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九旅驱逐何绍南(2 / 2)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
会后,何绍南派出亲信,在群众中处处散布谣言,说:“第三五九旅在前方打败仗了,第三五九旅是‘溃军’……”
何绍南在绥德坏事做尽,被我党一一揭露后,何绍南一伙已经陷入“人心背离,孤立无援”的境地。王震对何绍南的行径异常愤怒,决定先发起政治攻势,若何绍南执迷不悟,立即动用武力。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
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
10月底,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到延安,亲自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了警备区的反摩擦斗争情况,中央和边区中央局作了明确的指示,决定成立“军政委员会”,王震为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警备区的全盘工作。
1940年春,警备区军政委员会在王震的领导下,遵照中央关于“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群众力量,向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决定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总体反击。
1940年正月初十前后,以警备区政治部剧团为主组成武装宣传队,将何绍南八大罪状的具体事实,以照片、画像和由演员化妆的各类人物,在绥德城内外大张旗鼓地进行揭露。同时,第三五九旅的两排战士全副武装,保护宣传队从南关开始,在城内大街小巷宣传了一天。第三五九旅进行的这次武装宣传震动很大,把反摩擦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看到大势已去,为了抢占先机,顽固分子何绍南召开秘密会议,准备用13个保安中队偷袭第三五九旅。得悉这一情况后,王震旅长立即命令全旅做好自卫的军事准备,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
何绍南见第三五九旅已有准备,他的罪行又被揭露,在绥德已无立足之地,便煽动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第七一七团在团长刘转连指挥下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土匪。
1940年2月28日半夜时分,他们将其库存的弹药、物资、文件档案全部放火烧毁,遂即偷偷逃走。当得知何绍南一伙逃走的消息后,我军立即组成追击部队,急行军堵截何绍南部。
何绍南率队从二郎山西南下山,绕七里铺翻山到五里湾、苗家坪向横山、榆林方向逃窜。我军的堵击部队绕郝家桥走偏了路线,后急速返回到苗家坪北面,只堵住了他们的后尾约200人左右,其中有何绍南的骨干20余人。就这样,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被赶走了,第三五九旅有力地保障陕甘宁的安全。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绥德警备区5县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为司令员为专员,以利保卫河防。
王震旅长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委任,当即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从此,绥德地区5县面貌一新。
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回师延安,驱逐何绍南,和之前的陇东事件、栒邑事件、淳化事件,都是我军在国民党顽固派主动挑衅的情况下,而主动予以反击的。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
通过这些有力的反击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渐告平息。这期间,我留守兵团各部队和第三五九旅以及边区保安部队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分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在政权建设上,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3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在军事上,我军兵力也大有加强,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