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2 / 2）

故宫午门广场旧影，明代实施“廷杖”之处。明代廷杖的规矩，是由太监监刑，“令锦衣卫行之”。彼时午门前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凡朝臣中有违背皇帝意愿者，即令锦衣卫当场逮捕，并在午门中央甬道的东侧行刑拷打，然后下“诏狱”等候处决。一般受廷杖者十之八九会被当场打死。有关廷杖的具体细节和方法，《明史·刑法志》所记颇详

面对野火一样四散燃烧的舆论，与一批批直而上疏的勇士猛臣，躲在深宫的万历尽管心中极其恼火，却不再以火攻火，而是采取了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的态度，以示对抗。对于这个战略战术，时人颇不理解，而四百年后的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却做了这样的破译：作为万历皇帝，他对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的作为越来越“出格”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的当朝皇帝，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论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掉进误国误民的阴沟里不能自拔。

而在万历这边，自从他大着胆子敢冒群臣谏阻，甚至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从而引起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几乎一致的反对与阻击后，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无论是面对一帮整天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的庸臣，或自称为清官循吏、照本宣科的糊涂蛋，还是临朝听政，看臣僚们表演般啰唆不停，皆感到十分厌恶。因而，年轻的皇帝索性一头扎进郑贵妃的怀抱，在昏睡的迷离与梦境的高山大海间来回游动，以此换取短暂的快感。至于现实的大明江山是否洪水滔滔，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之后，万历皇帝开始以头晕目眩、行动不便等理由，不再举行早朝，亦不接见臣僚阁老，对朝政任性地撒手不再听闻。

既然当朝的各色臣僚敢在人前背后，悍然放胆抨击万历的日常生活，乃至个人隐私，具有欺上罔下、内奸外诈传统的大内宦官，也按捺不住心中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欲望，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向外廷传递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特别是与郑贵妃的闺闱秘事。臣僚们认为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躲在后院深宫不举行早朝，亦不召见阁臣面陈议事，整日浑浑噩噩，混天熬日头，甚至破罐子破摔，以此种战术与群臣对抗，这成何体统？必须拖将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群殴，以重锤敲击即将蛀蠹、糟烂的破鼓，才能使这个走向邪路、昏庸无为的皇帝起死回生，达到化腐朽为神奇之效。于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以职责在身，不敢不谏为由，大义凛然，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首先起而上疏，慷慨陈词：“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礼’。臣愚捧读，惊惶欲涕。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

大帽子与大道理一一扣下之后，卢洪春接着点明了具体细节与要害：臣前些时候就听到传言，说陛下由于骑马被摔下来伤了额头，从而托词“头眩”，不举行早朝。若果真如此，以一时的快乐，而忽视了对天子安全的考虑，为患尚浅。但如果是陛下所说的“头晕目眩”，危险可就大了。最后，卢洪春板起面孔，严厉指责道：“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则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

这番话，卢洪春俨然已经不像是一个臣僚在劝谏皇帝，倒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在训斥一个不肖子孙。在卢洪春或者与卢氏同道的官僚集团看来，作为一个忠臣的极致，便是“文死谏”，作为一个良将的极致，便是“武死战”，此亦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礼教奉行的“忠义守节”，如此方称得上是真正的“忠臣良将”。而在此时的万历皇帝看来，这些个所谓的“忠臣良将”，都是沽名钓誉、小夫蛇鼠之辈，并不知真正的大义和家国情怀为何物。如果说死战之将乃“疏谋少略”之辈，死谏之臣更是“浊气一涌”之流。这些狐鼠之辈，沆瀣一气，打着“我为你好”而不惜赴死的旗号，行不仁不义之事。更令万历怒发冲冠的是，卢洪春居然敢把自己不举行早朝一事的原因，归结到贪恋女色上，如此张扬，自己如何为人君父？如不采取断然措施，谁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马嵬坡之变”？谁又能禁止臣僚或子民，明目张胆地骂自己是贪色误国的唐玄宗呢？

想到此处，万历急火攻心，差点晕倒。少顷，诏令把卢洪春拖出午门外重杖六十，然后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管阁臣还是御史们如何劝说呼救，都无济于事。卢洪春成为万历皇帝真正独立执政后，第一个因为干涉皇帝“私生活”而遭廷杖的大臣。自此之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敢于置喙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甚至想要组织集团力量对自己加以群殴的大臣们，最主要、最凌厉的回击手段。

历史的诡吊处在于，尽管万历回击的手段残忍而决绝，但并没有扼制住文官集团继续反攻的狂潮巨浪，其因正在于“杀君马者道旁儿”的社会价值观。大臣们被廷杖、贬谪，甚至被打死之后，其人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名动天下，并且由此名垂“竹帛”。为此，甘为自己日后永垂不朽而冒险放手一搏的“忠义之士”与投机者，大有人在。大臣们如此飞蛾赴火般前赴后继，冲进冲出，没有丝毫退避服软的气息，使忙于回击的万历皇帝，先是感到精疲力竭，继之是无可奈何，甚至产生了几分恐惧，头脑中存在着的那点幻想也随之破灭。既如此，万历决定不再费尽气力，与臣僚们硬碰硬或虚与委蛇，干脆学鸵鸟的办法，面对紧追不舍的巨禽猛兽，把脑袋插入沙坑不理不闻，好好享受眼前的每一秒钟，管他下一秒是死是活，乃至死后洪水滔天。

皇帝如此，作为在这场“国本之争”中，实际处于主角位置的郑贵妃，又是如何念想的呢？当朝留给后人的史料显示，郑贵妃处于一种备受皇上宠爱的地位，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这是肯定的。既然有希望，聪明过人的郑贵妃，就不会放弃任何努力，且她坚信在自己二子不幸夭折时，皇帝向自己所做的“若再有生子，必立为东宫”的盟誓，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对那些意志坚定，非要一条路走到黑的大臣们来说，挫败郑贵妃的“阴谋”，如同阻止一个败坏朝纲、危害千秋帝业的“魔鬼”。在他们看来，郑贵妃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对本朝的危害，要比日渐严峻的边患和强敌入侵更为严重，他们认为这个道理是不会错的，如果有错，就是郑贵妃以及力挺郑贵妃儿子做太子的当朝皇帝的错。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就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即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一年之后，辽东巡抚注意到东北边疆一个年轻的部落首领正在开拓疆土，并不断吞并附近部落，认为此人必成明朝的心腹大患，遂以戡乱之名派兵围剿。想不到明军中途发生内讧，边患未除，几乎全军覆没。此事上奏朝廷，并未引起万历皇帝及臣僚的重视，随着“国本之争”的加剧，君臣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更没有人理睬边患之事，这给了那位部落首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继续大胆放肆地吞并其他部落，并萌生了建国立号，与大明一决雌雄的野心。因此，这位年轻的部落首领开始创立文字，完善军队制度，研究攻防战略。这个人，就是日后的清太祖努尔哈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