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交 “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古代人（2 / 2）

在文化上，华夏认为蛮夷不配享受他们的文化，过他们的文明生活，而只有当蛮夷主动地来接受文明、接受教育，也就是所谓“向化”，他们才可以教他。所以不仅从来没有主动到外国去传播自己的文化，就是在他们国内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要等到那些地方“改土归流”，正式设立了府、州、县这些行政机构，才开始办学校，再给对方科举的名额。否则的话，也不属于传播华夏文化的范围。

尽管历史上有过“丝绸之路”之类的交通路线，提供了人员往来的便利，但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向外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或者文化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像朝鲜、越南、琉球、日本，都是它们的人自己主动来中国学习的。

日本了解到唐朝各方面的先进之处，特别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所以前后派出几十批“遣唐使”，不畏风浪，前赴后继。其中包括官员、留学生、学者、和尚、工匠，到唐朝全方位地学习。有的人长期留在唐期，还担任了唐朝的官员，学习、考察相当深入。但唐朝官方没有主动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或老师前往日本，鉴真和尚东渡弘法也是出于日本方面的一再邀请。

以前我们夸大汉朝、唐朝的开放程度，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者封闭而言，汉朝、唐朝都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的开放机制。我将这种状况总结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

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是开的，大明宫里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进出朝堂的突厥人、外国外族人要占到官员的一半。长安城里到处是番将、胡商、胡姬、昆仑奴，长安城里的人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旋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

但是唐朝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者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取经。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者例外。比如玄奘，是发愿取经，在边境非法闯关。他回来时到了高昌，派人送信向唐太宗请罪，唐太宗正苦于不了解西域的情况，得知他在外面十几年的情况，不仅赦免他，还派人迎候。否则的话，恐怕他就无法重新踏上故土了。又如杜环，他是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被阿拉伯人俘虏的，幸运地得到优待，在十二年后搭乘阿拉伯商船返回广州。近年在西安发现一块墓碑，墓主到过大食（今阿拉伯半岛），碑文写得很清楚，他是作为唐朝的使者去的。所以唐朝只能说是“开而不放”，开着门，但是从来不放自己的人出去。而且唐朝人自己也没有走出去的意识，到自己的边疆地区已经是不得已，到蛮荒之地去干什么？

所谓“传而不播”，就是说你进来学习，我可以教你，可以“传”，但是没有必要主动到外面去宣传，去教，从来没有主动过。

比如说中国的造纸技术，到2世纪已经成熟。但是由于没有对外传播，这项重要的发明并没有影响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更没有影响世界，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造纸。一直到公元751年怛逻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发现一批造纸工匠，才向他们学会了造纸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又如契丹人兴起以后建立辽朝，辽朝与宋朝以今天河北、山西中间为界。照理说宋朝出版的书流传到那里很容易，但宋朝规定书籍不许出口，契丹人就没有学习并采用汉字，而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复杂化，所以到辽朝亡了，契丹文字也就失传了，成了死文字。宋朝也不许书籍出口到西夏去，党项人也只能自己造文字。西夏文字也是在方块字的基础上复杂化，结果西夏亡后也成了死文字。

为什么有些国家、民族在古代就大力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进行文化扩张呢？这些国家、民族的观念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并且无不借助于宗教与战争。

比如基督教，它的教义是要将上帝的福音传递给每一个人，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不会嫌你野蛮落后，是蛮荒之地。传教人会深入穷乡僻壤，用各种手段传播，应用语言、文字、音乐、艺术，它的文化也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有的宗教认为其他异教和文化都不应该存在，推广自己的宗教可以采取武力，采取行政手段，强制皈依，强制接受，结果迅速扩张。

有的政权扩张到哪里，就强制推行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价值观念。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扩张到帕米尔高原，至今塔吉克语还属波斯语系。沙俄扩张到中亚，掠夺了中国的土地，就在那里推广俄语。到今天，俄语还是那里的通用语言。有些国家独立后想将母语定为官方语言，但发现会讲本族母语的人口还不如讲俄语的人口多。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明白，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自己的人民中、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说是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从先秦时期就形成的“夷夏之辨”，使我们一直持“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态度。既然如此，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对外产生影响呢？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唐朝和唐朝的首都长安的评价越来越高，一些人甚至提出唐朝和唐朝的首都长安曾经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结论是不符合史实的。

首先，世界还没有连成一片，还没有形成世界，怎么可能有世界的中心呢？其次，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看，唐朝能够发挥中心作用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并不包括当时世界的其他部分。

唐朝的疆域在历代王朝中间的确是比较大的，但是唐朝并不始终拥有那么大的疆域，而且曾经拥有的地方也并没有真正去行使主权，实施行政管辖。唐朝最西的确曾经到过咸海之滨，控制了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但这主要是军事上打败西突厥的结果，唐朝并没有真正把那里作为自己的领土去管理、去经营。除了少量军事驻防以外，并没有实施有效的移民，或者去传播自己的制度、文化。基本只是利用了当地现存的部族首领、军事长官，给他们一个羁縻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内部的、具体的事务是不去管的。

而且这一疆域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如唐朝能够到达咸海之滨的时间，也就三年。因为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是波斯的一个王子，波斯发生内乱，王子带着这片土地投降唐朝，唐朝就让他继续管理。三年以后，波斯内乱平息，以后阿拉伯人又扩张过来，唐朝就失去了这片土地。

又如公元751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的四年前，由高仙芝率领的唐朝进攻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的军队突然遭遇“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唐军毫无准备，全军覆没。除高仙芝带了少数人逃回，其他几万名将士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以后唐朝再也没恢复对这些地方的统治，而是退到葱岭（帕米尔高原）。

安史之乱以后，连今天新疆的大部分、河西走廊、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甚至陕西的一部分，都被吐蕃占据了，有一次甚至被吐蕃军队攻占长安。这时候，唐朝或者长安，还是这片土地的中心吗？

如河西走廊，虽然一度由张义潮率领这一带军民起义，摆脱吐蕃控制，回归唐朝。但是到了唐朝后期，这些地方又成了孤悬于唐朝以外的地方政权，与唐朝的联系也基本断绝了。唐朝还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吗？长安对他们还有什么中心的作用？

又如朝鲜半岛，唐朝一度征服了朝鲜，并且把它的国王和几万民众内迁，唐朝在那里设立安东都护府，这个时候可以说长安是朝鲜半岛的中心。但三年以后，安东都护府不得不从平壤迁到了鸭绿江以北，以后甚至从辽河以东退到了辽河以西，朝鲜半岛上的朝鲜遗民与靺鞨人联合建渤海国，实际脱离唐朝。此时还能说长安是朝鲜半岛和辽东的中心吗？

应该讲，在唐朝疆域极盛的时候，长安的确是唐朝疆域的中心。但是形势是变化的，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疆域，所以长安只能是那片残山剩水的中心。

比如阿拉伯兴起了以后不断东扩，根据现有的史料，唐朝与阿拉伯并没有发生什么交往，更谈不上可以影响阿拉伯，唯一的一次战争唐朝大败，以后阿拉伯继续东扩，你说唐朝与阿拉伯谁是中心？长安可能是阿拉伯的中心吗？

一般认为，在古代曾经建起的那些大帝国里，它们的首都、行政中心就是它们的中心，但不能说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这些帝国虽然曾经跨欧亚大陆或者跨欧亚非三个洲，实际上还只是这三个洲里连成一片的一部分，有的还只占了某一洲的一个角落。比如波斯帝国，它的东边只到了帕米尔高原，没有影响到当时的中国。又如亚历山大帝国，它往东还没有越过开伯尔山口，也没有影响到东亚。

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西征，以后蒙古人建立了连成一片的元朝和四大汗国，把它的控制范围一直扩展到东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打通了欧亚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是欧亚大陆的中心。但由于元代与四大汗国并不是统一的政权，哪一个国家的首都也只能是中心之一。唐朝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连当中心之一的条件也没有。世界的中心必然出现在世界形成以后，没有世界，当然不可能有世界的中心。

有人说，唐朝和唐朝的长安在经济上总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吧！如果我们只看一方面，盛唐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而且在长安、扬州、泉州、广州这些城市的确有很多来自外国的商人、商品，通过这些贸易、商业活动和国际间的商人影响到周边。但不能说唐朝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的经济中心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唐朝缺少一种外向经济，唐朝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不是主动的，从事国际贸易经商的几乎都是外国人。比如在长安城里做买卖的，最多的是粟特人，就是今天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又如唐朝后期在广州、泉州做买卖的，主要是阿拉伯人以及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波斯人。据记载，广州城里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属、随员超过十万。有没有唐朝的商人去了阿拉伯、波斯或其他外国经商呢？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证据。已经发现的往返于中国贸易的海上沉船，有的虽然是中国式样，或者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基本上都是外国的船，或者船主是外国人。著名的“黑石号”沉船，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海上被发现，后来打捞成功。从船上还保存着的大量唐后期的铜钱和瓷器看来，这是一艘从阿拉伯来中国的贸易船，到唐朝卖掉货物后采购了大量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带着还没有花完的唐朝铜钱，准备去南洋采购香料、胡椒，再返回阿拉伯，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附近沉没。这是一艘阿拉伯船。在广东阳江发现的整体打捞成功的“南海一号”，其船主也基本可以肯定是阿拉伯人。

这样一种单方面的由外国的商人将外国商品输入唐朝，根据他们的需求再把唐朝的商品贩运出去，主动权不在唐朝。这种贸易对于对方的影响有多大，决定于对方的需求，而不是出于唐朝的主动。即使对那些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唐朝或者长安也谈不上是它们的经济中心。

在文化方面，唐朝也从来没有主动地对外传播，扩大影响。唐朝从来没有派出一位文化使者或者派出一名官员到外国去传播自己的制度、文化、技艺。鉴真和尚东渡，那是出于日本的一次次请求，而且也不是官方派出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播文化是顺便的。日本派遣“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完全出于主动，派不派，什么时候派，派什么人，到唐朝学什么，学多久，回去后如何应用，推广到什么范围，取舍的标准，哪些学哪些不学，这一切都出于日本的自主，与唐朝无关。唐朝的文化、长安的文化，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学习仿效的重要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却不能说长安已经成了日本的文化中心。

实事求是地讲，唐朝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比较强、疆域比较广，也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阶段。唐朝的长安也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唐朝和长安城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影响外界，没有成为唐朝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中心，更不用说是世界的中心。

以前我们不开放，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经常说古代中国有多少世界第一、世界之最，对国人也许还有一点积极作用，可以提高一点自豪感、自信心。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全面开放，包括在历史研究方面，与世界各国都有了联系和交流。如果还是不做认真调查，不做对比分析，轻率地提出耸人听闻的“新发现”“新观点”，或者继续满足于自我陶醉，自娱自乐，那就丝毫起不了积极作用。一旦民众发现事实不是如此，或者他们直接了解到外界相反的观点，或者他们经过比较颠覆了原来形成的观念，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甚至动摇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