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语（1 / 2）

——程韬光《医圣张仲景》读札耿占春一种来自祛魅的文化现代性，一开始就设定了一种巫与医的背离，也预设了医治身体与救赎心灵成为了一体两面的问题。既能与鬼神交通又采取技术性治疗的“巫医”，成为历史遗存和远古神话。“治未病”“刮骨疗毒”，这是来自“秦越人”的一种代际间的医术传承。在程韬光笔下，恰如张机在成长为张仲景之前所领悟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当张机告别巫医传统走向与礼乐并行不悖的医道之际，他也不再忧虑自己的生计而是为苍生社稷而忧患时，他的那颗仁心就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在一个世俗利益高度固化的社会里，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中，张机根本没有追求权力和仕途的野心，也不曾畏惧那种权威和毁灭性力量，而是在他置身其中的社会，医者张机艰难地走上了一个仁慈神灵的位格，通过程韬光合理的历史想象，立志“达则为良相，退则为名医”。在时代的疾患中，最终这位医圣不仅医治身体的疾病，也医天、医世和医人。他似乎不再仅仅是一个医者，而是被文学的历史想象“复魅”的通天人之际的圣贤。

对诗学、社会历史和医学之间关系的认知，使用价值论的语言或文学语言来写出有价值的文化作品，是程韬光书写张仲景传记的一个内在驱动力。十几年以来，程韬光已出版了大部头的《太白醉剑》《诗圣杜甫》《刘禹锡传》等，亦在初步完成了《长安居易》和乐圣朱载堉等史传之后，恰逢其时地完成了这部《医圣张仲景》。从程韬光的书写对象来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贤人格现象深感入迷，他在诗圣、乐圣和医圣的传记经验上体会颇深，用心至为真诚。这些人物在性格与时代方面的差异甚大，但他们亦有某种根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类苦难与不幸的感同身受，而且在诗学、音乐和医道上，创造了某种与人类苦难携手并行的文化典范。

在这些作品中，寥寥数语就把主人公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到周围的事物和场景之中，对程韬光来说，写作就是具象化某些特殊场景的过程，读者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风格和用语。从诗圣、乐圣到医圣传记的书写，亦是循着“诗心”“乐心”触及到医者“仁心”的心灵轨迹。程颐曾感叹古之人为学易，“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仪以养其心”，作为今之学者的程韬光而言，书写张仲景传记是一种从“药理”入手，对“只有义理以养其心”的尴尬局面的匡正，用诗学和医学来养其心，这是一种语言上的“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通过医圣的史传叙述，程韬光提出的疑虑不再是“人有病天知否”，而是“天有病人知否”。

而医圣张仲景，深切意识到天人之际出现了疾患，天人合一的状态或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遭到了毁坏。在程韬光笔下的医圣张仲景看来，正如杀人如麻的战乱带来了横尸河道导致的水流污染，成为疫病的传染源一样，在瘟神——恶行——腐败——贪婪——奸诈——谗言——匪乱——……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式的连续性；就像在无辜者蒙冤、忠良者受害与无能宦官集团得势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疫患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这正是传记中所描绘的“人病关天天亦病”的恶性循环。

故而程韬光笔下的医圣在行医之际便要深究天人之际，探究医理与天理之间的一致性。在张仲景这里，能够医术救人尚且不够，尚须有医道补天。但正如这部中的张机所说，“我虽有医天病之志，也须先从医人、炼心入手”。

为医圣张仲景立传最深切的写作动机，显然有着程韬光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关切，新冠病毒肆虐的当下世界，促使作家的思考从历史和医药典籍里寻找济世良方。程韬光“将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古人对接，去寻找精神的共鸣”的写作初衷，不仅仅是一种医学上的对患病肌体的医治，也上升到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层面对“社会肌体”健康的持久关注，颇为契合从“认识你自己”的古训到身心层面“关注自我”的当代思想转向，亦体现出作家对医药与社会、医学史和自然史的思考，以及对天人之际及其内在关联的睿智洞察。可以说，程韬光《医圣张仲景》这部史传，写出了一部社会史与心态史相融合的“心灵史诗”，并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投射出仁者性格和民族精神。

与程韬光的其他作品相比，《医圣张仲景》这部长篇，再一次体现了他利用“批评意识”、“移情”或“共情”能力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使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学话语的层面上得以复活；再一次凸显了他对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化”叙事的魅力。《医圣张仲景》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加以虚构，尊重历史事实，又依靠想象和虚构来彰显一种“艺术真实”。因此，《医圣张仲景》既是关于张仲景的文学传记，又是一部灌注了作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史传。基于历史也基于现实，基于想象也基于事实，并且把这种想象力和人物形象的理解一起赋予了读者。对于史传而言，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艺术真实”，另一个是缺乏诗意性。两个问题叠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历史人物的“文学化”程度不够，使作品失去了感染力，也无法调动读者的感受力，成为历史与虚构的大杂烩。因此，优秀的历史家必须要解决“文学化”程度不充分的问题，将历史充分文学化，关系到史传的文本能否立得住、能否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优秀的史传家，能够将历史充分“文学化”，将审美意识形态灌注到叙事文本中去，尽力去向着“无韵之离骚”的美学标准无限地趋近。

使文学完全统摄历史，或者在历史的脉络里呈现历史人物的生命体验、风骨和品格，在一个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呈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和意识，或者说用一己之力和一己之灵魂复活再现一个人的命运，进入他的需求并与其进行精神上的“象征交换”，亦恰如发生在天人之际的象征交换，“人病，天亦可病，天病表在云雨，根在人心。风不调雨不顺，则人间万物不盛。人心纷乱，正道不畅，即使风调雨顺，也会成为人间地狱。龙司云雨，龙病表在雷电，根在天病。雷者，天地正声，诛邪除恶；雷电不发，导致人间灾疫丛生……”，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史传，就是一种“死亡的引渡”和与死亡进行一种可逆性的抗争。作者的内心感受和世界观，体现出传记中医圣张仲景的思考与内心感受，终至合二为一，从而使历史事件在文学的框架和虚构的氛围里荡漾开来。作者就像一个“天真的和感伤的家”，这种“天真的”和“感伤的”观念萦绕着一种独特的氛围，作者和读者在这两种心态之间不断徘徊，他在叙事虚构中确立一种“自传式的虚构写作”，在疫情蔓延的时期，与读者分享有关疾病与身体感知的生活体验，这些感知的瞬间涵盖在张仲景“不为仕，愿为医”的初心中，也呈现在程韬光所描绘的医圣的生活场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