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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措施治理匪患(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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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措施治理匪患

1937年底,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

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大力剿匪,以除暴安民。要剿匪首先要了解边区土匪的情况。

当时边区有多少土匪呢?

据统计,当时陕甘宁边区23个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

匪情的日益严重和基层政权不断遭到破坏,不仅导致边区乡村秩序混乱,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边区政权的稳固,这引起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匪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惯匪,即以抢劫为生的经济土匪,没有政治性,是所谓的社会土匪;二是受国民党地方政权支持的政治土匪,成分以豪绅、地主、流氓、团丁为主,加上边区内外的一些无业游民、二流子。

由于土匪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有的为生活所迫,有的是血亲复仇,有的是打富济贫,还有的是政治投机。因此,对于匪患的治理要采取综合的方法。

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宽大与严惩相结合。为严厉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边区采取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自卫队紧密配合,分区驻剿与集中进击相结合,穷追猛打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法,迅速掀起了一场剿匪锄奸的群众运动。

早在1935年11月,党中央初到陕北,就成立了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剿匪总指挥部,由谢唯俊担任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

1937年9月,边区独立师和蒙汉骑兵团对志丹县内的王子元、李天才等股匪进行了围剿,击毙10余名,俘获百余人,其余溃散,逃离边区。

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为了尽快肃清匪患,兵团司令萧劲光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

当然,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兵团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

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兵团首先集中了警备一团、警备二团、警备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60余支。

1938年2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对黄龙山股匪发动进攻,消灭100余人,少数逃入国民党统区。在安定南区一带有彻底剿灭了刘志清股匪。

截止1938年底,边区军民共剿灭40多股大小土匪,毙伤土匪800人左右,俘虏400人左右,缴获枪支1000多支。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来到毛泽东住处。此时,毛泽东照例还在灯下工作。

寒暄之后,萧劲光向毛泽东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

萧劲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虽然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但萧劲光明白,虽然剿匪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剿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

延安的火炬(油画)

1939年冬天以后,土匪中的“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

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

于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陕甘宁边区,再次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其中,清剿陇东土匪赵老五的行动非常具有典型性。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

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萧劲光司令员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的体制。

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

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那种社会,本来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

当时,萧劲光等人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萧劲光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

同时,毛泽东在修改萧劲光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

诚以如此土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

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

接着,萧劲光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但朱绍良继续装聋作哑,不给我方回电。

于是,萧劲光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

朱绍良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

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边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4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9人。

我驻军警备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仅赵匪负伤逃脱。

土匪抓住以后,该如何处理呢?

当时,边区的做法是,对于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要进行公审,严加惩办,而被迫胁从的群众给予教育,宽大处理。在定边就公审与枪决了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与枪决了土匪霍生福。

对于胁从者,边区政府指出:“切实加强对土匪之瓦解工作。如经过其家庭宣传,土匪中之士兵回家,回家后发动群众欢迎慰劳,政府对之应予优待,如不咎既往,取得土地等。”

陇东镇原县回民土匪余长延、李占荣、马金山、马文标等被捕后,除匪首余长延因系兵痞惯匪处以死刑外,余皆教育释放,目的是在汉回杂居区域内,争取回匪转变,影响该地回民的向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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