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交 “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古代人（1 / 2）

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驻守在西域（今新疆和相邻中亚地区）的军政长官西域都护班超派他的下属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从西域都护府的驻地——今天新疆新和县的西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条支国的海滨，一般认为就是今天的波斯湾。就在他准备渡海的时候，安息的船员对他说：“海上非常辽阔，如果遇到顺风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渡过去。如果遇到逆风那就得花两年的时间，所以到海上去航行都得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容易得思乡病，经常有人死在海上。”听了这一番话，甘英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了，只好返回。就这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失之交臂，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迟了七十年。

安息人为什么要阻止汉朝和罗马帝国直接来往？有人分析认为，他们想垄断丝绸转口贸易的利益，因为汉朝的丝绸都是先被运到安息，然后从安息再继续往前运到罗马。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呢？其实根据并不足。因为在整个丝绸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包括汉朝和以后的唐朝，都没有什么自觉性，都不当一回事，而且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从丝绸贸易中获得什么重大的利益，都是当时外国的商人在做这个买卖。所以是不是通过安息转口，只跟那些从事丝绸贸易的商人有关，与汉朝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从甘英回来报告的内容看，安息人讲的情况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在一个没有动力船的情况下，要渡过波斯湾或者到地中海，的确都是要靠风力、风向、洋流。就算他们说的情况稍有夸大，甘英回来以后也没有因此受到追究，事后班超再没有派其他人去完成这项使命。可见班超并不一定希望打通与大秦的关系，更不是汉朝的朝廷让他去做这件事，看来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所以过去就过去了。

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个情况，对甘英这次畏难退却，一直到清朝，也没有见到哪一位专家学者评论这件事，或者认为他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认为汉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不仅如此，在甘英以后，除了特殊的军事使命，或者特殊的外交活动以外，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派出什么人专门去考察、了解境外的情况。更不会像西方国家，或者像有些地方的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去寻找新的交通路线，寻找新的出海口，寻找新的殖民地，或者致力于对外的侵略、掠夺。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缺少一种对外开拓的动力，甚至连了解外界的兴趣和积极性也不存在。

中国古代文明主要的发祥地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已经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完全可以说有五千年，早期的文明甚至超过五千年。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像满天星斗散布在中国各地，但到了四千年前后，早期的文明汇聚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中华文明的主体。为什么会集中到这个地方？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片土地是黄土高原以及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当时的生产力很低，还没有有效的工具，如最早只有石器，以后有了木制农具，这样的土地因为土质疏松，一般没有太茂密的植被，更不会有大片森林，最多有一些稀疏的草原，所以比较容易开发。如果是热带丛林，或者茂密的森林，黏性土壤，沼泽地，在当时没有有效的工具的情况下怎么清除开垦呢？而且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比近代偏高，降水比较充分，依据这样的地形，可以比较容易地实行自流灌溉。又由于土地面积大，连成一片，便于开发，便于管理，也为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打下了地理的、物质的基础。这一片土地总面积远远超过从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两河流域这样一个新月形的地带——这是公认的在中国以外的、地球上的主要农业区。

所以，中华民族早期的先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资料，就是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还有非常大的开发余地。

到了汉朝，汉武帝在军事上压倒了匈奴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汉朝的军队好几次都打到了蒙古高原，但是结果并没有留驻在那里，也没有长期占领它，而是很快撤退回来了。而且，汉朝开疆拓土的标准，就是看这块地方是不是符合农业生产条件，否则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在自己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后就放弃了。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黄河中下游这片土地的确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物资来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最早的一次次人口南迁，并不是出于人口的压力或者土地资源的不足，而是在战争、动乱发生的情况下，黄河中下游这一带的人口才会外迁。但是在战争结束或者动乱平息以后，他们大多数人又会回来。

正因为这样，早期的中国人不具备对外扩张的愿望和动力，也没有探索、了解外界情况的兴趣和勇气，甘英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所以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追究或者被后世谴责。

退一步讲，即使甘英到了罗马，难道汉朝就能够和罗马建立密切的联系吗？因为汉朝没有这个必要，汉朝与罗马隔得那么远，罗马并没有对汉朝构成威胁。从另一方面讲，汉朝对罗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需求。

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外界，比如西域、两河流域、欧洲，那里的人会有这样强烈的扩张要求？为什么产于两河流域的小麦、牛、羊、青铜，早在四千年前后就已经传到了中国？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些地方其实大多数是半干旱地区，可开垦、可灌溉的土地面积有限。等到当地人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当地的资源、当地的农业生产往往就满足不了当地人的需求，或者仅仅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而不可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就促使那里的人要往外扩张，向外寻求新的土地和资源，或者向外推销自己的产品以获得更多利益。

我想，当初青铜就是作为一种贵重的物资，慢慢从两河流域往东传播的。这是受利益驱动，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向外界展示，或者是为了所谓的和平友好。一开始当地人不会有明确的目的地，是随着需求一步步往东贩卖过来的。而黄河流域更大量的需求，又驱使一批商人，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将更多的青铜输往东方。小麦也应该是这样，由于它比其他农作物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卖更高的价格，或者交换到更多更贵的物品，才可能一步步往东扩散，最终到了黄河流域。

历史上人类的交往，人类的对外扩张，无非出于几种目的：

个别人是出于好奇，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大多数人都有，但没有满足好奇心的条件。仅仅有好奇心，没有其他利益追求，是走不远的。因为走远的话是要成本的，特别是在古代，没有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多数情况下也没有现成的道路，一般人出于好奇心，除非本人是统治者，或者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可以动用，否则是走不远的。即便如此，如果仅仅是好奇，最终没有获得什么利益或想要的结果，也不可能持久。

而更强的动力来自利益，或者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早期还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群，光靠采集或者狩猎过日子，如果他们附近能够利用、捕捉到的小动物，可以采集的果实消耗完了，出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会往外迁移或者扩张。有了生产能力，当原来的土地和资源耗尽，或者是不足以供养本身人口的时候，扩张或外迁就是必然的选择。

还有就是来自贸易，要使自己的产品获得更高的利润，必定要寻求新的市场和顾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需要寻找新的陆上或海上的路线，制造出更高效的交通运输工具，不断推出新的商品，更新推广、销售的方式。如果贸易受阻，或达不到预期，很可能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

再有就是来自少数人的贪欲，要通过扩张、战争、掠夺，寻找并占有新的土地、资源、奴隶、劳动力。

出于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虔诚又狂热的信徒要将这种宗教扩张到世界。但这种扩张同样需要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后盾，或者直接发动宗教战争。

中国古代享有比较优越的地理环境，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又缺少上面这几种需求，所以甘英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我们一直以为，既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对外的影响一定很大，一定对周边甚至对世界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我们认真研究周边地区、外国的、世界的历史，就发现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到外国去，到世界各地去，应该承认在大多数国家找不到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亚洲“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越南、琉球，或者包括日本。而在其他国家中，包括华人华裔比例很高的国家，它们的主流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宗教信仰也不是汉传佛教。

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文化是要靠人传播的，影响也主要靠人造成。中国可考的对外群体移民只能追溯到16世纪的明朝中期，在东南亚的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有数以万计的华人迁入并定居。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底层贫民，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逃亡，都是非法出境，得不到明朝的承认和保护。他们能传带的只是代表底层的通俗文化和地方文化，影响局限于他们自己的聚居地。

原因何在？我们还是要对古代中国所处的环境和周边的人群的关系做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早期文明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片农业区，比从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两河流域的新月形农耕地的面积还大。早期黄河流域农业的开发，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导致农业人口以更快的增长率增加，也加快了农业和牧业的分化。原来杂居在黄河流域的牧业人口，或者转而从事农业，或者只能迁离，农牧业的界线由此基本形成。

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农业的夏人部族聚集在中原，他们的后人自称“夏”“诸夏”（不止一个部族）。即使在夏朝以后，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也没有改变，始终是商、周人口的主体，所以自称“华夏”。华，同“花”，引申出来就是美丽的、美好的、伟大的意思。用“华”字修饰“夏”“诸夏”，自然再恰当不过。

农业区占据了中原这片最适宜的地方，牧业区处在蒙古高原及其南部的边缘、西北、东北地区，牧业区本身干旱、高寒，牧民只能“逐水草而居”，生存不易，一遇到天灾，往往不得不进行长距离迁移，或者南下劫掠为生。

南方不少部族还处于披发文身、刀耕火种，或者采集狩猎的阶段。东部沿海还残留着夷人部落。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就将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或者通称为“戎狄”“夷狄”“蛮夷”“四夷”。划清夷、夏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华夏当作重要的原则，被称为“大防”，决不允许混淆。比如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指华夏之间，并不包括夷狄。而夷狄中间只有个别已经“向化”的人，就是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完成了“由夷入夏”过程的人，才能变为华夏的一分子。

从秦朝到清朝，即使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凡是还没有被正式编入户籍，并由正式行政区管辖的非华夏人口，比如在都护府、羁縻州、羁縻府、土司辖境内的部族，还是被当作蛮夷的。外国人除了朝鲜、越南、琉球以外，更被认为是蛮夷，只是开化程度稍有差别而已，他们居住的地方、所在的国家通通被当作“四裔（夷）”“蛮荒之地”。

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历代中原王朝从君主到臣民，一直认为自己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周边凡是还没有接受华夏声教，成为华夏一部分的，都是蛮夷、蛮荒之地，不值得去占有，更不应该迁居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