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口 被政策影响的人口数量（2 / 2）

由于人口压力日益严重，到了清朝后期还出了一位学者汪士铎，人口学界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危机是人口太多，哀叹“天地之力穷矣”，自然界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穷尽了。人多的祸根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女人。在他的一本未刊印的著作中，他认为根本的措施就是限制女人的数量，限制女人的生育能力。他主张一部分女婴生下来就应该被溺死，留下来的女婴一部分要送进“童贞院”，从儿童时就把她们集中起来收养，今后终身不能结婚。同时要严禁寡妇改嫁，寡妇改嫁要依法治罪。

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为汉朝人不齿的匈奴习俗，在唐朝会无所顾忌。在宋朝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行为，唐太宗会堂而皇之地下诏推行。传统儒家文化培养的学者，会与西方的马尔萨斯“心有灵犀一点通”。

看宋朝的户口资料，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无论是南宋、北宋的户口数字，每户家庭的平均口数低得出奇。低到什么程度呢？只有两个多一点。比如最高的是北宋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每户平均口数也只有二点五七。而最低的是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竟然只有一点四二，也就是说每户平均一个半人都不到。这怎么可能呢？不要说当时根本还没有计划生育，或者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概念，就是在严格实行“一胎化”的情况下，如果说夫妻两个加上一个孩子，那也有三个。如果每户平均只有不到一点五个，那就还凑不齐一对夫妻，这能称其为“户”吗？何况这还是个全国平均数！

宋代到底每一户应该有多少人呢？我们在宋朝史料里发现还有其他记录。这说明两个多一点的平均数其实不是全部人口，而是每个家庭中承担赋役、纳税的人口。举例说，一个五六口的家庭，除了老人、小孩、妇女，有时候可能还有残疾人，够得上承担赋役条件的成年男子大概不过两三口。而且就全国而言，还有大批官僚家庭和投靠他们的人口享有免役特权，他们当然就没有被计算在赋役人口里。还有不少贫民为了逃避赋役，寻求庇护或者外出流亡，也没有被登记在正常的户籍中。所以平均每户的“口”只有不到三个，那是比较平常的，但是如果低于两个，证明逃避赋税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在宋朝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数字，每户“口”的平均数都在五上下。如一种很重要的史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面记载鄂州（冶所在今湖北武汉）每户平均四点七三口。在罗愿的《新安（歙州）志》里记载城内每户平均五点三五口，但城外每户平均五点零五口，都比五口还多一点。

在其他的一些史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少数州的每户平均口数在四至六之间。又比如朱熹当地方官时，他在为地方申请救济的公文里提到，当地每户的人口都是五口上下。

可见宋朝存在着不止一套的户口统计数据，我们今天在《宋史》等官方史书中看到的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恰恰是赋税人口，或者叫赋役人口，也就是全部人口中承担赋役的那一部分。因为这个数字对国家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套不同年份上报的数字是最完整的。其他类型的数字，如申请救济抚恤、编练民兵等，就必须完整地调查统计男女老幼每一个人。但这并非国家经常性的或全国性的需要，所以没有必要花人力物力做经常性、普遍性的整理申报，也没有载入史册。根据这些数字分析下来，再结合相关方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宋朝的人口结构也应该是“五口之家”——每一户五口上下。

还有一项数据也可以作为参考。金朝的户籍统计是包括全部人口的，根据它历年的统计数，原北宋疆域内的人口每户平均口数都在六以上。而金朝的每户人口中还包括一些家庭以外的成员如奴仆、雇工等，实际家庭人口数也应该是五口上下。

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根据宋朝留下来的户口数中的户数来推算。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有两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户，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平均每户二点二四口；如果以每户五口计，那么实际人口数已经超过一亿了。

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户口统计数都有类似情况。明朝初期以后，朝廷对统计户口的关注点从实际人口数转移到了与赋税直接挂钩的“额”，即每一个户口调查单位“里”所必须承担的赋税额度，要求“务求不亏原额”——新一次调查的结果，务必不能使各个单位承担赋税的额度比上一次调查的额度低。所以就出现了官方统计到的每户平均口数越来越低的不正常现象。其实根据人口史、社会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结果，从汉朝到清朝，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一直是在五口上下。出现户均人口低于五，或者特别低的情况，都是统计指标与赋税制度挂钩的结果。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长期有这样一种错觉，好像中国古代的家庭孩子很多，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以前，多子多福现象很普遍。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为什么说是误解呢？首先需要区别清楚，户籍制度下的“户”是指按照当时的制度登记人口的基本单位，而现代人口学讲的“户”是指“核心家庭”。什么是核心家庭？就是一对夫妻加上他们未成年的孩子。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由几个核心家庭或者一个核心家庭加上其他人口组成的家族称为“复合家庭”。比如，一对夫妻是与老人在一起生活的，那么除了一对夫妻加上他们未成年的孩子以外，还要加上一两位老人，当然比核心家庭的人口就要多了。古代有些聚族而居或者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好几个核心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户”，比如一对老人下面有三对小夫妻，小夫妻下面还有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这个“户”的人口当然比核心家庭要多很多。这样的复合家庭给人的感觉好像都是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如果分解为核心家庭的话，就是另一种感觉。

我们看《红楼梦》里，又是荣国府，又是宁国府，加上寄居的亲戚，有不少公子、小姐。如果分解到核心家庭的话，不仅每户人口不多，有的还称得上计划生育的模范家族。比如林黛玉，家里面就她一个女儿，父母在时也是三口之家，父母死后就成了一口，等她死了这一户就绝了。又比如贾政，虽然有五个孩子，但是由一妻一妾生的，王夫人生了贾珠、贾元春和贾宝玉。但贾珠死得早，只留下妻子李纨和儿子贾兰。贾珠这个核心家庭曾经是三口之家，他死后就成了两口。贾政的妾赵姨娘生了贾探春和贾环。宁国府的贾赦，邢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贾琏，而不知名的小妾给他生了一个比贾琏小二十来岁的贾琮。对照学者研究清朝家庭人口的成果，《红楼梦》里的情况符合实际。

再有一点，古代大家庭都实行大排行，一个复合家庭里同一辈的，特别是同一辈的男性，往往就从第一个最长的排起，一直排到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在唐诗里看到有“元十八”，就是姓元的家里的第十八个男孩；还有“李二十”，就是姓李的家庭里的第二十个男孩。这并不是元氏夫妇或李氏夫妇生了那么多男孩，而是这两个家族中多对夫妇生育的结果。比如说上面祖父、祖母下面有五个男子，他们组成了五个核心家庭，总共生了十八个男孩，这个大排行就可以从老大排到十八。如果一个曾祖父、高祖父繁衍的后代都生活在一起，用大排行，那么到第四代、第五代排到二三十就不稀罕了。分解到一个个核心家庭，每一个核心家庭的男孩不一定多，有的核心家庭甚至没有孩子。

第三种情况，的确是有一些特殊的现象。比如好多皇帝有几十个儿子，还有几十个女儿。但与皇帝占有的女性相比，平均每个女性的生育率极低，绝大多数是零。皇帝一般有几十位后妃、数千名宫女，历史上占有的最多的有两万多名宫女。其中有机会与皇帝过性生活的人只是个零头，这么多女性的生育能力都浪费了，同时却造成社会上很多人终身结不了婚。即使这样，皇帝中还有不少人没有孩子，或者未成年就死了。历史上也记载了一些宗室、贵族、高官、富人，甚至平民生了很多孩子的例子，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完全缺乏代表性。、戏曲里那些子孙满堂的情节，往往是编造的，不足为据。

从人口发展的规律来看，在古代比较低的生产力条件下，公共医药卫生条件落后，普遍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孕妇和婴幼儿死亡率高，杀婴现象严重。一部分人口因经济原因或男女性别比不平衡，终身无法结婚，造成人口有偶率低。由于人均寿命短，一些人未到婚龄或未到育龄就已死亡。天灾人祸、严刑峻法，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种种因素综合下来，中国历史上正常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一般不会超过千分之十。这就决定了实际的家庭规模维持在五口上下，而其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复合型的家庭。

清朝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有一位监察御史在整理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黄册（户籍册）时，发现已经预先编到了“崇祯二十四年”。我们知道，崇祯总共只有十七年。但是，在崇祯十五年编黄册时，大概那些官员要为后任的官员省事，或者认为自己十年后还不到退休年龄，不如现在同时预编一份，到时可省事清闲，居然预先把十年以后的黄册编好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崇祯只有十七年的气数，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

照理说，黄册是登记户籍的实际数字的，那些官员怎么会知道十年以后的户口数字呢？要是编错了，岂不是会影响国家重要档案的准确性？会不会被追究责任呢？其实我们多虑了。因为从明朝中期以后，每十年一次的黄册编审，看似十分隆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但早已不能反映户口变化的实际状况，除了固定不变的军籍（卫所将士的户籍，归都督府管辖，但身份记录在黄册中，世代不能改变）可以作为核对原来身份的依据外，其他数字已经毫无用处。由各省按期解送到南京玄武湖后湖收藏的数万本黄册，早已如同废纸。主管官员无论怎样胡编乱造，根本不会有上司来检查，更不会被追责。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自己出身底层贫民，来自民间，深知老百姓受够了赋役不均匀的祸害，知道以前征集赋税、征发劳役并不是真正根据百姓家里人口的实际数量和状况，而是经常加重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承担过度的赋税徭役；而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或者可以通过种种舞弊手段逃避，甚至完全不承担赋税，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是户籍不实，通过户籍弄虚作假。

所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下决心要把户口查清楚，以便能够做到赋税均衡，老百姓该承担多少就承担多少。他专门下了一道命令，为了让老百姓都看得懂他的圣旨，特意用白话记录下来后颁布。大家一看就会明白：

户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手段非常严厉，他的军队反正不打仗了，就让军人都到“地”里，就是到基层，挨家挨户去对照户口记录，一个个核对，如果发现官吏隐瞒就抓来杀头，百姓如果敢隐瞒的就抓来充军。在朱元璋这么严厉的命令下，又出动了军队，官员们战战兢兢，老百姓更不敢隐瞒，这一次户口调查的结果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这里提到的户帖和半印勘合，也是当时运用的一种确保户籍人口能够准确，而且今后有变化的话可以随时修正的切实措施。所谓户帖和半印勘合，就是每一个民户都要发给他一张公文，上面将该户的户口资料抄成一式两份，在骑缝上面盖上官印，并且由经手人员在上面画押，在骑缝处裁开后，一半留在户主那里，另一半由官府保存。到下一次调查的时候，要把官府保存的一半拿去和他家里的一半合起来，官印和画的押必须连得起来。然后再根据实际变化修改，形成新的户帖。

至今还有明朝初年户帖的原件或抄件传世，从上面可以看到调查和登记的确非常仔细，家里有几口人、有几亩地、有几间房都清清楚楚，连不满一岁的婴儿也没有遗漏。例如：

一户张得肆，系嘉兴府崇德县梧桐乡二十九都贻字围，本户计今四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四岁。

不成丁一口，男阿狗，年一岁。

妇女二口：妻宋大娘，年二十六岁；女阿胜，年四岁。

事产：民田三亩五分一厘，房屋壹间壹厦。

全印 右帖付张得肆收执，准此。

洪武 年 月 日。

半印 半字贰佰三十六号。押押押 押押

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又规定今后每十年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户口普查，并且按照统一的规格编成户籍册，所有这些户籍册都要送到南京玄武湖后湖的一座岛上集中保存。

户口册为什么叫黄册呢？因为它的封面都是用黄颜色的纸。编审的过程相当严密：先由每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供单”，有十多项具体内容以及与十年前比较的增减数。每十户设一个甲首，每十个甲首设一个里长，供单填妥后交给甲首，甲首审核后交给坊长、厢长、里长，里长将本里十甲的供单装订成册报州县衙门，州县汇编为县总册，呈报府衙。按各省距离南京的远近规定送到期限，最近的浙江20天，最远的云南180天。迁都北京后，黄册库还是留在玄武湖后湖。

到明朝末年，已经集中了一百七十余万本黄册，根据留下的黄册的重量估计，总重量达到四千吨，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项世界纪录。

既然明朝初年的户籍调查那么仔细、认真，规定那么严格，怎么会到了后来出现可以预先编十年的户口册的怪事呢？我们知道朱元璋花这么大的精力，出动那么多人力物力来编户口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人口史的资料来研究，或者作为一样重要的档案，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收赋税。

但是明朝征收赋税的制度很快就发生变化，到第二次编黄册以后，朝廷最关注的已经不是实际上有多少户、多少人，而是承担赋役的那些人口有什么变化。并且已经把这些承担赋役的人口折算成为赋税的指标，也就是“额”。这样一来，各级政府对这些“额”以外的人口已经不感兴趣，所以从第三次编黄册开始，朝廷的基本要求就是，“务求不亏原额”，确保征收赋税的额度不能减少。譬如某一个“里”，100户人家，原定的“额”是30个，那么新一次编审时必须不少于30个。这个“里”在编审时，自然没有必要再一家一户填供单，再具体查与十年前的比较，只要将本“里”承担的“额”定在不少于30个的合理变化范围内就可以了。不仅与“额”无关的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畸零户（不完整的家庭）可以随便填写，就是本来应该是确定“额”的依据的适龄男子也不必真正调查核实，只要编得与“额”适应就可以了。

由于这个“额”已经折算成为一定数量的银子、粮食或某种具体物资，实际上已经是一项财政指标，所以从基层到各级政府，都只关心如何“不亏原额”，完成财政指标，又不至于加重地方的负担，早已与实际户口数脱钩。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贪官为了中饱私囊要造假，就是清官，为了不增加地方的负担，也要尽量将这个“额”在“不亏原额”的前提下尽量做低，这样的户籍当然可以随便编，提前十年编好也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这项制度是太祖高皇帝亲自定的，所以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每隔十年，全国各地都会逐级大规模编造黄册，浩浩荡荡地送到后湖。主管官员一本正经地汇总统计出各项数据上报朝廷，实际上已经连赋税制度的意义也没有了。因为在“额”满足不了朝廷的需要时，与其向地方政府追加“额”，还不如提高每个“额”的含量简单。或者直接给某些地方增加“额”，地方上也不敢不服从。既然这样，何必再与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假数字较真呢？

所以明朝大多数地方志里记录的户口数字都是相当奇怪的，不仅一个府、一个县总的户数在不断减少，口数的减少速度更快，以至户均口数也在不断地减少。比如说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这个地方平均每户五口人，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减到了每户四口人，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又减到了每户三口人。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还有些方志中记录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女性人口数总是越来越少。

只有明白了明朝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之间的关系，明白了户籍中的“户”“口”“丁”的实际含义，才能解释为什么明朝实际人口由明初的七千万左右增加到了两亿，但黄册和方志中反映的户口数却是一直下降的，始终低于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