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北朝的边角料（2 / 2）

所以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暗斗，皇帝们都没有成功，世族势力不断增长。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即覆灭，主要是因为世族彼此之间派系倾轧。顶尖世族之间存在矛盾，南渡世族和本地世族之间也存在矛盾。朝廷才能利用世族内部的矛盾，谋取均衡，维持政权。

南方的世族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老套地说，既有南方社会内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变故。

这内部的原因不是寒门地主势力的上升，而是世族自身的逐渐腐化。世族的产生与壮大，重要原因是自身能力强、文化素质高，以及注意家庭教育。东晋时世族走向鼎盛时期，豪门大户都注重家学相传。顶尖的世族，比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的家教和子弟的文化素质，都是出了名的优秀。前期的世族都当得起“书香门第”“功勋门第”的称号。但随着权势世袭，现成的地位和利益很快侵蚀了世族子弟。反正不用认真读书、勤奋工作就能坐享其成，为什么还要认真和勤奋呢？久而久之，世族子弟越来越不成器。

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民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是，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能当著作郎，只要能在信中写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八九代人都没种过田，稻麦不分，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这样的世家大族完全脱离了现实。

南梁时，世族人士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找不到能骑马的人。别人送给世族人士周宏正一匹矮小得只能在果树下走的马做礼物，周宏正这才学会，还常常骑出去，就被圈子里的人评为“放达”。至于有尚书郎敢骑马，则会被圈子里的人弹劾。建康令王复有一回看到马又跳又叫，大惊失色，颤颤巍巍对人说：“这分明是老虎，怎么叫作马呢？”最后侯景叛乱，世族子弟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只能坐着等死。

东晋、南朝政治变得如此松懈、腐败和懦弱，掌权的世族要负主要责任。

外部原因就是从侯景之乱开始的一系列变故。侯景之乱间接导致了南梁的灭亡，摧毁了南方的世族结构。侯景刚投降时，备受宠遇。侯景就想向王、谢两家求婚，萧衍劝他说：“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不妨在南方土著的朱、张以下门第看看。”侯景一个北方武人，竟然被南方的世族文化这么打击。于是他恨上了那些世族豪门，发誓要将世族儿女拉下台来，许配给奴婢。叛乱期间，侯景进入建康后几乎杀绝了王、谢二家，其他世族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同时侯景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们的经济和社会势力。他还提拔了大量寒门人士甚至奴婢下人，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侯景之乱，西魏两次攻略江陵，使旧世族势力一蹶不振，面目全非，子弟甚至沦落为农夫商贩。到陈霸先以胥吏身份登基称帝，南方土著地主抬头，南渡世族势力更加衰落。不久隋朝兴兵伐陈，南陈覆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方所有的世族，不论南渡的还是土著都随着南方政权一起灰飞烟灭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北方世族的发展和南方不同。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而言，南北世族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作风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南渡的世族都是盛流名族，他们借着拥戴王室的名义，各自封山占泽，成立庄园，把南方土地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并歧视南方土著家族，引起侨姓与吴姓之间的严重对立。而滞留北方的世族，门第本来就不是最高的。他们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压迫之下，不得不扎根百姓、结好民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博取其他民族统治者的重视。所以有人说，南方的世族是“借上而凌下”，北方的世族则为“附下以抗上”。

南方的世族养尊处优，心态上变得自私自利，不注重家庭利益。大家族慢慢分裂为小家庭，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分居的占十之六七。他们往往“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甚至有“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的奇观。平时各自享乐，有事时就各奔东西。北方世族就不同了。因为处境艰苦，同族之间凝聚力越来越强，家族组织趋于紧密的大家庭制。在乱世中，他们往往聚族而居。许多大家族还建立坞堡，聚拢流亡百姓，成为自给自足、亦农亦军的社会组织。少数民族政权不敢轻辱，往往吸纳他们进入政权。世族因为无力驱逐异族统治者，只有隐忍与之合作，通过建立功业保全自己，同时通过参与胡族政权的机会，逐渐把汉族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入其中。因此，北方虽然战乱不休，汉族政治传统却始终没有断绝，反而将异族统治者的传统融化掉，最终将少数民族文化消融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因为汉族世族屹立不倒，始终具有强健的力量，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北齐和北周，历代王室对世族重视并引为己用。北方世族逐渐接触少数民族政权的权力核心，最终将政权重新夺回。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使少数民族加快了融入汉族的速度，同时许多汉族世族人士也逐渐胡化，被少数民族接受为同族。北魏分裂后，北齐高氏汉化程度浅，政权保持了较多少数民族习气，对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世族人士并不重视。东部汉族世族势力发展不起来。而西部的北周政权因为力量薄弱，特别重视争取关中陇西汉人的支持，所以极力拉拢关中陇西世族。隋唐的建立者杨氏、李氏都是关陇世族人士，他们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宇文家族拉入北周政权内部的。北周政权和汉人逐渐融合，力量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北齐和南陈，时隔四百年后重新统一了中国。北周政权也被汉人出身的杨氏、李氏等关陇世族集团篡夺。中国历史也进入了关陇世族掌权的隋唐时代。

佛教在两汉时期就从古印度传入了中原地区，但是当时人们对佛教教义不甚了解，仅仅将它当作道教神仙的一种。少数信奉佛教的人也都是官僚集团中的上层人士。在两汉时期，人们出家为僧是非法行为。所以当时佛教还仅仅是社会上的一种边缘思潮，它真正盛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解决了自己教义和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刻矛盾，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绵延千年。

为什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流行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东汉末期以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越来越不能解释社会的黑暗面，社会各阶层对儒家学说产生了信任危机。而此时的道教虽然教义不断完善，仪规逐渐形成，但距离成熟的宗教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新兴起的玄学虽然逐步取得了一些思想市场，但它的信仰者基本局限在士大夫当中。时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而佛教恰逢其时，从天而降。

第二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动荡的社会是宗教发展的沃土。当社会中人人都怀着朝不保夕的恐惧和忧虑时，神灵的超自然力量自然就成了人们寄托各种美好愿望的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保全身家性命、保护自己财产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佛教。我们翻阅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就会看到里面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说某个官员因获罪而被判死刑，临刑的时候他默念观世音法号，竟能枷锁自脱。还有的官员在行刑前默念佛号，就在这时皇帝赦免的诏书及时送到了，等等。这些被记入正史的事迹反映了当时官员在动乱之际企图通过信仰佛教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心理。官僚阶层如此，百姓更是如此。以上两个原因相互作用使得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中迅速泛滥。

两汉时期是不准百姓出家为僧的，魏晋时期的石虎说我本来就是“戎”人，理当尊奉“戎神”，即佛。他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自由出家。出家的禁令解除了以后，大批百姓为了逃避劳役、保全性命，纷纷削发为僧，求得寺院的庇护。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割据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横征无度，百姓们出家为僧的比例就高；如果一个政权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尚们还俗的比例就高。那些帝王和达官显贵们自然不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他们信佛、佞佛，为佛教的泛滥而推波助澜。南朝时期，王、谢等世家大族皈依佛门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即便是在东晋末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还亲自筹措资金数千万，塑造金佛，步行十余里放置在金陵瓦罐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更出名了，曾三度出家到金陵同泰寺，甘愿做一个寺奴，最后都是梁朝官员出钱将他赎回的。

普通百姓和王公贵族的种种行为，推动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泛滥成灾。最突出的表现是当时的中国南北方寺院林立，各家寺院收敛钱财、扩充田地，和尚和尼姑数量大增。佛教寺院发展成了庞大的经济体和社会力量。据史料统计，南朝的首都建康有佛寺五六百所，在北魏的前期首都平城有佛寺上百所，北朝寺庙超过了六千四百所。而南北双方合计的寺庙总数估计在三万所以上。当时，仅北魏统治区域就有专业的僧尼两百多万人，到了北周时期，又增加到了三百多万人。

民间的信奉和达官贵族的尊崇，使得佛教艺术也在当时大为发展。典型的表现就是佛教石窟的大量开凿。今天，我们看到的几大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山西天龙寺石窟和甘肃炳灵寺石窟等，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其中最值得说的是敦煌莫高窟。

敦煌自西汉设立郡县以来到西晋末年的数百年之间，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镇，成为华戎交汇的大都会。进入魏晋以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400年，李暠割据敦煌称王，建立了西凉。

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敦煌在前凉、西凉、北凉三个割据政权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各个政权都注重治理内政，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同时崇尚儒学，兴办教育，招揽了大批读书人和文化精英。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文化昌盛，敦煌成为文化中心。在当时的敦煌城里，人们能够看到各地前来避难的士人、大师和普通百姓。著名的儒家大师在敦煌开课讲学，往往能够聚集数百甚至上千名学生。在地理上，敦煌是西域进出中原的交通要道，扼守佛教传入中国的咽喉。西域的商品、文化和宗教源源不断地来到敦煌，中原内地前来避难的百姓和儒家文化、生产技术也纷纷传到敦煌，使得敦煌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焦点。

在这里，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原百姓纷纷拜倒在从西边来的“佛”的脚下，希望能够借此解脱苦难。敦煌由此成了佛教东传的原点和西部地区的传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驻足讲经，并经由敦煌进入中原大地。前秦苻坚的时候，开始有佛教中人在敦煌城郊区的鸣沙山开凿石窟。据说，当时有人看到，鸣沙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尊金佛，于是萌发了开凿佛教石窟表示虔诚的心意。这场浩浩荡荡的石窟造佛运动延续了千百年，最后造就了千古流传的敦煌艺术。

敦煌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灿烂的文化及东西思想的碰撞，全都体现在了一件件的物品当中，成为一幅幅著名的、美轮美奂的壁画和一个个淹没在黄沙和谷子堆里的凄美故事。北魏灭亡北凉，统一了北方以后，河西地区的文化、人物和敦煌的佛教迅速进入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泛滥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时期名僧辈出，翻译大盛，是中国佛教思想的奠基时期。西晋永嘉四年（310），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佛图澄已经七十九岁了。据说他在中原主持修建过八百九十三所寺庙，收了将近一万名门徒，他于永和四年（348），在邺城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七岁，他的众多门徒中最著名的是释道安。中国僧侣习惯于以“释”为姓，这个做法就起源于释道安。

释道安是冀州常州人，出家之前是饱读儒家经书的书生。十八岁时，他在邺城见到了佛图澄，受到了佛图澄的赏识，之后就一心皈依佛门，弘扬佛法。后赵灭亡后，中原混乱不堪，释道安带着弟子迁徙到南方，在东晋兴宁二年（364）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来到了南方的襄阳。他在襄阳注经、讲经、翻译经文，常常聚集信徒好几百人。

释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来到中原的时候，可能还用了一些迷惑人耳目的魔术来招揽信徒，到了释道安时期，佛学完全成了一门严肃的学问，他们招揽信徒靠的是传授思想。太元四年（379），前秦军队攻陷襄阳，苻坚将释道安恭恭敬敬地请到了长安。在长安，释道安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佛经事业，而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前秦军队攻占襄阳以后，带领一部分人逃到了九江，后来定居在庐山。

慧远是山西雁门人，他少年时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黄老道家之术。二十一岁在山西恒山听释道安讲经以后，毅然出家为僧。他在庐山居住了三十多年，弘扬佛法，后来发展成了净土宗。净土宗是当时南方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庐山成了佛教重地，前往江南和西域的北方僧人往往汇聚庐山。庐山也发出了一封封探讨佛经的信件，和北方同道通信问学。

北方与慧远同时代的著名僧人是鸠摩罗什，西域龟兹人。前秦苻坚命吕光进军西域，班师时将已年届中年的鸠摩罗什请到了凉州。后秦灭后凉后，姚兴又将他迎到长安，并对其敬若神明，命僧人八百余人跟从他学习。鸠摩罗什最大的贡献是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他精通梵文和汉字，在几百名助手的协助下翻译了大批佛经，对佛教经典的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这些宣扬西方佛教的僧人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兴起了中国本土僧人去古印度求法的热潮。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在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法显和尚。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就进佛寺做了小沙弥，二十岁的时候受戒。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和一些同伴从后秦的首都长安出发，西行求法。求法的道路当中，旅伴时增时减，旅途生活极为艰难。比如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路程，法显就不得不以枯骨为标志，在戈壁荒漠中走了十七天。经过三年的跋涉，法显在元兴元年（402）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印度。他的足迹遍布西、中、东印度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收求佛经。在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搭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求法。两年后，他搭乘商船回国，途经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最后流落到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过了一年，他才从爪哇搭乘商船回到广州，途中又遭遇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了青州（今山东即墨）。法显将自己沿途求法的经历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是与唐朝玄奘齐名的人物。

在喧嚣的信佛、崇佛浪潮当中，也有许多人对佛教的泛滥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并提出了批评，如北魏官员李旸。他认为，中国的圣人不信神，不信鬼，而佛教却宣扬天堂、地狱、灵魂等，是地地道道的鬼教。他还上奏北魏皇帝，认为不应该舍弃堂堂正正之教，即儒教，而信鬼教。南朝官员天文学家何承天则根据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认为其宣扬邪说，自相矛盾。他举了一个例子：鹅吃草不杀生，却最终要被人宰杀；燕子杀生，以虫为食，而家家户户却保护燕子。这样看来，杀生者不一定有恶报，为善者却没有善果。何承天根据佛教思想内在的一些矛盾，认为佛教是欺骗老百姓的陷阱，应该遭到仁人志士的舍弃。

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范缜。范缜是梁武帝萧衍的老朋友，在梁朝初年的时候曾经做到尚书左丞，后遭人弹劾被流放广州，返回建康后担任官卑职小的中书郎。当时，萧衍崇信佛教，范缜却对当时举朝倾尽财力崇佛、老百姓破家佞佛的行为表示不满，公开发表了《神灭论》。《神灭论》的主要思想就是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一体的、共生的，宣扬人死神灭，没有灵魂。这就否定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佛教的教义是博大精深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和神灵而已。范缜就根据这两点强调神形不可分，人死则灵魂消灭。后来上至梁武帝，下至竟陵王都驱使了一批佛教信徒与范缜辩论，结果都被范缜驳得无言以对。这也说明当时南北朝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深，并没有领会佛教的真正深义。很多官僚、百姓崇信佛教，大体都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并不意味着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已经深入人心。

佛教泛滥的表面喧嚣，并不能掩盖佛教和当时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对立。

不解决这样的对立，佛教就远谈不上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佛教和中国社会深层的矛盾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说的佛教的精神教义并没被中国人真正接受以外，佛教对当时中国社会还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大量人口皈依佛门，大量金钱流入佛门，导致佛教和政权争夺财力、物力和人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有一些县人口不足万人，而一些大的寺庙往往拥有数十万的人口。这样就使得佛教的势力超过了地方州县的势力，怎能不引起各级政府的猜忌。

同时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古印度，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不问尘世，入了佛门就是脱离红尘。于是许多早期的佛教僧侣住在深山老林中，不问世事。另一种就是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贵霜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但是这两种情况和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不相融。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中央政权绝不能允许有不受政府公权力管辖的特殊人物和事例存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非宗教”国度，世俗的帝王不可能兼任佛教的最高教主。这就使佛教的教义、组织机构和中国的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矛盾。

在魏晋南北朝早朝，佛教僧侣坚持古印度的惯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关心与皇权、官府产生的冲突，干脆就不理会皇权和官场。比如，当时的佛教僧侣看到了达官显贵，既不跪拜也不行礼，常常漠然地擦身而过，这在达官显贵看来就是一种不敬的行为。东晋时期，掌权的大将军桓玄曾经责问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慧远。他说，僧人看见了官员甚至是看见了至高无上的帝王都不行礼，这是“大不敬”，而这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当中是可以抄家灭门的大罪。但是慧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来回应桓玄的责难。慧远说：僧人出家，积善积德，实际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义有助于推动文化，其实是在协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侣虽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说不敬。慧远最后说，佛教僧侣是开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违背天意、顺从天意，佛教僧侣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慧远的这种辩解，让桓玄无言以对。

在北方也是如此，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下诏，佛教僧侣在皇帝面前不得自称贫僧，必须称民或臣，但官府的这些命令并不奏效。魏晋南北朝前期，佛教仍然保持着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局面，这让世俗的政治人物不能释怀。魏晋末期十六国的西夏赫连勃勃大王就想出了一个歪招，他出门的时候都要身背佛像。于是看到赫连勃勃的佛教僧侣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着赫连勃勃礼拜，这样赫连勃勃就变相地实现了让佛教僧人敬拜自己的目的。但是佛教僧侣在拜过之后，往往声称他们所拜的是赫连勃勃背着的佛像，而不是赫连勃勃本人。

到了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雄心壮志，要统一中国。他所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北方的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垄断了大批人力、财力，并且拓跋焘害怕佛教僧侣藐视王法，不肯臣服于世俗统治，可能妨碍自己大一统的事业，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佛教泛滥并不是举起一两次屠刀就能解决的。拓跋焘死后，北方佛教卷土重来，并且更盛于灭佛之前。到了北周时期，佛教僧侣竟然达到了三百余万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试图抑制一下佛教，于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的顺序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排序一公布，北方佛教徒大为不满，自认为要排在道教之前。于是道教、佛教两派的主要人物当着皇帝的面吵个不休。宇文邕一怒之下，断绝佛、道两教，没收道观和寺院，迫令出家人还俗。实际上当时道教还被允许保留了两处道观，而佛教却完完全全被废，三百万僧弥被押解回乡，成为接受朝廷统治的编户，佛教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遭受了两次血的教训以后，佛教虽然没有在中国绝迹，但使很多佛教僧侣开始进行理智思考。他们认识到，在政治权力强盛、习惯于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社会，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权妥协，才能在中国生根、生存、繁盛。释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成。”为了弘法，佛教僧侣不得不低下头开始屈从世俗政权，在教义和组织上做了不少妥协。此后，他们不但见到帝王、官员开始主动行礼，甚至见到一般百姓都虔诚礼拜，无论男女老幼。

更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主动“修正”了佛教的教义，在主张出家、不问世事的同时，佛教高僧们开始认识到，出家人应该服务于社会，遵从世俗政治。他们用释迦牟尼用法力降魔的说法弥合了出家和入世的矛盾。如果这个社会不太平，如果这个社会上还有暴政和不公平的现象，那就存在着佛教教义当中的“魔”，作为出家人，佛教僧侣就有义务去深入社会，去驱除掉这些魔障，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而如何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受世俗政权的指挥，按照世俗政权的命令去救赎、教化百姓。经过这种调和，佛教就完全变成了世俗政权可以借来缓和矛盾、麻痹普通百姓的一种工具。

这样的妥协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隋唐时期。唐宋以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僧侣不仅和普通百姓、乡村士绅相互往来，甚至公然出入帝王豪门之家，恭恭敬敬地遇人就拜。历朝历代还出了一些国师，帮着帝王出谋划策，深层参与了政治事务。此外官府深深介入了寺院的经济乃至人事安排，就是在普通州县衙门当中也有一些专门的佛官负责给要出家的百姓做证明，给远游的和尚提供度牒。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南北朝的官制大体沿用魏晋旧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样，都非常动荡混乱。

一个朝代的官制贵在稳定不变，机构清楚、职权明晰，让政务能够畅通执行，让官吏对自己的行为和前途有明确的预期。同时稳定的官制能够适应政治现实、平衡权力结构，所以每个朝代莫不将官制视为首要之务，王朝建立之初就搭建政府架构、任官治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自然也想这么做，无奈苦于政局动荡、矛盾丛生，对明晰官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临时”“随意”就成了这个时期官制最大的特点，官场中出现了不少“临时工”。

南北朝政权都是实权人物通过军事斗争建立的。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正常的官制被破坏，这些强权人物往往用自己的一帮人马组成班底，自成体系，绕开了正常的官制和机构，自由行使职权；又由于局势动荡，军、民、财等不再自成系统，往往为了作战或者揽权的便利就打破制度和常规，因事设制、因人设官，都很常见，因此，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也包括魏晋时期，“临时处置”成了官制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官制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时起意”，任意增加官额、虚立官名来安置功臣、贵戚和豪门。官爵成了缓解矛盾的工具，比如一些人为了聚拢人才、积累名声而大肆征辟僚属。各朝中普遍衙门多、官员多，人浮于事。官员多了，事情却办不好，衙门和官员相互扯皮，热衷名位，反而造成统治不稳。

当时的实权人物、领兵大将，都建有自己的幕僚和政权组织，甚至拥有私家军队，他们的政权被称为“霸府”。霸府帮助主人夺取了政权，就扩充为正式政权，其中的幕僚和将领就转化为朝廷的文武百官，私家军队也漂白为政府军。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霸府和正式政府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人投靠某个实权人物，进入他的幕府。等幕主建立藩镇或者夺取政权后，这些人自然就成了当权官员。今日他们还是某人的幕僚，明天就成了朝廷的三公九卿。南朝宗室王爷继承皇位、登基为新皇帝后，除了大肆封赏有功的幕僚和私将外，还要将封国内的所有官员都加官晋爵。这也就是南北朝官制的随意之处。

说完南北朝官制的大概情况，下面分北朝和南朝、中央和地方，具体说说官场之乱。

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初期，保留了浓重的游牧民族色彩，政权简单而粗糙。虽然吸收了汉族士大夫做长史、司马，但底子还是少数民族。一直到道武帝拓跋珪取得并州后，拓跋鲜卑才开始建立正规的政权机构。不用说，他们采纳的是汉族的政治制度，魏晋时期的官制几乎被他们全盘采纳。自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文官，拓跋珪一般都用汉族读书人。汉族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量才录用。北魏早期正是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对于北方的汉族老百姓来说，虽然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但统治的架构还是熟悉的模样，多少能减轻些抵触情绪。

然而北魏前期对汉族政治制度的吸收还不深入。比如他们保留少数民族的劫掠色彩，不给官吏工资，客观上逼得当官的人去贪污腐败。另外，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汉族的制度受到了鲜卑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直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期，这个矛盾才得到根本解决。他施行俸禄制，官吏在俸禄之外受贿就处以死刑。更重要的是，拓跋宏雷厉风行地推行彻底的汉化改革，大力镇压保守的鲜卑贵族，解决了落后民族和先进制度之间的矛盾。拓跋宏之后的北魏王朝，起码从外表上已经和汉族人的政权没有大的区别了。

孝文帝死后，北魏进入内乱时期。此后贪污腐化之风日盛，贵族豪强求官的人太多，吏部不敢得罪，选拔官吏只好按照求官之人的年龄和资历为标准，顺序补官，而不顾候选人的能力、品德等。北魏官吏人数大增，朝廷不堪重负，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贪污之风。北魏晚期，朝廷干脆卖官鬻爵，考核提拔也以贿赂的多少为准。不仅是州郡长官，就连县里的小吏也要出钱购买。这就使得只有贪污的人才能平步青云，逼得官吏们去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百姓自然不堪剥削压榨，人心浮动。

偏安的南朝一直是“华夏正朔”，继承了秦汉至魏晋的政治遗风。它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建制度，也不是汉化改革，而是如何在混乱中巩固政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中央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压制住强大的地方藩镇，即如何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了南朝官制考虑的重要问题。鉴于时局困难、战争频仍，南朝不可能采取“强干弱枝”的手段，客观上必须保证地方有相当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来保卫中央。所以从刘宋王朝开始，朝廷一般任用宗室近亲镇守地方。尤其是荆州、江州等强藩的历任刺史，几乎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问题是，亲兄弟也靠不住啊！刘宋、南齐两代内乱不断，哪一次少了担任地方藩镇的宗室亲王的影子？萧道成灭亡刘宋，告诫子孙：若不是刘家骨肉相残，天下哪会落入我们萧家之手。同样的话，萧衍灭亡南齐后，又和子孙重复了一遍。

梁武帝萧衍鉴于前两代皇室骨肉相残的教训，为政宽纵。他大力推行佛法，同时宽待宗室王公，希望以此来消弭内部矛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问题。结果却导致中央权威丧尽，有实力的宗室亲王蠢蠢欲动。等到侯景之乱时，皇室的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及南北方之间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将江南富庶之地摧残得白骨累累。

南北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点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逐步确立，代替原来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变得徒有虚名，基本变成闲散职位。

东汉以来，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或称丞相，或称司徒。南朝继承了丞相多变的名称，且废置不一，没有定员。中枢政务的实权从东汉开始就已默默转移到各个尚书手中，经过三国、魏晋，这个趋势到南北朝的时候已成为定式。尚书省掌握了中枢实权，真正总揽朝政大权的丞相必须加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录尚书事负责尚书省的事务，实际上是一个“加官”或者说是“差事”。录尚书事的人有权审阅一切公文，即便是威望极重的权臣，如果没有这个名号，也不能保证权力的集中。所以判断一个南北朝官员是不是真正的丞相，不看他的官衔，而看他有没有录尚书事。

南朝中央朝廷最尊贵的官衔，是继承了西晋时期的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这八个官衔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好官职。但徒有其名，虽然有官署，却没有实际负责的事务，只是用来尊崇士族或者望重之人的荣衔、虚衔而已。八公之下，南北朝还发明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也是虚衔。所谓“开府”，指开设府第，设官置吏。之前只有“三公”才有开府的待遇。仪同三司，指的是可以摆设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相同的仪仗。

北朝的最高荣衔和南朝略有不同，北齐的中枢最高官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下面才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北周则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名称虽然不同，实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虚衔，真正的实权在尚书省里。

南朝时，朝廷改尚书台为尚书省。尚书省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副手是左右尚书仆射。在既没有丞相，也没有录尚书事的时候，尚书令就是事实上的丞相。

不过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防止出现权臣，南北朝的皇帝只将行政权力赋予尚书省，而让身边的中书省参与决策。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监，副手是中书令。中书监、中书令负责草拟诏令、策划国政，分了尚书省的权力。结果，中书省日渐位高权重，成了皇帝新的威胁。于是原本只是皇帝侍从衙门的侍中寺被扩大为门下省，其最高长官侍中随从皇帝左右，参与朝政，随时作为皇帝的顾问。

这样一来，中书省分了尚书省的权力，门下省又限制中书省的权力。朝廷中枢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足鼎立，分享行政、决策和顾问权力。尚书令与中书监、侍中等一同参与朝政。这隐隐中有了唐宋时期三省长官“参知政事”“参政平章事”的雏形。南朝也有个例外，南陈的国家政务就归中书省，尚书省反而唯命是从。

三省权力扩大，九卿的职权就被侵夺了。和三公一样，南北朝的九卿也只徒具虚名。有的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衙门，有的则沦为后勤服务机构。比如光禄卿在秦汉时是皇帝的侍卫长，负责禁卫军权，在西晋时就只有虚名，被排挤到皇宫之外，只在文武官员大规模朝会的时候才来点个卯。北齐时，光禄卿所在的光禄寺成了安排宫廷筵席的衙门。

西魏和北周的中央官制最为特殊。名臣苏绰等人依《周礼》六官制度改革官制，在北周开始实行。北周以天官冢宰总领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五官，形成五府总于天官的格局。这样的结构简化了机构，有利于皇帝集权。加上六官只处理日常政务，朝廷大政的决策、审核等都由皇帝授意亲信官员另行处理。不过这个制度存续时间很短，隋朝建立后就被舍弃了。

在中央官制中，御史台是极少数在乱世中保持不变的机构之一。南北朝时，御史台的长官叫作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便利自己集权。局势越乱，矛盾越激化，皇帝越需要监察机构。所以任凭其他衙门沉浮变换，御史台都稳坐钓鱼台。

说完中央官制，继续说说地方官制和军制。

无论南北，地方官制都是州、郡、县三级制。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行政长官为刺史，下设别驾、诸曹从事等。首都所在的州，刺史称牧。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下面有郡丞、主簿等。首都所在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比如南朝建康所在的丹杨尹、北周长安所在的京兆尹。郡下为县，大县最高长官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下面有县丞、县尉等。县下还有乡和里。

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和官制一样混乱。行政区划总的趋势是：辖境日益缩小，数量大为增加。增加州县，就能多安插人员。比如南北方为了笼络聚民自守的坞堡主，就地任命他们为当地的县令、太守。有的时候则是为了防止强藩出现，朝廷将州县越划越小。比如南朝分荆州南部为湘州，拆交州为广州、交州、宁州等。南朝还侨置州县，产生了许多侨州、侨县。

北方则虚分州县。北魏孝明帝元诩以后，豪强、权贵、大族纷纷自立州郡，甚至连只有一百户人家的小城，也称为一州，三四个村子的地盘也立为一郡。刺史、太守、县令等为数众多。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时，下令缩减行政区划，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百八十九个县。南朝也有类似的合并州县的举动，但成效不大。

南北朝官制混乱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军制。乱世重兵，军队规模扩大，军官群体也日益壮大。军衔自然水涨船高，总趋势是越定越高、越任命越多。

秦汉时期，将军名号是极宝贵、极罕见的，一般授予重要方面的主将、功勋卓著的宿将或者掌管大军的权臣。绝大多数将领也就是中郎将、校尉等。从东汉末年开始，将军名号开始贬值，获封将军或者自封将军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南朝，将军已经泛滥成灾。刘宋因为战争频繁，设置了许多将军号，且突破了文武之分，高官要职纷纷兼带将军号。一些压根不统兵的官职，也带上了将军号，只为提高地位而已。至于地方军政首长，大多也封将军号。如果刺史或者太守，没有得到将军封号，就是单车刺史、白板太守，意思是没有实权。这个现象，在南北朝各个政权中都存在。

刘宋将军的尊卑高低，以四征（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安、四平为序，最贵重者为征东将军。特别尊贵的，则加“大”字，如某某大将军，又在一般将军之上。而最大、最贵的则是没有具体名号的大将军，不是授予元勋名臣，就是授予把持朝政的权臣。除此之外的其他将军，比如汉朝、三国时期相当贵重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左右前后四将军等，又比如新出现的镇国将军、安国将军、荡寇将军、鹰扬将军、抚军将军等，都被称为杂号将军，不是授予一般的将领，就是作为官员的兼职。王羲之就因为担任过右军将军，而世称王右军。事实上，王羲之终生都没有领过兵，也没有打过仗。

南齐时期，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重于其他将军。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统率京畿地区的中央军，包括各支皇家卫率和驻屯首都附近的正规军。他们控制了皇宫和首都，且部队装备好、待遇好，优于其他军队，颇为其他将军侧目。南梁时期，军衔更趋混乱。据统计，南梁的将军号竟然有三百六十五个之多。

南北朝还有以军代政的趋势。大变乱时代，常常只有统兵的实权人物才能镇抚地方。所以各个政权也就任命将领们为地方藩镇。这在战时和战后尤其明显，往往是谁攻占了某地，就认命谁为太守、刺史。平时，各朝也以将军为都督，督一郡或数郡，一州或数州，同时兼所在地的刺史或太守，治军又领民。比如刘宋时沈攸之就曾担任荆州刺史，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陈霸先曾为扬、南徐二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有的将军还加了持节的名号，像使节一样拥有节杖，称为持节将军。杨坚就曾为使持节，都督内外诸军事。

这其中又是什么奥妙呢？名称不同，权力不同。拿都督来说，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为次，督诸军为下。持节将军以使持节为上，持节为次，假节为下。持节意味着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使持节有权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持节有权杀平民，假节只能诛杀触犯军令的人。都督诸军也好，持节也好，本质上也是临时处置，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差遣，是“临时工”。但因为有了差遣后位高权重，人人都争着做这样的“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