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口 被政策影响的人口数量（1 / 2）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有过多少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要精确地回答。因为古代的人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能像今天这样再做一次人口普查或做一次人口调查。所以，如果古代当时没有做过人口调查，或者做了而没有留下记录，我们今天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做出一些估计。有人曾经在历史书上翻到说大禹的时候有多少人，周朝的时候有多少人，还精确到个位数，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靠的，显然是后人编造的。

大禹的时候这个人口数是怎么来的？要调查。当时有这样的条件吗？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直到周朝实行分封制的阶段，最高统治者是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调查统计有多少人的。因为一个个的诸侯国，大国下面的小国，每个国它都是自己在管理，只要按照规定纳贡，贡上来多少东西或者多少人就行了，所以没有必要去调查它们下面具体有多少人。所以包括《周礼》里面讲的“登人”——调查人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后人的一种设想，并没有真正实行过。既然当时就没有调查过，我们今天要精确地说出大禹时候有多少人，周朝时有多少人，那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数字大家完全不要去相信。

到了战国后期，因为有些大的诸侯国已经开始设立郡县了，诸侯要知道这些郡县里有多少人，所以已经有一个叫“上计”的制度，每年或者是每三年，当地的地方官就跟诸侯报告这个地方有多少户口，这样应该讲就有一些局部的数据了。

我们知道，要调查人口本身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调查人口的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三种，一种就是征兵。征兵的话就要知道有多少男性人口，当兵有一定年龄限制，因此不仅要调查男性的人数，还要调查年龄。还有一种是服劳役，也需要调查有多少人，也有年龄限制，太小了不行，太老了也不行，就有调查人口和岁数的必要。因为服兵役、服劳役的对象基本上是男性，所以女性就没有必要调查。再一种是纳税，就是要调查该纳税的人口。如果女性也要纳税，那么女性人口也有调查的必要了。

所以从秦朝开始就要进行全国性的户口调查，因为普遍实行劳役、兵役制度。汉朝还实行人头税制度，每个人都要交纳“口赋”（口钱），那么不但男性，女性也要被调查了。秦朝统一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朝廷直接统治下面的郡、县，已经有条件通过各个县调查人口，然后各个县把数字汇总起来报到郡，郡再报到朝廷。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户口数字，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形成的。到刘邦攻占咸阳的时候，萧何专门接管了秦朝留下的档案，其中就包括全国的户口数，一个郡、一个县有多少户口都查得到。

为什么讲户口，不直接讲人口？因为当时调查的指标主要是户，劳役、兵役一般就是以户为单位征集的。一户里面有多少口，并不等于我们今天讲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要调查到，它的重点显然是跟征兵、跟赋役、跟纳税有关的那些人。譬如老人、小孩，就不一定都调查，或者都要求调查准确。

以后每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户籍，可惜今天有些数据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口，只能根据还保存着的这些户口的数字来推算、估计。

有几个阶段，户口数是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数的。

比如西汉时，国家既有劳役、兵役，又征收人头税。因为征人头税的对象是七岁以上的男女人口，为了保证不漏征，对这些人口都要认真调查。汉武帝时把起征年龄提前到三岁，调查对象几乎覆盖全部人口了。所以西汉期间的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非常接近。

要了解中国历史上某一阶段的人口数据，还有一个条件，这个阶段的行政效率要比较高。如果行政效率不高，很多调查进行不了，或者地方敷衍塞责，甚至在数字上胡编乱造，即使调查的范围包括全部人口，结果也不可靠。西汉时期的行政效率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符合这个条件。又如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出动军队，到地方上去查户口，规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而且做了详细的登记，以后又规定每十年要编修一次户籍。特别是在他在位时期的这一两次调查，规定非常仔细，他实行严刑峻法，官员们都不敢怠惰，更不敢违法。有这样高的行政效率，这一阶段调查的户口数基本上覆盖了全部人口。但在朱元璋以后就做不到了。

另外一个条件是这些数据被保留下来了。像秦朝的户籍数字只留下个别县的，用处有限，更无法了解全貌。非常幸运的是，西汉末年的数字，全国总数、郡级单位的户数及口数，还有个别县级单位的数字都被保留下来了。

户口数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数的另一个阶段就是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宣布实行一项政策——“盛世添丁，永不加赋”，就是说现在到了太平盛世，朝廷对此后新增加的人口，只统计数字，永远不增加赋税。本来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隐瞒户口、少报人口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少交赋税。现在赋税与新增人口脱钩了，还有必要隐瞒吗？当然，官员、百姓不会马上相信这样的政策，特别是会怀疑政策能不能落实，所以还会或多或少地隐瞒，但毕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到了雍正年间，又实行“摊丁入地”，又称“摊丁入亩”。本来百姓要交两种税，一种是人头税，主要依据是户口登记，征收对象是“丁”（理论上是成年男子）；另一种是地税，征收对象是土地的主人，依据的是地亩数量。“摊丁入地”就是把人头税统统分摊到土地上，总量不变，征收对象是土地的主人。当时有个说法，“天下有逃丁，无逃地”。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人口数容易隐瞒，土地隐瞒不了。今后只征地税了，再漏报、隐瞒人口就没有必要，口的数字与赋税数额已经完全脱钩了。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朝廷对调查户口的方法进行了整顿，还通过保甲制度加强复核，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户口数字比较接近或基本上就等于人口数字。

所以我们看有关户口的史料，不要只看字面上用的什么“丁”啊，“口”啊，要弄明白这些单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多数情况并不等于一个人，或者一个符合服役或征税年龄的人，而只是一个额度，就是应征服役或纳税的单位，实际相当于多少两银子、多少个钱、多少斤粮食、多少两丝。

根据这些规律，再结合历代留下来的户口数字，可以归纳出几个比较可靠、多数学者能接受的数字，作为前后推算估计的基础。

第一个节点就是西汉末年，公元初，在汉朝统治的范围内，大概有六千万人口。还有汉朝没有统治到的，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当时人口非常稀少，蒙古高原充其量不过几十万人，基本上可以忽略。可以讲，公元初的中国大概有六千余万人。

有了这个数字，我们往上面推，估计秦汉之际，秦朝灭亡西汉刚建立的时候，至少有一千五百万人。再往上推算，战国末、秦朝初估计有三四千万人。

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唐朝，唐朝安史之乱前的“大唐盛世”。这段时间户口隐漏比较严重，统计到的户口数偏低。专家一般估计，盛唐的人口高峰大概是七千万到八千万之间，不会超过八千万。

第三个节点是宋朝。现在估计到十二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宋朝人口应该已经达到一亿，13世纪前期宋、金合计人口达到一点二亿。

第四个节点是明朝。明朝初年到永乐年间，应该有七千万人口，发展到17世纪初，明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两亿。

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太平天国战争前，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是中国古代的人口顶峰，四点三亿。这四点三亿也没有包括一些边疆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不过一两百万，所以不影响这个数字大致的准确性。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清朝要筹办立宪，准备选举，选举涉及人口调查，所以准备花六年时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要求调查到每一个人，而且在不少地方采取逐户登记的办法。如果这次调查完全进行了，可以产生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可惜一方面有些地方还刚刚建立警察系统，调查的技术、人力、物力都很缺乏；另一方面调查还没有进行完清朝就亡了，民国政府并没有继续进行。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人口普查。

民国年间，专家学者对这次调查中大部分省区已经完成的调查资料加以整理，估计1911年清朝的全国人口总数大约是四亿。

西汉时对匈奴和亲，王昭君远嫁匈奴，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号称“宁胡阏氏”，生了一个儿子，地位相当于汉朝的贵妃，因为单于另有“大阏氏”和多位阏氏。呼韩邪单于死后，大阏氏的儿子被立为新单于，根据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又嫁给他为妻，又生了两个女儿。新单于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毕竟是她丈夫的儿子，从辈分上讲他们是母子关系。如果到这位新立的单于死时她还活着，也许还得再嫁一次。汉朝人实在接受不了，觉得这种习俗野蛮甚至乱伦，但匈奴人理直气壮：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保证我们“种姓”能够绵延。

此前汉武帝时，将江都王的女儿封为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公主被立为右夫人。以后昆莫将公主配给自己的孙子，公主不愿意，武帝要她入乡随俗，她只得下嫁，又与昆莫的孙子生了个女儿。

匈奴、乌孙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蒙古高原、中亚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物产有限，基本不能生产粮食，生存条件艰苦。再加上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方式，人均寿命很短，人口很难增长，一遇到天灾人祸人口往往是负增长。即使到了近代，蒙古高原的民族人均寿命还是很短，人口增长率很低。所以匈奴不只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汉朝人凡是进入匈奴，不管是被俘虏的，还是被扣为人质的，或者自己投奔的，匈奴人都会让他们在那里成家生孩子。比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离开汉朝不远就被匈奴扣留了，一扣就是十年，等到张骞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家室，有了孩子。又如苏武是汉朝的使者，被匈奴扣为人质。匈奴一方面把他流放到贝加尔湖一带，不许他回去，但是另一方面还要配给他匈奴妇女，等苏武后来返回汉朝时，他已经有了儿子。但儿子得留在匈奴，不能带走。更不用说像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广利等人，一到匈奴就得与匈奴妇女成家，为匈奴增加人口。

的确，千方百计地增加人口是匈奴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在他们那里，这种行为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完全不会有像汉朝人那样的观念。在西汉、东汉时，已经开始出现妇女的“贞节”观念，寡妇改嫁就觉得不大光彩。

匈奴人、乌孙人、胡人与汉人在生育观念方面，或者在这种“贞节”观念方面，是不是一定会完全对立呢？其实，如果是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就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比如北朝时，因为连年战乱，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人口很难增长。特别是那些长期驻守前线的将士，没有办法及时结婚，没有机会及时传宗接代。曾经有几次皇帝下命令，征集后方的寡妇送往前线，嫁给将士。不是鼓励寡妇守寡，而是要逼她们与马上奔赴前线的将士结婚，保证他们有家庭，保证他们有孩子。

也许你不能想象，唐太宗在他登位的当年［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居然下了一道诏书，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人口。诏书规定：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应该促使他们赶快成家结婚。诏书还特别规定了寡妇如果丧期已满，守孝时间满了，就要及时改嫁。鳏夫也要及时婚配。并且把诏令的实行结果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由此可见，一种婚姻习俗、观念是要与社会的存在、需要相适应的。唐朝初年，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突厥的南侵等天灾人祸，人口锐减，迫切需要增加人口。

唐太宗即位的当月，突厥南下，甚至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不得不亲自出城，与突厥可汗对话谈判，才使突厥退兵。唐太宗深感增加人口的紧迫性，但当时没有增加人口的有效办法，唯一能想到的，只有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寡妇大多数年纪不大，还有生育能力，怎么能允许她们“守节”不嫁呢？所以一定要命令地方官动员、资助，或不惜强制辖区内的寡妇改嫁。

由于种种原因，唐朝的人口增长并不理想，所以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继续采取促进生育的措施，下诏规定将合法婚龄降到男子十五岁、女子十三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法定适婚年龄的最低点。

这种原来的“贞节观念”、婚嫁的习俗，如果和实际需要不适应，那就会被改变。

社会的实际需要决定了唐朝根本没有寡妇不能改嫁这个观念，更不会把寡妇“守节”作为一种值得倡导的优良风尚和优秀事迹进行表彰。据唐朝正史中公主传的记载，大多数公主都是改嫁过的，最多的一位改嫁了五次，而且改嫁了、改嫁给谁，都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她们的传记里面，史官丝毫不觉得有隐讳的必要。

但在唐朝以后，五代、宋朝，特别到了宋朝时，“贞节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非但寡妇不能改嫁，甚至未婚夫死了，从小结的“娃娃亲”的男方死了，“指腹为媒”（男女双方都还没有出生，家长间预定的亲。如生下异性就定亲，生下同性就结为兄弟姐妹）的男方死了，女方也不能改嫁。出现了很多女人“守节”的典范，一些“守节”的故事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欧阳修记载了一位“节妇”李氏的事迹：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骨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臂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于是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店主被打了一顿板子。

贞节要守到这样残酷的程度，更不要说寡妇改嫁了。宋朝的学者曾经说过：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饿死了也不过是死了个人，一旦失节，丧失了“贞节”，比死还严重。

而且从宋朝以后，包括元朝，直到清朝，这种“贞节”观念越来越流行，越来越被强化。明朝、清朝都在各地为“节妇”“烈女”造贞节牌坊，大力表彰。她们的“主要事迹”往往就是拒绝改嫁，或者以死相拼，为了抵制强迫她们改嫁的力量，有的自杀，有的剪掉头发，有的割掉耳朵。或者年纪轻轻就守寡，为未婚夫守寡，有的抚养遗腹子（丈夫死的时候已经怀孕留下的孩子），又教育他成人，一直到老。这类优秀事迹，广泛见于各种记载，几乎每一部地方志、家谱中都有《节妇传》，一些县城，甚至县以下的乡镇，都可以看到不少为“节妇”建的牌坊。

这仅仅是价值观念或者伦理道德的影响吗？其实，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一种伦理道德，都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看一下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变化的趋势就可以明白了。

唐朝初年人口不多，甚至到安史之乱前的盛唐，总人口也不过七八千万人，稍超过公元初的西汉。但是到了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宋朝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了13世纪前期，南宋与金朝合起来估计人口有一点二亿，17世纪初明朝人口突破两亿，1850年清朝人口达到四点三亿。在人口不断增长，突破一个又一个高峰时，当然完全不需要再通过强制寡妇改嫁来增加人口出生率，而大力倡导妇女的贞节观念，使寡妇能“守节”终身，正好符合社会实际的需求，当时也找不到调节人口增长的其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