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设 土地的连接和分隔（1 / 2）

一讲到长城，大家往往想起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或者是明朝修的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特别是北京附近居庸关、八达岭那一段雄伟的长城。实际上，最早的长城比秦朝更早。

其实人类在战争史上，往往会根据地理条件，通过城墙、关隘、壕沟等工事来阻止对方的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卫。类似这样的城墙，在中国各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早期的城墙，比如长城墙，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就已经建起来了。这些城墙往往是利用了天然的地势，比如在山脊上面，或者在河边、谷地。

楚国宣称“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就是利用方城这一带的山势，建起了一道城墙。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靠近北方的几个诸侯国，燕国、赵国、秦国都已经建起了沿边的长城。秦始皇的时候，就把北边的长城连起来，并且进一步向西扩展。有些地段，因为跟匈奴之间的防线往北推了，所以建了新的长城，有些地方还不止一道，就形成了从辽东到临洮（今甘肃岷县）的这一道万里长城。

这本来是作为加强国家防卫的一个重要军事工程，对抵御匈奴南侵是非常有利的。那为什么修长城在秦朝末年会激起那么大的反抗？历代史家往往评论修长城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甚至认为这也是导致秦朝很快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

长城在军事上的作用，主要是阻止对方的进攻。因为匈奴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骑兵，如果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话，可以很快突破平时的防线，深入内地。长城至少起到了阻止作用，因为骑兵要一下子越过长城是不可能的，就是破坏长城也需要时间。

但是如果光有长城，没有士兵防守，没有烽火传递信息，那么阻止的时间是有限的。要在长城上扒个缺口也不难，因为那时的长城基本上都是土城，也不会筑得很高。所以长城的功能必须要与传递信息的烽火系统结合，并需要在适当的地方驻扎军队，以便到时候可以根据信息随时调动，去巩固边防，对抗入侵者。

要驻扎军队，就碰到很大的难题，好多地方原来是不毛之地，也不能就近生产粮食。而且靠近长城的那些地方，本来农业生产就落后或者人口稀少，没有办法就近供应粮食。而主要的粮食产地在太行山以东，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把粮食运到长城附近，满足修长城的人以及守长城的将士维持生活的需要。

北方没有办法利用水运，粮食只能靠人背，或者用牲口驮。由于沿途没有后勤保障，搬运粮食的人以及那些牲口，都要自带食粮、饲料，粮食能够真正被运到边疆并且留在那里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西汉时有人曾经计算过，说秦始皇时，要从今天的山东运输粮食到河套地区——新开拓的一个重点驻军以及修长城的地方。粮食运到的比例是多少呢？只有六十分之一。从山东运六十石粮食，到了河套只能留下一石。其他五十九石粮食到哪里去了？其中一半沿途已经吃掉了，士兵要吃，如果是牲口运的话，牲口也要吃饲料，沿途是不能解决的。如果牲口在路上死了，或者跑了，粮食就没有办法运了，所以主要还是靠人背。剩下一半粮食也不能全部留在那里，还得保证回来的路上有得吃。如果三十万人的军队驻扎在河套长城沿线，需要多少人、多少粮食保证！

另外，有些需要修长城的地段，没有那么多土，那么多石料，但按军事要求却必须修，需要的土石就得从其他地方运来。

明朝修的长城已经包砖了，就得专门生产城砖，当然没有办法就地生产，要在其他地方专门定制，烧好以后再运过来。我们到八达岭长城可以看到，有些城砖上面有某某府某某县造的字样，工程是相当大的。

长城的阻止作用，需要有其他功能配合。要及时报信，就得有烽火传递的功能。长城沿线隔一定的距离要修一个烽火台，或者一个哨所，当然得有人值班。燃烽火需要柴草，或者加牛粪、狼粪，发现敌情后按照预先约定的讯号或数目点火、放烟，一站一站接力传递下去。烽火台、哨所的人员、燃料是常备的，需要粮食、物资的保障，收到讯号后还得有兵可调，有武器可用，这样长城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或者守军抵挡不了敌军，长城就形同虚设。明朝末年，清兵动不动就进了古北口，不止一次杀进长城，最远的一次一直打到江苏徐州。其他朝代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有些地段的长城年久失修或者没有及时地修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防卫系统不全，该驻军的地方没有军队，或者军力太差，挡不了敌军。

尽管长城是个有效的军事工程，对保障当时政权的安全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的确劳民伤财。加重了百姓负担，当然会引起不满和反抗。秦始皇还不止修长城，其他大工程同时进行，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超出了百姓能负担的极限。

西汉开疆拓土，扩张到了河西走廊，那一带要建长城更困难，有些地方没有足够的泥土，只能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红柳和上泥。有的地段利用天然地势，依山傍岭，城墙本身就可筑得低一些。但在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一带，有水源，有土地，部队开展屯垦，就地生产粮食，不仅满足驻军和家属的需要，丰收年份粮食还可以外调。粮食供应解决了，长城的功能就有了保障。

明朝为了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和蒙古军队，保卫首都北京，修长城的质量最高，工程量最大，今天在居庸关、八达岭、金山岭等地看到的长城，工程浩大，有的地方还不止一道城墙，可谓固若金汤。长城沿线需要驻扎军队，明朝设置了九边，相当于九个军区。几十万名将士和家属常驻，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物资，是国家沉重的负担。明朝初年就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实行“开中法”，具体地讲，就是国家拿政策换服务。拿什么政策呢？盐引，因为食盐是由政府专卖的，就规定如果谁能够将多少担粮食运到九边，就奖励谁一份盐引——一定数量的食盐专卖配额。早期的徽商、晋商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把粮食运到九边，取得大量食盐专卖配额，成为大盐商。明朝用这种办法，比较稳妥地解决了九边的粮食供应，长城的功能才得到比较好的发挥。

所以长城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它反映了当时政权的综合国力，也离不开整个国家各方面的资源支撑。正因为如此，一旦长城失去了防范外敌的作用，长城内外统一了，变为一家了，就没有必要再花大的力量维修长城。我们看到，凡是长城内外已经成为一个政权的情况下，就不需要修长城，甚至连已有的长城要维护，当时的统治者都认为没有必要。

唐朝强盛的时候，北面的疆域一直扩张到蒙古高原以北，先后灭了东突厥、西突厥，西面的疆域扩张至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当然不需要在自己疆域内部修长城。元朝时，蒙古高原、东北、华北、河西走廊连成一片，都属于自己的行省，当然也不需要修长城。

清朝康熙年间，主管的官员报告，长城有些地段年久失修，有些关隘需要加固。康熙皇帝认为没有必要，还斥责他“糊涂”：我还要什么长城，蒙古不就是我的长城吗！现在天下一家，我依靠蒙古守卫我们边疆，还修什么长城？

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讲，长城防卫功能、军事功能的最终废弃是伟大的历史进步。

今天我们讲到长城，不能仅仅看到它历史上的军事功能，还要把它看成我们国家的一份珍贵的遗产，一项重要的文物。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长城的确曾经是一种象征，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一种坚强的精神，一种捍卫自己的领土、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精神。特别是在国家危亡、民族灾难的时候，万里长城就是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中华儿女抵抗外敌，坚持斗争，艰苦卓绝，巍然屹立。

另一方面，这么多年代久远、类型多样的长城及其附属建筑、遗址遗物，的确体现了先民的伟大创造力，在建筑、规划、工程、文物、文学、艺术、军事、经济、管理、社会、民族等各方面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遗产。

元朝统一以后，它的首都就设在今天的北京，称为大都。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来说，特别是因为元朝的根基在蒙古高原，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相当合适的。

一方面，它比较容易联系蒙古人的基地——蒙古高原；另一方面，它便于控制中国大陆。元朝未建前，首都还在蒙古高原上，如果要统治南方，路太远，成本太高。

但是在北京建都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北京周围，包括整个华北平原，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应首都的需要。况且作为首都，还得向边疆或军事要地调拨粮食，需求更大。

如果要依靠陆路运输，数量没有保证，成本太高，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水运。但是从北京到盛产粮食的江南，并没有一条直接相通的运河。隋炀帝开通的运河是以洛阳为起点，一条是从洛阳向东北一直到涿郡，也就是北京这一带；另一条是从洛阳向东南到江都，就是扬州。如果恢复这两条运河，运粮的船要先从扬州到洛阳，再从洛阳到北京，绕道路程长。而且到元朝时，这两条运河的好多段已经不通了，不能完全恢复。所以元朝就把这两条运河在山东这一段，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再加上人工开凿，把它们从河北、山东连接起来，形成了从北京经过今天的河北、山东、江苏，到达扬州，过长江后，再经过原来的江南运河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

从此，通过长江顺流而下的水运，可以把长江中游、下游的粮食汇集到扬州，然后沿运河北上。江南的粮食通过江南运河和长江三角洲的密集的河流，集中到大运河运到北京。

明朝、清朝继续以北京为首都，北京的人口比元朝的时候增加得更多，而且明朝有时还要给“九边”中长城东段的驻军调拨粮食，都是通过这条南北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来解决的。

清朝继续这个格局。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这条大运河，没有运河运输的这些粮食，北京就当不了首都。这条运河是首都北京的生命线，也是国家维持统一、维持中央集权制度的生命线。正因为这样，也得为这条运河付出不小的代价。

很多人以为既然运河通了，行船就很方便了。他们不知道一个基本事实，运河要经过山东丘陵地带，今天济宁这一带的海拔要比南北两面高出四十米左右。也就是说，从江苏北上的运河到山东济宁，要逐级爬高，水位要提升近四十米，过了这里往北，运河水位要逐级下降近四十米。

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一段一般要设立四十个左右的船闸。那时没有机械的动力工具，如抽水机、水泵这类，只能靠水闸拦放。船要通过两个船闸之间，只能靠人工拉纤，或者撑、划。上了一级船闸后，下一级的闸再打开，水位再升高一点，这样逐级升高。到了最高点，又要逐级往下放。

每次开闭船闸都要耗掉大量的水，还要人工启动闸门，人工拉船通过，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水。偏偏山东这一带本来就缺水，碰到干旱，水更紧缺。就是在正常的年份，要保证这一段运河有足够的水量让运粮的船过完，也需要另外找稳定的水源，在这一带建立水柜，就是水库，南四湖里相当一部分水就是提供给水柜的。但还是不够，附近的几百个泉眼的水都要收集利用，每一个泉眼有专人管理，称为“泉老”，他的任务就是保证泉水全部流入运河。

即使遇到大旱，周围的农田缺水，甚至生活用水都困难，但只要漕运没有结束，运粮船没有过完，就一点水都不能用。“盗用”泉水可以依法判罪。所以运河周围经常是农田荒芜，居民逃亡。

由于过一次船闸既耗水又费时费力，所以规定要凑满一定的数量，如满二百艘才开一次。额满了要等下一批，凑不满这个数也得等，要过三四十次船闸谈何容易，运河的效率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那么方便。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重要官员、使者、钦差通过，或给皇帝送贡品等，那就不受开闸标准的限制，随时可以破例开闸。腐败的官员依仗权势，或通过贿赂，也可以破例开闸。实际通过这一段运河的成本和时间比制度规定的要多得多。

还有一个矛盾，南北向的运河要穿过东西向的黄河，古代的水利工程不可能像今天的水利工程那样，可以修建架空的渡槽或在河床下修建隧道，只能直接从黄河两岸开缺口通过。如果这一段黄河的水位高，自然会流入运河，对运河畅通有利；如果黄河的水位低，运河的水不可避免会流入黄河，运河更缺水。

一旦黄河出现洪水泛滥、决堤的情况，水位必定很高，河水流入运河，虽然同时带入泥沙，但运河水位也升高，有利于漕运畅通。所以，只要当年的粮食还没有运完，就宁可牺牲黄河，暂不堵口修复。在“保运”与“堵黄”发生矛盾时，总是把“保运”放在首位。

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从航运的角度来讲是有利的，但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有利有弊，且以弊为主。特别是沟通了黄河与淮河，黄河决口改道时，黄河水往往通过运河流入淮河，甚至夺了淮河河道。大量泥沙堆积在淮河下游河床，等黄河又改道离开淮河时，淮河下游就全部淤塞，到洪泽湖就结束了。现在洪泽湖以下的入海水道都是人工开挖的。

又如海河水系，原来有多条河流分别入海，发生洪水时不会相互影响。后来曹操为了运粮开了运河，将几条河连通了，这些河的下游就逐渐淤塞，最终全部汇合在海河下游集中出海，造成海河经常性的洪涝灾害。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看到，运河对国家的统一，对北京的首都地位起了非常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对所有方面都是有利的。运河在沟通南北，促进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方面也是有条件的，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如说在运河规定它漕运还没结束，就是每年规定的粮食没运完以前，是不向民间开放的。就算是官方，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般也不能动用运河的运力，运河要等漕运任务结束以后才开放给民间。所以我们要明白，并不是从南方去北方、去北京的人都可以在运河坐船。如从江南去北京考科举的人，至多利用山东以南的运河，从山东往北大多只能走陆路。

在运河水量不足时，一部分漕粮只能在江苏淮安的清江浦“起陆”，就是从船上卸下粮食，装车从陆路运输，过了山东那些船闸段才重新装船。为了保证漕粮及时运到北京，只能不惜代价。一般来讲，运河的浙江、江苏段水量充沛，不存在运力不足的问题，一般都畅通，民间是可以利用的。但在山东、河北段就不一定了，民间或者一般的官方来往是不能够利用的，商船要等到漕粮过完后才能用，或者只能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才能破例放行，或者让漕船搭载私货。

正因为这样，朝廷一直在谋划取代这条运河的途径，但是都没有办法。元朝时曾经试运过海运，但没有成功。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的船都是没有机器动力的，在海上只能够靠风力，靠洋流，但是粮食在规定的时间要运到，万一风向不利、洋流不利或者时间赶不上，那就会威胁到首都的供应和国家的安全。还有，当时没有远距离通信工具，没有电话、电报等。一艘粮船，或者一队粮船到了海上后音讯全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怎么样，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到了清末，西方的轮船进来了，电报也传进来了。有了轮船、电报，可以从南方通过海上直接运输粮食到天津，然后再从陆路运到北京。通过沿途海边城市之间的电报联系，可以掌握运粮轮船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