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2 / 2）
他下诏让刘义康进宫，进宫后便将其软禁在中书室，事先得到消息的殷景仁，完全没有了病态，整理好衣服鞋帽，随即得到刘义隆的召见，让其全权负责清理刘义康的党羽。
第一个被抓的是在服丧期的刘湛，他前脚刚入狱诏书紧接着便到，说他：“合党连群，构扇同异，附下蔽上，专弄威权，荐子树亲，互为表里，邪附者荣曜九族，乘理者推陷必至。旋观奸慝，为日已久，犹欲弘纳遵养，冀或悛革。自迩以来，凌纵滋甚，悖言怼容，罔所顾忌，险谋潜计，睥睨两宫。……便收付廷尉，肃明刑典。”诏书宣读完毕，随即将其投入狱中，接着在狱中杀掉，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三个儿子。
当天夜里，宋文帝刘义隆还召见了一个人——东掖门队主沈庆之，他听闻皇帝召见，穿着一身戎装来见，刘义隆看到他如此装束，吃惊地问道：“你怎么穿着这样的装束？”沈庆之回答道：“陛下深夜召见禁军将领，定有急事，不能穿便装。”沈庆之足够敏锐，刘义隆召见他，就是让他逮捕并诛杀刘斌、孔胤秀等人。
宋文帝刘义隆终于露出了他可怕的一面。
刘义康亲信中唯一得到保全的是徐湛之，他能活下来要感谢他的母亲会稽长公主刘兴弟，她是刘裕和正妻臧爱亲所生的唯一女儿，年龄要比刘裕的其他子女大许多，刘裕生前对她极为宠爱，因此她在皇室宗亲中的地位相当高，当年刘义隆出征讨伐谢晦时，就请这位大姐总揽六宫，家中重要的事情都要与之商量。
徐湛之与刘义康、刘湛走得很近，关系甚密，所以他原本也在诛杀名单中，徐湛之为了保命只好求助自己的母亲。刘兴弟听到儿子将被处死，热血直往头上涌，她立即进宫面见刘义隆，一见到皇帝弟弟便大哭不止。
当年刘裕为了给后代树立俭朴榜样，曾经把自己穿过的布衣给了刘兴弟，告诉她说：“如果后代子孙有奢侈不节俭的，就把这个衣服拿给他看。”在这个关键时刻，刘兴弟拿出这套衣服，丢在地上给刘义隆看，哭诉道：“你家本来很贫寒，这是我母亲为父亲缝制的布衣，如今，你家有了饱饭可吃，就要残害我的儿子。”
刘兴弟这一招果然管用，刘义隆见状也大哭起来，徐湛之得以保全性命。
经过这一夜的腥风血雨，刘义康已经无法在建康城待下去了，杀掉刘湛后，刘义隆派人到软禁他的地方宣读刘湛等人的罪行，接着不少大臣奉命来规劝他主动辞职，这样兄弟俩都有面子，不至于搞得太尴尬。刘义康别无他法，只好提出辞呈，刘义隆等的就是这个，立即下诏任命刘义康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
刘义康接到诏书，在动身之前来到皇宫向刘义隆辞行，这是事变发生后两人第一次见面，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俩，没想到会闹到今天这般境地，刘义康有许多心里话，他一再给皇帝哥哥解释自己根本没有谋逆之心，但刘义隆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失声痛哭。
刘义康登船后，宋文帝刘义隆派慧琳和尚前来送行。刘义康问慧琳和尚：“我还有回京的那一天吗？”慧琳和尚由此发出一声感慨——“我真恨你没有读过百卷书啊！”
不爱读书，的确是刘义康最大的短板。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多少受到了老爸刘裕的影响。刘义康是“读书无用论”的坚定支持者，不仅自己不爱读书，也不太喜欢文人，当上宰相后，重用的都是办事能力强的下属，并不看重是否有文才。
有一次，名士袁淑去拜访刘义康，刘义康问他的年龄，袁淑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对刘义康说道：“邓仲华拜衮之岁。”看到刘义康一头雾水的样子，袁淑只好说：“陆机入洛之年。”刘义康照样不知其所云，颇为愤怒地说：“我不读书，你就不要和我讲这些历史典故。”袁淑感到很失望，觉得身为宰相的刘义康竟然连东汉辅佐光武帝的名将邓仲华和西晋大文豪陆机都不知道，在他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刘义康到了豫章后，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一些政治待遇得到保留，有些朝廷大事也向他通报，刘义隆时不时还赏赐他一些礼物。
但这一切都是表象，不要忘记，宋文帝刘义隆最擅长做的就是“表面文章”，但他的障眼法没有瞒过一个人——会稽长公主刘兴弟。有一次，她与皇帝弟弟欢宴，正当说得开心的时候，刘兴弟离开座位，突然向刘义隆磕头行大礼。刘义隆感到莫名其妙，刘兴弟说：“车子(刘义康的小名)晚年之时，肯定不会为陛下所容。今天，老姐姐请求陛下饶他一命。”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刘义隆看到最为敬重的大姐这个样子，发誓道：“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违背了今天的誓言，那就是辜负了初宁陵！”初宁陵是刘裕的王陵，刘义隆向老爸的亡灵发誓，表明自己一定会说到做到。他下令将宴会上的美酒封存起来，派人送给刘义康，并附书信说：“会稽姐姐饮宴时思念弟弟你，现将所余美酒送给你品尝。”
后来的历史表明，刘义隆的毒誓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会稽长公主这一闹还是起到了作用，至少在她去世之前，刘义康安然无恙。
转过年来，刘义康上表请求辞去江州刺史，宋文帝刘义隆求之不得，不假思索地爽快答应，任命其为交州、广州、湘州之始兴诸军事，这个名头听上去有些唬人，但由于没有刺史的实权，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职。自此，刘义康的权力之路基本到头了。
刘义康主动辞职，想必已经看清了形势，他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觉得保全住自己和家人性命应无问题，但读书甚少的刘义康，还不能完全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十年中他一直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的滋味，更不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上次逃过一劫的徐湛之立功了！他告发范晔、孔熙先密谋拥立刘义康，刘义康由此被废为庶人，流放安城郡(今江西福安)。
这位范晔，便是编著《后汉书》的那位大牛人。他出身于高门士族，父亲范泰是东晋名士，很受刘裕的赏识，遗憾的是，范晔的生母只是范泰的小妾，地位很低，以至于范晔是他老妈在上厕所时生产的，他的额头因此被砖头碰伤，于是乎得到一个小名——“砖”。人们称他为“范砖”。
这个名字真心不好听！
范晔不仅小名不雅，长相也不尽如人意，身高不满七尺，又黑又胖，发际线从小就比较靠后，再加上有点罗圈腿，实在有些对不住观众，因此小时候经常遭到白眼。但老天关上一扇窗同时又打开了另一扇窗，范晔天生聪颖，又非常爱学习，史书上说他自幼博览家中藏书，又“善文”，精通隶书，又通晓音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算是一个全才。
范晔仕途起初并不顺意，做的官都不大，这和他的脾性有很大关系。他性格倔强，桀骜不驯，一副爱谁谁的样子，连皇帝的账也不买。刘义隆知道范晔擅长弹琵琶，多次暗示他弹奏几曲，换做他人，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如果让皇帝成为自己的粉丝，很有可能在仕途上坐上快马，范晔却无动于衷，好像根本没听到一样，搞得刘义隆最后没办法，只好对他说：“我来唱一曲，你给我伴奏吧。”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范晔只好秀一次，但等到刘义隆歌声一停，范晔立马停止演奏。
这样一位奇人，为何会走上叛乱之路呢？说来也怪，范晔并不属于刘义康的小圈子，相反，他的仕途曾因为刘义康受到过重大挫折。当年刘义康权倾朝野，他的母亲王太妃去世，范晔参与料理后事，他与其弟范广渊轮流值班，这兄弟俩或许觉得无聊，便邀请了几个朋友躲在屋里喝酒，这已经算是违规，更为甚者，几位喝高后竟然打开窗户以听外面的挽歌为乐，这事传到刘义康的耳中，肺都快被气炸了，下令将范晔贬为宣城太守。六年后，范晔重新获得刘义隆的重用，被调回京，一路升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刘义康失势后，作为曾经的“受害者”，范晔本应该偷着乐，怎么会密谋拥立刘义康呢？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此人叫孔熙先，据说他是孔子的后人。他的父亲孔默之担任广州刺史时，曾获罪，但得到彭城王刘义康的相救，所以他对刘义康感恩戴德，一心想着报答他。
同时，孔熙先深通占星术，他根据天象判断，刘宋王朝将会骨肉相残，江州之地会出现新天子，而刘义康恰恰被贬到了江州，这两个因素叠加，使得孔熙先铁了心想拥立失势的刘义康为皇帝。但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员外散骑侍郎，单靠自己促成此事纯属异想天开，必须找一些强有力的外援，他于是想到了太子詹事范晔。
为了拉拢范晔入伙，孔熙先煞费苦心，充分调研后知道范晔有两大爱好——钱和女人。于是，孔熙先对症下药，通过范晔的外甥谢综的引荐，见到范晔，故意和范晔赌钱，不断输钱给他，爱财的范晔果然心动，渐渐与孔熙先成为密友，在取得了范晔的信任后，孔熙先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范晔起初没有答应，他对刘义康素无好感，更关键的是谋反是灭门的大罪，他犯不着为了刘义康将自己和家族的身家性命全部搭进去。对范晔的反应，孔熙先早已准备，他知道范晔一直觉得范家属于名门望族，所以总是想着与皇室联姻，但刘义隆压根儿不搭理他。
孔熙先在这上面做文章。他对范晔说：“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意思是说范晔祖上很清白，皇帝却不愿与你联姻，这是因为皇帝根本没把你当人看，你却为何还想着为皇帝献身呢。
这番挖苦果然奏效，范晔脑子一热就加入了孔熙先的阵营，孔熙先还联络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刘义康当年的亲信，靠着自己老妈才保住人头的徐湛之，他们商议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择机动手。
有一天，宋文帝刘义隆设宴与衡阳王刘义季话别，他们事前决定在这场宴会上发动政变，宴会中已经被策反的刘义隆身边的侍卫许曜，把佩刀拔出一截，向范晔使眼色，就等范晔点头，但关键时刻范晔了，他不敢抬头看许曜，始终没能发出信号，一场密谋已久的政变就此流产。
两个月后，事情终于败露，告密者是徐湛之。
刘义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下诏“便可收掩，依法穷诘”，范晔被捕后，先是拒不认罪，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孔熙先的身上，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刘义隆将他亲自书写的造反书信文告丢给他，范晔才哑口无言。
狱中的范晔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首走过的路，他颇为感慨地赋诗一首：“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无识。好丑共一丘，何中异枉直！岂论江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范晔意识到人头落地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写道“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就是说自己虽然不能像嵇康那样在临刑前弹奏《广陵散》，但是希望能够像夏侯玄一样，面对死刑能泰然自若。
不过左等右等，过了二十多天，还是没有要杀头的消息，范晔心里又泛起了些许希望，此时有狱吏故意逗他说，外面有消息说范晔不会被杀头而会改为终身监禁。范晔喜出望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孔熙先、谢综觉得他太傻太天真，笑话他说：“你以前卷着衣袖，瞪着眼睛，顾盼驰骋，自以为是一世英雄，现在却如此怕死，就算皇帝赐你活命，身为人臣而图谋不轨，又有什么脸面活着呢？”
范晔没高兴几天，行刑令便下达，范晔死到临头还关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在刑场上被排到第一位，问身边的孔熙先、谢综说：“今日这个顺序，是按照官位的高低排的吗？”这问话搞得外甥谢综哭笑不得，只能说道：“你是贼头，当然第一。”
范晔死时四十八岁，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孔熙先、谢综的儿子、兄弟和党羽。
范晔被捕后，刘义隆下令查抄他的府邸，发现他所用的各种乐器服饰，无不精美；他的歌伎姬妾穿戴华丽，他的生母却住在陋室里，只有一个柜子里堆着烧火的柴草，兄弟子侄冬天连被子都没有，叔父大冬天里还穿着单衣，反差巨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原来历史上留下盛名的范晔，不仅不忠，还是一个不孝不义之徒。
作为一个“精炼周密、颇有创新、文采横溢”的历史学家，按说范晔写了不少历史人物的荣辱沉浮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汲取其中得失。他曾评点东汉时期史学大家班固，范晔写道：“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就是说：“班固当时叹息司马迁博学多闻，却不能以智慧让自己免除宫刑。可班固本人也身陷囹圄。可见，人容易看得清远处，却看不清自己眼皮底下的事。”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范晔自己更是“致论目睫”，而且结局比司马迁、班固更为惨烈。
范晔、孔熙先被处死后，下一个倒霉的便是刘义康，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刘义康参与这场未遂政变，但孔熙先、谢综等人拥戴的是他，就凭这一点，他也很难脱得了干系。宋文帝刘义隆将他废为庶人并流放，将宁朔将军沈邵封为安成公相，带人看护他。自此，刘义康基本上丧失了人身自由。
刘义康又一次意识到多读书的重要性，在安城郡他读到了西汉时淮南厉王刘长的故事，突然联想起自己的命运，掩书叹息道：“前代也有此事，我却不知道，我获罪也是应该的。”
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吕后专权时大肆迫害刘邦的其他儿子，最后只剩汉文帝刘恒和刘长，汉文帝登基后对这个唯一的弟弟甚为宠幸，刘长由此昏了头，他毫无规矩，不仅直呼文帝为“大哥”，出入仪仗也向皇帝看齐，自己封地的官员不让朝廷任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后来发展到擅自处死无罪官员、私自封侯的程度。目无朝廷，多次犯法，最终将好脾气的文帝惹毛了，写信斥责了刘长一顿。刘长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恼羞成怒勾结闽越、匈奴密谋造反，影响非常恶劣。即便这样，文帝也没有杀他，而是将其流放，刘长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在流放的路上自杀了。当时有个流行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多少有些讽刺汉文帝不能容忍弟弟，但实际上刘长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要怪只能怪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肆意骄横枉法。
刘义康读到这里，心里或许感到后悔不迭，如果早知道君臣有别，水满则溢的道理，自己便不会落入今天这般田地。
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有一个叫“胡诞世”的在豫章叛乱，这次又是打着刘义康的旗号，叛乱被平定后，江夏王刘义恭奏报刘义康经常发牢骚，请求将其继续往南贬至广州。
刘义隆派使者给他先通了个气。刘义康说：“人的一生最终总是要死，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一定要成为动乱的理由，即使把我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请求死在这里，不愿再受贬谪的屈辱。”刘义康话说得慷慨激昂，但并没有打动他的皇帝哥哥，刘义隆任命安成公相沈邵领广州事，想着让他到广州继续看押刘义康，但不巧沈邵没动身就病死了，再加上刘义隆忙着北伐，这事便耽搁下来。
不过，刘义康在安成郡的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军队南下攻到了长江北岸，刘宋朝廷上下人心浮动，刘义隆忙着组织防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远在安成郡的弟弟，他担心有人会趁乱拥立刘义康，于是派遣中书舍人严龙携带毒药前往，传诏赐死刘义康。
刘义康是个资深佛教徒，所以不愿意自杀。他说：“佛法认为自杀之人转世不能再托生为人，你随便杀了我吧。”严龙就用被子将其捂死，结束了他四十三年大起大落的人生。
历史有时候充满诡异，当年刘义康的老爸刘裕派士卒带着毒药赐死东晋废帝、后被改封为零陵王的司马德文，身为佛教徒的司马德文同样拒绝服毒自杀，给出的理由和刘义康完全一样，士卒们也用被子蒙住司马德文的头，将他活活闷死。
刘义隆、刘义康的兄弟之争，以刘义康的死落下了帷幕，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带来很严重的消极后果，最重要的是，它使得刘义隆和弟弟们之间的信任逐渐消失，这些皇弟为了不重蹈刘义康的覆辙，选择明哲保身，尸位素餐。典型代表是刘义隆的五弟刘义恭，刘义康被废黜，刘义恭取代了他的位置，刘义恭看到四哥的下场，变得小心谨慎，从不管事。
刘义恭不理政事，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搞奢靡之风上，这是他的老毛病。当年他到荆州上任刺史之初，刘义隆曾写信劝诫这位弟弟要注意节俭，并规定了花费标准，但刘义恭入朝后，刘义隆为了安抚他，在“相府年给钱二千万”的基础上，又主动给他追加了一千万，刘义恭天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朝中不少显贵以他为榜样，奢靡腐化之风迅速蔓延，连宋文帝刘义隆自己也褪去了登基之初的朴素本色，大兴土木，追求享受，史书称：“内起山苑，穷侈极丽，役使百姓，江南苦之。”
元嘉初期那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气息渐渐消失殆尽。
刘义隆成功肃清刘义康的势力后，“北伐”又涌上了他的心头。
二十年前那场惨败的记忆已经渐渐淡去，一直梦想收复故地、饮马黄河的刘义隆觉得是时候实现自己的夙愿了，而此时恰好彭城太守王玄谟上书说：“当初虎牢滑台失手，不只是将帅无能，主要还在于根基不稳，军民害怕远征，臣请求从西阳郡的鲁阳(今河南鲁阳)和襄阳郡的南乡(今河南淅川)两路北上，直扑崤山和渑池一线，这样一来，士卒就没有远征之虑了。”
王玄谟早年投靠刘裕，先后担任武宁太守、汝阴太守和彭城太守，但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在仕途上想要更进一步的他，这次总算摸准了宋文帝刘义隆的脉。刘义隆看到王玄谟的上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对左右说：“听了王玄谟的话，让人有了封狼居胥的感觉。”
就在刘义隆朝思暮想北伐时，北魏道武帝拓跋焘却不请自来，率领十万大军突然南下围攻重镇悬瓠(今河南汝南)，此城屏护着淮河军事重镇寿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城内的宋军不足千人，太守又恰好离任，群龙无首，形势危急。
当时镇守寿阳的是刘义隆的第四子南平王刘铄，情急之下他派左军行参军陈宪赶到悬瓠代理太守。这次他选对了人，陈宪到任后，立即组织防御，身先士卒，拼死抵抗，多次打退了北魏潮水般的进攻，与此同时，刘义隆派出大批援军赶来增援。
拓跋焘指挥军队围攻悬瓠城四十二天，依然无法攻克，而魏军则死伤惨重。拓跋焘听闻宋军援兵将至，无奈之下只好下令烧营北撤。
悬瓠保卫战的胜利，就像一支强心剂，使得本来就蠢蠢欲动的刘义隆更加坚定了信心，在他看来，拓跋焘的北魏大军不过尔尔，封狼居胥并非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但北伐毕竟是大事，稳妥起见，刘义隆召集群臣商议出兵事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群臣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
一派赞成刘义隆的主张，觉得皇上就是皇上，站得高望得远。持这派观点的是丹阳尹徐湛之、彭城太守王玄谟、吏部尚书江湛、尚书吏部郎袁淑等人，反对派主要包括太子刘劭、太子校尉沈庆之、护军将军萧思话，左军将军刘康阳等。
不难看出，主战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一是罪臣，如徐湛之，他曾经参与孔熙先、范晔的密谋，虽然最后反戈一击，但毕竟有历史污点，所以对刘义隆言听计从，深怕再惹皇帝不快。二是文人，如江湛，他们只在书里读过战争场面，根本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支持北伐更多是因为有文人的理想化情结在其中。第三类是“大忽悠”，如王玄谟、袁淑，他们赞成北伐不是因为觉得时机成熟，而是为了献媚，袁淑知道宋文帝刘义隆梦想封禅泰山，故意说道：“如今当在泰山鸣锣开道，席卷赵、魏，臣愿意奉上《封禅书》一篇。”这马屁拍得刘义隆极为舒服，但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故作谦虚地说：“封禅是盛德之事，朕如何能够担当啊！”话虽这样说，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反对派除了太子刘劭外，清一水儿的将军，他们身经百战，知道开战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出征的时机是否成熟。沈庆之说：“我们是步兵，敌人是骑兵，难以抗衡，到彦之、檀道济都是无功而返，王玄谟才能不及二人，兵力也不及过去。如果出征，恐怕会再次落败。”刘义隆不同意他的看法，觉得是灭自己威风长敌人士气。刘义隆说：“我军两次失败，一次是因为檀道济有二心，另一次是到彦之生了重病，不得不退。魏军最大的优势是马匹，但如今正值夏日，河道畅通，我军可乘战舰直抵碻磝城下，敌军肯定会退去，滑台也肯定能攻下，攻克这两座城池，囤聚粮食，招抚百姓，虎牢和洛阳也指日可下，然后建立稳固的防线，敌人即使再渡过黄河，只会成为我们的俘虏。”沈庆之觉得宋文帝的估计过于乐观。
刘义隆看到无法说服沈庆之，便让他与徐湛之和江湛辩论。沈庆之对此很不屑：“治国同治家，耕田的事情要问农夫，织布的事情要问婢女，陛下如今出征作战，却让我和这些白面书生坐而论道，如何能成功？”
一句话，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干，刘义隆听完哈哈大笑，虽没有生气，但将沈庆之的话当作了耳旁风。
拓跋焘听说刘义隆有意北伐，觉得南边的这位皇帝实在有些不自量力。他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刘义隆，信中写道：“如果你厌倦了你的地盘，可以来平城居住，我可以去扬州住。你已经年过五十了，还没有出过远门，见识不过像个三岁小孩，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今送上十二匹白马还有药物，你要来的话，如果缺乏马匹，可以乘坐；路途遥远，或许你会水土不服，可以吃药……”
表面上看，拓跋焘很贴心，又是送马又是送药，但字里行间充满讥讽之意，言外之意是，即使给刘义隆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兴兵北上。
这一次，他严重低估了刘义隆的决心。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也就是取得悬瓠保卫战胜利三个月后，刘义隆下令北伐，他为这一天足足等了二十年，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国泰民安，兵精粮足，这是第一次北伐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一次刘义隆志在必得。
不过，打仗不仅仅是前线交锋，实际上打的是国力，要想取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为此刘义隆下了血本，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来解决“兵源”和“军费”问题。在兵源上，他下令征发青州、冀州等六州的壮丁，具体比例是一家三个壮丁征发一个，五个壮丁征发两个。军费上，他号召全国上下“踊跃捐款，保家卫国”，表面上看是自愿，实际上是摊派，上至皇室成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纷纷解囊，即便如此，还是不够，刘义隆又下令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州，凡是家财达到五十万钱的，僧尼财产达到二十万钱的，都要出借四分之一，等到战事平息后，再由政府归还。换句话说，先把钱交出来，朝廷打个“白条”，至于还不还到时再看情况。
有了充足的兵源和军费保障，刘义隆这次祭出了大手笔，他下令兵分三路大举北伐，具备部署：东路由萧斌担任主帅，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为前锋；中路以南平王刘铄为主帅，统领臧质、刘康祖、梁坦等；西路由随王刘诞为统帅，名将柳元景率庞法起、薛安都等从襄阳出击，刘秀之率刘弘宁、杨文德等人从汉中出击。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担任中路和东路的总指挥。
从刘义隆的部署看，这几路总指挥都是皇亲国戚，刘铄、刘诞都是他的儿子，刘义恭又是他的五弟。从这点看，刘义隆的猜忌心还是很重，统兵之权都交由皇室成员，对其他人不是很信任。
三路大军中，最为重要的是东路，刘义隆选择让“纸上谈兵”的王玄谟作为先锋，而非身经百战的沈庆之，大概是因为王玄谟对北伐热情极高，而沈庆之则是坚定的反战派，虽然刘义隆知道他在战场上要比王玄谟强，但忠诚和热情远比才能更重要。
但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刘义隆的作战意图很清楚，萧斌率领的东路兵团全力攻击碻磝和滑台，得手后与中路兵团实现对河南之敌的包围，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这次北伐的起始阶段和第一次北伐极为相似，那便是刘宋军队所向披靡，萧斌率军刚刚到了碻磝，没想到北魏守军居然弃城而逃。萧斌和沈庆之于是留守这里，王玄谟则率军继续西进，进攻滑台。与此同时，中路军前锋刘康祖攻克长社(今河南长葛)，进逼虎牢关。西线的柳元景等越过熊耳山后进入关中。
面对宋军的咄咄攻势，拓跋焘显得并不着急，大臣们却坐不住了，纷纷建议派兵渡过黄河，挽救黄河沿岸存储的物资。拓跋焘说：“如今马匹尚未养肥，天气还炎热，现在反击必定无功。如果宋军一直向北挺进，我们暂且到阴山躲避一下，我们鲜卑人素来穿羊皮毛裤，要丝绸锦帛有什么用。等到了十月，我就不用担心了！”
这便是拓跋焘，他打仗始终有一个特色，那便是“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给人一种“大开大合”之感。这一次，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退至阴山。但刘义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雄心，“封狼居胥”只是口头上说说，真正的目标仅仅是想攻占河南，据黄河与北魏对峙。
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东路军攻克滑台，然后与中路军合围虎牢，进而占领洛阳，建立黄河防线，阻止北魏军队南进。
王玄谟对攻克滑台信心满满，和上次率军北伐的到彦之一样，刘义隆给他配备的是主力中的主力，武器装备也是优中选优，算得上是一支王牌军。王玄谟率军很快包围了滑台，当时正值盛夏七月，滑台城里有许多茅草屋，手下都劝王玄谟采用火攻，他却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滑台早晚是我们的，哪里有焚烧自家财物的道理。”后来等明白过来，魏军早已将茅草屋拆得一干二净。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王先锋搞了一场“布匹换大梨”的闹剧。
黄河北岸的百姓看到宋军到来，心情很高兴，不仅给宋军送来了粮食，还有不少青壮年带着武器来投军，王玄谟将这些人收编到自己亲信将领手下，并给参军的每家赏赐一匹布。按说这是件好事，但王玄谟最大的能耐就是将好事办砸，他要求拿到布的人家必须奉上八百颗大梨。王玄谟为什么这样做，史书上没有说原因，但他如此荒唐的作为，使得当地百姓对宋军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王玄谟的队伍根本不是“王师”，而是“强盗”。
王玄谟的糟糕表现是一贯的，据史书记载，他不苟言笑，刻薄寡恩，说他“眉头未曾伸”，对手下非常严苛。在这一点上，他与宋军的另一位将领宗越齐名，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尤尚可，宗越更杀我。”就是说，宁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也不愿当王玄谟的部下。
让这样的人领兵打仗，焉能不败！
果不其然，王玄谟指挥军队对滑台连续围攻，却久攻不下，一直从夏天打到秋天。终于等到天气转凉，拓跋焘和他的北魏大军迎来了反击时刻。
拓跋焘依然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他根本不理会西线的宋军，而将全部主力集中到东线。他先派小股部队突破宋军防线，进入滑台城内抚慰守军将士，并让他们登上滑台城楼，将宋军营寨的虚实画成图纸报回大营。
比王玄谟更早感受到敌情危急的是垣护之，他被王玄谟任命为先锋，率百余艘战舰进驻石济(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上)，这里距离滑台有一百二十里，因此更早得到了敌情信息。垣护之给王玄谟写信劝他不要顾及伤亡数字，务必在魏军主力到来前攻下滑台，但王玄谟不以为然，依然不紧不慢地围攻滑台。
留给王玄谟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北魏大军如潮水般涌来，王玄谟顿时傻了眼，毫无招架之功，只能仓皇跑路，一路上把物资装备丢得一干二净。魏军缴获的武器装备堆积如山，王玄谟成为了对方名副其实的“好帮手”。此战宋军被斩杀一万多人，其余的全部溃散，这一仗彻底把刘宋前锋部队打残了。
王玄谟只顾自己逃命，并没有通知百里之外的垣护之，等他得到消息，率战舰撤退时，发现魏军已经铁锁横江断了他的后路。面对危局，垣护之命令舰队顺流而下，利用迅急的水流闯关，每遇到铁锁，就命兵士用长柄大斧将其斩断，就这样一举冲出了封锁线后安全返回。
东线主帅萧斌听闻魏军进攻滑台，急令沈庆之率五千人去救援，沈庆之不干，他认为王玄谟久攻滑台不下，士卒疲惫不堪，敌人来势汹汹，如果仅带这点人马去增援，无异于肉包子打狗，但萧斌怕担责，执意让沈庆之率军救援。正当两人因为此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王玄谟灰溜溜地跑回来了，萧斌下令将其关入监牢。
这下不用再争执，只能琢磨该如何收拾残局了。萧斌第一个想法便是杀掉败军之将王玄谟。沈庆之站出来为他求情：“拓跋焘威震天下，拥兵百万，王玄谟岂能抵挡！况且阵前杀战将只能削弱自己，并不足取。”
王玄谟被关入大牢后，自知难逃一死，夜里梦到有人对他说，只要背诵《观音经》一千遍就能逃过此劫，如今死马只能当活马医，王玄谟索性不睡了，闭着眼睛一遍遍默诵《观音经》，直到第二天他被推出处斩时，还在喃喃诵读。就在刽子手准备行刑时，突然传来了萧斌的命令，免除了王玄谟的杀头之罪。
王玄谟真的以为是佛祖显灵，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佛祖”是沈庆之。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固守碻磝，还是另做打算？萧斌心里觉得城池难以守住，但又害怕被刘义隆追责，所以坚持留守。但沈庆之认为固守是死路一条，上次北伐朱修之固守滑台后城破当了俘虏。沈庆之拿这个说事：“我军深入敌境，为的是有所得，如今已经大败，岂能长久在此停留，况且山东防务空虚，如果敌人越过我们继续向东，则青州等地很难保全。”
萧斌犹豫不决，就在此时刘义隆的诏书到了，命令是——“坚守”。萧斌找沈庆之商议如何是好，沈庆之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前线的形势瞬息万变，已经和诏书发出时完全不同。将军帐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瞎讨论什么呀！”
本来帐中的气氛很凝重，听到沈庆之说自己是“范增”，所有人不禁笑了起来。范增是项羽的“亚父”，有名的谋士，此人读书万卷，很有谋略，而沈庆之出身农家，从军后一直待在军营，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算是一个“大老粗”，所以他自比“范增”，让人觉得他过于抬高自己。萧斌不由笑道：“沈先生您可真有学问！”沈庆之听出了其中的讥讽味道，勃然变色道：“在座各位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不如我用耳用心去学。”
玩笑归玩笑，萧斌冷静下来觉得沈庆之言之有理，碻磝现在是孤城一座，很难抵御北魏大军的进攻，即使勉强能守得住，魏军若越城而过，占据青州等地区，也是得不偿失。就在这时，幸免被杀的王玄谟决心戴罪立功，主动要求率军坚守碻磝。这样萧斌算是解了套，他满足了王玄谟的心愿，同时命令申坦、垣护之驻守清口，自己和沈庆之率领大军撤回历城。
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东路军接连受挫时，西路军却异常顺利，捷报频传，柳元景、庞法起率军攻入潼关，到了宋文帝刘义隆老爸刘裕当年北伐构筑的营垒，关中的百姓纷纷响应，形势一片大好。
但拓跋焘自有他的大气魄，他置关中于不顾，而是聚焦东线，五路并进，全力向南。永昌王拓跋仁率八万大军自洛阳向寿阳(今安徽寿县)攻击前进，尚书长孙直率军直扑马头，楚王拓跋建攻打钟离(今安徽凤阳)，高凉王拓跋那从青州进攻下邳(今江苏邳州)，拓跋焘则亲率大军向邹山(今山东邹城)扑来。
拓跋焘的意图很明显，便是围歼彭城的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所部，端掉北伐军的大本营，然后挥师北上，消灭退到历城一带的萧斌军队。
刘义隆似乎看清了拓跋焘的战略，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不得不将进攻改为防御，下令让已经进入潼关的柳元景等部撤回襄阳，又命准备北上进攻虎牢的刘诞率军返回，以强化寿阳地区的防务。
但是这道命令下得有些太晚了。
恶战首先在中路打响，永昌王拓跋仁率大军从虎牢南下，连克悬瓠、项城，向刘康祖所部追击而来，在尉武(今安徽寿县西北)追上了宋军，双方的人数对比相差十倍，八千对八万，而且是步兵对骑兵，刘康祖陷入了绝境。
但刘康祖不认怂，他原本就是将门之后，膂力惊人，武艺出众，他的部将胡盛之建议军队依托山林地形从小路撤回寿阳，但被刘康祖断然拒绝。他有些生气地说道：“我受命北伐，清荡河洛，兵临黄河求战，不见一兵一卒，深以为恨事，幸其自来送死，奈何避之！”这话充满一股豪气，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刘康祖如此有信心，大概是觉得尉武距离寿阳只有十里地的距离，驻守寿阳的南平王刘铄一定会派兵援救，内外夹击魏军，应该会有胜机。
但他高估南平王刘铄了，自始至终这位王爷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救援近在咫尺的刘康祖，由此第二次北伐中最惨烈的一场血战在尉武上演。
宋军结车为阵，奋勇向前，刘康祖给全体将士下达命令：“敢回头看的，斩首！敢往后退的，砍脚！”八万魏军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宋军以一当十，大战了一天一夜，魏军不仅难以占据上风，而且死伤惨重。拓跋仁见状改变战法，将部队一分为三，一队休整，两队进攻，采用车轮战术打消耗战，反正他有的是人。
关键时刻，刘康祖被一颗流矢射穿脖颈，坠马而死。宋军看到自己的主将战死，无心再战，各自逃命，但哪里能逃得掉，八千人大部分被杀，只侥幸逃出数十人。
尉武之战后，拓跋仁兵临寿阳，将刘康祖的人头送入城内，然后令兵士挑着被杀宋军的人头绕城示威，接着将这些人头堆积在寿阳城西，竟然和城墙一样高。胆小如鼠的刘铄此时更是胆战心惊，下令将寿阳外城内的民居全部焚烧，固守不战。
魏军在中路节节胜利的同时，东线的拓跋焘率大军到达彭城城下。彭城是军事要冲，自古以来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以刘义隆多次写信给江夏王刘义恭，让他务必守住彭城。
面对拓跋焘的大军，这位江夏王早已将皇帝哥哥的嘱托抛在九霄云外，他首先想到的是跑路逃命。但对于到底跑向何处，他的手下有两种意见，有人建议向东逃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海路回建康；由历城返回彭城的沈庆之建议用箱子和战车组成车阵，以精锐部队担任外翼，护送江夏王刘义恭和武陵王刘骏及其王妃、公主，一路北上到历城，投奔萧斌军队。
两边都觉得自己的意见最为稳妥，刘义恭一时不知该听谁的好。这时，刘骏的手下长史张畅站出来说：“不行！统统都不行！”他分析道，“如果历城或郁州都能顺利到达，那再好不过，但现在的情况是城内军粮匮乏，百姓早有逃亡之心，只不过因为城门关闭无法出去。大军一旦出城，定会一哄而散，各自逃命，根本就无法安全抵达郁州或历城。现在军粮虽然不多，尚可以坚持，岂可舍万安之计而就危亡之道。”他进而表示如果刘义恭决心跑路，他将用自己脖子上的鲜血沾染江夏王的马蹄，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以死相谏的样子。
听了张畅的慷慨陈词，刘义恭更加犹豫。对他来讲，上策莫过于走海路回到建康，北上历城也算是一种选择，毕竟萧斌军队驻防在那里。但仔细想想，张畅说得也有道理，凭现在的实力，估计走不到郁州或历城，就会被北魏军队包围，到时下场会极为惨烈。
就在刘义恭打不定主意的时候，城内另外一个王爷武陵王刘骏说道：“既然叔父是全军的统帅，是去是留，我不敢勉强，但我身为彭城守将，弃城而逃，实在无颜面对皇上，我决心与此城共存亡。”
刘骏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他心里想，父皇曾经要求我死守彭城，自己曾拍着胸脯表示要与彭城共存亡，如果弃城而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况且出城之后，吉凶难测，如果真如张畅所言，还不如留在彭城，拼死抵抗尚有一线生机。刘义恭看到刘骏如此坚决，也就不再考虑逃跑的事宜了。
还真给张畅说中了。
拓跋焘率大军来到彭城城下，说来也怪，他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先派人向守军索要甘蔗和美酒，以此为引子，一场精彩的外交争锋在彭城上演了。
刘骏对拓跋焘的要求并没有拒绝，而是说：“给他美酒两器，甘蔗百杆，听闻北方有骆驼，可遣人送来。”拓跋焘表现得也很大方，派尚书李孝伯带着骆驼、貂裘、骡子来到彭城小南门送货。
这哪里像打仗，倒像是进行贸易。
刘骏派张畅与李孝伯进行接洽，两人在彭城南门外开始了一番唇枪舌战。李孝伯说：“魏主想与安北将军(刘骏)相见，安北将军可以暂且出城，我们不会攻城，何苦让将士们在城头劳累。驴、骡、骆驼，北国所出，如今送来。”张畅说：“二位王爷也愿意和魏主相见，但是作为本朝臣子，人臣无境外之交，因此，不能与魏主城下见面。加强城防是为了以防万一，士兵们心悦诚服，劳而无怨。”
就这样，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魏书》《宋书》对这番城下论战记述不一，都站在各自立场，觉得己方取得了优胜。倒是李孝伯和张畅两人，聊久了居然聊出惺惺相惜之情，张畅将要回城时，李孝伯说道：“长史多多保重，与我相距数步，恨不执手。”张畅对李孝伯说：“君善之爱，天下不久定会太平，君若能回到刘宋朝，今日为相识之时。”
两边舌战基本打成平手，只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拓跋焘一声令下，北魏大军对彭城发起了猛攻。面对魏军潮水般的进攻，宋军拼死抵抗，魏军迟迟无法得手。正当宋军在夜里整军备战，等待第二天魏军更为疯狂的进攻时，天一亮，他们突然发现，几十万魏军在一夜间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北魏大军是知难而退了吗？非也，这正是拓跋焘的战术，他此次反击的策略非常明确，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走，绝不为了一城一池而过多消耗有生力量，在彭城遭遇到宋军顽强抵抗后，拓跋焘很快便改了主意，放弃进攻彭城，统兵继续南下，目标直指刘宋的都城建康。
拓跋焘统率的是骑兵，攻城不是强项，他们只讲究一个字——快！
拓跋焘下令三路大军齐头并进，由高凉王拓跋那进攻山阳(今江苏淮安)，拓跋焘率中军主力直扑盱眙(今江苏盱眙)，拓跋仁率军离开寿阳南下，直扑横江(今安徽和县)，魏军采用的策略是“就地取粮”，沿途烧杀抢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淮水本来是第一道天险，但没想到，拓跋焘的第四子燕王拓跋谭制造了数千只木筏，偷偷从上游渡过了淮河，然后向守淮的宋军发起突然袭击。宋军惊慌失措，大败而退，守将臧质见势不妙，带着残兵逃进了盱眙。
拓跋焘继续着他的一贯作风，尝试攻击了一下盱眙城，结果没能攻克，索性放弃攻城，继续向南前进，很快便带着大军进抵瓜步山(今南京市六合区东南)。拓跋焘由此成为西晋败亡后，第一个饮马长江的北方政权皇帝。
现在轮到刘义隆惶恐了，他打死也没有想到，北伐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仅没有收复失地，反而让魏军打到了家门口，此时建康城里人心惶惶，不少人收拾好细软和行李，等魏军一旦开始渡江，便跑路走人。
百姓能跑，刘义隆却跑不得，他能做的便是动员全部力量，拼死守住长江防线。为此，首先，他宣布了戒严令，征召建康附近的青壮年全部入伍，包括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王公大臣的子弟；其次，他重新部署长江防线，把能调回的兵马全部调回，让太子刘劭坐镇石头城，统一指挥水军。
相对于拓跋焘风一般的骑兵，刘宋王朝最大的王牌便是水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到暨阳(今江苏江阴)，长江上战舰密布，刘义隆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拓跋焘，没有水军不要轻举妄动。为了确保建康防御战取得胜利，刘义隆还使出了阴招，他知道鲜卑人好酒，于是便派人潜入江北，在一些村庄放置毒酒，想造成魏军非战斗减员。
忧心忡忡的刘义隆登上石头城，望着江对岸黑压压的魏军，心里生出悔意。他对身边的江湛说：“北伐之事赞同的人少，今百姓劳累怨恨，不能不心生惭愧。为大家带来灾祸，这是我的过错。”接着说道，“檀道济如果还活着，岂能让胡马来到这里！”
早干嘛去了？
拓跋焘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作秀，面对滔滔江水，他根本无计可施，况且身后是一个个尚未攻克的城池，魏军表面上看不可一世，实际上已经身陷死地，况且自出征以来，转战四五千里，人困马乏。更要命的是，宋人坚壁清野，对打仗从来不带干粮的魏军来说，随时有断粮的危险。拓跋焘对此心知肚明，他觉得这一次出征也只能到此为止，当前最好的结局就是能安全撤退。
拓跋焘采用的策略是以威逼和，一方面在瓜步山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持续给对岸的刘义隆施压；另一方面，派出使者带着礼物渡江去讲和，并提出两国结亲的要求。
这正是刘义隆求之不得的。
于是，刘义隆也派使者田奇给拓跋焘送去各种美味，拓跋焘抓起其中的黄柑就吃，并且痛饮送来的酃酒，左右怀疑食物中有毒，低声提醒拓跋焘小心为好，他却不管不顾，猛吃猛喝一番后把自己的孙子拓跋濬叫到身边，然后对田奇说：“我远来自此，不是为了建功立业，只想为着孙子结亲，继续我们两国的和好关系，宋国如果能答应将公主嫁给我这个孙子，我也愿意将女儿嫁给武陵王刘骏，自此以后，一匹马也不会南下。”
皮球又踢回到刘义隆这里，这门亲事到底该不该结呢？他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于是召集太子刘劭和群臣商议。朝堂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江湛等人反对结亲，他认为鲜卑人是蛮夷，素来不讲仁义和亲情，答应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而太子刘劭力主联姻，他本来就反对北伐，现在看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实在忍无可忍，怒斥江湛道：“如今三位王爷都深陷困境，岂容你又提反对意见！”他继而对自己的父皇说，“北伐之败，自取其辱，只有斩杀江湛和徐湛之，方可向天下人谢罪。”刘义隆并不同意，他说：“北伐本来是我的主意，江湛和徐湛之只不过没有提异议罢了。”
争来争去，搞得刘义隆拿不定主意，不结亲怕拓跋焘发飙，如果同意则是在屈辱之上再增屈辱。他想来想去，准备故伎重演，那便是“拖”，不说同意也不说拒绝。
拓跋焘一看结亲无望，虽然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越拖下去对自己越不利，于是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初一，拓跋焘在瓜步山大宴群臣，对他们加官晋爵后，令部队举起烽火，焚烧房舍，劫掠百姓，向北撤退。
让拓跋焘始料未及的是，在撤兵路上他遇到了此次北伐最大的挫折，途径盱眙时，他向守将臧质索要好酒，臧质却封了一坛屎尿送过去。这下彻底激怒了拓跋焘，他下令猛攻盱眙城，但足足围攻了三十天，尸体堆积与城墙一般高，盱眙城岿然不动，死伤惨重的魏军只好选择撤围。
盱眙城下的失败，使得拓跋焘更加恼怒，他将这份情绪发泄到了撤军路上，魏军一路屠杀，十万户刘宋百姓，生还者不足万分之一，壮丁被魏军一律杀死，年幼的被掳掠为奴，千里之内不再有鸡鸣犬吠之声，千村万户全部夷为平地。
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魏军之残暴，破坏之严重：“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就是说，春天飞回的燕子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巢，只能构筑新巢，一条树枝上竟然筑了十几个鸟巢，春雨一过，鸟巢压断树枝，掉到了地上。
宋军截击魏军的最后机会是在彭城，魏军路过这里时，城里的诸将纷纷请战，有人向刘义恭建议说：“敌人驱赶一万多百姓，傍晚将在城外数十里的地方宿营，如果派兵出击，有可能将百姓救回。”被吓破了胆的刘义恭一律不从，直到宋文帝命令彭城守军截击魏军的诏书到了，他才派出小股部队出城装了装样子。
刘义隆的这次北伐，可以用彻底失败来概括，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话说就是：“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就是说，“元嘉之治”就此画上了句号，刘宋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南强北弱的局面得以逆转。
痛定思痛，刘义隆从心底开始反思，当年他父亲北伐摧枯拉朽，将北边两个王朝的国君信手牵来，押到建康闹市砍头，而自己远没有父亲那般远大的抱负，只想收复黄河故地，怎么就如此艰难呢？
刘义隆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军不行，而是敌人太强大。”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他老爸当年面对的是内部纷争不断、支离破碎的后秦，而他面对的则是已经统一北方的北魏。但这只是一个客观理由，即使北魏实力强大，经历了“元嘉之治”的刘宋，将仗打成这个样子，是无论如何也交代不过去的。
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一是，宋文帝刘义隆比他老爸刘裕差太多，刘裕身经百战，堪称一代战神，每次出征都是身先士卒，而刘义隆生于深宫，根本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水平不行还不敢御驾亲征，只能在建康遥控指挥，而北魏皇帝拓跋焘亲率大军，要知道，皇帝是否御驾亲征，直接决定着士气的高低。二是，刘义隆手下的将领比刘裕的手下差太多，当年刘裕手下猛将云集，随便拉出一个都能独当一面，到了刘义隆当政时，最善战的檀道济惨遭冤杀，手下能打的将领屈指可数，只能依靠“大忽悠”王玄谟这样的人，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前锋”。三是，刘义隆的瞎指挥，他喜欢在建康城对着地图遥控指挥大小作战，殊不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建康离前线距离一千多公里，马匹往返需要数天，接到皇帝的作战命令，往往已经过时，前线的将领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除了沈庆之等人外，大部分将领因为害怕事后追责，只能硬着头皮按照刘义隆的部署作战，这样焉能不败。四是，作战部署存在重大问题，刘义隆的部署是东西两路比较强，而中路偏弱，这样一来，一旦魏军从中路突破，就将宋军东西两路遥遥分割，根本起不到协同作战的作用。
归根到底，这次北伐是错上加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满盘皆输。
面对魏军造成的满目疮痍，刘义隆不得不收拾残局，一方面他继续交好北魏，防止魏军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他采取措施抓紧医治战争的创伤。
但这样平静的局面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四十六岁的刘义隆又一次提出了北伐的议题，他如此不记打，是因为死对头拓跋焘在这一年被太监宗爱所杀。消息传来，刘义隆的脑海中
只有两个字——复仇，他想趁北魏政局动荡再次北伐，以雪前耻。
当刘义隆把自己想法抛给群臣后，得到的回应是一片沉默，上次北伐就出兵与否大臣们分为争锋相对的两派，这次却都不站出来说话，这是因为，上次表现极为积极的江湛、徐湛之等人，被严重打脸，自然不敢站出说话。而上次反战的太子刘劭，因为自己出现不少过失引起了刘义隆的不满，这次也不敢出来公开反对。
既然没有人帮着拿主意，刘义隆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办。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宋文帝刘义隆正式下诏向北魏宣战，开始了第三次北伐。刚刚遭遇大败，这次出兵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规模要比两年前的那次小得多。就打仗而言，刘义隆实在是个外行，作战部署没有太大长进，依然是东中西三路，依然没有重用沈庆之，依然还是胡乱用人。
东路军的先锋叫张永，此人是上次与李孝伯在彭城舌战的张畅的堂兄，是个全能型人才，既会写文章，又擅长隶书，通晓音律、杂艺，他所用的纸墨都是自己制作的。刘义隆每当收到张永上奏的奏章，都喜欢得不得了，经常拿在手中把玩欣赏，感叹宫里的东西无法与之相比。遗憾的是，张永啥都会，但有一样不会，那便是打仗。刘义隆却把他任命为此次北伐最重要的东路军的前锋，显然还是在乱弹琴。
隔行如隔山，张永统率军队围攻碻磝，连续进攻了十八天，居然还攻不下，反倒是魏军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了宋军营垒和攻城器具，破坏了宋军进攻的通道。从未上过战场的张永吓得魂飞魄散，他没有向其他将领通报，擅自率领本部人马撤退，这样做极大动摇了宋军的军心，其他部队也跟着撤退。
东路军统帅萧思话见状，赶紧派兵增援，但为时已晚。宋军主力只能后撤，萧思话下令将张永关进监狱，然后退兵回到历城。
东路无果，西路遭到惨败，只有中路有所斩获，但已无关大局，刘义隆的第三次北伐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事不过三，刘义隆的三次北伐均告失败，事实证明，他的才智、勇气和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北伐大业，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便是“志大才疏”。七百多年后，大诗人辛弃疾写出了千古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算得上是刘义隆三次北伐失败最为真实的写照。
三次北伐将宋文帝刘义隆搞得灰头土脸，原本心情沮丧的他，遇到了更让自己感到震怒的事情，那便是有人告发太子刘劭和二子始兴王刘濬联合起来，让女巫运用巫蛊之术，诅咒自己早死。
太子刘劭是皇后袁齐妫所生，正宗嫡子，他的官方出生日子为元嘉三年(426年)闰正月初六，实际上应该更早些，因为他出生时，刘义隆尚在服丧期，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而是等服丧期届满才公布这一喜讯。
史书记载，这位太子从小便显出异样，《宋书》里说袁皇后生下这个皇子后，仔细端详便觉得不祥，派人对刘义隆说：“这个孩子相貌异常，肯定会破国亡家，不可让他活下来。”想要将这个婴儿溺死，刘义隆听闻赶忙制止，这才让刘劭活了下来。
这个记载可信度不高，一个母亲怎么可能仅仅因为长相就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杀掉呢？这或许是为了突出袁皇后的先知先觉，也为了映衬刘劭后来的残忍寡恩。
刘义隆起初为他起名为刘卲，但此字分开看，是召、刀二字，刘义隆觉得不吉利，便给他改名为刘劭。
尽管围绕刘劭的出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但刘劭从小的表现很不错，他好读史书，骑射娴熟。刘义隆很喜欢他，在他六岁时，便将他册封为太子。元嘉十五年(438年)，刘劭成亲，正式迁入东宫。刘义隆一心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对他的要求从不拒绝，当时东宫的兵力与皇家禁卫军相当，刘义隆觉得还不够，又增加了东宫的守卫力量，以至于东宫拥有甲兵万人。
太子刘劭和二弟刘濬的关系起初并不好，甚至相当恶劣，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
刘劭的生母是袁皇后，而刘濬的母亲是潘淑妃。潘淑妃出身贫微，在史书上甚至找不到她的真实名字，只是记载她以美色被选入宫中，起初她和众多宫中女子一样，根本见不到皇帝的面。不过，刘义隆有一个爱好，便是驾着羊车在宫里四处行走来决定临幸哪位女子，这应该是拜师于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这种怪癖被称为“羊车望幸”。
潘淑妃虽然出身一般，但想必读过史书，她向当年西晋后宫中的女子学习，在自己的门前撒上盐水，羊对盐很敏感，为了舔舐盐渍，刘义隆的羊车乖乖地停到了潘淑妃的门前，刘义隆以为这是天意，又见到潘淑妃美若天仙，便开始宠幸她，潘淑妃使出浑身解数，深深迷住了刘义隆，几乎达到了独宠的地步。刘义隆为此感叹道：“羊到了你这里都徘徊不前，何况人呢？”
宋文帝刘义隆很节俭，甚至有些抠门。皇后袁齐妫的娘家也不太富裕，她经常向皇帝求一些钱财接济娘家，刘义隆每次只给三万或五万钱，多了一分都不给。刘义隆对潘淑妃却很大方，只要她提出要求，刘义隆二话不说全部满足。
袁皇后听到这个消息，起初并不相信，觉得自己和刘义隆夫妻感情很好，他不会如此厚此薄彼，为了试探虚实，袁皇后让潘淑妃帮忙向宋文帝求取三十万钱，没想到不到一天，三十万钱便批了下来。
这让皇后袁齐妫崩溃了！
伤心透顶的袁皇后选择了“冷战”，从此称病不见刘义隆。刘义隆每次入宫，她都跑到别的地方躲避，和自己的皇帝老公玩起了“捉迷藏”，不仅拒见刘义隆，除太子刘劭外，其他人一概不见，很快便忧郁成病。
元嘉十七年(440年)，袁齐妫病危，宋文帝刘义隆想起两人的昔日情感，拉着她的手泪流满面，表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一切都可以满足。袁皇后凝视了刘义隆许久，一句话也没有说，拉上被子蒙住脸庞，不久后便去世了。她用生命最后的沉默，示意至死也不能原谅刘义隆。
刘义隆对袁皇后的死很是哀痛，他让“大笔杆子”颜延之撰写哀悼的策文，这篇悼文写得委婉动人，文辞华丽：“兰殿长阴，椒涂弛卫……霜夜流唱，晓月升魄……嗷嗷储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泗丹掖……呜呼哀哉！南背国门，北首山园。仆人案节，服马顾辕。遥酸紫盖，眇泣素轩……邑野沦蔼，戎夏悲讙。来芳可述，往驾弗援。呜呼哀哉！”
太子刘劭把母亲的死完全归罪于潘淑妃，在他看来，这个女人就是害死母后的“狐狸精”，由母及子，刘劭对潘淑妃的儿子刘濬自然也很厌恶。
那为何刘劭和刘濬走到一起，合起伙来诅咒自己的父皇呢？
这是因为刘濬的主动作为，他知道自己成为了太子的“眼中钉”。太子是储君，如果将来刘劭继承大位，自己的结局如何，他心里像明镜一样，于是他放低身段，拼命巴结刘劭，在刘濬的糖衣炮弹和甜言蜜语前，刘劭渐渐打消了对他的敌意，两人的关系急剧升温。
按说刘义隆对这兄弟俩都不错，为何他们要让父皇早死呢？
这涉及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很微妙的关系，那便是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太子虽然贵为储君，角色却很尴尬，也很难做，既不能表现得很无能，也不能表现得过于聪明，既要培育自己的势力，但又不能引起皇帝的猜忌，尺寸拿捏得需要恰恰好。
刘劭六岁就被立为太子，转眼已经到了三十多岁，父皇刘义隆虽然有段时间身体不好，甚至到了病危程度，但缓过劲儿后，身子骨显得越来越硬朗，看上去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自己接班。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父亲在北伐的问题上意见不同，并和父亲身边的红人江湛、徐湛之等搞得很不愉快，甚至有些水火不容。而且他的弟弟们一天天都在长大，父皇刘义隆对其中的几个皇子甚为宠爱，这一切都让刘劭焦虑不已，他担心自己能否最终顺利登上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
就在刘劭陷入忧虑之际，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巫，此人叫严道育，她学了一门秘门左道，自称可以通灵，能驱使鬼物。刘劭亲姐姐东阳公主有个婢女叫王鹦鹉，她和严道育相识并来往密切，她对东阳公主说：“严道育通灵，有异术。”公主对此很感兴趣，不过当时巫术在宫中被禁止，东阳公主借口严道育有一手养蚕的好技术将她召入公主府。
严道育入府后，小试牛刀便让公主服服帖帖。她对公主说：“神灵有吉祥之物赐予公主！”当天晚上，东阳公主躺在床上时，只见一束荧光从外而入射到一个箱子，打开箱子一看，竟是一双闪着光泽的青色宝珠。
这也太神了！
东阳公主无意中将这段神奇之事讲给了刘劭，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刘劭顿时觉得找到了依靠，他和刘濬求严道育将一些不愿意让父皇知道的事情隐瞒过去。严道育对此拍着胸脯满口答应。二人大喜，尊称这位女巫婆为人师。
形势的变化让刘劭的危机感甚重，由于和严道育已经很熟稔，他居然想到了巫蛊之术，刘劭私下与刘濬、严道育、王鹦鹉合谋，用玉石做成他老爸刘义隆的模样，派公主府的家奴陈天兴送给宫中的内应太监庆国，把这个玉像埋到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寝宫含章殿前。
刘劭觉得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纸里哪能包得住火，问题就出在了陈天兴和王鹦鹉身上。陈天兴本来是江夏王刘义恭府上的家奴，生得一副好模样，结果被王鹦鹉看上了，她想方设法将他从江夏王府弄到了东阳公主府，对外宣称是将其收为养子，实际上两个暗自偷情，宛若夫妻一般。
陈天兴由此成为刘劭圈里的人，他圆满地完成了刘劭交给他的任务。感恩图报，刘劭破格将他提拔为东宫卫队队长。不久后，东阳公主去世，按照当时的规矩，作为公主婢女的王鹦鹉应该下嫁，刘劭害怕王鹦鹉随便嫁个人家走漏风声，于是将她嫁给了刘濬的心腹沈怀远。
东宫卫队将领的变化引起了宋文帝刘义隆的注意。他派人责问刘劭道：“听临贺公主说南第(东阳公主府在西掖门外，因此称为南第)有个下人要出嫁，又听闻这个下人养别人的奴才为子，而你却将此人提拔为卫队队长，为何提拔得如此迅速？最近的队长、副队长都是奴才出身吗？那个下人嫁到哪里了？”
这一连串的问句问得刘劭胆战心惊，刘义隆固然英明，但刘劭也太不注重细节了，在刘宋王朝奴才不能为官，何况陈天兴还是个婢女的义子。刘劭只能编瞎话搪塞父皇，他表示陈天兴能在东宫卫队担任职务，是因为东阳公主生前的嘱托，那个要嫁人的下人王鹦鹉尚未找到婆家。
这谎越扯越大，为了不让刘义隆发现真相，刘劭赶忙写信给刘濬，让他不能承认王鹦鹉嫁给了沈怀远。刘濬接到信后，建议索性不如把陈天兴杀掉灭口，而王鹦鹉嫁给沈怀远后，也害怕她和陈天兴过去的奸情暴露，也主张杀掉陈天兴。刘劭于是按照两人的建议，派人秘密杀掉了陈天兴。
陈天兴的死，让一个人坐立不安，那便是太监庆国，正是他和陈天兴将巫蛊之物埋在了宫中。他敏感地意识到刘劭已经开始杀人灭口，陈天兴死后，下一个恐怕就要轮到他了。他不愿意坐以待毙，思来想去决定向宋文帝刘义隆自首，以换取一条生路。
刘义隆听到庆国的供述后，极为震惊，立即派人逮捕王鹦鹉，在她家中搜出了刘劭、刘濬的亲笔信，又挖出了埋在含章殿前的玉石雕像。刘义隆随即下令逮捕严道育，不过这位“半仙”或许早已测得凶吉，提前拍屁股跑了。
刘劭、刘濬到这个时候再也无法抵赖，只能低头认罪。刘义隆对太子刘劭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心里或许还有些准备，但万没想到刘濬也参与其中。他对潘淑妃说：“太子想要富贵，这还说得通，但虎头(刘濬的小名)竟然也这样做，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你们母子二人岂能一日没有我？”话里话外隐含这样的意思，潘淑妃和刘濬能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罩着，没想到刘濬如此不明事理，不懂感恩。
该如何处置这两个儿子呢？刘义隆虽然气了个半死，最后还是决定放过二人。他如此仁慈，除了父子感情外，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多年以来，他费尽心思构筑了一个以太子刘劭为核心的权力圈子，来对抗和制衡宗室各王和高门大族势力，如今要毁掉这个权力体系，恐怕会生出其他祸端来。
更关键的是，把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废黜，刘义隆不知道该立哪个皇子为太子，剩下的皇子没有几个成器的，他能看上眼的只有四子刘铄、六子刘诞、七子刘宏三人，但觉得似乎他们也都比不上刘劭和刘濬。他还考虑到两个皇子的母亲，刘义隆对刘劭母亲袁皇后有深深的愧疚，如果杀掉刘劭，他觉得更加对不起袁皇后，而刘濬的母亲潘淑妃更是刘义隆最心爱的女人，爱屋及乌，他也无法下定决心除掉刘濬。
刘义隆希望自己的宽大仁慈，能让两个儿子改邪归正，使一度陷入混乱的朝局迅速恢复平静，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两个儿子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他的宽容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就在刘义隆选择息事宁人，整个局面逐渐恢复风平浪静时，突然又发生巨大的波澜，还是因为那个“半仙”严道育。
这个神婆看上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她暗地里一直与刘劭、刘濬保持着联系，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刘义隆任命刘濬为荆州刺史。在上任前，他从外地入朝拜见父皇，这次进京便秘密带着严道育。刘濬把她安排进了刘劭的东宫，刘劭害怕出事，将她藏在了京口平民张旰的家中。
这时，有人向刘义隆告发说京口张旰家有一个尼姑经常出入，而且有时还到征北将军刘濬府中，怀疑是朝廷通缉捉拿的严道育。刘义隆原以为刘劭、刘濬已经与严道育彻底断绝联系，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半信半疑，派人去京口抓捕张旰。虽然严道育又一次成功逃脱，但抓到了她的两个婢女，二人供认严道育与刘濬一起回到了京师。
刘义隆的内心再一次被点爆，他本以为宽仁能换得二人浪子回头，但没想到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没有感恩图报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刘义隆这次决定痛下决心，准备废黜太子刘劭，杀掉始兴王刘濬。为此他召来侍中王僧绰来商议，并让王僧绰将汉魏以来废黜太子、诸王的典故搜集整理出来，接着又将这个议题抛给了尚书仆射徐湛之和吏部尚书江湛，让他们琢磨将谁立为新太子。
这件事情如果设立密级的话，应属“绝密”，在没有正式实施前，除了核心圈子外，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但刘义隆自己却成为了第一个泄密者，他将计划告诉了心爱的潘淑妃，没想到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潘淑妃听后大惊，她赶忙把刘濬召来，拉着自己儿子的手痛哭道：“上次你参与巫蛊之事，我还寄希望于你能改过自新，哪想你居然还敢把严道育藏起来。皇上对你失望至极，以至于我磕头求情，也难平皇上的愤怒，现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把毒药拿来，我先死在你的面前，实在不忍心看到你闯下弥天大祸，弄得身败名裂！”潘淑妃的苦言相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刘濬毫不领情，愤愤地说道：“天下之事靠自己决断，您放宽心，不会连累您！”
刘濬立即将这件事告诉刘劭，刘劭觉得除了发动政变，别无他路。于是，他们开始积极筹划，刘劭每天都设宴款待东宫卫士，有时还放下架子，亲自给大家敬酒，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取得成功最为可靠的力量，必须要让他们从心底效忠自己。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熟稔帝王之术的刘义隆却忽略了这一点，关键时刻他没有立即出手，给出的理由是，严道育的两个婢女尚未押送到京，严道育也没有抓获。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是下一步立谁为太子还没有商量好。
如果废掉刘劭，杀了刘濬，第三子武陵王刘骏是当仁不让的人选。但遗憾的是，刘义隆非常不喜欢这个儿子，从刘骏十四岁起，他就让刘骏出镇外地，同时让他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妃子路惠男跟着刘骏。皇妃不陪在皇帝身边，而是跟着儿子出镇地方，这在古代王朝着实不多见，这说明刘义隆既不喜欢刘骏，也不待见路惠男，所以在他的盘算中，刘骏首先便被排除在外。
刘义隆看上的是第七子刘宏，这个儿子自幼丧母，爱好读书，性情淡泊，刘义隆很喜欢他。看到皇上首先破坏了立长的规矩，心腹大臣江湛和徐湛之都推出了各自的建议人选，江湛推荐的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四子刘铄，徐湛之则主张立第六子刘诞，这两位之所以如此积极，并非想为皇上排忧解难，而是从私心出发，因为刘铄的王妃是江湛的妹妹，而刘诞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
刘义隆一时拿不定主意，更要命的事，他没有当机立断废黜刘劭的太子之位并解除东宫的武装，或许他觉得废和立必须同时进行，但原本这完全是可以分开的事情。就这样，宋文帝刘义隆一步步丧失了自救的机会。
有一个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便是王僧绰，他是东阳公主刘英娥的老公，换句话说是刘义隆的乘龙快婿。刘义隆见江、徐二人争执不下，对王僧绰发牢骚说：“他们各为自己利益算计，根本不能与国家同甘共苦。”王僧绰道：“立储之事，全由圣上做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做这种事，要做就要快，应以大义为重，割舍骨肉亲情。如果做不到，就该对太子像过去那样坦诚相待，不要再猜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能坐等灾难发生，让后世的人们取笑。”刘义隆对此答道：“卿可谓能办大事，但此事重大，不可不三思而行，况且庶人(指彭城王刘义康)刚死，如果再这样做，天下人会说我没有慈爱之道。”王僧绰看到他依然执迷不悟，说道：“臣恐千载之后，人们会说，陛下只会制裁弟弟，不能制裁儿子。”听完此话，刘义隆陷入了沉默。
如王僧绰所言，这种事，要做就应当机立断，对刘劭、刘濬痛下狠手，要不做就回到过去，重拾与刘劭的父子之情。刘义隆觉得回到过去已无可能，再往前走一步也很困难，只能在原地踏步。
正在几人商议之时，刘铄从寿阳入朝，这位皇子或许听到了什么风声，显得傲气十足，这让刘义隆大感失望，将其排除在候选人之外，江湛也就失去了商议的资格。从此，刘义隆与徐湛之开始夜以继日地密谈，为了防止泄密，刘义隆屏退左右，就这样还不放心，夜深人静时常常让徐湛之拿着蜡烛，四处查看是否有人窃听。
刘义隆这样做，简直就是掩耳盗铃，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潘淑妃，也相当于告诉了刘劭和刘濬。
刘劭觉得不能再等了，自己的老爸在加快节奏，严道育的两个婢女很快就要押解到京，她们到京之日，应该就是自己罹难之时。由此他伪造了一份宋文帝给自己的诏书，称有人谋反，让太子在凌晨时率军入宫，驻守宫门。
刘劭令手下张超之等人集合平时豢养的亲兵两千多人整装待发。当天夜里，他派人召来了右军长史萧斌、太子左卫率袁淑、中书舍人殷仲秦、左积弩将军王正见。见到这四位后，刘劭痛哭流涕道：“皇上听信谗言，将要废黜我，但我自感并无过错，不能受冤屈。明天一早，我将行大事，希望大家同心协力。”说罢起身向每个人下拜。
这四位吓得够呛，敢情太子叫他们来，是要谋逆篡位，他们一时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久，萧斌、袁淑站出来齐声说道：“自古无此事，还请太子三思。”刘劭哪里还用得着三思，他早已千思、万思，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事到如此，不干也得干。听到两人所言，他很不满意，脸色大变，横眉立目，萧斌害怕被杀，立即转向：“下官昔日侍奉大王，常思为大王效命，危难之时，愿意竭尽全力，听从大王指挥。”袁淑虽然不同意，但也不敢直接反对，他给刘劭找了个台阶：“你们以为殿下真要这样做？殿下小时候曾经得过疯病，大概是病又发作了。”
刘劭早已铁了心，根本不领情，斜着眼睛问袁淑道：“我的大事能不能成功？”袁淑答道：“居不疑之地，何坚不克！只怕做成之后，不为天地所容，大祸随之而来。真有此谋，现在息事还不晚。”意思是说，你在暗处，皇上在明处，应该能成功，只是事成之后，大祸便会降临，假使真有这个想法，现在收回还来得及。刘劭的脸色更难看，左右急忙把袁淑拉到殿外，劝他说：“这是何等事，怎么能中途停下？”
在刘劭看来，袁淑太理想化了，如今不成功便成仁，根本没有其他路可选，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关太子之位，而是关系到身家性命，成功了，便登基称帝；不成功，便人头落地。
第二日清晨，刘劭带着东宫人马向皇宫进发，他派人去叫袁淑，袁淑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直到四更才睡着。刘劭派人叫他时，他还在梦乡中，心里极不情愿的袁淑慢腾腾来到车前，刘劭让他上车，他却磨磨蹭蹭不肯上，联想起昨夜的表现，刘劭气不打一处来，使了个眼色，手下的侍卫手起刀落，袁淑身首异处。
刘劭率人浩浩荡荡直奔皇宫，按照朝廷规矩，东宫卫队不准进入皇城，刘劭拿出伪造的诏书对守卫说是奉诏入宫，大队人马从万春门入宫，张超之带着数十名骑兵从玉龙门快速进入，随即闯入宋文帝刘义隆所在的合殿，此时合殿的值班卫士还在睡梦之中。
刘义隆和徐湛之又密谈了一夜，他看到张超之带着士兵手持利刃冲了进来，顿感不妙，惊恐之余随手举起身边的茶几抵挡，但无济于事，张超之利刃一挥，刘义隆五个指头齐刷刷被砍掉，张超之上前再补一刀，刘义隆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位创造了“元嘉之治”的皇帝就这样一命呜呼。徐湛之见状向外狂奔，被蜂拥而入的士兵乱刀砍死。
宫中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正在尚书省值班的江湛听到外面一片嘈杂之声，心里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叹道：“不听王僧绰的话，以至于此。”他躲在小屋里以求避难，但很快被搜出杀掉。
刘劭一直忌恨的潘淑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他派兵进入后宫将潘淑妃杀掉，并命人将潘淑妃剖开胸膛，挖出心来，看看是正还是歪。他的手下揣摩上意，回报说是歪的，刘劭心满意足道：“奸佞之人的心，当然是歪的。”
刘劭总算给自己的母亲报了仇，这位潘淑妃实在可怜，如果没有她通风报信，哪里会有今天的局面，她不但害死了最为宠爱她的皇帝老公刘义隆，也让自己成为刀下之鬼。
刘濬此时身在西州，就是建康城的西边，他对京城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他自己王府的人赶来通报，说是太子谋反，宫里乱成了一团，但不知是真是假。
刘濬知道自己的大哥动手了，假装很吃惊的样子，问左右应该怎么办。有的说，应该驻守石头城，静观其变；有的说，应该立即行动解救皇上。刘濬当然不会坏了大哥的好事，他带着一千多人前往石头城。南平王刘铄此时驻守在石头城，也有一千多兵马，两人合兵一处。
刘濬到了石头城不久，刘劭派的使者拍马赶到，此人便是杀害他们父皇的张超之。刘濬屏退众人后，张超之将前后一一说来，刘濬得知经过后，立即下令进城投奔刘劭，他的手下大多不同意这样做，觉得这样无异于助纣为虐，刘濬却不为所动，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他期盼已久的。他大声说道：“皇太子有令，谁再多说，定斩不饶！”
刘劭见到自己的二弟后，首先告诉他，他的母亲潘淑妃被乱兵所杀，这显然是在说假话，他原本以为刘濬定然悲戚，但刘濬居然来了这样一句：“正合我意。”想必这话让刘劭也惊了，没想到二弟比自己还残酷无情，亲妈被杀了，居然还拍手称快。
刘劭随即宣布即位，他下诏称：“徐湛之、江湛二人谋反，弑杀父王，我率部入宫，但为时已晚，感到五内俱焚，肝肠寸断。所幸元凶已经伏法。现在我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太初。”
自古以来，胜者王败者寇，作为胜利者的刘劭，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不容易坐上龙椅的刘劭，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父皇刘义隆的后事，他先是将老爸的遗体搬到太极前殿，宣布三天后进行大殓。出人意料的是，刘劭以身体不适为由没有出席大殓仪式，这显然不合礼仪，他的病应该是装的，大概是因不敢面对被自己杀害的父亲。直到举行正式葬礼时，刘劭才露脸，这次他表现得很“卖力”，在太极前殿上哭得死去活来，在王公朝臣面前“秀”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刘劭下诏将宋文帝刘义隆葬于长宁陵，谥号为中宗景皇帝，应该是下面官员迎合刘劭，给了刘义隆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谥号。后来的孝武帝刘骏继位后，改宋文帝刘义隆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是时候给宋文帝刘义隆盖棺定论了！
他的一生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就像抛物线一样，到了一个峰值后急剧下坠。作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他本来没有希望继承大统，但徐羡之、傅亮等人将他大哥、二哥杀掉，让刘义隆捡了个大便宜，他登基后励精图治，将老爸刘裕留下的基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使得刘宋王朝成为当时南北朝时期最为强盛的国家。但是，北伐的接连失败，使得元嘉盛世半路夭折，刘宋王朝自此走上了下坡路，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结局。
作为皇帝，他取得了还算不错的业绩；作为父亲，却是彻头彻底的失败，最后死于两个儿子之手。
刘义隆落得如此下场，说到底也怪不得别人，刘劭的阴谋最终能得逞，最大功臣恰恰就是他自己。为了利用太子对抗宗室力量，刘义隆为东宫配备了极为强大的卫队，与禁军不相上下，刘义隆最后正是死于这些人之手。
更为关键的是，刘义隆在发现刘劭图谋不轨后，没有当机立断，犹犹豫豫，久拖不决，丧失了处置危机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且在此期间，刘义隆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居然将废黜太子、诛杀刘濬之事告诉潘淑妃，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犯下如此无厘头的错误，实在不能用“百密难免一疏”来当作托辞，完全是昏了头，就这样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末路。
刘劭所制造的弑父惨案，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结束，而是刘宋王朝内部互相残杀的开始。
刘宋王朝从开始便被涂抹上血腥的色彩，刘裕为了成功篡位，诛杀了大量的东晋宗室和异己大臣，特别是在他禅代登基后，没有放过手无寸铁的东晋废帝，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接着，被委以重任的徐羡之、傅亮等顾命大臣，在刘裕尸骨未寒时杀掉了宋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开启了刘宋王朝大臣杀皇帝的先河。刘义隆上台后，杀掉拥立他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他的太子刘劭却成为了刘宋王朝明目张胆弑杀父皇的第一人，从此以后，刘宋王朝皇族内部杀来杀去，再没有消停过，以至于江南有首很流行的歌谣唱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猜忌和杀戮成为了刘宋王朝的主题词。
隋唐时的虞世南这样评价宋文帝刘义隆：“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沈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孽由自作，岂命也哉。”算是对一生大起大落刘义隆的总结陈词吧。