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 几经变化的都城（1 / 2）

刘邦在打败项羽，称皇帝即位以后，把洛阳作为他的首都。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听了一个戍卒娄敬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就下令迁都关中。

当时他的部下大多数人都是丰沛故人，就是他老家丰邑（今江苏丰县）、沛县（今江苏沛县）这一带人，他们都反对他迁都。而且原来秦朝的首都咸阳已经被破坏了，迁到关中以后，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个地方，在今天临潼这一带安顿下来，然后要等到新都建好了才迁进去。这个新都的名字叫长安，原来是当地一个乡的名称，这个名称很吉利，以后新首都建成就叫长安，所以一开始只说“迁关中”。

为什么刘邦要做出这个决定呢？并且整个西汉的首都就一直在长安。

我们知道，由于首都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它设在哪里必须要考虑到对内、对外这两个因素。对外，要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所以一般情况下，必须面对主要的军事威胁，你若离开前线太远，或者不是正面对着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无法主动遏制强敌。一旦国力衰退，就会放弃首都或者迁都逃避。相反，将首都面对主要的军事威胁，迫使自己以及后代能够不断地加强防御或主动出击，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御外的作用。当时西汉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西北，主要敌人是匈奴。

西汉初年经常是“烽火照甘泉”，就是在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甘泉山）一带经常要燃起烽火报警。匈奴人骑兵南下的时候，离长安经常只有八百里，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赶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长安是首都所在，所以西汉不断地加强周围的防御力量，并且始终守住北方、西北的这些边界，到了国力强盛的时候，就从这里发起反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将匈奴赶出汉境，稳定地守住了原来秦长城一线，并且以关中为基地向西北开拓，进占河西走廊。事实证明，刘邦选择以长安为首都，在御外上面是相当成功的。

首都还要能够制内，控制国内的敌对势力，防止国内出现动荡叛乱。在冷兵器时代，一般就要考虑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便于防卫；还要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需要出击时具有优势。这一点，长安比洛阳强得多，洛阳周围没有什么险阻，那些山都不高，相反通道都很宽敞，很难防御。长安所在的关中当时被称为“四塞之地”，北面是陕北黄土高原和一系列山脉，南面是秦岭山脉，西面是陇山山脉和陇东高原，东面秦岭、华山直逼渭河、黄河，是一个四面都封闭的盆地。在仅有的隘口、通道上都设有重关，往东的通道最重要，有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北、新安县西），南面有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西北面有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南），易守难攻，相当安全。而对于关东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又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便于主动出击。

西汉初年，关东大多数地方都不在朝廷的直接统治下，那些同姓王、异姓王的封地占了大部分。在长安建都，不但能控制关中这个基地，而且守住了以西、以北，以及西南，像汉中、巴蜀这些地方，都成了朝廷可靠的后方。

在关东发生叛乱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确保首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后就可以随时发动反击。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出兵镇压。由于后方关中非常巩固，又有忠于朝廷的梁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挡住交通要道，周亚夫可以集中兵力进驻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以深沟高垒固守，等到叛军疲惫粮尽，一举击溃，三个月就平定叛乱。

可见，建都长安在御外和制内两方面都非常有利。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整个东汉都没有再迁回长安，只是末年才被董卓以武力强制迁往长安五年多。东汉时不断有人呼吁首都应迁回长安，班固的《两都赋》虽然极力维护东都洛阳的地位，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都长安的巨大影响。但洛阳的首都地位始终稳固，原因何在？

以往一般的说法，是认为刘秀的故乡在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刘秀在南阳起家，南阳的宗室豪族是他的政治、经济基础。首都设在洛阳，更容易获得和维持来自南阳的支持。这在东汉初期，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足以解释整个东汉的形势。其实，相比长安，洛阳有一项更重要的优势，是便于解决粮食供应。

作为一国之都，必定会聚集大量人口。而且，随着建都时间的延续，人口会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西汉的长安建成后，不仅皇室、朝廷文武百官、侍卫、驻军、差役、工匠等首都必备人员入住，还从各地迁入大批特殊移民。这些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有供养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到西汉中期，长安和周围陵县（在皇帝陵墓附近设立的为他守陵的县）的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从长安出征的军队和驻守西北边疆的军队，也要从长安调拨大部分粮食。

关中虽号称“沃野千里”，实际上，关中平原的面积是有限的，加上日渐扩大的城市、宫殿、园林、兵营占去大量土地，农业用地很快用尽。尽管有一些人工渠道灌溉比较便利，局部地区粮食亩产较高，但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不得不从关东农业区调运粮食。西汉初，每年就要输入数十万石，汉武帝时每年最多要输入六百万石，以后常年需要四百万石。

当时最便利的办法是漕运，就是通过水路用船运粮。如果从陆路运输，成本高得无法承受。秦始皇时要将粮食从山东半岛运到河套地区，路上的消耗是最终运达数量的六十倍。从关东往长安的唯一水路是黄河和渭河，偏偏都是逆流而上，必须完全依靠人力拉纤。还得经过三门峡天险。黄河流经这里，奔腾的河水被约束在狭窄的峡谷中，形成三股水道，自东至南称之为人门、神门、鬼门，其中只有宽二十多米的人门能够通行。但水流异常湍急，两边巨石壁立，稍有不慎就船毁人亡，整船货物化为乌有。从未建水库前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三门峡两岸的山岩上形成一道道深深的纤绳磨痕，可见当时漕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多么巨大！

如果首都设在洛阳，从关东产粮区运粮食过来虽然也是逆流而上，但距离就短了很多，而且不用经过三门峡天险，损失减少，也更有保证。如果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洛阳，主要考虑到离他的基础南阳距离较近这个因素的话，那么以后的皇帝必定会更多地考虑粮食供应因素。而在整个东汉，洛阳没有出现过像西汉长安那样的漕运难题。

另一个因素就是东汉的军事形势。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从此西迁，已经投降的南匈奴逐渐内迁，不构成对东汉的军事威胁。而随着西北羌乱不断，尽管东汉一次次镇压，却止不住羌人的叛乱和内迁，一度不得不将西北的郡治后撤到长安附近，长安成了军事前沿，根本不具备“御外”的优势。

到了东汉末年，关中盆地以北，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东北已经没有汉朝的行政区了，成了羌人、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时期的图幅中，这一块只能根据史料中模糊的记载，注上“羌胡”两个字。假设东汉曾经在长安建都，肯定早就迁走了。

当然，洛阳在“制内”方面也没有优势可言。当初娄敬劝刘邦迁都关中时，那些反对迁都的人称“雒（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殽山、黾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的稳固地位也可依靠）。但张良一针见血，道破洛阳的先天不足：“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幸运的是，东汉没有出现国内动乱，特别是来自关东的军事威胁，这一缺陷没有影响到首都的安全。等到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知道这“四战之地”是守不住的，就逼汉献帝西迁长安。可见同样的建都条件，在不同的外部形势下会起不同的作用。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十日，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宣布要进行南征。到八月十一日，孝文帝率领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出发南下。当时北魏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朝大致以淮河和秦岭为界，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峙的均势。孝文帝匆匆忙忙南伐，自然会引起文武大臣的不满。但是因为皇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大家也只能服从。

军队刚离开平城，就遇到了绵绵阴雨，一路艰难跋涉，在九月二十二日到达洛阳。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但是到了二十八日，孝文帝下令继续南下。第二天清晨，当他一身戎装，跃马扬鞭要出发的时候，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群臣一下子跪在马前，磕头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大怒：“我正要统一天下，你们干什么要阻止啊？”但是所有大臣，包括拓跋氏的宗室，还有文武百官，通通拦在马前，劝他不要南下。

其实孝文帝并不是真的要南征，他看到时机成熟，就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这次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要是没有一点成果，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就这样轻易班师，拿什么传之千秋呢？我想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方的荒漠之中，难道不想南迁来享受无穷无尽的幸福吗？难道只有今天的君子才有这样的念头吗？只是要等到天时人事齐备、王业完成罢了。要是不南伐，就应该把首都迁到这里，在中心地区建都，现在正是机会，说干就干，不要拖延时间。你们赞成迁都的就往左边站，不赞成的往右边站。”孝文帝以为他表了态以后，大臣们肯定都只能赞成。谁知道不少人不断地往右边站，这个时候因为犯了贪污罪，被革去南安王爵位的拓跋桢见到有立功的机会，就站出来大声疾呼：“干大事不必与一般人商量，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干成非常之事。迁移首都绵延王业，选择中心地区建都，以前周公就这么做的，现在陛下也这么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天下还有什么比首都更重要？人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请求立即停止南伐，迁都中原，上使陛下安居，下使百姓放心，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体百姓的幸福。”早已准备好的一批大臣高呼万岁，群臣只好齐声响应，孝文帝趁势宣布迁都洛阳。

其实这只是孝文帝打赢的第一仗，因为他要迁都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要把政治中心迁到中原的中心地带，有利于将来进一步的统一，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迁都实现完全的、彻底的汉化。果然在迁都已成定局的时候，孝文帝就开始实行一系列更加彻底的汉化措施。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初二，他首先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不愿换装。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三月十九日，孝文帝的岳父，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联合陆叡等大臣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到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识破了他们的意图，严词谴责：“我在迁都之初，你们竟然出这样的主意，想陷我于不义。”他对这些大臣一律给予降职处分，同时下令将冯熙的灵柩迎到洛阳安葬。到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宣布了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他又责备留守洛阳的官员：“昨天我还望见妇女着夹领小袖的胡服，你们为什么不奉行上次的诏书？”群臣只得认罪求饶。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

不久前，广川王病故，他夫人早死，已葬在平城，有关部门请示孝文帝，广川王应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一项改革，代（平城及周围一带）人已迁到洛阳的，死后应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六月十九日正式下诏规定。南迁的移民，不管原籍在北方哪里，也不管原来是哪个民族，籍贯统统改成河南洛阳。

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易经》称“大哉乾元”，“元”就是老大，给皇家用最合适。他下令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通通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被完全消除。

同时，他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物——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鲜卑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的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的六个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汉族大家族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这样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些激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反他命令的竟是他的长子——太子元恂。元恂不喜欢念书，身体又肥大，嫌洛阳夏天太热，常想回平城去。孝文帝赐给的汉族衣服他不穿，经常偷偷穿上胡服。他的老师高道悦多次规劝，他非但不听，反而恨得要命。当年八月初七，孝文帝去嵩山，元恂就与左右密谋杀了高道悦，从牧地调来马匹，准备奔回平城。幸而被领军元俨发现，严守宫门，将他们堵住。孝文帝立即赶回洛阳，在宫里讯问，还亲自动手，和咸阳王元禧轮流打了他一百多板子，然后把他关押起来，要把太子废为庶人加以监禁。但反对派一直想利用太子，为了断绝后患，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只能把这个十五岁的孩子赐死。还有些贵族大臣，甚至密谋在平城发动叛乱，结果都被孝文帝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尽管孝文帝在两年以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过早离世，但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华夏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尽管鲜卑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它本身就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就是原来的拓跋氏，尽管经历了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魏、西魏等屡次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好几位杰出人物。比如在唐朝记载中找到的就有神童元希声，北门学士元万顷，名士元德秀、元集虚，学者中有元行冲，特别是著名的诗人元结、元稹，元稹是跟白居易齐名，被称为“元白”的。一直到金朝末年，还出了一个大诗人元好问。其他家族呢？在唐朝的宰相里可以找到好几个家族，像刘、窦、高、房、宇文、长孙、李、于、豆卢、元、独孤等十几支，其实他们都是鲜卑、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或者是与汉族通婚的产物，就连唐朝的皇室李氏也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

至于其他王侯将相，以至士农工商平民百姓中带有胡人血统的，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确切的分析，毫无疑问也是相当多的。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了汉族的一部分。正是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为汉族不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汉族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实际上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不再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存在，却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我们中华民族应该纪念华夏族的祖先，但同时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祖先，不应该忘记像孝文帝元宏这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孝文帝的南迁并不仅仅是首都的迁移，而是以迁移首都为手段、契机，进行了一场自觉地融入汉族的重大改革，并且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长安的建都史上，唐朝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时代，无论是都城的规模，还是它对全国以及对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影响，都达到了高峰。但是，唐朝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朝代在长安建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唐朝初年，甚至隋朝的时候，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长安作为一个首都的危机，还是老问题——粮食和物资的供应。翻阅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记载：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大旱，饥荒，隋文帝率百姓“就食”洛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关中饥荒，诏令百姓任意往各州“就食”。二年（公元671年），因上年以来旱饥，唐高宗赴洛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令诸府兵往邓、绥等州“就谷”，高宗与武后赴东都洛阳，不少随行的官民饿死在路上。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经常住在东都洛阳，武则天还曾迁都洛阳，改称为神都。所谓“就食”，就是就发接受粮食救济。

这是因为关中的粮食供应本来就相当紧张，相当一部分粮食是依靠关东从黄河逆流而上，经过三门峡天险，再进入渭河，同样逆流而上运到长安的。一遇到关中出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的情况，需要的供应量就更大。要在短期内将粮食运上去相当困难，成本也很高，还不如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粮食供应比较容易的洛阳接受救济。比较起来，还是这个办法方便，而且也更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