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移民 我们从哪里来，又在哪里停留？（1 / 2）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移民的根、移民的源、移民的出发地，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移民。比如说四川以至云南、贵州，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说自己的老家是湖广麻城孝感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麻城市，明代的孝感乡就在当时的麻城县内。很多人的家谱、族谱中都写明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有的还写成“江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彝族家族也声称祖上迁自麻城孝感乡。
这次移民的背景，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徐寿辉在麻城一带起兵反元，后来徐寿辉的部下进入四川，明玉珍在重庆建立政权，这样就有一批人随着从湖广（湖北、湖南未分省时）迁到了四川。在整个明朝不断有人从湖广迁入四川。由于此前一直有大批江西人迁至湖广，所以历来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到了清朝初年，更形成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以后部分移民继续迁往云南、贵州和陕南。
北方很多人说自己老家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一些家谱和地方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有人估计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有一亿人。洪洞是山西的一个县，但大槐树只是一棵树，现在那棵树还是后来补种的。历史背景是：明朝初年，华北经过战乱以后人口稀少，再加上后来迁都北京，华北和北京都需要充实人口，山西受战乱影响较少，人口相对稠密富余，所以大量外迁。其中一部分人的确是从洪洞迁出的，他们保持着对大槐树的记忆。
还有个地方也很有名，就是南雄珠玑巷。今天珠三角广东那里的很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就是南雄珠玑巷，民间还有南雄珠玑巷后人的联谊会，好多人的家谱里都这么记录，方志里也记载当地人来自南雄珠玑巷。
一种说法是南宋时有“胡妃之乱”，一位姓胡的妃子得罪了皇帝，家人被追杀，累及珠玑巷的人不得不逃亡南迁。还有说法是，珠玑巷居民的祖上是唐朝的官员，因战乱才南迁。出发地都定在南雄珠玑巷。
这样的出发地还有不少，比如在安徽皖江流域安庆一带，很多人都说自己老家是江西瓦屑坝，瓦屑坝大概在江西鄱阳县西面。江苏苏北的很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是苏州阊门，是从苏州迁过去的。淮北一部分人说自己老家是山东枣林庄，枣林庄应该在兖州一个叫安邱府的地方，是明朝安邱王王府所在的一个村，以前叫枣林庄。云南有些人说自己老家是南京杨柳巷，具体在什么地方还查不到。还不止这些，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麻城孝感乡、洪洞大槐树、南雄珠玑巷。
大家肯定会问，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数以百千万的移民怎么可能都从一个乡、一条巷或者一棵树下面迁出去呢？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数不是官方组织的，所以在正史里面记载很少，甚至在地方志里记载的内容也不多。但是我们从历史事实、情理上来推导的话，肯定不可能都迁自一个地方。比如说从山西迁到华北，迁到北京，山西北部的人直接往北京方向迁就行了，为什么要先南下到洪洞，到那里集合后再走回头路呢？
又比如说麻城孝感乡。“湖广填四川”的规模那么大，移民的来源不仅有湖北，还包括湖南、江西、安徽、广西等地。就算是以湖北为主的，那么湖北的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先集中到麻城，然后再迁往四川。就是从麻城出发，也没有必要都集中到孝感乡。从史料记载看，湖南人、江西人、安徽人都是直接往四川方向迁移的。移民中还有客家人，记载很清楚，他们是直接从原籍出发迁往四川的，与麻城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些客家人的后代也称自己祖上来自麻城孝感乡，显然麻城孝感乡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南雄珠玑巷也是这样，难道珠玑巷周围的其他巷，南雄以外的其他县就没有人口输出吗？这么多人原来都住在珠玑巷，住得下吗？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这些移民出发地会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个文化符号，并不是真正的、实际的出发地。因为早期的移民都是在天灾人祸中逃难、逃荒，有的是被官方强制迁移，有的可能犯了罪，有的欠了债，有的已经一无所有，既然没有文化，也就没有条件记载他们的来历和迁移过程。等到他们在迁入地定居下来，几代以后，社会地位提高，经济改善，出了有文化、有地位的后代，要修家谱了，得写清楚祖宗的来历。只能选一种比较体面的说法，选个影响大点的符号。还有一种“从众”的心态，比如说在四川的移民后代，看其他家族都说来自麻城孝感乡，就认为他们的家族也肯定出自麻城孝感乡。有的家谱中还会加上一个“奉旨迁移”的前提，以提高本身的社会地位。华北的移民后代，也会因为大家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的，他们的家谱中也就这么写上，山西的移民，甚至山西以外的移民，最终都成了大槐树移民。
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文化符号，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说洪洞大槐树，那棵树的位置的确比较显著，当初的确有一部分移民是从这里出发的，保持着这个记忆。又如南雄珠玑巷，的确比周围其他地方更有特色，一支比较主要的移民可能真是从珠玑巷出来的，他们保留了这样的传说和记忆。这样的记忆通过其他移民后代的从众心态，泛化为移民后代的集体记忆。
又比如苏州阊门，这么多移民为什么都要认苏州为出发地，认了苏州为什么还要具体到阊门呢？因为阊门是交通要道，影响大。明朝、清朝时苏北一直比较穷，水灾较多，苏北人往往被人家瞧不起，所以那些移民后代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或者出了一个大人物后，总要选择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故乡。苏州长期以来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名声在外，说自己是苏州人的后代就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我们查到苏北的有些家谱，记得清清楚楚，原籍不是苏州，是其他地方，但等到这个家族有了一定的声望后，他们的后代也会认苏州，认苏州阊门。
所以说，这些大的移民出发地一般都具有两重特点，它实际上是一个符号，或者是当时一种主要的记忆，被逐步传承下来。大多数移民后代出于一种从众心态，使一种记忆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覆盖了全体移民后代，成了移民唯一的根。
还有一些地方真是移民的出发地，由于移民数量不太多，后代也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时深日久，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确切的地点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做深入调查，才能够确定大概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皖江地区的人知道祖上来自江西瓦屑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江西瓦屑坝究竟在什么地方。山东枣林庄也是这样，淮北的这些人口耳相传传下来祖上迁自山东枣林庄，但是枣林庄在哪里，他们已经不知道了。
这些地名虽然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些有明显的地标或者文化符号，但是在这一批移民的传承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说瓦屑坝，我们找到的地方不过是一个小村庄，当然不可能输出那么多移民。也就是说，在相对不太著名的地名中间，对原始移民来说，总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尽管周围地方也曾经输出了大批的移民，但是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只留下了这一个点的记忆。就像麻城孝感乡代表了整个湖广的移民输出地，大槐树覆盖了整个山西和周围的移民输出地一样。
其实，其他记忆同样存在，只是无法动摇第一记忆的地位，加上在从众心态下的排他性选择，因而被有意地忽略了。比如北京周围有很多拿山西的地名命名的乡、村、屯、营，清楚地表明这些地方就是以山西某地的移民为主而设置的，它们的背后就是一部大大小小的移民历史。
所以我们要研究移民史，就要研究文化的传播过程，研究当地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变迁，研究当地的民风民俗，才能复原出一部鲜活的移民历史。对这些移民的出发地、标志性地点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至于移民后裔本身保留着的记忆，他们对自己“根”的认同，已经超出了移民史的范围，是他们本身对故乡、对祖先、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感情。没有必要去追究是不是百分之百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人类天性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根、对自己故乡美好的感情的表达。
早期的城市被称为“国”，小的国就只有一座城，大的国可能不止一座城，统治者住的地方就是都城。因为当时城市的设施很简陋，再加上人们抵御天灾的能力很有限，农业生产能力也不强，所以经常通过迁移来躲避自然灾害，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商朝在建立以前就经常迁都，以后也还是不断地迁都。
商朝人把都城叫作“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亳”，有“东亳”“西亳”“南亳”等。盘庚迁殷的时候留下的一篇文献就记录了他对臣民的规劝，他要求百姓、贵族服从他的意见迁都，新都城的人口几乎都是从外面迁过去的。到了商朝后期，都城不再迁移，稳定下来了。
以后的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大的诸侯国，都城也都稳定了，只有发生特殊情况才迁移。但是在那些已经稳定的都城，移民也是相当多的。有的是因为都城的繁华才迁入的，比如经商的人。还有那些投奔诸侯国君的，还有为国君、贵族服务的艺人、工匠，还有一些其他诸侯国的人质和他们的随从。总而言之，一般都城都有比较多的外来移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就在咸阳城里面安置了大量的移民。他把六国贵族的后代，把他认为潜在的不稳定的势力，还有那些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从各地迁了十二万户到咸阳。这些贵族、原来的官员、富豪，家庭人口一般都不少，就算每家平均五口人的话，迁入咸阳的就有六十万人。再加上其他类型的移民、民间自发的移民，可以说，咸阳城里主要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到了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从洛阳迁到长安关中。当时还没有长安这个城，因为原来的咸阳城已经被破坏了，只好在它郊外的长安乡建新都。新都建成以后，总得有居民，刘邦就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关东六国旧地，包括项羽分封的那些诸侯国，把原来的诸侯和六国贵族的后裔、地方上的“豪杰名家”十几万人迁至关中，其中大部分人就安置在长安。此前，他已经下令诸侯之子、功臣列侯都迁至长安。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朝的皇帝大都在自己的陵墓边上建成一个县城，称为陵县，让这个县的居民为皇帝守陵，实际上是长安城附近的一个个新建的居民点。陵县里的人完全是新迁入的，都是移民。其中一些高官得跟着他侍候过的皇帝的陵墓，在不同的陵县中迁移。对原来户籍不在长安的官员，这也是一次将户籍迁入陵县，以后可以长住首都的机会。每个陵墓建成后，都要从全国各地按一定标准迁入一批高端移民，如级别达到多高的官员、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商。一方面可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控，另一方面通过迁入富人促进陵县和首都一带的繁荣。所以长安周围陵县分布密集的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移民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出乎我们今天的想象。比如田氏是齐国的大姓，齐王和一批贵族都属田氏。田氏移民迁入关中后，关中到处都是姓田的，由于人数太多，田氏在内部分房编号，至少从第一、第二编到了第五。开始可能就称为田氏第一，或第一田氏，以后就省略为“第一”，“第一”就成了这一支田氏的姓。其中一支“第五”一直传了下来，如东汉初有第五伦，担任过“三公”之一的司空，近代还有姓“第五”的。田氏不仅人口多，资产丰厚，还善于经商，到西汉中期，关中的富商几乎都是田家人。
汉武帝以后又迁入了一批归降的匈奴上层人物，还有西域各国的胡人，有的是来朝贡的，有的是来经商的，其中一部分就定居在长安。所以汉朝举行重大的仪式，经常专门安排各方蛮夷的代表人物参加。定居长安的移民有来自外国、外族的。
作为首都，长安还吸引各种人来活动和定居，如求学的，被聘请来的著名学者，求官的，当上了官定居的，行医的，经商的，逃亡的，临时的流民，最终留下来的流民等。
由此形成的长安的都市文化，正如西汉学者所归纳的：“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闾里豪杰则游侠通奸。”（各方面的文化混杂，风俗多样。其中的世家大族讲求礼节、尊崇学问，富人经商牟利，豪杰以结交游侠为荣不惜犯法。）“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各地来的人密集相处，吃闲饭的人多，百姓弃农经商做工，列侯贵族的车辆服饰都超标，民众仿效唯恐不及，婚嫁更崇尚侈靡，丧葬花费没有节制。）
拓跋鲜卑从草原上内迁的第一个都城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后来就迁到了平城。平城本来是个普通县城，成为北魏的国都以后，北魏先在自己的境内，在太行山以东那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迁移了好几万户进来。以后北魏攻占了南朝的青州，就是今山东中部一带，从那里迁移了一大批人，称之为“平齐户”。北魏灭了河西走廊的政权和其他政权后，都将当地的人口，包括原来的官员、将士、学者、僧人、乐师、工匠等大量迁到平城。平城逐渐成为一座建筑宏伟、寺庙众多、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外来移民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北魏迁都洛阳，又把平城的绝大多数人迁到洛阳，并且规定他们以后的籍贯就登记为河南洛阳。以后继续从各地向洛阳移民。
北魏与境外的贸易相当发达，大批外国、外族的商人经商成功后就在洛阳定居，过着富贵的生活。《洛阳伽蓝记》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还有大批从南朝和外国来投奔的、迁入的人。朝廷专门建了金陵馆接待南朝人，三年后迁入归正里的住宅。北方各国、各族来的人在燕然馆接待，三年后迁入归德里的住宅。“东夷”来的人在扶桑馆接待，以后迁至慕化里。“西夷”来的人在崦嵫馆接待，以后迁入慕义里。
唐朝的首都长安城里的移民更多，有学者估计长安城里的外族、外国的人要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唐朝任用的官员、将士和他们的家属、随员、使者、商人、乐工、舞者、工匠、学者、留学生、医生、僧人、奴仆等。各地也有大批人员因为当官、参加科举考试、求学、游学、旅游、经商、投亲访友等来到长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此定居。
历史上无论是统一王朝的首都，还是分裂时期各政权的都城，都集中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高端移民。在一些地区性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都会聚居大量移民。唐朝后期的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登州等还集中了很多外国、外族的商人。广州城里聚集的阿拉伯人、波斯商人及其家属估计达十万人。
正因为这样，在这些移民集中的都城中，特别是首都，多种文化并存，相互交流融合，也有冲突、摩擦，形成“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的文化格局。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杰出人物，有机会接受多元的文化，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艺术，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格局。外来的商品、物种、音乐、舞蹈、风俗，也随着外来移民，特别是在他们定居以后，在都市中间传播，被广泛接受，并且逐渐传播到各地。
我们要了解历史上这些首都、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文化形态和发达程度，一定要了解这些地方的移民类型、来源、状况、所处的地位、与土著的关系、作用和贡献。在尚未出现现代传播手段的古代，文化只能通过人传播，而移民就是传播文化的最活跃的载体。
西晋以后，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实际上在这之外还有两个政权。这些政权大多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的，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意思是这五个“胡”（非华夏少数民族）把华夏搞乱了。前人往往把“五胡乱华”的出现归咎于从东汉以后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南迁和内迁，其实南迁和内迁本身并不是“乱”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看少数民族的内迁是怎样出现的，内迁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西汉时就有大批匈奴人因为在战争中被俘或者归降而迁入汉地，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属国，采取的办法是“因其故俗”，根据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其中的上层人物还担任了汉朝的大臣或者将领，比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磾。
汉武帝临终委托四位大臣辅佐他年幼的儿子——后来的昭帝，其中一位就是金日磾。金日磾本人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为他父亲被汉朝打败后不愿意投降，被昆邪王杀掉，他和他母亲被作为俘虏献给汉武帝。但以后金日磾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成为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这四位辅佐昭帝的大臣，以后一位被杀，一位死后被灭族，而金日磾不仅善终，金氏还繁衍为西汉后期著名的世族。
不过大多数内迁的匈奴人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显然他们已经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真正大规模的内迁还是发生在东汉，南匈奴投降汉朝后迁到了塞内，他们一度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多人。很多散居在各地的匈奴人和北匈奴的降俘人员还没有被列入统计。
除了匈奴人以外，鲜卑人也开始南迁，迁到了边境，以后进一步南下。羌人、氐人被大规模地迁到了关中，一部分羌人甚至迁到了首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到西晋初年，江统曾经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戎狄”（泛指匈奴、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人口居然占关中总人口的一半。
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北这些地方，原来的行政机构都被撤销了，朝廷已经放弃管理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的图幅只能在这一带写上“羌胡”两个字，其他全部保持空白，因为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其实朝廷并不真正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因为在那里聚居的并不止羌人、“胡人”。一定要说是“胡人”，其中包括的民族就不止一两个。因为匈奴原来散布的范围很广，包括西域不少地方，今天的新疆与以西的中亚，甚至西亚的一些民族也随着匈奴人内迁了，有的就定居在这片“羌胡”地区。
匈奴人和其他胡人在定居以后，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匈奴的主体又渡过黄河进入了今天的山西，在汾水流域定居。这些普通的匈奴人还有其他羌人、鲜卑人，他们的境遇是很差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汉族的官员、将领、地主、富人买了去当奴隶。
曹魏时，有人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做官，其他人就托他在那里帮他们买匈奴奴隶，有大批匈奴人和其他“胡人”被掠卖到中原各地，包括后来建了十六国之一——后赵的羯人石勒。他从小受尽折磨，他被掠夺卖走的时候是“两胡一枷”，两个胡人合戴一把枷锁，就这么两个一对给卖了。
这批人受的苦要比一般汉族穷人还要大，所以他们后来起来造反，或者投奔其他的割据势力，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无奈，一开始就是出于求生，并不是因为与汉族有什么特殊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得到善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就能安定下来，与汉族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一般都被安置在首都洛阳或者其他城市。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因为有很好的生活待遇，再加上汉族统治者以为如果让他们学习汉族的文化、接受汉族的礼仪，就可能消除他们对汉族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等族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曹魏以及西晋期间，这些人往往已经与汉族的学者士人没有什么差别了。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设立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物就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又迁到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统高贵，就用汉高祖刘邦曾经与匈奴的冒顿单于结亲为理由，自认为是刘邦之后，以“刘”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了汉国，刘曜建立了前赵。
匈奴是所谓“乱华”的“五胡”之首，而刘氏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但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