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移民 我们从哪里来，又在哪里停留？（2 / 2）

如刘渊，他七岁时母亲死了，他表现出来的悲哀和痛哭得到了宗族部落的赞赏。当时任职司空的太原人王昶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还派人去吊唁。据说他从小好学，老师就是有名的学者上党人崔游，他学了《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这些他都能够背诵。其他像《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他统统都看过。这哪里还有一点匈奴人的痕迹呢？他习武也不是只继承匈奴的尚武风尚，而是研读《史记》《汉书》时受到了启发。

刘渊的儿子刘和也是好学不倦，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儿子刘聪十四岁就能够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念得很熟，还会写草书、隶书，会写文章，曾经写了一百余篇诗，有“赋”“颂”五十多篇。

这些人已经完全地汉化了，就是放在汉族中间，他们在文化上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等到刘渊起兵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完全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举行祭天、祭祖仪式，追尊刘禅也就是刘阿斗为孝怀皇帝，把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立为神主。刘渊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但显然已经得到本族人普遍的接受，至少已经为匈奴的上层人士所认同了。他们的起兵并非单纯的民族冲突或民族战争，而是伺机夺取政权，建立王朝。而西晋的内乱给他们制造了合适的时机。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错误地吸取了曹魏政权被轻易取代的教训，认为曹魏非但没有壮大，而是削弱限制宗室的政治、军事势力，面对司马氏的篡夺无能为力，所以大封宗室王，不仅给实际封地，还配置了军队，却解散了朝廷的军队，为宗室之间的武装叛乱和争夺准备了条件。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而他的贾皇后是个野心勃勃的悍妇。她首先利用宗室势力，杀了执政的外戚（惠帝的外祖父）杨骏，集权专政，然后引发八位宗室王之间的混战——“八王之乱”。十六年后，当八王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成为胜利者，十六国中的汉（前赵）、成汉已经建立，首都洛阳被包围，司马越只得逃出洛阳，次年在途中被杀，随从的官员军队全部覆灭。

所以“五胡乱华”其实是“华”先乱，才被“五胡”找到机会。而在这个“乱”中，“五胡”的底层与汉族中那些被迫成为奴隶的百姓、失去土地的平民、动乱中无以为生的难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五胡”的上层人物，无论是匈奴还是鲜卑、羯、氐、羌，其实都已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诱发了他们的民族认同，开始为本民族夺取政权。他们恰恰是利用了汉族文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如刘渊把自己塑造成汉朝刘氏的继承人。因为他们在学习汉族文化过程中，已经掌握了“天命”之类的帝王之术。汉人可以做皇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你有天命，我也可以有天命。像石勒这样底层出身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又有汉人张宾这样的谋士辅佐，就可以建立华夏传统的帝王体系。而且他们都大量地任用汉族官员、谋士为他们服务，统治的人民也大多是汉族，他们建立的政权与汉族的分裂割据政权没有本质区别。

总而言之，“五胡乱华”绝不是简单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并非纯粹出于民族矛盾，相当程度上是“华乱”的结果。持续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又加剧了战乱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客观认识“五胡乱华”。

有两句唐诗大家一定很熟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汉以后，阴山山脉经常是农业民族华夏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一道重要的界线。所以诗人希望像李广这样的飞将军能够一直守住这条边界，这样胡马就不能够“度阴山”了。但事实是，胡马经常“度阴山”，那胡马为什么要“度阴山”？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和北方的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的范围而已。其实冲突的界线远远不止阴山山脉，往往从辽东一直到陇西再到河西走廊，都不断出现这样一种冲突。飞将军虽然也有，但是未必守得住。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曾经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也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经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国、赵国、燕国三国的长城以北。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迁移的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者周期性的。但是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不得不扩大。一般来说，要获得足够的生存条件或者有了充分的安全感以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但是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初，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这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害，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地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抗拒。

比如说茶叶，原来都是南方农业地区生产的，但传到北方牧业民族中间以后，很快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牧区很难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如匈奴人在秦人、汉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种粮食，但产量很有限。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

来自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进行的“互市”和“关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不可或缺。但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往往就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并没有优劣之分。

但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各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很早就形成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各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在汉匈的争夺和战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差，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业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业区。牧区大多数地方没有条件发展农业，而农业区一般很容易变成牧地。所以匈奴人南下以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可以在原来汉人的地方放牧，但是汉人北上以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北界，是难以逾越的界线。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经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汉朝的军队尽管曾经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已经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以外，却没有办法在那里长久留驻，更不能将那些地方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因为军队或者移民都没有办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

在匈奴人和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以后，汉人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战后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上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所以在汉匈的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往往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离的时候，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

比如汉武帝打了几个大胜仗，甚至深入蒙古高原，但在国内听到的倒是反对的话。当时一些官员就提出：“我们自己有很多田地，因为农民都当兵出征了，就都荒芜了，没有人种，还需要那些干旱寒冷的土地吗？又不能种庄稼的，要拿来干什么呢？”

所以在汉朝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和亲不失为一种明智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匈奴相对弱势的时候，执行适当的政策，正是保证双方能够和平相处的重要前提。

我们当然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人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看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的时候，汉宣帝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还给予了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分的物资供应，使他们能够享受体面的和平。比如说单于朝见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给他的地位“在诸侯之上”，仅次于皇帝。不把他当自己的臣下，而是拿他当朋友、当宾客，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去，供应给他很多物资。等到他认为呼韩邪已经有自立能力了，又把他送回蒙古高原。

汉元帝继承了汉宣帝的政策，并更加务实。有次，汉元帝派使者去匈奴，使者在没有事先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与匈奴订立了完全平等的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不得相互欺骗，相互攻击），“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背约者要受天的惩罚），并按照匈奴仪式，登诺水东山，杀白马，饮血酒。使者回来汇报后，公卿大臣都认为他们擅自与夷狄发这样的恶誓，丢了国家的脸面，要求重新派使者去匈奴，重新举行祭天仪式后解除誓约，并追究他们“不道”的死罪。元帝却下诏书不解盟，实际上承认了盟约，只给了他们很轻的处罚。

正因为这样，汉匈之间出现了六十年的安定，边境“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在汉朝四百年的历史中，与北方的匈奴能够保持如此长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很明显，仅靠飞将军是不够的。

古代人为什么要迁移呢？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到一定时候，当地的自然条件已经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生存的资源了，那么就只能迁移。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商朝人是不断迁移的，而且经常迁都。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农业生产能力低，到一定时候，当地土地质量下降，或者遇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无法维持正常生存，只能迁移，换个地方。当时一部分人从事牧业，也只能游牧，“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有水有草，就往那里迁，等那里的水草不够了，再往更合适的地方迁。也有一些人的迁移是为了发展，追求财富，迁到富的地方；想从政当官，就迁往首都；要求学、研究学问，就迁到文化发达的地方，这是一种发展型的移民，这种人是少数。

更少的人是出于好奇。这是人的天性，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条件，或者更多地考虑现实。只有极少数人或者具备往外走的条件，或者即使没有条件也会不计后果满足个人的好奇心。

早期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再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当时这块地方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开发，土壤疏松，土地有足够的肥力。而且当时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地人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非不得已是不向外迁移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外迁的人的数量很少，大多数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地，或者就地做扩散性的迁移。如果碰到天灾人祸，就不得不逃离故乡，但是在灾祸过去以后，他们还是要回到故乡。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天灾人祸。古代各种自然灾害里，大范围、持续性的干旱对人口影响最大。因为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更没有长时段的天气预报，出现了旱情，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结束。不像洪水，洪峰到达、成灾以后也就过去了。等到粮食吃完了，旱象还没有过去，人已经没有力量走出灾区了。所以旱灾发展到一定程度，灾民会根据经验估计，如果生活维持不下去，就不得不逃荒，往外迁移。如果战争爆发，平民百姓更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逃亡躲避。时间长了，离家远了，回不了家乡，就只能在外地定居。

黄河中下游一带，长期是首都所在。无论是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或者由统治者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目标都是要夺取政权，首都附近往往是战乱的中心。而统治者总要竭力镇压，保卫首都，首都周围往往成为反复争夺的战场。早期的首都长安、洛阳，以后的开封都集中在这一带，受战乱影响比较大，引发的人口外迁也特别多。

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异族入侵，华夏（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往往是从北向南，从蒙古高原、西北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中原。中原的华夏（汉族）人口，只要有可能，都会随同自己的政权往南迁移。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然条件的变化。因为气候的变化，一度相当适宜生存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慢慢就变得不太适合了。随着气候周期性的变冷，原来温和的气候变得比较寒冷干燥、降水量减少。相反，南方长江流域随着气温的缓慢下降，从湿热变成了温和。加上生产力发达以后，清除丛林植被比较容易，比较黏结的土壤也能被开垦，可以容纳大批移民。

所以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基本上都是由北到南，由西北到东南，由黄河流域迁到江淮之间、长江流域，再越过南岭进入珠江流域。

秦汉之际其实已经开始有人口南迁，但规模和影响都有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迁中，第一次就是在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后。西晋内部的“八王之乱”，成为所谓“五胡乱华”的导火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非华夏民族推翻了西晋，先后建立十几个政权。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的战乱持续了一百多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中原的“衣冠”——皇室贵族、文武官员、世家大族、平民百姓纷纷南迁，聚居于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建康周围地区。由于北方已为异族政权统治，战乱持续，原来只是临时避难，或者犹豫观望的人，只能选择在南方定居。

第二次大的南迁，就是从唐朝“安史之乱”（公元755年）爆发以后，一直延续到唐后期以至五代，人口还是从黄河流域南迁，不过南迁已经进一步深入南方，比如长江流域的江西，就又吸收了大量的北方移民，移民波及的范围已经到了今天的湖南、广西这一带了。

第三次南迁，就是北宋“靖康之乱”（公元1127年）以后，金兵南下灭了北宋，导致大批的北方人南迁，特别是南宋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建立，对北方民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大批北方移民在南宋范围内定居。这次南迁一直延续到南宋末，不仅人数多，而且范围更广，波及更远，一部分人已经越过南岭，迁入岭南。

在这几次南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来不及南迁，或者南迁之路被阻，或者离南方太远，迁到了河西走廊、辽东，还有的被迁到北方、东北。有些人是被掳掠强制的，也有的人是为了躲避中原的战乱主动迁去的。如在五代、北宋初，契丹人就把大批的汉人迁到他们统治的地方。五代后期契丹占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北京成了它的“南京”，大同成了它的“西京”。中原不少人迁到了河北、山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一些地方。同时，大批非华夏的部族，从蒙古高原、从东北、从西北迁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到了中原。

到了元朝，人口南迁已达到了极限，中国人口的南北之比到了顶点，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南方。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北方人口相对稀少，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相对饱和。加上明朝不久就把首都迁到北京，首都以及周围地区都需要充实人口。从明朝初年开始，北方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从山西大批迁至北京及华北各地。迁都过程中，朝廷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军队、办事和服务人员、工匠、乐户数十万人迁往北京及周围地区。还有江南的富户、士人也被迁到北京。明朝初年，总的趋势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吸收了大批移民，同时在一些经历战乱人口稀少的地方，也有大批外来移民自发地迁入定居。

明朝中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土地被开发殆尽。贫民、流民纷纷拥入一些尚未开发的内地山区，如当时还处于封禁状态的荆襄山区，政府无法阻止，驱赶不了，只得承认现实，允许流民占地入籍，在那里新设郧阳府等行政区划。明朝后期已经出现了从平原向山区、丘陵、边疆移民的潮流。

清朝初年的战乱造成四川等地人口大量损失，好多地方已荒无人烟，成都城里老虎白天在街上游荡，有的县好不容易招募到几百个移民，却被老虎吃掉一半。清朝实施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如移民到当地后可免交三年公粮，资助种子、耕牛，合法拥有开垦的土地，合法地入籍。如果能组织五百户移民迁入定居，给予县官待遇；如果能组织一千户，可直接任命为县官。大批移民从湖广（今湖北、湖南）进入四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其实移民不单来自湖广，还来自江西、安徽、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四川人口基本饱和后，一部分人继续迁往陕南、云南、贵州。

清朝中期以后，今天山西、陕西这一带的人“走西口”，通过长城上原来的那些“口”，迁入内蒙古。这些人口开始还是季节性地迁移，被称为“雁行人”，像大雁一样，春天去内蒙古开垦种田，秋收后回老家，其他主要是一些往返于内蒙古、外蒙古、俄罗斯的商人。到了清朝后期，“雁行人”在当地落户了。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内蒙古放垦后，移民可以在那里合法定居，大批山西人、陕西人还有内地其他地方的移民迁到今呼和浩特到包头一带，还有人进入大青山以北地区开垦定居。

清朝初年，有大批客家人从广东山区迁到了平原，后来引起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官府调解、镇压不了，只好将一批客家人集中安置，与土著隔离。有些客家人被远迁到了雷州半岛、海南岛。还有一些客家人就迁到了台湾。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台湾建府后，吸引了不少大陆的移民。尽管清朝曾经几次下过禁海令，但最后还是开放了。到日本占据台湾时，岛上已经有了两百多万大陆的移民及其后裔。移民中主要是闽南人，第二位的是客家人，他们构成了台湾人口的主体，维系着与祖国的联系。

自明朝中期开始，就有福建、广东山区和沿海一些山区的人“下南洋”，迁往东南亚。因为当时移居海外是非法的，只能采取民间偷渡的方式。鸦片战争以后，又出现了非法的苦力移民。帝国主义利用特权，诱骗、绑架一些贫民，贩“猪仔”，以所谓“契约劳工”的名义把他们输送到海外，包括美洲、非洲（像南非）、东南亚很多地方。以后在生存压力的驱使和早期海外移民的吸引下，大批福建、广东人迁往东南亚、南亚、美洲、非洲。

19世纪6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终于取消了东北的封禁，原来涉嫌非法的“闯关东”成了得到政府鼓励资助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为东北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做出巨大贡献。大批移民从山东、河北和北方各地迅速迁入东北，很快建立一个一个新的县、府。清朝末年，东北原来的三个将军衙门都改建为省，即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时，东北已有三千万人口，主要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最终保住了东北的大好河山。

回顾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这片疆土，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