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九旅驱逐何绍南(1 / 2)
三五九旅驱逐何绍南
1939年8月的一天,在革命圣地延安,酷热的夏天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但高温还没有降下来,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发着令人烦躁地叫声,像是在替烈日呐喊助威。此时,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毛泽东正一边吸烟,一边和朱德总司令商讨问题。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我看能吃苦,能打硬仗,调他们回来怎么样?”
朱德点了一下头,说:“我同意,调‘王胡子’回来,巩固一下黄河防守,再到绥德,整治一下那个‘摩擦专家’何绍南!”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笑着说:“行,就这么定了!”
这个时候为何要调在前线作战的第三五九旅回来呢?这和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我抗日人民政权的挑衅有关。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制订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
从此,国民党反共活动越演越烈,6至11月相继制造了平江、鄂东和确山等惨案,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以及抗日群众。与此同时,逐步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军事摩擦,并以重兵集结于陕甘宁、晋西、晋冀豫根据地附近,伺机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在这些对抗日政权发起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中,何绍南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何绍南是江苏武进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历任陆军第三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三集团军第十六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等。抗战时期,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也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
何绍南所在的这个绥德分区,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北边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分区原系陕北苏维埃区域,自1936年受到国民党军攻击后,即渗进国民党势力。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绥德等5座县城划为八路军河防警备区,隶属陕甘宁边区。但国民党当局不但不配合工作,反而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何绍南的到来,更让绥德的形势变得越发严峻。
这个何绍南曾被毛泽东指责为“摩擦专员”,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何绍南反动透顶,颇得蒋介石赏识。何绍南来到绥德后,当上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主任。
1939年5月,何绍南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不久,何绍南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第七一八团第三营副营长尹才生。接着,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无恶不作。
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力求通过谈判解决。但何绍南一伙视我们的规劝为软弱可欺,继续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军就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
一方面,我军利用谈判等各种公开场合,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另一方面,我军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还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
正是为了消灭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毛泽东和朱德才商量决定调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到绥德,进而保护陕甘宁、保卫党中央。
1939年8月12日,党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零师、晋察冀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王震即旅三五九旅旅直和717团,通过雁门关、同蒲路,于10月4日抵达绥德地区。抵达以后,王震旅长率第三五九旅就驻扎防绥德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
得知第三五九旅到来后,反共分子何绍南很是吃惊。他一边向胡宗南、阎锡山等人报告,一边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对王震部表示“欢迎”。
在欢迎会上,何绍南振振有词,先对八路军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表示欢迎,然后,话锋一转:“现在中日双方正在激战,第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这是违反军纪!”何绍南话音刚落,王震拍案而起,大声驳斥:“我们是奉毛泽东主席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