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语（2 / 2）

由于历史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程韬光的史传倾向于追求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风格，他的书中不仅涉及大量的传统医学知识，涉及物性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以及植物的药性与人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体相生相克的专门知识，也大量涉及地方掌故、民俗民风和历史事件。要而言之，一切停留在书面上的文献都被叙事与虚构有效地文学化了。如同程韬光往常的史传一样，《医圣张仲景》也采用了“章回体”形式，使用的依然是“浅近文言”，一些四字句和某些诗意性的描述，使作品显得凝练，而“章回体”形式，则使全书显得古风浓郁。

优秀的史传，无异于阐述文学虚构叙事的伦理意义。这就是程韬光多年来潜心致力于书写古代诗人和先贤传记的用心之所在：无论怎样的善恶二元论或人们有着怎样的遭际与苦难，他们最珍惜的是言与道的力量，最信奉的是圣言与天理昭彰的逻辑，当张仲景拨出腰间的青铜屠龙匕，并说出“遇涝减三尺，逢旱加五寸”的“诊金清单”，一个“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医圣形象，就跃然纸上。

当我们《医圣张仲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人，他说出的言语有慰藉的力量，他开出的药方有医治的疗效。而在这位医圣身上所洋溢着的伦理力量，才是真正的济世救人的良方。正如程韬光笔下的张仲景所说，“华佗让我转告太守，要以礼乐安民，礼乐亦可治病救人”，对于伤寒瘟疫，张仲景或许有药到病除的良方，而面对战乱，面对腐败，面对混乱无序的世界，医圣意识到，礼乐亦是济世良方。要言之，程韬光所着力之处，不唯张仲景的高明医术，而是其沉潜的医道。在程韬光看来，医术有时代的变迁更迭，而医道则将与世长存。

当疫情已去，临近结束之际，程韬光描述道：

神医华佗托一老乐师给医圣送来千年桐木，身为长沙太守的医圣心领神会，他对一起抗疫的同道说道：

“长沙疫情已去，抑制豪强、加固城垣、开集市、免赋税我已逐个落实，只有兴学校、举礼乐尚且未能办理。还请文学祭酒、司马乐正助我。”

司马毫惊诧：“文学祭酒？乐正？”

张仲景扯起司马毫，“我要大兴郡学，舍你而谁？”看着千年桐木，“你还须为我制琴，助我开堂坐诊。”他一边说着，一边帮司马毫背起古琴，收起千年桐木，一起走向龙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