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拉锯战（1 / 2）

南方齐、梁两朝交替的时候，北方正是北魏宣武帝在位之时。

宣武帝名叫元恪（kè），是孝文帝拓跋宏的次子。元恪的即位，有很大的偶然性，先是大哥因为反对父亲的汉化政策被诛杀，之后孝文帝又在南征的途中突然死亡。元恪是在一片混乱中被群臣拥立为新皇帝的。

拥戴元恪的大功臣就是彭城王元勰（xié）。他和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坚定支持汉化政策；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也是孝文帝南征时的得力助手。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重，元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掌握了实权。第二年，孝文帝在弥留之际，想将政权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就只能倚重你了。”元勰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愿意在政治上涉入太深。他苦苦推辞，说自古以来不管是托孤的重臣，还是大权在握的权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他举例说：“昔周公大圣，成王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孝文帝说服不了弟弟，叹息几声，不再勉强他。元勰还主动求退，孝文帝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

孝文帝随即驾崩，元勰主持了南征军队的撤回，还坚定地拥戴侄子元恪登基即位。之后，他主动处于退休状态，都没去定州办过公。

元勰辞让后，孝文帝指定了六个顾命大臣：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及两个汉族大臣王肃、宋弁（biàn）。其中，元嘉是太武帝的孙子，是皇室中的长辈、老好人，他在顾命大臣班子里的象征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宋弁进入班子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真正主事的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王肃。

这四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元禧和元详是亲兄弟，都是孝文帝的弟弟，自然抱成了一团。王肃是归降的南齐大臣，在孝文帝时期深受信任，提出了不少汉化的主张，在北魏朝野的根基却很浅。孝文帝死后，王肃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立刻受到了鲜卑贵族的排挤。任城王元澄是个忠厚长者，但他对只动动嘴皮子、没几年就和自己并列为顾命大臣的王肃很不服气。恰好此时有一个投降的南齐人诬告王肃是奸细，一直和南方暗通情报。元澄不核实情况，就草率地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不等皇帝诏令就软禁了王肃。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咸阳王元禧等人很快查明王肃并未谋反。元禧对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堂叔原本就心存畏忌，如今抓住元澄陷害王肃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让宣武帝元恪罢了元澄的官，将他外贬为雍州刺史，赶出了京城。事件的另一主角王肃也被外贬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王肃在寿阳郁郁寡欢，于景明二年（501）去世。

至此，元禧和元详两兄弟掌握了北魏的实权。这二人才能平庸，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贡献，却热衷享乐。景明二年初，元禧派家奴找到领军将军于烈，要调他手下的羽林军官兵充当自己的仪仗队。于烈直摇头，说这是“违制”的行为。皇帝的侍卫官兵怎么能去给一个王爷当仪仗队呢？元禧不甘心，第二次派人找到于烈，态度强硬地说：“我是天子的叔父，我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倔强得很，就是不同意。元禧大怒，调于烈任恒州刺史。于烈干脆请了长期病假，闭门不出。

表面上看，元禧赢了。殊不知，于烈虽然官职小，却在羽林军系统中有不小的势力。他早早就安排了儿子于忠掌握宣武帝的宿卫亲兵，长期跟随宣武帝左右。被元禧修理后，于烈授意儿子劝宣武帝亲政。皇帝一旦亲政，就不需要顾命大臣了，元禧自然就失权了。

宣武帝元恪已满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期盼大展拳脚的年龄。他也觉得顾命大臣碍手碍脚，想要亲政。北海王元详和元禧意见不合，看到皇帝有亲政的念头，选择跳出来揭发元禧“专横不法”，希望给侄子留个好印象，争取亲政后自己能“失权”但不“失势”。

于是有一天，请了长期病假的于烈突然全副武装，带上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在京城的元勰、元禧、元详三位王爷进宫。元禧措手不及，只得乖乖被押解入宫。宣武帝元恪宣布亲政，调整了三位叔叔的官职。元勰被客客气气地解除职务，反正他也一心求退，所以叔侄双方都没有意见；元禧“升任”太保，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实权，元禧敢怒不敢言；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元恪对他的主动揭发很满意，重用了他。一场权力之争，和平地谢幕了。

元恪亲政后，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拒绝鲜卑遗老们返回平城故里的建议，扩建了新都洛阳，继续父亲孝文帝的汉化事业。在对外政策上，元恪趁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荒唐造成国家动乱之时，频繁南伐。北魏陆续占领了扬州、荆州等重要城镇，疆域进一步扩大，拉开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元恪也在对梁作战中两次惨败，导致北魏军队元气大伤。

《魏书》称赞元恪“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堂上沉默不语，这些特点说好可好，说坏可坏。皇帝的确要端着架子，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有很多皇帝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大臣们的争论没有准确的判断。元恪就属于后者。他对军事、历史、政治都能说上话，但对人心善恶、对政治的微观操作了解甚少，这就造成了元恪虽然能留下不少冠冕堂皇的诏书，却很少有切实的政绩。

再来看看元恪身边的人：北海王元详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又信任左右亲随茹皓、赵修等人。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元详能力平庸，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茹皓、赵修等人暴得富贵，头脑发热，仗着元恪的宠信在外面弄权用事。如此一来，北魏在他统治时期开始走下坡路。

咸阳王元禧失势后，也不消停。自古权臣失势，免不了要抄家灭族。元禧很担心自己的命运。原来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帮人，本想仗着元禧谋取荣华富贵，如今看主子失势了，就怂恿他孤注一掷，起事造反。元禧的亲信常常向他传递一些“宫中的消息”，今天说皇帝如何不喜欢他，明天说哪个大臣主张诛杀他。元禧为了自保，联络小舅子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人商议造反。当年（501）五月，宣武帝元恪到洛阳郊区的北邙打猎。元禧乘机紧闭城门，派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在政变的节骨眼上，一帮人却在具体细节上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元禧当断不断，竟然决定暂不起事，让大伙先散了，“从长计议”。参与谋反的杨集始见状，觉得如此造反绝不可能成功，一出元禧的家门，就跑到北邙向元恪自首了。元恪闻讯，立刻调动兵马前去围捕元禧。元禧身边并无军队，被于烈派几个卫士就轻易逮捕了。元恪亲自审问后，责令元禧自杀，并诛杀参与谋反者十多人。咸阳王长子元通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元禧造反，对宣武帝元恪的刺激很大。元恪心想：“亲叔叔都会谋反，我还能相信谁呢？”他亲政前就对宗室诸王没有好感，如今更加疑忌宗室，转而进一步依靠亲信赵修等人，同时提拔母系外戚作为新的依靠力量——父亲的亲属不能相信了，就只能信任母亲的亲属了。

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原籍勃海蓨（tiáo）县（今河北景县），遵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传统，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就被迫自杀了。她的兄弟亲属散落民间，默默无闻。元恪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现在，元恪在民间找到了母亲的两个兄弟高肇、高显和一个侄儿高猛，将他们都封为公爵。其中高肇被封为渤海郡公，最受元恪倚重。

高家的兄弟子侄三人，之前都是帝国底层的小百姓，如今突然被召入连想都不敢想的皇宫大内，一则惊恐万状，二则不知礼节，闹出了不少笑话。可在元恪看来，这却是母系外戚纯朴敦厚的优点。宣武帝非常倚重高肇，让他“数日之间，富贵赫弈”，变成了朝廷的大红人，从底层一跃成为顶端权贵。高肇知道高家在北魏朝廷没有根基，本家又人丁稀少，于是勾结朋党、招降纳叛以壮大实力。对于主动依附投靠的人，高肇竭力拉拢、保举；和高家过不去的人，高肇则百般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外，高肇还进一步败坏风气，大把大把捞钱。咸阳王元禧伏诛后，王府的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大多入了高氏的私囊。

当时，宣武帝的头号亲信是散骑常侍赵修，朝廷的实际主政者是北海王元详。高肇决心扳倒二人，取而代之，让势力更加壮大。

赵修出身卑微，是元恪当太子时期的侍卫。元恪非常信任赵修，登基后一路将他提拔到散骑常侍的高位。赵修在家中宴会，元恪都会亲自参加，还招呼许多王公贵族一同前往。赵修小人得志，顿时忘乎所以。他仗着皇帝的宠信，在外面胡作非为，欺负同僚。父亲下葬时，赵修毫不悲痛，还与宾客在送葬路上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取乐。对于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人，高肇对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大义凛然地揭发赵修的罪行。赵修早已犯了众怒，大家见高肇挑头，纷纷跟进，争先恐后地控诉赵修的罪状。宣武帝就是想袒护赵修都不行了。景明四年（503），宣武帝元恪不得不把赵修公开审问，判决鞭打一百下，发配敦煌充军。高肇是要取赵修性命的，因此安排了五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轮流鞭打赵修，实际打了三百鞭。不想，赵修出身侍卫，身体素质过硬，吃了三百鞭竟然没死，但也伤痕累累了。高肇又让人把赵修绑在马后，赶马飞跑。可怜赵修重伤得不到休息，又被马拖着跑了几十里路，最终血肉模糊，死了。

几个月后，高肇又告发北海王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反。元恪已经不信任宗室亲王了，而茹皓等四人都是元详推荐到元恪身边的。他把两者联系起来一想，越来越觉得高肇的告发有道理。元恪迅速抓捕茹皓等四人，第二天就把他们处死了，还派羽林军将元详押往华林园软禁。元恪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如何处置。大家的处理意见是将北海王元详废为庶人，严加圈禁。元恪很可能还是想留元详一条性命，不想，北海王府的几个家奴策划劫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连累元详被杀。

元详“谋反”事件，让宣武帝元恪进一步猜忌宗室诸王。高肇猜透元恪的心理，劝他加强防范。元恪派禁军驻守各王府邸，名为保护，实际上将各位王爷当作囚犯看守起来。彭城王元勰劝谏元恪，说国家分封诸王就是为了让诸王拱卫皇室，如今形同囚禁，怎么让诸王发挥作用？万一皇上出事，谁来保护？可惜，元恪不听。元勰心中苦闷，干脆自我封闭，不与人来往了。

宗室诸王集体失势后，元恪自然更加倚重外戚高氏，高肇的气焰日渐嚣张。他出任了尚书令，主持朝政，又娶了元恪的姑姑高平公主为妻，还送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不久，于皇后暴亡，高贵人就升格当了皇后，很多人怀疑是高肇下的毒手。至此，高肇阴谋得逞，成了北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元恪暗于识人，不擅微观实践，却有很高的佛学修养。他喜欢在宫中召集名僧，亲自讲经论道。皇帝醉心佛法，方便了高肇在外面任意胡为。为了显示才能，高肇特别喜欢“改革创新”。他修改了大多数的先朝旧制，又不能制定成功的新制度，造成了政务的混乱。其中，对现任官僚和贵戚的勋位、封秩，高肇都进行了削减，造成官场怨气沸腾。无形中，高肇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

永平元年（508）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的弟弟）在信都称帝，公开造反。因为宣武帝曾经逼死了他所爱的女子，又强迫他迎娶高氏；他还对高肇的大权独揽很不满，担心朝政被败坏。朝廷镇压的大军很快就到达冀州。可惜元愉的实力太弱小，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在逃亡途中被擒。在元愉被押解送往洛阳的半路上，高肇派人把他杀害了。

元愉造反事件，被高肇利用来向彭城王元勰开刀。元勰才华出众，声誉很好，是北魏军民公认的贤王。之前，孝文帝有意让他主政，元勰主动推辞，更被传为美谈。高肇觉得元勰对自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之前多次诬告元勰，元恪都不相信——毕竟，元勰对元恪有拥立的大功。这一次，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潘僧固被裹挟参加了元愉造反。高肇又一次诬告元勰，说元勰不仅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少数民族，参与谋反。高肇还收买元勰旧部魏偃、高祖珍做证人，一起诬告元勰。在种种似是而非的证据面前，宣武帝元恪判断错误，无奈地接受了又一个叔叔谋反的“事实”。

于是，元恪设下酒席，召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勰、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四位皇叔，以及广阳王元嘉和高肇赴宴。散席之后，元恪安排各位王爷分别择地休息，然后派人带着武士给元勰送去毒酒，逼他自杀。元勰不肯喝，力辩清白，大喊有人诬告，再三要求和告发者对质。来人不肯传达，拔刀相威胁。元勰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最后饮毒酒自杀。来人担心元勰不死，又命武士补了一刀。天亮以后，元勰的尸体被一床被子包裹着，送回了彭城王府。宣武帝对外宣布彭城王“醉酒而亡”，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赐彭城王谥号“武宣”，企图掩人耳目。

高肇又一次阴谋得逞，升官当了车骑大将军、司徒。如果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高肇加速蚕食北魏的实权，说不定会成为第二个王莽。不过，朝野百官早已对他心怀怨恨，特别是元勰遇害后，军民们普遍同情元勰，认为高肇“屈杀贤王”，是幕后黑手。鲜卑贵戚们更是对高肇恨之入骨。

延昌四年（515）正月，宣武帝元恪突然病故，享年三十三岁。太子元诩即位，年仅六岁。

元恪一死，宗室诸王和不满高肇的大臣们立即策划反击。依附高肇的官吏也纷纷倒戈。前一年的十月，高肇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进攻益州，刚好不在洛阳。于忠当时担任领军将军，之前他被高肇修理过，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如今，他调动羽林军，控制局势，又与侍中崔光等人商议，请出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主持朝政。

新领导班子用新皇帝的名义，召高肇回京。高肇得知洛阳的变故，深感不妙。这时候，他不学无术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竟然想不出摆脱危局的方法，只得乖乖回京。高肇进宫后对着元恪的灵柩痛哭哀号，等高肇哭完先帝，高阳王元雍和于忠事先埋伏的十多个武士就把他拉出去杀了。高肇专权之祸，终于解除。

元恪虽然平庸，但至少无大过错，带着北魏缓慢前行就好。无奈高肇就像是一支催化剂，引着大家走上了下坡路。他的揽权胡为，加剧了北魏朝野的贪腐之风；他的改制乱为，恶化了北魏帝国的政治运作；他的诬告陷害，打开了北魏内部倾轧的大门。这些加上同期北魏对南梁作战的两次大败，使得整个帝国由盛而衰，不复孝文帝时期的强盛。

南北方边界大致上一直向南移动，从刘宋王朝初期的以黄河为界，南移到南梁前期的以淮河为界。双方主要围绕淮河一线的军事重镇展开混战。这些重镇从东往西分别是淮阴、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寿阳和义阳（今河南信阳）四处。此外，西边的南郑（今陕西汉中）是南方保护巴蜀大地的屏障，南北双方在此也展开拉锯。

南方的淮河防线在南齐末期动摇。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驻扎寿阳的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怕遭荒唐皇帝萧宝卷杀害，率军割地，向北魏上表归降。天下掉下一个硕大无比的馅饼，北魏朝野欣喜若狂。为防夜长梦多，彭城王元勰和重臣王肃亲自领了十万大军去接收寿阳。途中，他们嫌步兵前进速度太慢，派出一千羽林骑兵火速赶往寿阳。果然，南齐已经派出崔慧景、萧懿、陈伯之等军前往收复。不想，大将崔慧景收复寿阳是假，借机脱离萧宝卷是真，他带着部队出了建康就宣布造反。于是，北魏顺利接收寿阳，还打败陈伯之等军，进而攻占了合肥。南方的淮河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北魏军队依托寿阳，不时对南方发动攻击，让新建立的南梁很是头疼。

梁朝建立后，北魏兴起了一股讨伐南方的声音，其中叫的最响亮的是两个投降的南方人。

第一个人是萧宝夤，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萧宝夤出身高贵，是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是南齐宗室中少数几个才能卓越的王爷。他的哥哥萧宝卷在位时，荒唐胡为，底下就有人几次谋立萧宝夤取代萧宝卷。计划没有成功，萧宝卷对弟弟萧宝夤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萧衍攻占建康后，起初并没有为难萧宝夤，还封他为鄱阳王。不久，萧衍陆续诛杀南齐诸王。萧宝夤被萧衍的军士监守，随时可能遇害。一天半夜，萧宝夤带着几个亲随偷偷挖开院墙逃跑了。他换上底层百姓的衣服，穿着草鞋，徒步赶往长江边。他们在江边准备好了小船，萧宝夤爬到船上时，双脚已经磨得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天明以后，萧衍发觉萧宝夤逃跑，派出官兵在江边四处搜索。萧宝夤装作钓鱼的人，任凭小船随波逐流，在江面上漂了十余里，骗过了追兵。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走小路、躲山涧、骑毛驴，昼伏夜行，终于到达北魏控制下的寿阳。此段经历，堪比现代好莱坞大片的情节。

镇守寿阳的北魏任城王元澄知道萧宝夤是块宝，忙以礼相待。萧宝夤因为亡国，不饮酒，不吃肉，寡言少语，十分悲痛，还身着丧服。元澄就率领北魏官僚前往赴吊——之前北魏都称南齐为“岛夷”或者“齐逆”，如今觉得齐国有利用价值了，又佯装悲痛前来吊唁。第二年，萧宝夤来到京城洛阳。宣武帝对他礼遇有加，萧宝夤上朝时伏地痛哭，诉说南齐亡国之痛，请求北魏出兵讨伐萧衍。北魏内部对南征有分歧，宣武帝没有当面答应。萧宝夤就再三苦求，即使遇有狂风暴雨也从间断地上朝请求。

第二个坚定要求南伐的人是陈伯之，此人的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

如果说萧宝夤是出于亡国之恨要求南征，那么陈伯之则是想借南征来向北魏王朝表忠心。因为他是个投降的南梁将领。

陈伯之本是南齐的豫州刺史，被萧宝卷派去镇守寻阳，抵抗萧衍。萧衍派人劝他投降。陈伯之在萧宝卷和萧衍之间观望，首鼠两端。直到建康大势已去，陈伯之才正式向萧衍投降。萧衍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出身贫寒，大字不识一个，处理公文都需要幕僚为他念字、讲解，养着一群亲信帮助处理政务。这些人中难免有人会借机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萧衍知道后，很担心。一来，陈伯之不是嫡系，君臣之间终究隔着一层东西；二来，江州官吏坏事做得太多了，激起民怨，就不妙了。所以，萧衍派人去取代陈伯之，算是“敲打”一下他。

陈伯之及其亲信却将此事看得很重，认定萧衍要动手了。于是，陈伯之召集文武官员，拿出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说要和萧宝夤一起反梁复齐。他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号令州内各郡起兵。江州所属的豫章郡太守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军民抗命。陈伯之决定先出兵攻下豫章，以绝后顾之忧，再顺江而下进攻建康。不想，陈伯之一时间攻打不下豫章，萧衍却已经派出大军逆江而上，逼近陈伯之的老巢寻阳了。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带着亲信和部队一万多人北上投降了北魏。

宣武帝元恪也为萧宝夤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于是下令南征。他封萧宝夤为齐王，任命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率领一万兵马进驻寿阳；又任命陈伯之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邱东南），做好南征的准备。景明四年（503）秋，北魏大举南征，其中东路以任城王元澄为主帅，率领萧宝夤、陈伯之等部进攻钟离；西路以镇南将军元英为主帅，进攻义阳。这个元英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孙子，父亲南安王元桢因为参与了穆泰谋反，被削夺了王爵。作为谋反宗室的后代，元英顶着巨大的压力，一心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他在孝文帝时期就东征西讨，勇冠三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宣武帝将西线托付给了他。

北魏进军顺利，东路的元澄分兵出击，成功占领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岘（xiàn，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以主力围攻重镇钟离。西路的元英则将义阳团团围住。

南梁将军姜庆此时成功施展了一招“围魏救赵”，差点儿扭转了战局。

东线魏军分兵出击，导致后方寿阳兵力空虚。姜庆率领偏师，深入敌后，一举攻克寿阳外城。元澄老巢有被端的危险，如果真是那样，东路魏军可能被梁军南北包抄，陷入大包围之中。可是姜庆的兵力有限，无力再进攻内城，在外城停顿了下来。此时魏军留在寿阳内城还有相当可观的兵力，主要是裴叔业投降时的南齐部队和北魏接收的部队。但这些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

紧要关头，元澄的母亲孟太妃毅然站了出来主持大局。她临危不惧，指挥将领严守内城，并对全城官兵不分新旧、民族一视同仁，赏罚分明，激励大家共同守城。孟太妃还亲自登城检视，冒着矢石指挥作战。北魏官兵士气大振。附近的萧宝夤的军队也及时赶来增援。攻入寿阳的姜庆部队反而陷入了包围圈，激战一日，落荒而逃。

梁军分兵御敌。在东路，萧衍派冠军将军张惠绍救援钟离。张惠绍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的一个沙洲）一带遭到北魏平远将军刘思祖的拦截，一败涂地。张惠绍等十余名将领被擒。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淮河流域降雨增加，水位暴涨，攻打钟离的魏军无法驻扎，只好撤还寿阳。东路梁军侥幸摆脱了危局。

在西路，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率兵三万救援义阳。元英获知梁军行踪后，派将军元逞等人在樊城（今湖北襄樊一带）阻击王僧炳的梁军前锋。两军交战，梁军大败，战死、被俘的有四千多人，其余人作鸟兽散。曹景宗听说前锋挫败，裹足不前，只在外线游弋不敢靠近义阳。义阳城内，梁朝的司州刺史蔡道恭率领不满五千的守城官兵，已经坚持了大半年的时间，打退了魏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魏军死伤不计其数，元英开始打退堂鼓了。谁知，蔡道恭突然病逝。元英下令猛攻义阳。南梁守军弹尽粮绝，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建康方面的援军身上。这个援军自然不是曹景宗的部队，而是萧衍新派出的宁朔将军马仙琕的部队。

马仙琕是南方名将，被时人看作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张飞。可惜的是，马仙琕勇猛有余，谋略不足，一味贪功冒进。元英在义阳城东埋伏主力，再派小股军队出阵向马仙琕示弱。马仙琕以为魏军不堪一击，直扑元英。元英佯败，率部北退，引诱梁军钻入包围圈后忽然掉转马头，发出信号。只见漫山遍野的魏军同时杀出，向梁军涌来。马仙琕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准备不足，军心涣散，大败而逃。内外交困的义阳守军见状，失去了抵抗意志，开城投降。周边梁朝关隘的守军闻讯纷纷弃地而逃。梁朝在淮河防线的西段完全崩溃，失去了现在所有河南地区的领土，不得不在湖北地区组织第二道防线。

义阳大捷，宣武帝元恪大喜过望，封元英为中山王，并在义阳设立郢州，与东面的寿阳呼应，在淮南地区形成一对钳子。淮河防线的重镇就只剩东面的钟离还在南梁的控制之下了。这是504年的事情。一年后，本是裴叔业旧部、镇守汉中的夏侯道迁向北魏投降。北魏迈过秦岭，攻占了梁州十四郡（今陕南地区）。梁朝统治下的四川（当时称益州）也岌岌可危。

梁武帝萧衍刚当上皇帝两三年，就遭遇一连串的败仗，领土接连丧失，他自然是不甘心的。

天监四年（505）十月，萧衍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大举北伐。这是自刘宋元嘉北伐之后的又一次强势北伐，萧衍几乎动员了南方所有的精兵强将，总兵力达数十万之多，旌旗招展，气势恢宏。

萧衍的北伐计划气势宏大：第一步，攻克重镇寿阳；第二步，兵分两路，一路出徐州，平定中原，一路出义阳，夺取关中；第三步，各路大军会师洛阳，生擒元恪；第四步，扫荡河北，统一天下！

但是战斗现实总比军事计划要复杂、要困难。战士们再怎么流血厮杀，也跟不上帝王在沙盘上的推演。梁军此次北伐，开局就相当不利。作为前锋的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外围的梁城（今安徽寿县东）时，就被陈伯之打败。

陈伯之是投降北魏的南方人，估计留在南方的同僚、熟人比较多。这些人了解陈伯之的性格，就建议萧宏招降陈伯之。萧宏就让机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丘迟是南齐、南梁时期的一个笔杆子，投入萧衍的幕府，南齐末年朝野臣工一应劝进文书均为丘迟所作。他写给陈伯之的劝降书信，声情并茂、入情入理，堪称美文，后人取名为《与陈伯之书》列入文学史册。

此信写于天监五年（506）三月，开头先大夸陈伯之：“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几乎将陈伯之捧上了天。接着，丘迟笔锋一转，说将军如此神武，为什么“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为什么要当北方蛮夷的走狗呢？估计陈伯之军人的荣誉感一下子被刺激了起来。

紧接着，丘迟主动为陈伯之之前的投降行为辩护，说陈伯之降魏是受小人的蛊惑，将他的责任推卸掉了。丘迟说，“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梁武帝萧衍宽厚大度，既往不咎，只要陈伯之迷途知返，皇上“重恩不重刑”，不会怪罪的。为了防止陈伯之犹豫，丘迟还举了前人朱鲔、张绣迷途知返修成善果的例子。

再接着，丘迟展开了亲情攻势，告诉陈伯之：将军祖坟、住宅都完好无损，留在南梁的亲戚安居、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陈伯之在南方生活了几十年，根基在南方，不可能对此没有留恋。丘迟又抓紧时机大谈南方的和谐局面和光明前景：“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暗示陈伯之要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还是要回到南方来。

最后，丘迟动情地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这几句话着实煽情。“将军独无情哉！”丘迟建议陈伯之道，“早励良图，自求多福。”

陈伯之接到书信，让手下念给他听。后人无从知晓陈伯之的具体感受，反正他一听完书信，就率领能够控制的八千军队向梁军投降了。陈伯之投降后，萧衍果然既往不咎，还封他为侯，不过剥夺了他的军队，再也不让他带兵了。

梁军轻松扳回一局，乘胜在五月到七月间两线并进，先后拿下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梁城、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十几座城池，士气高涨。在这一系列胜利中，值得一提的是，豫州刺史韦叡率军攻克了淮河防线东段重镇合肥。

韦叡参战时已经六十岁，他之前宦海沉浮几十年，一直没有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官场上有多少人将年华都耗费在冗繁的行政事务中，韦叡毕竟幸运地在晚年得到了奔赴沙场的机会。据说，他当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不能骑马横枪，只能由兵士抬着上阵指挥。在攻打合肥外围的军镇小岘时，韦叡带着一支军队侦察敌军的围栅。敌营中忽然杀出数百人。部下都建议撤回去披挂整齐，再来迎敌。韦叡却下令立刻迎战。他解释说：“小岘城池小，城中只有两千多守兵。按理说，他们应该闭门坚守，如今却主动冲出几百人，必然是城中的精锐。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支精兵，小岘就会不战自败了。”部下们半信半疑，韦叡正色说：“朝廷符节在我手中，绝非摆设，众军不得违命！大家力战，必能克敌！”在韦叡的指挥下，梁军官兵奋勇争先，果然把出城的魏军杀得一塌糊涂。韦叡率部队乘势猛攻城池，不到半天就攻克了小岘。

北魏派将军杨灵胤领军五万赶赴合肥增援。韦叡部下认为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建议韦叡向朝廷请求增兵。韦叡笑道：“敌我已经刀兵相见，现在我们再求增兵，于事无补。就算援兵从后方赶到，敌人的援兵也会源源不断而来，我们还是得不到优势。”他主动进攻，打败魏兵，又在合肥城外的淝水上修建高堰大坝，积蓄河水，不断抬高水位，准备水灌合肥。韦叡还在岸边筑新城守卫堰坝。魏军也不示弱，乘梁军立足不稳攻陷了新城，杀到堰坝前要将其凿毁。

情况危急！韦叡亲自上阵，带领守堰官兵击退魏兵，然后指挥大型战船驶入淝水，居高临下围攻合肥。当时水位已经和城墙一般高了，梁军在船上万弩齐发，将督战的北魏守将杜元伦射死。魏军心理崩溃，弃城而逃。韦叡顺利占领合肥。

到此为止，梁军捷报频传，似乎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南方此次北伐能够大功告成吗？

北魏对南梁的大举北伐不敢怠慢。宣武帝元恪任命在西线有突出表现的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负责东线军事。元英点兵十多万，浩浩荡荡前去增援寿阳。

南北方主力汇聚在寿阳附近，决战在即。狭路相逢勇者胜，决定恶战胜负的往往是参战者的勇气。遗憾的是，南方主帅、临川王萧宏是个绣花枕头，胆小得很。他能当主帅，完全是因为哥哥梁武帝萧衍最信任他。其实，萧宏并无军事经验，他的“特长”是贪污敛财，即便是在北伐途中也不忘克扣军款、贩运私货。当他听说对手是身经百战、取得义阳大捷的元英时，吓得寝食难安，毫无获胜的信心。

思前想后，萧宏觉得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撤军。他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议撤退。面对一片大好的形势，来参会的将领们满心以为主帅叫大家是来商量作战计划的，没料到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如何撤退！

柳惔、裴邃、马仙琕等人不同意，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军旗开得胜，攻守态势有利于我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撤退？”“魏军连败，又远道而来，攻破他们并不困难。”一些将领甚至以死相要挟，坚决不同意退兵。军事会议最终不欢而散。众怒难违，萧宏不再提撤军，可也不许军队进攻寿阳，并发出明令：“人马有前行者，斩！”

官兵士气旺盛，不想统帅泼来一大盆冷水，梁军上下顿时泄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