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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三三制”政权(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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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问题的症结是党外人士认为工作中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部门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部门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而说“我们团体”了。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

在“三三制”的政权中,有时也发生原则性分歧。在当时的一次边区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条例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

李鼎铭主张将“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虽经反复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林伯渠同李维汉等一起商量,认为原则要坚持,但方式可以灵活,于是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李鼎铭也表示同意。

不仅边区政府领导层对“三三制”的实施有不同意见,边区内的地主、普通百姓,对“三三制”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土地分配已久的区域,以前的那些地主和士绅从绝望的地位见到“三三制”,就显得格外意外与兴奋。但农民方面,尤其是贫农、雇农,他们对“三三制”就多怀着疑惑或忧虑的心情。

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一部分地区未分配过土地,一部分地区则在土地斗争中经过长期的反复。于是,这里的群众对“三三制”反应则更为多样化。

一部分较开明的士绅,他们赞同我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和“三三制”,愿意同我党合作,但有些观望:“三三制是不是摆个样子?”而当地的工农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怀着传统的成见与不信任,提议:“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有被选举权”。另一部分较反动的地主,起初是不信任、观望态度,随后“三三制”果然是事实,他们想着机会来了,就马上从观望转为积极,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出来竞选,他们就宣传穷人“不识字,家里又没办法,过去又没干过事,这些人办不了事”,以打击农民。更坏一点的分子,就同国民党特务勾结一气,明里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暗地威胁和欺骗穷人。而当地的富农多取冷淡态度,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同贫雇农有矛盾,同地主也有矛盾,又担心白军有一天还会开来”,处于两者之间。

清绥等地的农民经过长期反复的痛苦经验,很不高兴地主们又进入政权,甚至愤慨地说:“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

至于土地未经分配区域的贫苦农民,他们热望着翻身,积极参加选举,可是,他们没有选举经验,对地主、士绅们还多少保留着传统的胆怯心理。因此,贫苦农民们,就更加迫切地要求党的支持。

面对陕甘宁边区社会各界对“三三制”的质疑,边区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来打消群众的疑虑;另一方面,边区政府也知道,要想打消大家的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实施下去,通过政策的实施,来化解大家的各种疑虑。

在边区参议会、政府的推动下,1941年的这次选举运动于当年1O月份基本结束,乡、县两级初步建立起了“三三制”的政权。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也就是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接受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同时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

在选举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当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来,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7名,略超过1/3。此时,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

谢觉哉、徐特立主动退出这件事,给边区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很显然,共产党通过党各级组织的严格自我约束,通过共产党员自觉带头实行“三三制”的做法,成功保障了“三三制”在组织上的圆满实现。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一级的“三三制”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在1941年的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共产党员超过1/3,甚至更多。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又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要用共产党员退出和增补党外人士的办法进行调整。

同年9月1日,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此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以上指示均得到了贯彻。至1942年底,“三三制”政策在边区普遍得到实施。

“三三制”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意义非常重大。“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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