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 几经变化的都城（2 / 2）

所以隋朝就在洛阳建了几个大粮仓。其中最大的含嘉仓，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北，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唐朝时大规模存粮，含嘉仓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考古发掘证实仓城东西长六百一十二米，南北宽七百一十米，总面积四十三万多平方米，共有圆形仓窖四百余个。大窖可储粮一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总储粮量约为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以前讲到隋炀帝、唐高宗和武则天、唐玄宗喜欢常住洛阳，或者经常往返于长安、洛阳，都说他们是贪图享乐，或者说洛阳的环境比长安好。其实如果只讲生活享乐的话，皇帝和皇后在长安也不会差；如果是为了巡游的话，临时去一下就可以了；但皇帝住在洛阳，即使不带上大批百姓，肯定可以节省一部分将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的费用。

西汉时供应关中的粮食都来自关东，即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和山东半岛。到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要靠淮河流域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北方受到战乱的影响，而南方因为接受了不少新移民，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和粮食的生产。供应关中的粮食来源地已经不是北方的黄河流域，而是南方江淮一带和江南地区了。隋炀帝开通由洛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的运河后，更便于将江淮和江南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运到洛阳，但从洛阳运往长安的条件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关中对江淮漕运的依赖性更大了。

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为了避开三门峡天险，减少运粮的损失，李泌建议从峡东的集津仓到峡西的三门仓之间开一条18里长的车道，将粮食先装车，沿这条路绕过三门峡后再装船运往长安。虽然更费事，毕竟比船毁粮尽人亡强，也救了长安一时之急。那年四月，关中粮食耗尽，禁军将发生哗变，正好江南的三万斛米运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听到消息，唐德宗高兴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经运到陕州，我们父子俩得救了。”

此前的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由于李希烈叛军的阻挡，江淮漕运不通，不得不改变路线绕道。王绍只得押运一批缯帛衣料赶到德宗逃出长安的临时驻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德宗喜出望外，亲自慰劳，对他说：“将士们还没有春装，我还穿着皮衣。”这时已是农历五月。

唐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并拆毁长安的宫室和民居，将木料建材由渭河、黄河运往洛阳，从此长安成为废墟。洛阳取代长安当了首都，但三年后，朱温夺取唐朝政权建（后）梁，立即将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定为东都开封府，而将原来的东都洛阳改为西都。五代期间，实际首都已到了开封，并为北宋所沿袭。

如果说长安只是宫室被毁、城市废弃的话，在战乱平息后是不难恢复的。举全国之力，重建新城亦不困难，以往长安、洛阳不止一次被完全重建。但唐以后，各朝再也没有以长安为首都，自然有其他方面的充分理由。其他条件都具备的话，战乱以后要恢复长安并不是难事。但是事实上，到了五代，然后又到了宋朝，首都不仅没有再回到长安，而且从洛阳到了开封。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继续以开封为首都，如果从军事上讲，开封无险可守，是四战之地，毫无优势可言。果然，到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开封城下。赵匡胤军人出身，岂会不知道这样的形势？其实，还是不得不考虑首都的粮食和基本物资的供应。

因为到北宋初年，整个经济重心，特别是产粮区，能够供应商品粮的地方，都已经转移到了江淮和长江以南了，首都所在的地方对南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依赖性比以前更大了。从这一点上讲，开封的条件比洛阳更有利。通过汴水（汴渠）等水道沟通淮河的支流，连接淮河、邗沟、江南运河，可以形成以开封为终点的非常便利的水运系统，而且沿途基本都处在平原，运输成本更低，可以保证开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朱元璋也知道当时是因为北方元朝还在，还没有完全统一，等到占领了大都（今北京市）以后，元朝的残余势力也还在北方，所以他刚开始建都南京，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但是他知道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首都建在南京是太偏南了。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称帝建明朝。当时天下尚未平定，元朝的首都大都还没有被攻克。但他也明白，对一个统一政权来说，首都设在应天府太偏南了。所以在当年八月，他就确定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他又就建都地点征求群臣意见，有的说关中是“天府之国”，有的说洛阳是“天地之中”，有的认为汴梁（开封）是宋朝旧京，有的认为北平“宫室完备”，莫衷一是。最后朱元璋裁定：现在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劳力供应都得靠江南。应天府有长江天堑，临濠（今安徽凤阳）前有长江，后有淮河，又有水路通漕运，建为中都。所以明初有“三都”的说法，即南京应天府，北京开封府，中都中立府（后改名凤阳府）。

朱元璋的确曾准备迁都中都，所以中都的建筑规划比南京还宏伟广大，但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就在中都基本建成，只待进行收尾工程时，他宣布暂停，并且在当年九月正式决定停建。表面上的理由是动用的劳力太多，建筑标准太高，而南京的一些重要设施还没有建成。停建中都后，就集中人力物力改建南京的宫殿，并建设凤阳的皇陵。从朱元璋此后还要考察关中看，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终于认识到，中都并不是理想的全国首都。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原来将开封作为备选首都，是因为比较起来，北方的几个城市中，开封水运条件最好，但之后发现汴渠早已淤塞，河道中的水太浅，漕运无法开通。既然解决不了开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自然不会再有迁都的打算。

朱元璋晚年还动过建都关中的念头，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八月，他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关洛形势，谋划建都事宜。但太子从陕西回来就一病不起，次年四月就去世了，建都关中一事不了了之。不过，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考察的结果并不理想，才不得不放弃。否则，朱元璋在此后的六年间完全有可能继续派人经营。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在元朝以前的统一时期，首都最适合设在中原的黄河流域。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即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移动。决定性的因素是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所以必须保证从粮食产区到首都之间有可靠的运输渠道。从元朝开始，首都迁到了北京，离主要的粮食产区更远了，但找到了新的运输渠道。朱元璋生前没有能够选定最合适的首都，只能留给他的后人来解决了。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一般都只有一个首都，其他的最多叫陪都，有的朝代中间迁了都，原来的首都一般也是陪都的地位。有些皇帝长期住在首都以外，或者不叫正式迁都，那么就把皇帝住的地方叫作“行在所”，意思就是临时首都。

但只有明朝是两都并建的，明朝一级政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级单位，称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就是北京、南京两个京，加上十三个省级单位“布政使司”。怎么会形成两京的格局呢？

前面一节已经说过，朱元璋生前也知道，对一个大一统政权来说，首都设在南京并不合适，但他一直没有找到或者建成理想的新首都，所以只能留在南京。既然迁不了，他就尽量扩大首都直辖区——京师直隶的范围。元朝的时候，长江以北是归河南江北行省管的，而长江以南是归江浙行省管的。朱元璋就要以南京为中心，把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辖境合在一起，称之为京师直隶。一度还把浙江的嘉兴府一带也划入京师，后来大概看到这样一来浙江太小了，才又退回给浙江。他自己的故乡濠州，先设为临濠府，因建了中都又改为中立府，后来又改为安徽凤阳府。为了使故乡享受首都的地位，普沾皇帝的恩泽，自然也将其划进了南直隶的范围。

朱元璋死后，帝位传给已故太子朱标的儿子——皇太孙朱允炆，就是建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驻守在北平，就是原来元朝的首都大都。到第二年，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棣就以“靖难”的名义起兵叛乱，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兵临京师，建文帝自焚而死，朱棣入城即位，后称明成祖。

第二年，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朱棣就定北平为北京，二月又改北平为顺天府，并设立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开始按照首都的规格配备了。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下诏明年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朱棣赴北京，留太子在京师监国。但此后朱棣仍往返于北京与京师之间，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三月才最后一次离开京师去北京，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九月才将一直在京师监国的太子召至北京，下诏自明年起改京师为南京，改北京为京师，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

本来，朱棣曾长期驻守北平，又是从那里起兵的，将首都迁到自己的根据地，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还是在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将首都设在那里，对继续打击元朝残余势力，防范蒙古南侵，能起到震慑作用。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战略性选择。但是为什么迁都的过程拖得那么长？如果前面这几年还可以用北平需要营建宫殿及首都各项设施作为解释的话，朱棣以后的事就不便用常理解释了。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秋，朱棣在北征班师途中病死，太子继位，是为仁宗。到第二年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宣布迁都南京，北京的各部门都改称“行在”（临时首都），让太子去南京谒太祖陵后就留守南京。但当年五月仁宗就去世了，继位的宣宗在位十年，始终留在北京，只是没有撤销迁都南京的决定。英宗继位后也没有任何迁都的动作，直到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一月才正式宣布定都北京，各部门不再称“行在”。从此，北京称京师顺天府（北直隶），南京称应天府（南直隶）。此时距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已有38年，距他正式宣布迁都北京已有二十年。

而且，在这以后直到明朝灭亡，一直是“两京”并建，南京始终与北京一样享受首都的待遇，在形式上几乎具有首都的全部功能。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建成和居住的宫殿都保留，只是没有了皇帝、皇室和近侍。皇家的祭祀场所社稷坛、太庙也保留，还按时举行祭祀仪式。国家的重大典礼、诏书的颁布、政令的公布等大多在两京同步举行，或者在北京举行后再到南京补办。皇帝的专用刑罚“廷杖”也可在南京执行，接到命令后，南京的锦衣卫会将被罚的官员押到南京午门前，在太监监刑下按规定数目打屁股。

南京六部九卿各衙门一应齐全，各级官员基本不缺，原来使用的印信虽然都已调到北京使用，但当时就为南京另铸了一套，在前面都加上了“南京”两字。不同的是，北京的衙门和官员是实际办事管事的，有职有权，而南京的衙门和官员只是象征性的、礼仪性的、供养性的、安置性的。如北京有兵部，长官是兵部尚书，是真正的国防部长，要处理军事国防的事务。南京也有兵部，长官也是兵部尚书，当然，前面要加上“南京”两个字，但只是个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官员，平时无公可办，偶然签个文件，逢时逢节或有重大活动时站在、坐在或跪在规定的位置上，按程序做动作就可以了。

有些官员名气响、政绩优、功劳大，但皇帝和同僚都讨厌，却不便撤职罢官，又不到退休年龄，南京就是他们最合适的去处。海瑞生前的最后两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正二品，年俸七百二十石，第三位高薪，但没有什么事可办，倒使皇帝身边和北京城里清静了不少。

为什么明朝迁都北京要花那么长时间，费那么多周折，最后还得两京并建，花很大的人力物力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空架子呢？表面上的理由只是为了不改变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旧制。仅仅为了这一点，有必要吗？值得吗？

理解历史不能只看史料，只理解史料的文字，还要看这些文字背后的真实内容，看明朝的“两京并建”现象也应如此。

朱棣虽是朱元璋的儿子，但不是太子，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朱元璋死后将帝位直接传给了太孙朱允炆（建文帝），朱允炆合法地当了四年皇帝。朱棣是通过武装叛乱夺取政权的，仗打了三年多，逼死了建文帝，不是宫廷政变或阴谋篡位，无法隐瞒，全国臣民都知道。他当皇帝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取得政治合法性。

所以朱棣在攻占南京以后，曾经要建文帝的大臣方孝孺跟他合作，起草一道诏书，昭告天下，来证明他继位的合法性，结果被方孝孺拒绝。他曾下令在全国收缴污蔑帝王的非法出版物，目的自然是为了销毁民间流传的对他不利的记录。他三次修改太祖皇帝的《实录》，造成朱元璋生前对他有高度评价，曾动过传位于他的念头的假象。但《实录》秘藏于皇家档案馆，是给后世人查看的，当时无法公开，起不了现实作用。

正因为这样，他在涉及太祖高皇帝的事上特别小心谨慎，处处要显示自己是合法继承人，绝不丝毫改变高皇帝的成规。迁都是国家现实的需要，但既然高皇帝定都在南京，就要世世代代“继承遗命”，绝不改变。何况高皇帝的陵墓——孝陵在南京，南京如果不保持首都的地位，就是对高皇帝的不敬。

明成祖朱棣表面上是异常强悍的，但他自然明白自己究竟做过什么，内心是虚弱的。所以，只要多少能够掩盖暴力夺权的真相，有利于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他就会不计工本、不惜代价去做。迁都北京的过程和两京并建的制度，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真正理解。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耗费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的壮举究竟是为了什么，真实的原因也得从这方面去找。

至于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为什么一当皇帝就要将首都迁回南京，因为他当皇帝的时间实在太短，只有十个月，留下的史料也太少，实在无法判断。喜欢假设的朋友曾经问我：“要是他多当几年皇帝，是不是明朝的首都就会迁回南京了？但以后其他皇帝是不是又会迁回北京呢？”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假设的结果就不是历史，我回答不了。

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些人热衷于研究破解“建文帝下落”这个“千古之谜”，其实从建文帝一死，民间同情他的人就开始制造和传播各种版本的故事，可惜没有一个能得到史料或实物的证明。历史上留下的“千古之谜”很多，大多因为不可能再找到证据，所以是无解的，真想研究历史的朋友千万不要去钻牛角尖，做无用功。如果只是想写，编故事，自然可以放心写，大胆编，但无关历史，不必让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