长达8年时间。在这里,他写成了最重要的著作《逻辑学》,出版后在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16年他应聘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两年间出版了《哲学全书》(包括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等),从此他声名鹊起,成为德国哲学界公认的权威。1818年普鲁士政府特聘他去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座,1830年升任为校长,其哲学理论也被推崇为“国家哲学”。除了1821年发表《法哲学原理》之外,黑格尔写成的《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美学》等,都在他死后由其学生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峰。
德国古典哲学由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创立,费希特和谢林(1775—1854)在批判康德的基础上曾对这一学说作过新的发展,但直到黑格尔时期才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唯心主义思想,把精神和意识提升到世界本源的地位。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或理性,这种精神既不是一个个人的精神,也不是人类的精神,而是一种宇宙精神,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源;世界上任何现象,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的思维现象,都是这种绝对精神的产物。但是,黑格尔在描述这种绝对精神的发展中,却阐发了辩证法的原理。他首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这样,他在描述精神演进的世界图景中,就不自觉地揭示了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即事物内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尽管黑格尔只是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事物的辩证法(列宁),并服务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但这绝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从而使他的学说成为一种超越前代思想家的深刻的发展学说。由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的限制,他的辩证方法未能充分发挥,也未能贯彻到底,这实际上反映了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社会变革的要求与保守的政治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之所以集中地反映在黑格尔的学说之中,与他本身的经历密切相关。青年时期的黑格尔,如同许多先进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他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热诚欢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他曾同杜宾根学院的同学一道种植“自由之树”,高唱革命歌曲,并积极参加当时革命青年的秘密政治组织——政治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发表演说,热情洋溢地宣传自由、平等这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甚至到晚年,他仍在《历史哲学》中满怀激情地把法国革命称颂为“壮丽的日出”。这种进步观念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来源。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特别是黑格尔关于在发展中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概念运动将通过质的飞跃来进行的原理,无疑已触及辩证法的本质,这也是对他所处时代所发生的革命变革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此外,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新成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数学领域的微积分理论,化学领域的量、度概念,对黑格尔的合理猜想都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黑格尔的进步观念在不同时期发生过重要变化。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随着革命的深入,特别是雅各宾派实施革命专政以后,逐步由具体的肯定转变为抽象的肯定,乃至批评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政策。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趋于保守。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的任职演说中,他颂扬“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此后,在任柏林大学教授的开讲辞中又迎合资产阶级要求,提出“人民与贵族阶级联合”的妥协口号。从此,保守的国家观念和自由主义的进步观念开始在他的学说中被糅合在一起。直至晚年,他一方面热情地颂扬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改良是德意志自宗教改革以来社会变革最适当的方式,因而他极力推崇君主立宪制度,寄希望于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把这种政治理想称作意识和现实的和解。因此,黑格尔的政治观念正是他哲学中辩证方法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矛盾性的表现。到了晚年,他的思想中保守的方面愈来愈浓厚,以至于辩证法的革命锋芒开始因过分茂密的唯心主义体系的限制所钝化。拯救辩证法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哲学的任务,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适应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直接表达现实物质利益的要求,费尔巴哈高举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旗帜,首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体系进行了批判,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别树一帜的唯物论代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诞生于南德巴伐利亚兰得休特城一个律师家庭。1823年入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学习,1824年转学到柏林大学,随黑格尔学习哲学。黑格尔的学说为费尔巴哈的思想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很快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信仰者。但是在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以后,他开始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和抽象性质产生了怀疑。在1826年离开柏林时,他已向这位可敬的前辈表示他将重新考虑思辨哲学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1827年,费尔巴哈进入爱尔兰根大学,选学生物学、心理学,并准备博士论文。一年后他担任该校讲师,负责讲授哲学史和逻辑学。1830年,他在纽伦堡匿名发表《论死与不死》的小册子,公开向基督教教义宣战,否认人类个体在精神上的永恒和绝对。这些大胆的议论在德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遭到政府和宗教人士的谴责和讨伐。随着匿名作者被查实,费尔巴哈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并被赶下大学的讲坛。从1836年开始,费尔巴哈离开城市,迁居布鲁克堡乡村。从此,他在偏僻的乡间默默地度过了三十余年,“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恩格斯)。但是,费尔巴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而是以宁静的大自然为沉思对象,继续探讨哲学问题,先后写下的重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年)、《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宗教的本质》(1845年)以及《宗教本质讲演录》(1851年)等。
费尔巴哈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颠倒来表明他与唯心主义的决裂,并为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奠定基础的。此后,他又通过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和本质,把宗教的批判和无神论思想的宣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40年代,他进一步把哲学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批判,从而完成了世界观的最后转变。费尔巴哈把他的唯物主义叫做“人本学”或“人本主义”,即将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视为哲学研究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主张自然先于意识,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产物,在人和自然之外,什么也不存在。这样,他就继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之后,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给宗教神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以沉重打击。1841年,当他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在莱比锡出版时,深深地震撼了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后来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足见他对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界所起的划时代作用。对于正在酝酿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讲,费尔巴哈的学说和批判精神是他们反封建、反专制要求的理论表现,也是激进的民主派对保守派斗争的反映。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促进了德国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对19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文艺创作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德国文化界那种浓厚的唯灵论思想气氛被打破,英国的乔治·艾略特也通过翻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开始在其创作中贯彻人本主义的精神;俄国的赫尔岑、奥格辽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也怀着感戴的心情接受他的唯物主义主张。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的人本主义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从孤立的自然属性来谈论人的存在,使他无法正确地理解人类社会,因而在历史观方面他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出现的时候,历史是在他的视野之外的;当他考察历史的时期,他又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者了。”此外,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时,完全抛弃了他的辩证法,这使他的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机械论的色彩。然而,这些局限并不妨碍他在德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独树一帜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合理内核,经马克思、恩格斯扬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黑格尔一样,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哲学先驱。
法国革命和德意志的社会变革也在艺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德国的古典文学和音乐以其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性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以及杰出的艺术成就,极大地丰富了德国文化宝库。它所表达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歌德、席勒、海涅所进行的新的文艺创作和贝多芬的音乐艺术成就,使他们成为这一时期文艺主潮的典型代表者。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做过皇室顾问官,其外祖父为法兰克福最高行政长官,家庭生活富裕悠闲,且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歌德早年曾在莱比锡求学,学习的专业为法律,但他对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770年他到斯特拉斯堡学习,因受赫尔德(1744—1803)影响,广泛地了希腊、罗马以及18世纪英国的文艺作品,走上了诗歌创作道路,并成为后来称之为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一员。受狂飙突进运动的鼓舞,歌德创作了两部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品:《铁手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1773年)和《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歌德试图通过《铁手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这个剧本把一个没落骑士理想化为正直的争取自由的英雄,来加强德意志的民族意识;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书信体则通过对一桩爱情悲剧的描写、渲染,直接表达了对没落封建制度的批判。1775年,歌德应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担任枢密顾问,开始了近10年的从政生涯。1786年至1788年,他到意大利访问,通过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开始形成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返回魏玛后,他辞去行政职务,集中力量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歌剧院达27年之久(1791—1817)。
从意大利归来的第二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歌德理解法国革命的时代意义,但反对革命的暴力手段。他呼吁政府顺应时势进行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并在不少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改良主义思想。从1794年以后,歌德开始与著名文学家席勒接近,他们彼此密切合作达10年之久(1794—1805),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魏玛黄金时代,德国古典文学进入高峰发展时期。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生于符腾堡小城马尔巴哈,是一个少尉军官的独养子,13岁时被送入符腾堡公爵所办的卡尔学校学习法学和医学。卡尔学校是一个著名的“奴隶制造所”,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席勒因严酷的训练和奴化教育在精神上备受虐待,由此形成了他激进的反抗意识。在卡尔学校期间,席勒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悲剧《强盗》,其主人公所表现的反抗压迫的精神已具有明显的反封建色彩。为了逃避公爵的迫害,席勒开始远离家乡,过上了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在流亡中他写下了他的名作《阴谋与爱情》,以动人心弦的笔触描述了资产者与贵族的冲突,获得巨大成功,但这没有改变他饥寒交迫的生活处境。1787年他创作了诗剧《唐·卡洛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念,这标志着他开始从受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向古典主义过渡。从1787年至1792年,席勒开始研究尼德兰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并在1789年被聘任为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1792年以后,他又开始研究康德的哲学,写出了关于美学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美育书简》(1795年),他试图通过发展人的审美活动,实现个性自由,达到政治解放的目的。
由于和歌德的交往,席勒又恢复了文艺创作,至1805年逝世,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新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席勒创作了历史剧《瓦伦斯坦》三部曲(1799年)、《玛丽亚·斯图亚特》(1800年)、《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以及最后完成的《威廉·退尔》(1804年)。其中《瓦伦斯坦》是席勒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它以曲折的情节、华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再现了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波澜起伏的壮观场面,展示了人们对不变的道德、绝对的信念、纯洁忠诚的理想的追求,是德国第一部有群众场面的戏剧。但是,当席勒的《瓦伦斯坦》一剧达到创作的高峰,并使他意识到戏剧创作是他最基本的职业时,他那长期颠沛流离的身体,终于积劳成疾。1805年5月5日,席勒因病去世,他成为全民族最受敬仰的诗人和剧作家。除去他的精神财富,人们也常以激动的心情看待他那勤奋而困苦的一生。
在席勒生前,歌德已完成了长篇《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并着手修订了他的巨著《浮士德》第一部。歌德比席勒多活了27年,在超出一代人的岁月里,他勤奋写作,先后完成了《诗与真》(1811—1833)、《意大利游记》(1816—1817)、《西东合集》(1819年)以及《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1821—182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年)。其中《浮士德》的写作,从1773年延及1831年,历时近60年,是毕其一生精力的鸿篇巨制,是诗人漫长一生中的伟大高峰。通篇贯穿的主要思想是人类通过各种矛盾冲突,将不断地在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中获得进步,这是对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以来,西欧社会剧变所作的深刻揭示,它对人类发展前景的展望,反映了变革时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精神风貌。但是,同席勒一样,这位文学大师也希望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实现自由和统一,因而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同现实妥协的改良主义倾向。
在歌德之后,在德国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希·海涅(1797—1856)。海涅生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由于法国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海涅从幼年时期就受到法国革命中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进入大学以后,他曾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20岁时开始文学创作,至1831年已发表了《歌集》和《旅行杂记》两部早期作品。《歌集》是一部优秀的抒情组诗,诗歌以个人的爱情遭遇为主题,伴随着生动的自然景物描写,由于风格朴素、音调和谐,自然景物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堪称优美的抒情诗篇。其魅力和神韵,只有歌德青年时期的诗篇才能与之媲美。《旅行杂记》是一部散文集,包括游记和随笔,既有对德国现实面貌的速写,也有对祖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者的同情。它标志着作者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
1831年,海涅来到革命运动的中心巴黎。由于同法国进步作家的交往以及目睹法国七月革命后的现实,他坚定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1833年,他创作了《论浪漫派》一书,在批判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同时,提出了文学必须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进步主张。40年代以后,特别是1843年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海涅的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已突破早期抒情诗的个人范围,开始以他那变得富有战斗力的笔来反映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其中写于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一诗,就以铿锵有力的笔调颂扬了起义工人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成为最早、最优秀的社会抗议诗篇。海涅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冬天的童话》(1844年)。全诗以夸张的讽刺、离奇的譬喻对德国政治分裂等现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由于讽刺深刻、节奏有力、譬喻生动,此诗集中地表现了海涅晚期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但是海涅的思想未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他在同情劳动人民的同时未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直至晚年他都对共产主义抱有疑惧心理。这些都减弱了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斗争方面的力度。
同文学一样,音乐文化也是最能反映时代脉搏的战斗领域。在音乐世界,杰出的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交响乐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70—1827)出身于波恩一个贫困的宫廷歌手家庭。由于环境的熏陶,贝多芬在4岁时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未受过正规教育,曾自学钻研过荷马和莎士比亚等人的古典作品,以后专心致志于音乐。他的第一位教师是聂耶菲,他帮助他打下坚实的音乐基础,并介绍他到维也纳学习。在维也纳,他先后向莫扎特和海顿学习,直到30岁才举行首次个人音乐会,巩固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此后他长期侨居维也纳,在终身未婚,以后又双耳失聪的艰难条件下,他以坚强的意志致力于歌曲创作,谱写了许多动人心魄的不朽乐章。
贝多芬从青年时期就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憎恨封建专制,向往自由、平等、博爱,他的创作充满了革命热情和英雄气概,鲜明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斗争精神。贝多芬的作品,除了代表性的9部交响曲外,还有5部钢琴协奏曲、32首钢琴奏鸣曲、几十部乐曲以及歌剧、神剧、弥撒曲等。在9部管弦交响曲中,第三、第五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影响最大,直接表现了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分别用葬礼进行曲和悲痛哀婉的乐章反衬交响曲最后的狂欢乐,使生活、斗争、死亡和取得新胜利的喜悦,在不同段落节奏的对比下,取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在宏伟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中,他运用跌宕起伏的音乐艺术技巧,把人民通过英勇的抗暴斗争,冲破黑暗迎来自由解放的欢乐推向最高潮。由于在末章加上席勒《欢乐颂》诗篇的人声联唱,交响曲因这一创新成为最富于表现革命热情和英雄性格的音乐体裁。第四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是抒情性的交响曲,他用清新柔美的旋律,表达大自然的活力和欢快气氛,是贝多芬艺术创作的另一表现风格。贝多芬创作的钢琴奏鸣曲,如《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黎明奏鸣曲》等,也都通过所塑造的鲜明音乐形象,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奏鸣曲之后曾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贝多芬的音乐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乐曲就是革命时代的奏鸣曲,他的名字和艺术成就不仅属于德意志,而且属于赋予他创作激情的时代和进步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