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1 / 2）

万历一朝及后来的几百年，世人对郑贵妃做过许多种评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郑氏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是出类拔萃、难有匹敌的。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帝国王朝封闭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做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恩宠，从众多祭坛之花中脱颖而出，反过来成为祭坛的掌控人——要想不被别人烹煮，就必须有能力烹煮别人，这就是帝国王朝祭坛的运作规律。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三日，郑贵妃生下的皇三子常洵即将满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明万历皇帝，请尽快册立皇长子，也就是王恭妃生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个不识时务的奏章，万历以“元子婴弱”为借口，明确批示推迟两三年再行册立。

二月五日，似乎是不明就里，或装作糊涂的大学士兼首辅申时行等再次上奏，重申早日册立国本，于社稷有益，又针对皇帝“元子婴弱”的借口，提出了解决方法，即可先行册立之事，至于太子出阁讲学，则可以推迟两三年再举行。万历对此只冷冷地批示“遵前旨行”，并针锋相对地于当日谕礼部：“贵妃郑氏，进封皇贵妃。”这一反常举动，使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立即出现巨大逆转，臣僚们在惊骇之余，心中不服，密谋一番，决定不再充愣装傻，索性与皇帝撕破脸皮，实施反制。于是，万历一朝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正式公开化。

对郑贵妃而言，生下常洵后被册封为“皇贵妃”，没有感到丝毫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做必要准备。消息传出，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皇次子朱常溆已夭折）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不成体统。这一异议自然引起万历的不快，青年皇帝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

由贵妃到皇贵妃，尽管只一字之差，但这个“皇”字却成为不可逾越的标志。明代六宫在皇后之下设皇贵妃一人，这个位置属皇帝侧室中最高的等级，地位相当于侧皇后或副皇后。如此规格和荣耀，册封仪式必须格外隆重。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万历皇帝面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然后在礼官乐师簇拥下，来到左顺门，两人以庄严郑重的态度把“节”和“册”，交给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太监，最后再由太监送到郑贵妃手中。在这隆重的册封仪式上，郑贵妃从太监手中接过上书“朕孜孜图治，每未明而求衣，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功”的“册”和金印时，惊喜中夹杂着感奋，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感情，玉手微微颤抖，喜极而泣。眼望周围的红墙黄瓦、松树飞鸟，想起当年进入紫禁城的青葱岁月，在人数众多的宫女和妃嫔中，是她以自己的努力和心计，夺得了皇帝的宠爱，直到有了今天的崇高地位。这份荣耀使她在回想自己为之付出的辛劳时，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如果自己与皇帝的情爱得以持续，儿子常洵当太子以至当皇帝，而她自己成为皇后及至皇太后，并不是不可企及的遥远的梦想。

万历皇帝盛年像

手捧册印的郑皇贵妃，就这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自己的大梦之中。与之相反的是，在关乎大明帝国前途险要的钢丝上，玩了一次霸王硬上弓的万历皇帝，对这次册封不免有些心虚，料定事过之后必定有人跳出来加以反对，因而心中忐忑不安。事实上，在郑贵妃儿子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遂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待朱常洛长到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不足两个月，郑贵妃即获得如此殊宠的地位，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从而动摇“国之根本”。臣僚们不愿因在这件事上的退缩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子孙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士。与此同时，万历猜测那一帮自认为“忠君爱国”的臣僚，必定在暗中蓄势待发，在恰当的时候给予自己一记重击。

事实证明了万历皇帝的预见和担心，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即上疏，给皇帝忐忑不安的一颗心，连同那颗热血沸腾的头颅，泼了一瓢冷水。疏中，姜氏言辞尖锐且直中要害地指斥道：“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反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理即不违，情即不废。”

意思很明显，姜应麟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要万历收回成命，以正视听。在接到姜氏上疏后，万历再次显现了他懦弱又刚愎自用的双重性格：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公平合理，没掺杂半点个人私情。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做勃然大怒状，气冲冲地召集身边的宦官，似发火又似解释般地恨恨说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边说边用手不断地敲击书案。宦官们出于对皇上身体的考虑和表达自己的忠诚，不便在此等事上插嘴饶舌，只是例行公务般不断地叩头，求其息怒。万历觉得他的苦心表演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还是以不服输的姿态降下旨意说：郑贵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于她敬奉勤劳，此事与立皇储毫无关系。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朕有私心，应降处极边。

中国封建帝国绵延二千余年，历朝历代的臣僚无不钩心斗角，尽显排挤打击之能事，尤其在“立储”的政治决战中，更是拉帮结派，互相攻伐，直至拼个你死我活。但发生在大明万历一朝的“立储”事件，却显得有些另类，大多数臣僚竟观点相同，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反对册立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按照当时朝臣的思维方式，太子的储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国本”是值得以身家性命去争取、维护的，如果因为谏阻而被皇帝下令拖到殿前当众在屁股上施以板子，直至鲜血淋漓，甚至死去（杖毙），应视作“诤臣”的光荣而不是耻辱，因了这份光荣，就有可能永载史册，或博得个永垂不朽的声名。姜应麟此次上疏阻挠，虽然没有被拖到殿前挨板子，却也拂了龙须受到贬谪的处分，若无人出头替他鸣冤叫屈，对饱读史书、深知礼教、食国家俸禄的大臣来说，是极不光彩的，无论是出于礼教还是道义，都需要有人站出来据理力争。于是，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一干臣僚，联合上疏为姜应麟开脱，替王恭妃鸣冤叫屈，指责皇帝对此事不公，其结果是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大有不改变立储人选誓不罢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