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陵园（2 / 2）

当木夫将山壑间的楠木砍倒之后，要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做过如此陈奏：“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奏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其凄苦悲惨之状，不忍听闻。

与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为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此举不仅使各处建筑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史载，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制作过程相当复杂，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元代时，北京就建成了专门烧制琉璃品的厂窑。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这个厂址和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嘉靖皇帝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在总体上却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其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祾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要粗大得多。就定陵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令后人赞叹不已，堪称中国建筑史上极具特色的杰作。

据梁份《帝陵图说》载：定陵陵寑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陵寑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祾恩门。祾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祾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掖门。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虽重修，但在原来的基座上，缩小为五间，后再度损毁，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成祖朱棣的长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只是，天不遂人愿。定陵的修建，给大明帝国与治下的臣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并成为天下大乱、家破国亡的导火索。此点，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定陵兴建不足三年时，首辅申时行、工科给事中孙世祯，即在奏疏中提醒过万历皇帝，其大意是说：“数年以来，或见征、带征并督于一年；或本色、折色并征于一时。因而造成平民生息休养之无术。而所受的鞭笞棰楚之苦，却日有所闻。平民之生计，真可谓艰难至极……国费有经，民力有限，人之负担，历任百斤者，不能胜任一石。近年以来，赋税渐有所增。如户部草料之加增，工部烧造之加增，金花银内供之加增。反复加增，造成财诎民穷。平民百姓对正常赋税尚不能完纳，而额外之加增又怎么能负担呢？……近来问刑及盘查官吏，多滥受词讼，罗织罪名。有一词而破数家人者，有一事而累数十人者。甚至立毙杖下，瘐死狱中，无辜之民倍受其害。”又言：“今岁以来，水灾异常，到处有流离死亡之徒。”又言：“山西、陕西、河南，赤地千里，大江南北庐舍漂流。民穷生乱，势所必然。今陕西有四夷流劫之乱，山西有矿徒聚拢之乱，河南有饿民抢麦之乱，直隶有树旗剽掠之乱。有谓‘做贼死，不做贼亦死’而号召聚众起来造反者……”

世间乱象和臣僚的提醒，万历不但没有令陵寑工程停止，反而谕令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寿宫工程浩大，未有次第，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

工部接旨，一向驯服的臣僚，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抗旨不遵：“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言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急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闲也。”

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实行“开纳事例”，不惜以卖官筹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者，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等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欺压百姓、掠夺私人和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末吏治严重不纯，民众怨声载道，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但此时的万历皇帝为了兴建自己的陵寑，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八百万两，相当于大明王朝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