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北朝的边角料（1 / 2）

据说琅琊王家南迁后信奉道教，给子弟取名都带个“之”字，比如王导等人给子侄辈取名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王晏之、王允之等，孙辈取名王徽之、王献之、王恢之等。这似乎是辨认琅琊王家子弟的一大特征。王导这一辈之后，琅琊王家名声最大的当属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王导之侄、王旷之子。王旷做过淮南太守，曾劝司马睿南迁。虽说是书圣，王羲之小时候一点儿都不聪明，还很笨，连话都说不好。虽然名士周顗（yǐ）曾摸着十三岁的王羲之的脑袋说，孺子可教，前途不可限量，但一般人还是把这看作是周顗判断的失误。王羲之二十岁的时候，太尉郗鉴想和王家攀亲戚，把女儿嫁入王家。王导说，我们家人才济济，你随便挑吧。郗家就真的派人来挑女婿了。回去后，郗鉴问有什么好人选。家人报告说，王家的小伙子都挺好的，精心打扮，相貌堂堂，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个人躺在东边房间的床上，露着肚子啃东西吃呢。郗鉴说，就是他了，我要选那个挺着肚子的小伙子。不用说，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王羲之。虽然郗鉴很自豪地夸王羲之是东床快婿，但多数人心中都不以为然，觉得郗老太尉也看走了眼。

事实上，王羲之是那种大智若愚、大器晚成型的孩子。一些小时候异常聪慧、高调领跑的孩子往往长大了平庸无奇，而小时候埋头低调学习的孩子，比如王羲之，常常能一鸣惊人。王羲之正常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了不俗的政治素质。王导之后，东晋王朝高层政治纷争不断。老有那么几个人鼓动北伐，想借北伐给自己贴金。殷浩北伐的时候，王羲之写信明确反对，劝阻他。担任地方官时，王羲之更是开仓赈灾，奏请朝廷减免苛捐杂税。

王羲之凭借家族势力担任过江州刺史这个重要官职。在刺史任上干得很不错，朝廷屡次让他来做京官，王羲之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说他傻。王羲之回信说：“我没有庙廊之志。”其他人这么说多数不是虚伪的表演就是待价而沽，王羲之则是表里如一，不想攀爬权力的金字塔。他追求的是人生的品质和理想的修为。听说安徽宣城的风光不错，王羲之就向朝廷请求，希望能去宣城当太守。朝廷原来是想把王羲之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没料到王羲之要求当的官越来越小，要去一个小郡当太守，最终没有同意。朝廷的世家高官们更不同意了：你王羲之可是天下第一望族的子弟，去当宣城太守不怕掉价，我们这些同伴还觉得掉价呢？

于是也不征询王羲之本人的意见，朝廷就宣布提升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会稽是东南大郡，是江东世族和南渡大族的聚居地，地位突出。会稽内史的地位自然也很重要。这一回，王羲之高兴地接受了提拔自己的任命，因为他早就听说会稽山水秀美，人文典雅。于是他打点行装来到了顾恺之形容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会稽。千年之后，我们说王羲之的这个选择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他来到清丽秀美的会稽，做官是次要的，享受是主要的。当时的会稽人文荟萃，有离“东山再起”还有段日子的谢安，有达官贵人都以得到他撰写的碑文为荣的文人孙绰，有游寓江南、提出“色即为空”大论的名僧支遁，有隐居山林、大谈玄学和山水诗的隐士许询等。王羲之很快就和这些人打成了一片，还组织了一个叫作“兰亭之会”的聚会将他们网罗其中。

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修禊节。

这一天，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人齐聚会稽山阴城外的兰亭，洗洗身子，喝喝酒水，清谈闲聊。他们不知道，永和九年暮春的兰亭，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根据王羲之的记载，当日的兰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的风光也相当对得起观众，“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因此虽然聚会上没有丝竹管弦、歌舞助兴，但聚会的文人雅士们一觞一咏，大到宇宙，小到具体花草品类，畅叙幽情。恍惚之间，王羲之感叹上天公平地给予每个人一条生命，每个人都要走完一生，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感悟良多，有的人放浪形骸，都是殊途同归而已。行走之人，不知老之将至，常常是刚刚欣赏的东西转眼就成为陈迹。“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王羲之的结论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若干年后的我们审视今天，就像今天的我们审视昨天一样。其他参会者也纷纷提笔写文，抒发感想，更多的是抒发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

会后，众人把文章收集起来，制成了一本小集子，委托王羲之作序。王羲之当时已经微醉，也不推辞，提笔立马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因为编辑需要而被定名为《兰亭集序》的文章，一气呵成，初正楷后小草，庄中有变，变中有雅，令人赏心悦目，是书法和文章的双重瑰宝。后人有爱事者，认真察看了帖子，发现王羲之在里面没有写两个完全相同的“之”字。据说，王羲之事后对原稿不甚满意，想重写一份，超越原稿。他聚精会神认真重写了几份，都感觉不如醉酒时写得好。索性不写了，就将写于兰亭并带有修改痕迹的原稿定为作品。

《兰亭集序》之所以成为书法极品，一大原因是王羲之将书法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之前人们是为了写字而写字，王羲之是为了欣赏而写字，为了表达而写字，为了内在的修养而写字、练字、赏字。书法开始在王羲之的手中，从实务超脱成了艺术。这是王羲之的书法境界，也成为中国书法的入门认识。

王羲之是琅琊王家最优秀的书法家，却不是唯一的书法家。官宦世家同时也是文化世家，文化素质高于常人。琅琊王家的前辈王衍、王戎等人都是书法家。二人擅长草书，轻便没有拘束，很符合玄学大家的气质。之后王敦、王导、王廙（yì）、王旷等王羲之的父辈也都写得一手好字。与王家交往的谢家、庾家也出了多位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岳母郗夫人就是有“女中仙笔”美誉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了习书练字的风气，更得益于大家族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的生活，让他能将书法从其他事情中独立出来，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也只有琅琊王家这样的门阀世家才能培养出新艺术门类的大师。

王羲之在书法的世界中越走越远，后人用八个字形容他的作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作品被后世奉为神品。比如《兰亭集序》的真迹，人们普遍相信被唐太宗带入了坟墓，今人看到的都是摹刻本。

永和十一年（355）年初，厌倦了官场的王羲之弃官而去，在会稽金庭定居下来。晚年的他耕田种地，教导子弟书画，也去河边放鹅钓鱼，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王羲之的身上完全没有了父辈辗转奔波、指点江山的气度。同样褪去政治光芒和雄心的还有同辈的王胡之等人。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他们父子俩都是老庄学说的信徒。王胡之的经历和王羲之相似，在山水优美的吴兴当一个生活优裕的太守，心情舒爽，不管朝廷怎么调动他的职位，就是在吴兴太守任上赖着不走。朝廷拿这样的钉子户无计可施。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和谢安的关系也不错，两人常有诗歌唱和。王胡之曾向谢安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纺玄契，废疾高卧。”在他看来，功成名就的姜子牙也好，不食周粟饿死的伯夷、叔齐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他王胡之的理想就是高卧山林，听听风声，抚摩泉水。

琅琊王家在王导、王敦一代人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呼风唤雨的权势，但王家的声望依然存在。东晋王朝建立在东南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保障世家大族利益的制度，王羲之这一代人不需要创业干政就能保持权位。如果王家还像王导、王敦那样掌权掌兵，反而会触动东晋王朝的敏感神经。既然大环境不希望你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本也不愿干政的王羲之等人便从政坛转身而去，纵情于艺术与山水。

那么王家还有没有人留在朝堂呢？有。他就是王彪之。东晋王朝一直将琅琊王家作为朝廷的依靠。是依靠，就得有人在权力中央，领取朝廷的俸禄，也把家族的支持传达给中央，而王彪之就是沟通朝廷和王家的新一代桥梁。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刚过二十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他须发皆白的主要原因是读书太用功了，尤其对周礼儒学、历朝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刻苦钻研。王彪之还有收集文献的习惯，把相关的学习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后来又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收入箱子里，让后人世代相传。王彪之的这个习惯成就了一门学问：王氏青箱学。

早年，王彪之也担任过会稽内史。他严于执法，六亲不认。当地横行乡里的中小世家大族对王彪之恨得牙痒，但又斗不过琅琊王家，不得不收敛气焰。三万多户被世家大族逼得远走他乡的百姓先后回迁。朝廷考虑到王彪之的实际情况，任命他为太常。太常在秦汉是九卿之一，地位很高，但到东晋时期权力已被大大削弱。因为太常主管朝廷的典章制度，可算是朝廷中专业性最高的岗位。王彪之学问深厚，为人严谨庄重，很适合这个岗位。

王彪之出仕之时，桓家势力后来居上，与琅琊王家、陈郡谢家平分秋色。大将军桓温试图控制朝廷，许多世家子弟争相向桓家靠拢，派亲信向桓温表忠心。王彪之是极少数拒绝向桓温献媚的人之一。恒温对他怀恨于心，将王彪之罢官，还将他逮捕入狱。好在琅琊王家势力尚在，借一个大赦让王彪之先降职后调任回京，后升任了尚书仆射。王彪之和谢安、王坦之三个人一起联合起来对付桓温日益膨胀的野心。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时只有十一岁，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王彪之、谢安、王坦之三个人都不同意。桓温和王敦一样，身体不好，遇到挫折就一病不起。临终时，桓温决心最后一搏，向朝廷要求九锡，还让笔杆子袁宏草拟了《九锡文》。袁宏把《九锡文》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讽刺他说：“你这样的大才，怎么写这种文章！”袁宏碰壁后，去找谢安。谢安的政治技巧很高，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而是笑着让袁宏反复修改。袁宏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谢安都笑说不满意，他只好又去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知道谢安的用意，说：“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马上要死了，你着什么急啊？”袁宏恍然大悟，对《九锡文》也不再热心了。没多久，桓温被拖死，请九锡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朝廷由谢安、桓冲、王彪之三人辅政。桓家势力大降，谢家势力上升，政令大多出自谢安之手。琅琊王家和陈郡谢家的关系不错，王彪之和谢安的私交也不错。但王彪之对谢安不合礼制的做法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痛打落水狗，要把桓冲排挤出朝廷，表面上恭请皇太后临朝，深层意思是方便谢家操纵实权。王彪之引经据典，认为谢安这么做不合制度，坚决反对。谢安讲排场，对修宫殿等“艺术”有浓厚的兴趣。王彪之坚持要与民生息，反对大兴土木。他立论严谨、义正词严，谢安反驳不了，所以在王彪之在世时都不能放开手脚进行“艺术创作”。

377年，王彪之逝世。他的一生，基本继承了父辈王导、王敦等的衣钵，安分地扮演好王朝支柱的角色，不越位，不退缩。

王羲之、王彪之之后，琅琊王家逐渐远离了政治。

王羲之一共有七子一女，这八个子女都在书法上小有成就。王羲之唯一女儿的名字无考，只知她嫁给了浙江余姚的刘畅。她和刘畅有个孙女，嫁入陈郡谢氏，生了一个曾外孙，取名谢灵运。大诗人谢灵运就是王羲之的重外孙。

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有名的是王献之。王献之曾担任吴兴太守，官职终于中书令，但他最大的成就还在书法方面。书史上把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王家的人书法成就斐然，得益于家庭提供的优越物质基础，更是他们刻苦练习的结果。

王羲之练习书法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间都不放过，人们常常看到他用手指在身上划来划去，因此王羲之的衣服换得特别勤。教科书中经常举两个王羲之练字的例子，鼓励现在的孩子以他为榜样。一个例子是一次王羲之在书房练字忘了吃饭，家人把馒头送过来，王羲之太投入了，摸了一个馒头就蘸着墨吃起来。家人进来收拾的时候，看到满嘴墨黑的王羲之还在啃“墨水馒头”。另一个例子是王羲之洗砚把一池水都给洗黑了。人们把这样的水池称为墨池，现在绍兴、永嘉、庐山等地都争着说王羲之牌墨池在自己的地盘里。

王献之开始练字的时候，问父亲王羲之书法的秘诀是什么。王羲之指着院子中满满的十八口大水缸说，那就是秘诀。王献之练字研磨，把水都给用完了，书法水平果真大进。王献之的书法，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又更加无拘无束。中国书法史上“一笔书”的狂草就是王献之的创举。

王羲之后代中经历最传奇的是王徽之。王徽之也是书法家，但成就逊于父亲和弟弟王献之。他的官也小，只做过参军和黄门侍郎之类的中级官员。因为心思根本不在官场上，他平日里不修边幅，工作时蓬首散带，根本不过问职责内的事情。一次桓温问他，王先生现在是什么职务啊？王徽之挠完痒痒说，看到衙门口马匹进进出出，可能是个管马的衙门。实际上是军府。桓温又问，最近衙门里死了几匹马啊？王徽之冷冷地说，我连衙门里有几匹活马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有几匹死马啊。这么不负责任的回答，竟然让王徽之获得了玄学界的一致好评。上级知道这段奇闻后，脸上挂不住，找王徽之谈话，要求他工作要严肃，要好好上班。王徽之盯着天花板，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谈话结束后，王徽之干脆弃官而去。

相比官场，王徽之更喜欢山阴的乡间生活。一夜，山阴大雪。半夜，王徽之醒来，发现大地白茫茫的一片，自饮自酌起来。彷徨间，王徽之想起了居住在剡县的好友戴逵，连夜叫人备船要去造访。当夜，皎月当空，一叶小舟穿行在浙东的水系之间。王徽之边饮酒，边吟诗，等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戴逵府前。奇怪的是，王徽之却叫船夫调头回山阴。船夫问其故，王徽之答：“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要的就是造访的过程和期待的感觉。王徽之的后半生与竹子为伴。浙江丘陵的竹子挺拔茂盛，成林后气象万千，王徽之自评生活不可一日无竹，最后终老于竹林之中。

丞相谢安想和王家联姻，原先挑中的人就是王徽之。听说王徽之“雪夜访戴”一事后，谢安反悔了，将侄女谢道韫转嫁给了王徽之的哥哥王凝之。王凝之的成绩不如兄弟，活得也不够潇洒。他最后担任的职务也是会稽内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正赶上海匪孙恩起义，起义军围攻会稽。部下建议备战，王凝之却相信道家神祖能够保佑会稽无恙，只是终日闭门祈祷。部下催得急了，王凝之就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结果起义军长驱直入，杀入会稽。王凝之和子女一同遇害。

后世喜欢用王凝之的极端例子，来证明王家势力的衰败，进而论证整个门阀世族势力在南朝的逐渐没落。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东晋与南朝的政治基调是清静无为，不喜欢出事。后人想当然的奋发进取的政治姿态，并不利于世族势力的维持与发展，还可能让他们与王朝政治格格不入，招致危险。因为制度保障世族的利益，所以世族子弟们选择清静，漫天神侃。王家从政坛走向书法和玄学，也是一种必然。起码在整个东晋与南朝，琅琊王家都保持了第一家的地位。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在淝水之战的推动下，陈郡谢家跻身世族领袖。由东晋后期直至南梁，陈郡谢家一直和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南朝的最高门第。

南朝历代皇帝登基加冕的时候，都喜欢找谢家辈分高的人来当司仪，象征世家大族对新皇帝的支持。虽然之后谢家子弟隐退幕后，不喜欢打理实际政务，但头等门户的光辉始终不落。南梁时，王琮娶了始兴王的女儿繁昌县主为妻。后来始兴王悔婚，要王琮和女儿离婚。王琮的父亲王峻向始兴王求情，始兴王推脱道：“这是皇上的意思，我也不愿如此。”王峻就放狠话说：“臣太祖是谢仁祖（谢尚）的外孙，我们家也不需要借与殿下联姻来提高门户。”好几代之后，谢家外孙的身份都能让人在王爷面前强硬起来，谢家的门户势力可见一斑。

谢家的崇高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或者说这三个方面支撑了谢家的权势。首先，谢家世代为官，而且都是大官。自东晋至南梁（317—557），谢氏共有十二代、一百余人见于史传。其次，谢家聚集了大量资产。如谢安的孙子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时至南朝宋元嘉年间，谢混这一支还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奴僮数百人”。而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在会稽老家的地产更多，包括两座山、五所果园和数不清的竹林菜圃。最后，谢家子弟大多才华出众，家族重视文化教育和知识积累。政治世家不管是怎么发家的，发达后都会重视家族教育。文化素养可以提升家族的形象，保障子弟的素质。在崇尚清谈、醉心文艺的南朝，文教更是世族子弟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谢安在家族中隐居时间最长，他早期生活十分清闲，谢家兄弟就把子女留在东山托付给他来教育。不过他教育的内容与政治技巧有关的不多，多数是与文学和做人有关，无意中塑造了陈郡谢家重文学、喜清谈的潇洒家风。后世一直用芝兰玉树来指代谢氏子弟，说的也是谢家子弟自由洒脱的才气、秀气。这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一代文豪谢灵运。

谢灵运是名将谢玄之孙、谢瑛之子。谢瑛资质平庸，只担任过秘书郎，娶了王羲之的外孙女，生下谢灵运。也许是隔代遗传，谢灵运继承了王羲之、谢玄的若干优点，文学成就超过了先辈。

谢灵运的政治起点很高，因为父亲早死，他八岁就世袭了康乐公的爵位，食邑二千户。加冠后，谢灵运出任抚军将军刘毅的参军，从此开始了曲折的仕途，一生颠沛流离。当时政治上层风浪迭起，谢家渐渐远离了实权，虚名为多，只能在政治风波中随波逐流，难有作为。刘毅在与刘裕的权争中兵败自杀，谢灵运堂叔谢混也被诛杀。刘裕却没有追究跟随刘毅、与谢混关系密切的谢灵运，反而起用他为太尉参军，表示拉拢。此后谢灵运在一系列可有可无的小官职位上起起伏伏。不久刘裕取代东晋，当起皇帝，建立了宋朝。新王朝建立后，晋朝的封爵不算数了。刘裕为了表示对前朝世家大族的尊崇，宣布对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保留封爵，但爵位下降一级，食邑减少。谢灵运因此由公爵降为康乐县侯，食邑缩为五百户。

谢灵运继承了家族精讲玄学和精通文学的传统，多少有点儿隐逸自娱的性情和豁达宽松的胸怀。官运不佳没关系，谢灵运把精力都花在写诗吟词上。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和蔼倾听者和慷慨支持者。他很欣赏谢灵运的文才，对谢灵运的诗文爱不释手，对他的洒脱轻浮也很包容，认为自古文人皆如此。刘义真还声称有朝一日要是当了皇帝一定任命谢灵运为宰相。刘裕死后，太子刘义符即位。刘义符年少无才，不久被权臣废黜。按封建宗法，刘义符之后就轮到刘裕次子刘义真即位，但徐羡之等权臣拥戴了刘裕三子刘义隆。权臣们先下诏将刘义真调离京城，接着又以不拘小节、诽谤朝臣的罪名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铲除刘义真的羽翼。安排停当，刘义隆顺利登基坐上了龙椅。

永嘉在今浙江温州，山水旖旎，风光秀丽，是当今的旅游胜地。但在南朝时，永嘉却是乌烟瘴气，闭塞落后得很。那雁荡山是横亘在人前的天险。谢灵运到了任上，也不问政事，整天寻思着怎么征服山山水水，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据说为了登山，谢灵运发明了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这样上下山既省力又稳当，史称谢公屐。

美丽的山山水水净化了谢灵运的心灵。他本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登山多少也有逃避现实、寻求心灵宁静的目的。永嘉的山水让谢灵运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很少有人能够在一生中找到抚慰滋补心灵的内容，谢灵运却在历经不幸之后幸运地找到了，并激发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仕途失利的谢灵运在文学诗歌上觅得成功。他吟唱山水，书写四季，记录日月，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山水诗。没错，谢灵运就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这里，谢灵运将一个普通的南方庭院有声有色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在这里，谢灵运和读者分享看到的山色美景。他的诗歌没有两晋时期作品玄思虚幻的色彩，更绝少说教与晦涩。清新美丽、平实易懂的特点，彻底扭转了后世的诗风。钟嵘在《诗品》中说谢灵运的山水诗“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上千年后依然被人传唱。当时永嘉和建康通信不便，但谢灵运一有新作，就会立刻以最快速度被传抄到建康。人们称“谢康乐的大作来了”，争相传阅，成为时尚标志。

谢灵运在永嘉无为而治，纵情名山胜水，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太守的岗位难熬，杵在那里并非自己的心愿。到任两年多后，谢灵运称病辞职，回到上虞东山隐居。

宋文帝刘义隆逐渐长大，也加入到了谢灵运崇拜者的行列之中。在铲除权臣巩固皇权后，刘义隆征召谢灵运回朝廷，先任命他为秘书监，随即升迁为侍中，对他恩宠无比。刘义隆称赞谢灵运的诗和字为“二宝”。谢灵运的春天来了，可身上的文人陋习也开始膨胀爆发。他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名望在外，夸耀说：“天下才共一石（一石等于十斗），三国大才子曹植独占八斗，我占了一斗。剩下的一斗天下人平分。”他盲目乐观，以为位极人臣就能立刻重塑陈郡谢家的辉煌。

谢灵运踊跃向朝廷建议，积极和同僚们商谈政事，刘义隆无一采纳。刘义隆很尊重谢灵运，但那是文艺领域的尊重，不涉及权力。他提拔谢灵运在身边，只是当作文学侍从而已。不料，谢灵运一厢情愿地要介入政治。没过不久，谢灵运也看出了刘义隆的真实意思，意识到在朝廷真正得道的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实干之才。他们的门第和名望都不能和谢灵运相比，但他们得势了。谢灵运第二次选择了辞官。

辞官回乡后，谢灵运守着硕大的庄园，写诗作画，找朋友游玩取乐。他是待不住的人，不时率领数百随从去深山幽谷探险览胜。会稽南边的临海郡在群山峻岭的环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据说风景优美但很少有人去过，更没有多少吟诵文章。谢灵运好奇心切，带上五百个家丁家将就出发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要一览“庐山真面目”。临海太守王秀得到报告说，有几百人开通了天台山和括苍山，奔临海郡城而来。临海很少有人造访，王秀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伙强人，不是来攻打郡城就是来打劫的，下令禁闭城门做好防范。但谢灵运只是来旅游的，却吃了个闭门羹。经过交涉，王秀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来临海搞创作了，虚惊一场。谢灵运游兴不减，在临海玩够了，临别时还拉着王秀，邀请他一起继续探索深山老林。王秀可没有谢灵运那样的闲情逸致，更不敢擅离职守，赶紧推辞了。

居家的谢灵运又惹上了麻烦。他要填湖开田，会稽太守孟不同意。谢灵运说孟不让他开发农田是因为迷信佛教，怕填湖让鱼虾丧生，并嘲笑他说：“得道靠的是天性聪慧，你生在我前，成佛必在我后。”太守孟恨死谢灵运了，告了他一状，说他有“异志”。谢灵运吓得赶紧连夜进京申辩。刘义隆对谢灵运很了解，不仅没有追究，还留他在建康主持典籍编撰。半年之内，谢灵运联合他人编定了图书上万卷。

刘义隆觉得谢灵运这个人可惜了，起用他担任临川内史。到了临川，谢灵运仍旧不理政事，终日游荡。人际关系没搞好，他再次被地方官员弹劾。自认为满腔抱负，非但得不到重用，却多次和那些泥鳅王八纠缠申辩，苍天真是不公啊！谢灵运这次来了气，把告他的人扣押了起来，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满腹牢骚的谢灵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自比张良、鲁仲连。这两位都是要推翻暴秦的人。暴秦是谁，人们第一就联想起本朝来，那么谢灵运是要推翻朝廷了。刘义隆终于忍受不了谢灵运，决心要治他的罪。司徒刘义康亲自派人收捕他，谢灵运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调兵拒捕。结果罪上加罪，被捕后流放广州。

谢灵运依然不改狂放本色，坦荡地到广州去了。不想，刚到广州，新的诏书就到了。朝廷称谢灵运叛逆不道，下令就地正法。谢灵运在广州被当众斩首，年仅四十九岁。同时被朝廷下令杀害的还有刘义真。谢灵运被斩首前叹息道：“真是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

在谢灵运之后，谢家又出现了一位谢朓。谢灵运与谢朓并称文学史上的“大小谢”。谢朓留下了“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的诗句，风格与谢灵运相近，性情也是洒脱不羁，名声在外，被南齐藩王器重。南齐后期，始安王萧遥光阴谋篡位，谢朓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冤死。“大小谢”极其类似的悲剧命运何尝不是谢家走向没落的反复宣示。

说到陈郡谢家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连年的战乱和杀戮。孙恩造反时，谢家势力正处于巅峰时期，主持了镇压造反的工作。结果两年中近十位谢家青壮子弟死于战火，好几支血脉遭到灭门。之后桓温的儿子桓玄继承父亲的野心，再次造反作乱，悍然称帝。桓玄一度要占乌衣巷的谢家做兵营，谢安的孙子谢混苦苦哀求。考虑到桓谢两家的先人关系不错，桓玄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两个大劫加上侯景之乱时的杀戮，谢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其次，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兴起，尤其是寒门势力的崛起冲击了陈郡谢家等老牌世族。政治气候变了，谢家的政治田地不再旱涝保收，后代要想重掌祖辈的权力更是难上加难。后期，陈郡谢家子弟虽然充斥南朝各代，但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已不多见。世族子弟的无所作为，与其在政治上的渐行渐远是有必然联系的。陈郡谢家的衰落仅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陈郡谢家在史书上的最后一个名士是谢安的九世孙谢贞。谢贞一生如浮萍般在乱世中飘荡。侯景叛乱中，谢贞随无数难民被掳掠到长安，后回到南陈，又遇到整天唱着《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人生多舛、国家无望，谢贞苦闷异常，之后母亲去世，他痛哭气绝竟然也死了。也许正是这种看似异常的“孝行”，让谢贞在史书上为家族挣得了最后的赞誉。

谢贞诗歌才华不错，流传下来却只有“风定花犹落”一句。有人说，只凭这一句谢贞就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人说谢贞这句残诗一语成谶，写出了陈郡谢家和两晋南朝整个贵族门阀的没落。谢贞死后第四年，腐朽的南陈王朝覆灭了，金陵王气黯然消散。两晋南北朝世族门阀的昌盛时代正式结束，王谢子弟踪迹难寻，旧时堂前的燕子现在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官员的录取标准主要就一条：出身。

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就算是块木头也能平步青云；出身寒门地主的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只能位列下僚，终身埋首文山案牍，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切的成因都要从九品中正制度说起。

汉朝官员入仕主要靠“征辟”。朝廷觉得哪个人有才华，地方官府或者大官员看到哪个人有能力，都可以直接发文任命他为官。挑选的标准是品德优秀、才学出众。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家族重视家庭教育，“诗书传业”“礼法传家”，子弟都很出色，就世代为官。同时品德和才学的高下，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主要靠乡党的评议。

东汉末期，品评人物优劣的“清议”开始出现，影响了朝廷的征辟。曹魏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默认了当前的现状，又考虑到乱世之中人才四处漂流、乡党评议不尽准确的实际情况，将乡间的评议权力收归政府，设立专门的中正官员去评议辖区人才，将人才分为九等，称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根据品级高低授人官职。

人事任免的权力被中正官员操纵，加上中正官员都由现职官员出任，新挑选的官员自然都是官家子弟。那些世代为官的世族子弟就占了优势。所以说，陈群等人创议九品中正制之初就是站在世族大家的立场上，与即将称帝的曹丕讨价还价。随着世族官员掌握中正官制，世族子弟充斥上品，最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势族指有权势的家族，包括世代显贵之家和世代为官的望族。入仕的标准简化成了只看家族出身，不问其他。再后来，整个制度异化为纯粹以血缘为标准。

在东晋和南朝，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入仕，而寒族子弟要三十岁才能从基本办事员干起。世族子弟入仕后，如秘书郎、佐著作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官职，成了世族子弟的专利，上任后能很快转迁高官。我们看南朝的许多人物传记，“起家著作佐郎”“领著作”“掌著作”“掌国史”“修起居注”的记载比比皆是。在这些人中，文字功底扎实、有真才实学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文史之才。而寒族出身的人，即便文采出众也做不了这些清要的官职。南梁时人吴均，是公认的大才子兼史学家，先是“待诏著作”，后来又为梁武帝编《通史》，就因为不是世族出身，一辈子都没当上官。

此外东晋和南朝都明文规定：世族可以荫护部分人口，依附世族的人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世族可以封山固泽，圈地占地；部分世族还可以拥有私人武装，等等。当官所带来的地位、权力和收益等好处顺带着也落入了世族子弟的囊中，这些好处世代相传，又反过来增强了世家大族的势力。

南方的世家大族为了垄断仕途和即得利益，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比如“谱学”开始流行。所谓谱学，就是研究家谱的学问。这可是“大学问”，是明确各个家族贵贱高低、防止寒门地主冒充世族的“根本所在”。所以每家世族都很重视编撰家谱，明确谁是自家人。各家之间相互学习，辨别谁才是同类人。官员选拔，各级中正官员不管才能，只翻家谱，凡是高门大户的一律定为上品。担任中正官的人，除了本身是世族外，还必须对各家世族的祖宗十八代都了然于胸。发展到顶峰时，官场中人都钻研谱学，将各家的谱系名讳等背得滚瓜烂熟，免得交往时张冠李戴或者犯了名讳。谁不精通谱学，便被认为“无能”“不称职”，就会遭到裁撤。

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鲁郡孔氏、陈留阮氏等是公认的高门贵户。而迟至梁朝，官方谱学的前一百名都没有南方的土著世族。世族也分高低，永嘉之乱时从北方南渡的世族是高门，欺压南方土著世族。南北世族的内部矛盾一直存在。

修了家谱，世族们又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联手杜绝与世族圈子之外的人通婚。王、谢两大世族就经常联姻，吴郡的朱、张、顾、陆是一个婚姻集团，会稽的孔、魏、虞、谢则是另一个婚姻集团。世族子弟其他都风风光光的，但婚姻选择的范围却非常狭窄，门第、辈分和年龄都合适的对象没几个。南齐时期，发生了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的案子，轰动一时。

王源老婆死了，家里又很穷，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富裕，替子满鸾求娶王源的女儿。满璋之给了五万钱作为聘礼，王源就答应了。五万钱的数目很大，王源不仅操办了女儿的婚事，还用余钱继了弦。不想，当时的世族领袖沈约弹劾王源将世族女子嫁给寒门子弟。王源曾祖父王雅是西晋的尚书右仆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清官显要，他的世族身份没有人怀疑，但是富阳满家却被世族圈子怀疑是寒门地主。

王源解释，据满璋之说富阳满氏是高平世族满宠的后代，满宠在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是西晋的司隶校尉。自己又见满璋之担任侍郎，准女婿满鸾担任主簿，才定下这门亲事的。沈约则认为，满璋之的世族门第没有明确根据。满家最显赫的人满奋早在西晋就死了，其后代默默无闻，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因此，沈约弹劾王源“人品庸陋”，与满家联姻是唯利是求，“蔑祖辱亲”。最后，王源被逐出世族行列，禁锢终身。可见世族和寒门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

世族人家更荒唐的是，最后竟然发展到不和非世族的人士交往，甚至想方设法地侮辱主动示好的非世族人士。南齐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出身寒门，却风流儒雅，一副世族子弟的派头。齐武帝萧赜非常欣赏纪僧真，常说：“人生一世，何必计较士庶门户？不要看纪僧真出身寒人，却是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纪僧真因此求皇帝给他“抬籍”，以便能进入世族行列。萧赜不能做主，就让纪僧真去找都官尚书江敩（xiào）。江敩出身济阳考城江氏，世代显贵，母亲是宋文帝的公主，自己又娶了宋武帝的公主，门第显贵。纪僧真来江家拜访，江敩倚在榻上养神，不等纪僧真开口就自顾自地吩咐下人：“把我的榻子抬远一些，不要靠近纪大人，人家是士族清流，我高攀不上。”下人们过来抬起榻子就走，把纪僧真晾在一边。纪僧真马上知道抬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

宋武帝时，寒门出身的国舅路琼之，锦衣绣服郑重其事地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虽无一官半职但门第高贵。路琼之来后，王僧达冷淡地客套了几句，突然打断路琼之的话问：“过去我家中有一个马夫叫路庆之，不知是你的什么人啊？”路琼之大为尴尬，随即起身告辞。王僧达也不挽留，当即命令仆人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榻拿去烧掉。路琼之回去后找路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又向宋武帝哭诉：“我还活着，路家就这么被人欺凌，我死了路家人还不沿街乞食啊！”宋武帝刘裕是一代枭雄，杀人无数，但对这事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说了一句：“琼之年少，没有事情去拜访王僧达干什么啊！活该他受人欺辱。王僧达那样的贵公子，岂可以加罪乎？”

说到南朝的皇帝们，世家大族和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微妙了。世族势力是依附政权产生的，离开了政权他们的世袭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晋室南渡时，北方南下的世族纷纷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之后南朝历代禅让，世家大族们都很务实地承认胜利者，主动支持新的王朝，对新皇帝表示效忠，目的也是保障世袭特权。

摆在世家大族面前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南朝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刘裕就不用说了，齐梁的萧氏虽然算是地主出身，却也不是什么显赫门第，勉强算是寒门，陈霸先则是南方土著出身，以小吏起家。世族们不和新皇帝交往又不行，怎么办？南朝史书特别重视载明人物的家世谱系，凡记世族人物必载其祖先的官阶履历，写得越显赫越好。于是世族们就给新皇帝编撰了一个个显赫的祖先，比如说南齐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并煞有其事地拉扯出了从萧何到萧道成之父二十三代的世系、官位，并一代一代地注明，还将并非一族的萧姓名人也拉扯进来。给非世族的皇帝们编排显赫的谱系，除了有对皇帝的奉承外，世族们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皇帝也是世族中人，从一个侧面证明世族血统的高贵。最终，他们还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

南朝皇帝们需要世家大族的支持，因为世族的势力异常强大。新皇帝们不能也不敢取消世族的特权。但另一面，世族势力强大到了威胁皇权的程度，皇帝们又不得不出面对世族进行抑制。皇权和世族权力的斗争在南朝政权发展中始终潜伏着。

南朝主要的赋税徭役来源是户口登记在册的自由农。但长期以来户口政策流于形式，因为世家大族们隐藏了许多人口，以便供自己驱使、剥削。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百姓，东晋和南朝都设置了侨州、侨郡、侨县。其中的百姓被称为侨人，不算正式户籍，不负担国家税役。东晋和南朝历代王朝都想整理户籍，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统一受政府管理。东晋时，桓温、刘裕都亲自主持过户口整理工作，以严厉著称，还处置过部分人。但世家大族纷纷反对整理户口，害怕经济利益和依附人口受损。最后，历次户口整理都不彻底，侨州、侨郡、侨县始终存在。朝廷和世族的利益都受到了照顾，谁都压不倒谁。

皇帝们与世族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扶持寒门地主的势力。世族子弟们都拥挤在那些清贵显要、升迁快速的官职上，逐渐不屑于处理实际政务，导致许多负责实际事务的重要岗位落入寒门子弟手中。寒门子弟没有根基，与世族子弟存在矛盾，成了皇帝可以栽培的力量。南朝各代，寒门子弟不是典章机要，就是本身通过军功使地位上升。世家大族对揽权的寒门人士，每以“恩幸”视之，轻蔑之，侮辱之，不与之往来。然而寒门地主力量虽有增长，却不能动摇世族势力的根基。一方面，寒门近臣虽然不乏有才之人，但品德大多低下，文化素质难以与世族相比，他们贪赃枉法、弄权营私，往往较世族更甚。另一方面，他们权重之后，喜欢模仿世族奢侈豪华的风气，极力设法混入世族的行列，比如纪僧真。世族控制着社会的主流生活形态，惹得寒门纷纷向其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