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三三制”政权(1 / 2)
建立“三三制”政权
1941年11月6日,陕北进入深秋季节,大路两边的树叶有的一片火红,有的一片金黄。一阵秋风吹来,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让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诗意。这一天,沐浴在金秋凉风的延安人民格外兴奋,因为大家渴盼已久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延安召开了。
这次会议到会议员219人,其共产党党员123人,民主党派人士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站在主席团上,背后是巨幅孙中山画像,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所指的“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指的就是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策。“三三制”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作为基础。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
1936年9月,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至1940年初,党中央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政权中,尽管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工农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人士数量还比较少,但其已基本改变了此前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初步具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从而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后,推动“三三制”政策出台的就是“三三制”政策的实践。在陕甘宁边区,最早实行“三三制”的是延安县。
1940年初,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突击完成征粮工作时,乡政府提出用民选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由每十二三户居民公选一名代表。全乡共选出27名代表,组成征粮委员会。其共产党党员9人,其余18人为非党人士。
征粮委员会在延安县委、县政府和延安工作团的指导帮助下,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解释和动员,精确调查统计,积极组织粮食人仓,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征收公粮的任务。延安县的这个做法立即引起了边区和党中央的注意,党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及时总结了这一新鲜经验,并号召在边区各地推广运用。同时,这一经验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同年3月6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当天,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要求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从这个时候起,直至当年底,为边区“三三制”政策的试行阶段。
至这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他在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1/3,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2/3。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经过几个月的试行之后,边区党和政府在总结了上述试行三三制的经验后,正式决定在陕甘宁全边区普遍实行“三三制”。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明确指出:此次选举中“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
随后,边区就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其中心就是贯彻“三三制”政策。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选举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在边区提出实施“三三制”后,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却大有不同。这是因为“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出现某些隔阂。
例如,在当时的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划行。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
为解决这一矛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李鼎铭侃侃而谈,最后他尖锐地提出:“你们党决定了……”、“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八路军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赠匾(右前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