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物 由人“铸就”的时代现象（1 / 2）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是编订了鲁国的历史《春秋》。《春秋》是根据鲁国历代的史官记录下来的史料编纂的，已经成书，孔子只是重新整理定稿。但这件事成为孔子对历史最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春秋笔法”被历代正史奉为典范。
历来有一种说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孔子修订《春秋》就能够使乱臣贼子都害怕呢？这还要从历史的作用说起。
我们现在看历史，都以为历史是古人特意留给我们后人看的，或者是为了让子子孙孙都了解，或者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实最早记录历史的目的是向天、神、祖宗报告，以便得到他们的庇佑，获得利益；或者取得他们的宽恕，消除灾害。那时的人，即使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都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离不开天、神的保佑。另一方面，统治者又认为自己受天、神的派遣，甚至认为是他们的代表，得绝对服从天、神，所作所为必须如实向他们报告。当时人还认为，人死以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不但同样有知觉，而且能起作用。所以对祖宗“视死如生”，像生前一样尊重侍奉，要定期祭祀，也要如实报告。
向天、神、祖宗报告的任务最初是由巫师承担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沟通人与天、神、祖宗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文字时，古人怕忘了重大事情，采用结绳的办法，每件事在绳上打个结，重要的事、大事，打个大结，以巩固记忆。有了文字，就刻在龟板上、牛骨上，写在简牍上，铸在青铜器上，刻在石头上。花那么大的代价做记录，就是为了向天、神、祖宗报告。以后要记的事多了，巫师忙不过来了，“巫”与“史”才分工，“巫”只负责沟通报告，“史”负责记录收集，这才有了专职史官。史，是个象形字，一个人站着，手里捧着一块记录用的板。史官记下来的内容也被称为“史”，将这些“史”按日历（繁体“曆”）编排，就称为历史。繁体字的“歷”与“曆”是相通的。
史官的职业道德就是如实记录，要对天、神、祖宗负责，而不是对统治者负责。而当时的人，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人，没有人敢不保持对天、神、祖宗的敬畏，因此也都保持着对史官记录内容的敬畏，当时的人特别害怕因史官记录了自己的恶言劣行而在生前死后得到惩罚，更害怕祸延子孙。
正因为这样，孔子的“春秋笔法”历来被认为非常严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如果孔子对你的评价用了一个褒义字，那就相当于穿戴上华丽高贵的冠服那么荣耀。如果孔子对你的评价用了一个贬义字，那就比刀劈斧砍还要严重难受。因为这不仅是一辈子的事，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并且影响到子孙后代。
那么孔子在编订《春秋》时采取什么具体办法呢？
首先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尊者”——地位高的人，“贤者”——品德高尚又有本领的人，要隐藏遮盖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尊者的标准，是孔子根据心目中的《周礼》，按照《周礼》规定的等级和秩序来定的。而贤者的标准自然是根据他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来定的。至于“讳”到什么程度，哪些该“讳”，哪些可以不必“讳”，孔子并没有留下具体的标准，只有靠后人自己体会了。
其次是“笔则笔，削则削”。如果“讳”了还不够，有些内容就干脆删掉，所以说该记的就记，不该记的就削，就删掉。为什么称“削”呢？因为当时这些内容都记在竹简木简上，已经写好的内容要把它涂掉改掉比较麻烦，所以同时会准备一把小刀，如果一片简上面这几个字不要了，就把这一段用刀子削掉。我们看到出土的或者传世的那些简牍，有的就不是整片的，缺的这一半或一段就是因为上面的内容被削掉了。孔子在编订《春秋》时用的原始简，大多应该就是鲁国史官记录整理的原件，经过孔子的“削”，这部分原始史料就永远消失了。
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重视的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价值观念。对事实他可以按自己的标准选择，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甚至可以毁灭史料。即使是对同样的事实，可以加以褒扬，也可以进行贬斥。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要有利于确立、巩固、宣扬他的价值观念，通过修历史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宣扬他的价值观念，谴责他所面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也就证明了，历史绝不是简单地记录以往存在和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历史学家有选择的、有意识的记录。
可以具体举一个例子。《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里记了这么一件事：“天王狩于河阳。”从字面看并不难懂，“天王”就是周天子，“狩”我们现在理解为狩猎，在当时是一个以打猎为形式的隆重活动。在秋冬之交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天子或诸侯、贵族在仪仗队和警卫的护卫下到郊外预选的地点，先围猎，然后用猎物和准备好的祭品祭祀，宴饮、娱乐后返回。选择秋冬之交，是因为秋收后民众有空闲，粮食物资比较丰盛，动物经过春夏的生长也比较丰满。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北）是黄河边的一个地名，离东周的都城洛阳不太远。一句话，周天子去河阳举行“狩”的活动了。
但真相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当时晋文公的势力已经很大，想当诸侯的霸主。城濮之战后，他本来想率领诸侯去洛阳朝见周襄王，造成他是诸侯盟主的事实。但又担心自己的威德还不足以服众，万一有些诸侯不随从就达不到目的。所以他请周襄王离开都城到河阳来，自己就近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率领诸侯朝见，实际是让周襄王为他的盟主地位做背书。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成了一具傀儡，毕竟还有形式上的尊严。本来应该晋文公率领诸侯去朝见，晋文公却公然违背制度让周襄王听从他的摆布，而周襄王不得不顺从。孔子看到这段历史，认为从来诸侯没有召天子的资格，这是“礼崩乐坏”的典型，绝不能在《春秋》中留下这个恶例，对周襄王这位尊者遭遇的不幸必须隐讳，所以就记上了这么一句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话。周襄王被要挟羞辱的事，成了他主动进行的正常活动。
这种“《春秋》笔法”既维持了天子的尊严，同时也使理解孔子苦心的后人明白背后不光彩的事实，所以被后世的史官们模仿沿用。各位如果有机会看“二十四史”等正史，千万要注意，凡是皇帝被称“狩”，那就绝对是遇到大祸。
比如，《宋史》里写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狩”，不是他们跑到北方去狩猎了，而是在北宋覆灭后被金朝俘虏，押送到黑龙江五国城去，最终死在异乡。《明史》里写到明英宗“北狩”，是指他出京“亲征”被蒙古也先俘虏。而清朝的官方史料称慈禧太后“西狩”或“两宫西狩”，就是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一直跑到西安。在孔子以后，这个“狩”字已经成了帝王蒙难、被俘、离开首都受到羞辱的代名词。
同样，被孔子赞扬为“良史”（优秀史官）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如实记录历史，而是他们的写法符合孔子要维护的价值观念。如晋国的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实际被杀的晋灵公是位昏君、暴君。因赵盾屡次劝阻，他怀恨在心，派刺客行刺未遂，赵盾不得已出逃。在此期间晋灵公被杀。赵盾曾责问董狐将他记为“弑”的理由，董狐给他列了两条：“亡不出境”（逃亡但未离开国境，所以还得负责），“返不讨贼”（返回后没有惩办凶手），赵盾只得接受。孔子也称赵盾是“良大夫”，为他没有“越境”而蒙受恶名而惋惜，但充分肯定董狐将此事定为“弑”的价值观念，这正是他一心要维护的“礼”。
所以我们看《春秋》以后的“正史”，一定要用这样的标准来理解。新建立的朝代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隆重地为前朝修史，其目的不仅是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是为了证明本朝得了天命，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说，都是孔子“作《春秋》”的延续。
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像《尚书》这样的典籍统统收缴销毁，而且禁止民间收藏，官方还专门设立了一批“博士”负责保管，或许还要求他们做些研究。其中有一位伏生，他的名字大概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因为后来尊敬他称他为“伏先生”，反而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在秦朝覆灭时，伏生利用职权从办公场所取回一部《尚书》，偷偷藏在自己家的墙壁里。后来天下大乱，他不得不外出流亡。等汉朝建立，重新安定，他回到家里，发现墙壁已经被破坏了。他收藏的这一部《尚书》丢了几十篇，还剩下来二十九篇。他就靠着这二十九篇《尚书》，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解释，在齐鲁一带传授。
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征求研究、传授《尚书》的学者，在其他地方都没找到，听说伏生还在，想把他召到首都长安去。但是伏生已经九十多了，没有办法出门远行，朝廷特意派晁错到他家里听他讲述，做记录，接受传授。因为伏生年纪大了，口齿不清，只好靠他女儿一句一句地传达。但是伏生和他女儿讲的是山东口音的话，而晁错是颍川（今河南）人，所以他们讲的话晁错并没有全部听懂，估计有百分之二三十是靠猜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尚书》以及伏生的解释和研究成果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流传下来了。
在印刷术没有普及以前，这些经典和其他书都只能靠抄写流传。而且在没有纸的情况下只能抄在竹简、木简、帛（丝织品）上面。不仅费材、费时，而且这些材料都不容易长期保存，传抄过程中也难免不断产生新的错误。所以学者在传授这些知识和研究这些典籍的成果时，大多数只能靠口头流传，这样就形成了不少错乱或者遗漏，或者产生歧义或不同版本。如《书经》（即《尚书》）就曾经出现过两个版本，《诗经》有三个版本，在齐地流传的《论语》与在鲁地流传的就不同，尽管两地相距不远。《春秋》更有好几家不同的版本。其他典籍更加混乱。
秦始皇时曾经颁布过限制民间收藏书籍的命令，到汉惠帝（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在位）时撤销了，百姓可以随意收藏了。但是经过秦始皇的收缴和秦汉之际的战乱，实际上留下来的书已经不多，所以汉朝初年就曾经在民间广泛征集图书。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又把太史（史官的办公场所）作为收藏的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来的图书。像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就是充分利用了太史所收藏的史书，最后撰写成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
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的时候，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就派了一个官员陈农到全国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命令刘向专门负责校验整理。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零九十卷的书分成七类，编成了一部《七略》。
公元23年，王莽覆灭时，皇宫中的图书又被焚烧。东汉的光武帝（公元25年—公元57年在位）、明帝（公元57年—公元75年在位）、章帝（公元75年—公元88年在位）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的典籍，各地又纷纷献书，皇宫中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变得相当充足。于是朝廷将这些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命令傅毅、班固等人根据刘向父子编订的《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他们把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是运到长安的书还有七十多车。以后长安也沦为战场，这些书被一扫而光。
三国曹魏建立以后，又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的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
西晋初年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古墓中，居然发掘出来一大批古书，共有两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啊！但是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的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以后，又陆续收集到了一些书。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了三千零一十四卷。以后北方的遗书陆续流到了江南，像东晋末年刘裕攻占长安的时候，曾经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所以到了刘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时，秘书监谢灵运就编成了新的《四部目录》，已经登记到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但是齐朝末年，战火燃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的损失。
梁朝初年，秘书监任昉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除了佛经以外，共有两万三千一百零六卷书。由于梁武帝非常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
“侯景之乱”被平息以后，当时的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就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收集到的公私藏书总共七万多卷，运到了他的首都江陵。梁元帝也一直注意收集典籍，他自己的藏书也有七万卷，合在一起就有十四万卷。可是当他被西魏军队包围时，居然下令一把火把十四万卷藏书全部焚毁，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因为如果被对方抢劫，或者是搬运中散落，多少还有一些留下来的，但主动的焚烧使片纸无存。他把在南朝的全部公私积聚，加上自己历年的收藏，一把火全都烧了。所以到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后来灭北齐时又缴获了五千卷。
到隋朝统一，隋文帝接受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还规定原来的书可以在抄录以后照样发还，并且每一卷书可以发一匹绢作为奖赏，因此这次收获很大。在隋灭陈的时候，又获得了南方的不少藏书，但这些书因为都是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比较差，内容也是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梁元帝焚书以后，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但经过整理，隋朝的皇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三万余卷。隋炀帝怕这些书再遗失，还下令将每一部藏书都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且在东都洛阳建立观文殿作为藏书之用。抄写那么多副本，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分别收藏在不同地方（如长安和洛阳）的副本不可能全部都毁灭。在印刷术没有产生和应用前，抄这么多副本也属创举，为保存书籍起了很大作用。历来被称为荒淫无道的隋炀帝却因为个人爱好图书，做了这么一件好事，使隋朝皇家收藏的三万余卷图书基本保存下来。
唐朝灭王世充时攻占洛阳，将所有的图书装船运到长安。但是过三门峡的时候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朝初年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这个数量还达不到梁元帝烧掉的总数，何况这些书中有的都是以后再产生的，还有的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梁元帝把这么多书一把火烧掉，不仅是对书籍本身的破坏，也是对人类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到唐朝末年、五代，雕版印刷开始运用。宋朝时书籍的印刷日益普遍，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好多部宋朝时候印刷的古籍，还有以后翻刻的宋版书。有了这些印刷的书，书籍的流通就广了，大多数书都有很多复本，即使有天灾人祸，总有一两本书能够幸存下来。所以从宋朝以后，只要曾经印刷出版过的书，一般都不会再消失。像清朝曾下令销毁一些禁书，收缴上去的书连同书版一起销毁，但民间总会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又如有些宋版书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却因为流传至日本，至今保存完好。
没有印刷或复制的书就没有那么幸运。明成祖时编纂的《永乐大典》的原本，到明末就已不知所踪，只留下一部近两万卷的副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烧、掠夺，目前所存仅八百余卷。
但任何时代，中国都不缺像伏生那样历尽艰辛，毕生保护书籍，传承文化的人，薪火相传，千年不断。加上造纸术的进步和纸的普及，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完善，先秦的主要典籍得以流传至今，唐宋以降的书大多得以保存。
历来都把海瑞看作清官的典型。所谓清官，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最基本的标准是“清”，就是个人的生活清廉俭朴，为官清正廉明。当官的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洁身自好，就可以算清官了。如果要求再高一点，还应该包括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不畏强暴，打击贪官污吏，为百姓申冤做主等条件。无论根据哪一种标准，海瑞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官。
如在当淳安知县时，他穿的是布袍，吃的是粗米饭，他让老仆种菜自给，为母亲祝寿时才买两斤肉。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派御史去看他，他只用“鸡黍”招待，粗米饭，大概还杀了只鸡。
海瑞没有子女，到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用的是葛布帐子和破竹箱，比穷书生还不如，丧事还是别人集资为他办的。
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疏浚了吴淞江和白茆河，使得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打击地主豪强，救抚贫民和受欺压的人不遗余力，富家占有的贫民土地都被他夺回发还。正因为如此，海瑞深得民心。他做巡抚虽然只有半年，但百姓听说他调离的时候，沿途都是哭泣的人，百姓还在家里供上他的画像。
海瑞在南京逝世以后，载灵柩的船在江上经过时，两岸满是穿着丧服送灵的人，哭着祭奠的人延续到百里之外。
但海瑞却非常不得官心，跟同僚上下级的关系都很差，他在官场和朝廷是相当孤立的。明朝的官员按惯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申请封赠，一般只要没有犯罪或者受过处分朝廷都不会不批准的，但是官居正二品的海瑞却没能够为他的母亲请到“太夫人”的称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
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能够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任上的短短半年时间，而且除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持以外，其他的措施在他离任以后全部被废止了。
我们如果用政绩来评判明朝人物的话，海瑞不过是一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一个道德典范。民间流传的很多海瑞的故事，大多是出于百姓的良好愿望而编造的。
海瑞为什么不得官心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大多数官员。贪官当然恨他，比如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的时候作威作福，海瑞就把他扣留了，没收了他带的几千两银子，还说：“以前胡总督巡视的时候，命令路过的地方不许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豪华，一定不是胡公子。”并派人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哭笑不得，又不能治海瑞的罪，但心里不会不恨。
都御史鄢懋卿巡视过县的时候，海瑞声称县小容不得大人物，招待很差。鄢懋卿很不痛快，却不便发作，但回去以后还是授意下属诬陷海瑞，使他降了职。
他出任应天巡抚时，下属官吏有贪赃行为的连忙辞职，有的地主豪强甚至闻风逃往他乡躲避，原来将大门漆成红色的豪强吓得把门都漆成黑色，连负责监督南京织造的太监也减少了轿子和随从的排场。
海瑞曾向皇帝建议恢复明太祖时惩处贪官的法律，也就是说贪赃枉法所得满八十贯钱的，就处绞刑，更严重的贪官要“剥皮实草”；这自然引起大小贪官极大的怨恨和恐慌，连皇帝也觉得实行不了。
问题是恨他、怕他的还不止贪官，他在应天十府打击豪强的时候，据说一些“奸民”乘机诬告，使一些官僚大姓都被错罚。他裁减了驿站的费用，也使过路的官员得不到相应的招待，纷纷表示不满。
平心而论，尽管海瑞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他的措施和建议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如果真要实施明太祖时的法律，大概很少有人不够处绞刑的资格。取消各地驿站的招待，虽然节约了经费，也使贪官少了一个揩公家油的机会，但正常往来的官员人等，包括与海瑞一样的清官，肯定会感到不便，甚至影响公务。
但是海瑞的悲剧主要还不在于他的偏激，为什么海瑞这样一个清官会受到如此大的抵制和孤立呢？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和此后的执政者，无不在私底下尽力阻止皇帝重用海瑞。
为什么明朝吏治那么腐败，以致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海瑞成了凤毛麟角呢？其实这还应该考虑制度本身。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当了皇帝后，一方面为了打击官吏的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贪官污吏的惩处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将皮剥下来，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实草”的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他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员服刑以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他还屡兴大案，比如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户部侍郎郭恒的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
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极低，如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只有一千零四十四石（米，部分折成钱支付），最低的从九品才六十石，未入流的只有三十六石。比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正四品，知县是正七品，他们的年俸分别是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二百五十二石。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一部分办公费用都要在这年俸中开支，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过不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