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母亲之死（1 / 2）

自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皇帝先是以“元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当君臣双方各不相让又难分胜负，争斗得成胶着状态时，万历采取了两手抓，两手都不硬的软办法，以应付“国本之争”造成的朝廷危机。一是拖延之术。既然君臣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之事推迟，皇帝给出的理由是：王皇后还算年轻，说不定哪一天会感动天地，倏忽间生出一个大胖小子，太子自然就属皇后之子。另一个招数，便是对王恭妃母子进行残酷虐待。万历自己5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12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恭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胆敢问津。

此一境况，令臣僚们对王恭妃母子更加同情，对皇帝的做法不依不饶，甚至不惜豁出身家性命为此打抱不平，强烈要求立常洛为太子。面对纷乱如麻的奏折，万历无力应付，更找不到借口拖延，在激愤怨恨中，他与贴身宦官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搞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皇五子朱常浩[1]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即“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行“无嫡立长”之制。

万历搞出的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仅大失所望，而且感到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同儿戏一样对待？于是，廷臣们掀起了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策的奏章，接二连三送到皇帝御榻之侧，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皆是围绕以下三点进行辩解和抵抗：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根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所取信耶？！”言官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谓何？人主大信之道谓何？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如主耶？！”万历览奏，怒不可遏，当即下诏，把王如坚、朱维京贬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俱遭革职。

大学士王锡爵像

万历想出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期望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内阁的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先后离职，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良苦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深为抵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长子已经20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的信任，只有附会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却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旋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之谋，因此，王首辅立即遭到了群臣围攻。在众门生的再三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倒戈且破釜沉舟，迫使皇帝收回“三王并封”的决定。万历经过两天的思索，又在群臣冒死苦诤下，终于宣布收回“三王并封”成命。所谓的“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天，便寿终正寝。

王锡爵的忠靖冠服。1966年江苏省苏州市虎丘王锡爵墓出土。衣长128厘米、袖长116厘米、宽44厘米。胸前缀有补子

万历放弃“三王并封”圣旨以后，王锡爵在九个月中，先后十一次上疏，争请册立和预教。其中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奏疏中，特别尖锐地指出郑贵妃阻挠册立的不妥。这一奏章，把万历搞得既被动又气恼，他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明显为郑贵妃开脱。王锡爵显然有点用力过猛，不但引起皇帝不快，甚至几次大怒，朝廷臣僚也并不谅解他的反复无常，各种复杂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们的接连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被免职下台。

万历皇帝如此绝情又失国体的做法，引起越来越多的臣僚反对和进谏，但万历不但不答应常洛举行成人典礼，并阻止这位长子走出深宫，跟随翰林院官员学习读书。这一举动，令内阁及多数大臣强烈不满，呼声越来越高，言辞越来越激烈，在强大压力下，万历再次向群臣屈服，答应常洛出阁就读。

就在万历皇帝屡战屡败，将要一败涂地之时，他身边的宦官深知主子内心的不甘与挣扎，适时地献上一条锦囊妙计。万历一看，眼前是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此乃太子出阁礼所费。急红了眼的皇帝心领神会，立即把账单当作救命稻草，传谕内阁，谓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

这一盘大棋当众一摆，所有的对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无力反击，只好暂时认赌服输，以图将来。万历皇帝在几次退却中取得小胜，躲在后宫与郑贵妃长吐一口恶气之后，偷着乐了好几天。可惜这种令他舒心的光景并不长久，一年之后，在群臣重新组织的集团式冲锋、进攻下，万历的政治防线再度崩溃，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13岁了。

“国本之争”仍在继续，万历与臣僚之间仍是水火不容。转眼六年过去，朱常洛已长到19岁，成为那个时代的大龄剩男。但万历既不为之成婚，又不立为太子，一直用拖延之术糊弄群臣。群臣终于忍无可忍，公开结盟，构想反制之术。通过数月的追遁探究，结合大内宦官传出的消息，群臣们在综合研判后，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即王皇后经常生病，身体每况愈下，已向黄泉路走去。坐等消息的万历皇帝，通过眼线已心知肚明，打算一旦王皇后病逝，则由副皇后——郑皇贵妃继之。一旦郑皇贵妃晋升皇后，她的儿子常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而万历自和郑贵妃相爱后，就与王皇后不再有床笫之欢。既如此，王皇后的儿子又从何而来？显然，万历是在以时间换空间，不声不响地等待着他的一箭双雕之计获得成功。

这一毫无人道且违背礼教的阴谋，被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黄辉窥破，尚以“正义之士”自称的黄辉不能自制，遂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大丈夫气概，立即禀报给事中王德完，并说：“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意谓万历和郑贵妃遂愿，写在史册上，后人就会嘲笑朝中无忠臣。王德完听罢，同样认为兹事体大，遂叫黄辉写了奏章草稿，再由自己修改誊写后呈给皇帝。然，万历仍是不吃这一套，结果是“疏入，帝震怒，立下诏狱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忤旨，切责，御史夺俸有差。大学士沈一贯力疾草奏，为德完解，帝亦不释。旋廷杖百，除其名。复传谕廷臣：‘诸臣为皇长子耶？抑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扰渎。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立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